集体化，是马克思创立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二字，本身就是集体化公有制的同义词。马克思主义者带领人民群众造反起义，浴血奋斗，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目的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推行集体化和公有制，让人们过上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生活。
然而，实践好像给我们的“主义”唱对台戏。经过多年的社会实践，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化几乎都变成了僵化、腐化和落后化的代名词，效率低下，人心怨愤，特权横行，政府掠夺，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经常陷入无边无际的困境，动辄爆发大规模的大饥荒，使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人民活活饿死。
于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有识之士开始研究集体化的弊端，对处于神圣而不可动摇的真理地位的集体化予以大胆地怀疑，大胆地否定，大胆地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对集体化大体上有三次大胆地否定和改革，每一次都伴随着惊心动魄的斗争经历，显示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的超凡的智慧和勇气。
第一次，是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对集体化的否定和改革。1953年左右，铁托集团就发现了斯大林模式农业集体化的种种弊端。他不像中国，此时正在推行“三大改造”，消灭私人资本和个体经济，而是大力扶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个体经济。53年就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道路，开始解散农业合作社。南斯拉夫的农村几乎成了个体经济自由竞争的汪洋大海。
铁托集团公开说，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贫困的道路”，主张把农业发展“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在解散大批农业合作社（中国此时正在大力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同时，从53年开始便陆续颁布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发展。
60多年前南斯拉夫铁托废除集体化之坚决彻底，实行自由竞争的私有化之大胆突破，令21世纪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大为震惊，自叹弗如。
由于铁托废除集体化的改革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公然挑战，自然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打压，不仅在舆论上指斥其为修正主义、马列叛徒，在政治上将其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且一度准备派兵消灭铁托集团。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求助于美国，和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于是又被戴了一顶黑帽——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中国随着阶级斗争的升温，对南斯拉夫由朋友变为敌人，在1963年中苏大论战的“九评”中，就有一评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吗？》，本意是批判赫鲁晓夫，却对南斯拉夫否定集体化，解散合作社，大力推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在中国理论家的笔下，南斯拉夫竟然成了群魔乱舞暗无天日的黑社会了！
然而事实是，南斯拉夫经过废除集体化的一系列的改革，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大幅提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遥遥领先。
第二次，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对集体化的否定。
中国的集体化，应当从1953年算起。就在这一年，正当南斯拉夫彻底否定集体化，大力砍掉农业合作社的时候，中国农业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大力推行农业合作化，掀起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高潮。期间虽然有人反对或主张慢一些，稳妥一些，毛泽东不为所动，嘲笑着“小脚女人”，批判着右倾保守，强力推行集体化。而且他认为，集体化程度越高，生产力水平就越高，离共产主义就越近。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将集体化运动推向高峰。那时有个口号是：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组织军事化。农民们吃饭是集体食堂，干活是大兵团作战，到处是人山人海、轰轰烈烈的景象。为了使集体化程度更高，多数地方开始“穷过渡”，实行供给制，小社并大社，大社并更大社，有的地方竟以县为核算单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然而这种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集体化试验，很快就垮了下来，大跃进变成了大倒退，一大二公变成了一穷二空，全国各地爆发了大饥荒，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毛泽东和党中央赶紧大力纠左，下令后退：解散公共食堂，停止大跃进口号，以县为核算单位退到以公社为单位，由公社退到大队，由大队退到小队（生产队），此时毛泽东紧急叫停，不能再退。再制定《农业六十条》，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种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小集体”，又磕磕绊绊运行了近18年 ！
可以说，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本身就说明集体化程度越高，带来的灾难就越大；高度的集体化必然导致高度的失败。后来一路撤退，不断调整，本身就是对高度集体化的基本否定。
退到生产队以后，有人（主要是刘少奇）根据农民呼声主张再退，退到一家一户种地，是为“包产到户”。但是毛泽东不同意。他认为，“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这就是集体化，就是社会主义，有条件再往大集体过渡；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就是资本主义，就会导致两极分化，使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两种意见发生冲突，当然是毛泽东的占上风，主张包产到户的刘邓、邓子恢、陈云、田家英等人被打成“右倾”，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小型集体化模式，当然要比大跃进的大集体化具有可行性，农民暂时能接受。一家一户做饭，跟上集体搞生产，再从生产队里拿分配，说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实际上还是“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头几年农民还有积极性，生产略有发展，几年以后，这种集体化就暴露出严重弊端：农民劳动消极，生产效率低下，干部多吃多占，粮油产量长期徘徊不前，农民生活常年困苦不堪，吃不饱，也饿不死；穿不暖，也冻不倒。当时有不少生产队是“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1978年，国内人均粮食占有量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人均棉、油占有量则低于1957年的水平。全国农民年人均收入50元左右，一个农民辛苦干一天挣不下两毛钱。一到青黄不接，大量农民外出逃荒要饭。中国著名的两个县：河南兰考、安徽凤阳在70年代每年都有大量逃荒的在外流动。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时在凤阳某大队任党支部书记，一个头疼的工作，就是要不断为外出逃荒的农民开证明信。中国农村的集体化如同老牛拉破车，逐渐走入绝境；亿万农民对所谓的社会主义集体化早已丧失了信心。现在李总理抚今追昔，经常以自己的深切体会说到，一定要坚持改革，绝不走回头路！
1978年，安徽小岗村偷偷按指印包产到户，第二年粮食就获得丰收，这生动的实践清晰地说明，搞农业集体化不如个体化。紧接着安徽和四川在地方党政干部的推动下，大面积推行包产到户。其他几个省的一些地方也效法安徽四川，悄悄推行包产到户，取得了显著效果。这可以算是对几十年集体化的初步否定。
正当一些地方包产到户的春潮破冰前行，大受农民欢迎的时候，反对包产到户的极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那些受毛主席多年教育的大小干部脑子里大都有根深蒂固的思想：社会主义就是集体化，一家一户种地怎么叫社会主义？他们不满地说：“难道集体不如单干？集体化、公社化不灵了？难道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白干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规定，不许包产到户；1980年中央召开会议，几位主要领导，包括华国锋、汪东兴、李先念、王任重等人，都反对搞包产到户；与会的省委书记，绝大多数都反对包产到户；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连续发表文章，不许搞包产到户；一些基层干部更是挥舞“资本主义”大棒阻止农民包产到户。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在这关键时候，邓小平和陈云出面大力支持，加上万里等同志的大力推动，包产到户才在全国逐步推广开来。此后中央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才使农民欢迎、干部畏惧、被批判了几十年的包产到户政策，终于成了合法的事物而大行其道，至今35年而长盛不衰。
这可以看做是对集体化的基本否定。
然而我们的政治具有不说真话的虚伪性，或者叫理论和实际的脱节性。包产到户明明是分田单干，好心的政治家为了避讳，便称其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不叫单干；明明生产队这个集体，在包产到户以后全部成了空架子，集体经济几乎是零，农民戏称: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我们的政治家偏要说“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中央文件的这种解释显然是和实际相脱节的，你到农村走一走看一看，就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叫做理论上的集体化，实际上的个体化；或者叫“打左灯，向右拐”。
虚伪也罢，误解也罢，集体也罢，个体也罢，反正农民承包的土地完全由自己做主，完全由个人耕作，种什么做什么无人干涉，而且50年不变。过去的生产队现在变成了“生产小组”，这个代表集体经济的“小组”连一片瓦一根针也没有。一个小组只有一个干部叫小组长，这个小组长只顾种自己的地，办自己的事，小组里几十户一百多口人的生产生活搞得怎么样，他可以一下也不管，农民也不需要他管。每到春耕夏播秋收，时不待人的节令就像一只巨大的魔手，把无数的农民拽到了田野，一阵机器轰鸣，一阵牛马奔腾，紧张的农活刹那间就结束了，田野里经常归于平静。而农民家里早已是大囤满小囤流，粮食三五年也吃不完（这种生产方式使农村腾出了大量的劳动力，可以短期或常年在外打工）现在种地什么也不交，国家还有补贴，原来的什么“承包”“责任”早已失去了本义，但人们 仍然习惯叫“承包田”“责任田”。放眼望去，整个农村是一片小生产的汪洋大海。“集体化”早已成了遥远的苦涩的记忆。
第三次，是前苏联上世纪80年代末对集体化的否定。
苏联是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发源地。斯大林模式，即公有制、集体化加计划经济，几乎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化模式。1953年东欧出了个社会主义叛徒，即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极力否定集体化，大力解散农业合作社，遭到斯大林大张挞伐，后来却受到赫鲁晓夫的肯定。这就说明，南斯拉夫的改革符合赫鲁晓夫的改革思路，赫鲁晓夫可能对斯大林的集体化模式有所触动，有所改革，农村里允许部分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农业集体化肯定依然存在。毛泽东在1962年批评支持包产到户的邓子恢时就说：包产到户已经实行几千年了，还要实行吗？赫鲁晓夫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庄呢！
但是一向务实的赫鲁晓夫肯定对集体农庄的弊端有所省察，也肯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苏联解体后，前苏共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说过：“赫鲁晓夫继承了一份可怕的遗产，1953年初，专制制度的狂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千百万人还关在劳动集中营和监狱里。”“农村过着赤贫生活，每天晚上集体农庄的作业队长总是沿着村里的街道一户一户地给派明天的任务。他的这种派工也是吃力不讨好，因为那些由于繁忙家务变得凶狠的婆娘们都给做着嘲弄的手势。而留在农村的男子汉则一边骂娘，一边诅咒为工分、为工作日去干活。”“儿童们提着粗布袋在收割过的布满麦茬的地里捡掉下来的麦穗。”“20世纪中叶，俄罗斯农村成了国家农奴制农村，而且国家从农民那里夺去了除空气外所有年代东西。”这位苏联宣传部长对苏联50年代农村集体化生动的描写，贫穷、落后、懒散、怨恨，和同时期南斯拉夫农业集体化的弊端如出一辙，也正是中国六七十年代农村人民公社集体化生活的写照。也可以看作是斯大林集体化的否定，虽然这种否定是“马后炮”。
赫鲁晓夫对苏联的集体化进行改革的同时，对南斯拉夫的农业改革表示赞赏和支持，自然在情理之中。赫鲁晓夫在1964年去世，此后勃列日涅夫及其后任的20多年间，赫鲁晓夫的改革被废弃，斯大林模式依然如故。
80年代戈尔巴乔夫当政时，又延续了赫鲁晓夫的改革，集体化逐渐松动，私有化有所抬头。在民主化、公开性、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推动下，被压抑70多年的要求自由种植的广大农民纷纷要求分田单干，土地私有。80年代中期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土地私有化。
1988年，苏联《十月》杂志在2月号发表署名文章，对30年代由斯大林推行的苏联农业集体化做出了近乎全面的否定，指责这种集体化“导致了经济、人力的巨大损失，并给苏联今后的农业发展造成了恶劣影响”。作者是世界社会主义体制经济研究室的盖里·谢苗廖夫博士。他在文中详细披露了至今尚未公开过的斯大林有关农业集体化的论文、演讲以及布哈林、李可夫等当时的领袖人物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同时，他依据农业统计的结果，论证了否定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而在苏联国内如此详尽而又旗帜鲜明地否定农业集体化的举动尚无先例。谢苗廖夫还强烈地批评了斯大林领导的集体化脱离了列宁的互助组形式，严厉地指责了斯大林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做法。
权威杂志发表权威专家关于否定农业集体化的论文，一定代表了亿万农民的呼声，也受到中央高层的认可。可以看作是苏联政府对农业集体化正式的公开的否定。而此时，中国实际上否定集体化已经近10年，而南斯拉夫否定集体化已经35年！
社会主义国家对农业集体化先后三次否定和批判，说明这种被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宣传得十分高妙的农业集体化，实际上是束缚生产力、桎梏人身自由、脱离实际、违背人情、给人们带来贫穷落后的乌托邦闹剧，早已进入了进退失据的死胡同。要想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要想让人民自由发展，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对这种乌托邦式集体化予以大胆否定，大胆改革。而且是早否定，早进步；早改革，早发展。安徽人民对包产到户的顺口溜就是：早包早富，晚包晚富，不包不富。
三次大否定同时也说明，几千年来自然形成的以家庭为主体的独立生活、个体经营和自由竞争，是不可更改的符合生活规律、顺应人情世道的生产生活方式，谁要改变这种方式，就会给人们带来灾难。而所谓“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正是个体自由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不仅不应当予以批判和取消，而应当予以鼓励和支持。
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反复强势宣传，集体化如何先进如何优越，如何是人类幸福的必由之路，使无数急于摆脱贫穷、追求富裕的广大农民深信不疑，集体盲从；加上不少地方用专制手段，挥舞资本主义大棒裹挟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谁搞单干就要受到强烈的打压，所以几乎所有的集体化都带有专制强迫的色彩，入社要强迫，在社里劳动更要受到强迫。（有识之士称为“农奴制”“监牢制”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这种脱离实际、效率低下的生产组织能维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但是一旦专制的枷锁被打碎，人民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力，便无一例外地选择抛弃集体化，情愿个体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改革能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是经济生产自由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