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对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一生最大的悲剧。作为一国最高领袖，不仅遭受了旷古罕见的奇耻大辱，而且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十多年外敌入侵、两党内战、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最终丢掉了大陆江山。
在检讨自己的失误的时候，蒋介石认为，是“西安事变”让我们采取了“溶共政策，使中共坐大，从而使大陆沦陷”。最后从大陆撤退的时候，竟然对执行任务的特务头子说，以前我们对中共过于宽大，杀人太少，使他们发展壮大，来杀我们，才造成今天的局面!因而下令将重庆中美合作所里的共党政治犯统统杀死，更将“西安事变”的发起人杨虎城一家人统统秘密处死!
蒋介石的检讨太过肤浅，太过冷酷，于事无补，于己不利。别的不说，单就“西安事变”来说，蒋介石就有很多严重失误。先从“西安事变”发生的时间上，看看蒋介石的失误在何处。
那么，“西安事变”为什么发生于12月12日呢?
流行广泛的材料是这样说的。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准备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南京政府一批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等陆续到达西安。从6日起，蒋介石依次召见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而张学良、杨虎城居然被排除在外，致使二人产生疑惧。
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邵力子，秘嘱其让《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等取代的消息。蒋介石的秘嘱如下：
“力子主席兄勋鉴：可秘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的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
当张、杨获悉《大公报》将要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消息时，即进行紧急密商，决定12日晨对蒋实行“兵谏”。
这则流行广泛的材料，说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导火索，是蒋介石秘嘱邵力子，在《大公报》上刊登剥夺张、杨兵权的消息，逼使张、杨二人在危难之际发动兵变。但总让人难以理解：蒋介石为何要在《大公报》上限定范围内发表此消息?为何不让中央社发表，也不让西安各报发表此消息?似乎是蒋介石暗藏玄机，深谋远虑，其实是莫名其妙，弄巧成拙。
还有一则材料，更为清晰地说明张学良为什么要在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度来到西安，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接踵而来。他只带少数随员、宪兵、特务，坐镇临潼，硬逼着张学良、杨虎城向陕北进兵。蒋介石向二人摊牌：要么进攻红军，要么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十七路军调往河南、安徽。这两条路都是张、杨根本不能接受的。
12月7日下午，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到华清池向蒋介石再三苦谏，希望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却说：“我既定的计划，有人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变更!”当晚，张学良告诉杨虎城：“‘苦谏’失败，惟‘兵谏’而已。”于是，“兵谏”的决策在12月8日就大致确定了。
12月10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正式通过第六次“围剿”计划(和南方的五次“围剿”相连)，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同时，张、杨又接到消息：蓝衣社特务和警察一起，已拟定了一份他们部队中参加和同情共产党分子的黑名单，一旦总动员令颁发，就立即予以逮捕。
12月11日晚上，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席间，蒋介石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军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就在此时，西安火车站上的中央军万耀煌部第十三师，正式进驻咸阳。局势千钧一发。更要命的是，蒋介石预定第二天，即12月12日返回南京。而蒋介石一旦返回南京，所有重大人事安排便已经板上钉钉，无可更易。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和杨虎城才终于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发动了兵变，于12月12日凌晨，用武力扣押了在临潼华清池休息的蒋介石……
上述两则材料，都是叙述和介绍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成因和过程的，主要情节一致，但具体细节却大不相同。第一则材料中，蒋介石秘嘱邵力子，在《大公报》上刊登新的“剿共”长官名单，就令人可疑：蒋介石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不让中央社和西安报纸发表此消息?只限定在小范围扩散而不让大范围传播，是何目的?蒋介石接见东北军、西北军师长以上军官，为何要排除最高长官张学良、杨虎城因而激化矛盾?这神秘的消息是如何被张、杨提前获知的?
由于疑问太多，故笔者认为可以排除，而愿意相信第二则材料。这则材料情节贯通，语气紧凑，环环相扣，故可信度较大一些。一个最主要的关键情节就是，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宣布，由蒋鼎文、卫立煌或陈诚取代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地位，由中央军进行“剿共”。而不愿“剿共”的张、杨就要离开大西北老根据地，调到遥远不可知的安徽、福建了!于是张、杨二人铤而走险，发动了兵变。
这里，首先是张、杨二人的问题。杨虎城一直不想剿共，多年来一直和共军有联系。张学良起初志愿剿共，在吃了几次败仗、丢了两个主力师之后，才和中共拉起了关系，在物资和金钱上大力资助中共。他们还企图让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三位一体，依靠苏俄的支持，建立以张学良为首的“西北联合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而一旦蒋介石将他们撤换，将其调到福建安徽，那一切谋划都将化为泡影。所以，张、杨发动兵变，实际上是自己分裂阴谋遭到破产、自己的地方军事实力将遭到毁弃的时候，破釜沉舟发动的兵变。
但是张、杨称自己的行动为“兵谏”，即以武力进行“劝谏”，用枪炮刺刀胁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但是张学良等忽略了兵变可能会产生的两个严重后果：
一、兵谏不成，就要杀掉蒋介石，必然引发内战。张学良当自忖：蒋介石一死，南京政府肯定不会善罢罢休;当南京政府以举国兵力来讨伐你这“三位一体”的时候，你能抵挡得了吗?抵挡不了，整个陕北和西安必然玉石俱焚，你张学良往哪儿去?
二、在武力胁迫下，蒋介石可能为自保，很不情愿地暂时答应你提出的条件。但你还必须尊蒋为领袖，必须释放蒋;而蒋介石一旦回到南京，必然翻脸不认账，推翻在西安做出的一切承诺。那你舍生忘死惊天动地搞的一场“兵谏”还有什么意义?
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考虑成熟，没有给自己备下后路，就冒冒失失孤注一掷发动兵变，结果给自己带来了悲剧!
但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后也有不少重大失误，发人深省。后人对此很少予以总结，故笔者斗胆予以剖析，以为政治家镜鉴。
为将之道，在于用人;用人之道，在于识人。而蒋介石对手下大将张学良和杨虎城却十分隔膜，在事变前的人事安排就十分欠妥。张杨二人不想“剿共”，就不让他们剿共。为什么让他们剿共呢?既然你通过各种渠道，已经了解到张杨同情、支持中共，他们的手下有不少人原本就是共党，你让他们如何“剿共”呢?况且，张杨部队从上到下有一种观点：剿共，就是蒋介石的“借刀杀人”之计，即利用中共消灭异己的杂牌部队。蒋介石既然以为剿共重要，在了解这些情况后，为何不把此等重要任务交给中央军，而非要交给“杂牌军”呢?张杨二人口口声声要抗日，那就遂其所愿，把他们调到华北抗日前线，命令杨虎城西北军收复长城、热河，命令张学良东北军去收复东北，让他们践行诺言，施展抱负。这不就让他们各得其所，无话可说了吗?为什么要把他们调往安徽、福建呢?而且口气那样蛮横，“手枪把我打死，我也要坚持既定方案!”既不能知人善任，又不能做思想工作，而是以势压人，这不是制造矛盾，自讨苦吃吗?
蒋介石应当明白，国民党虽然一直坚持“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政策，但这个政策一直未被普遍接受，反而受到异党的猛烈抨击，各种异党、异见和民间报纸如雨后春笋不断冒出(据说民国时期的民间报纸就有1000多份)，自己的个人崇拜的绝对权威远未树起;表面归顺中央、支持统一的地方军阀，一个个心怀异志，阳奉阴违。自己来到军阀割据、战乱纷争之地，一定要小心谨慎，随机应变。在洛阳和临潼，面对张学良的“苦谏”(也称“哭谏”)，自己就应当警惕，应当花一些功夫，深入细致打通张学良的思想，打不通就要采取一定措施，让张群、宋美龄等人来做工作。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有贬低或排斥张、杨的举动，更不能厉声呵斥，武断压人，从而激化矛盾，把事情办糟。
张学良之所以敢于以下犯上，逮捕最高领袖蒋介石，除了要拼命保护自己的地位、保存自己的势力不受侵犯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资本”——自以为站在政治的制高点上：顺从民意，为了抗日!
“西安事变”前的1935年、1936年，正是中国各地的抗日怒潮汹涌澎湃之时。国民党政府为迟滞日寇进攻而签订的《塘沽协定》被怒斥为“丧权辱国”“投降卖国”的行为。北京、南京、西安等地的大学生，纷纷停课、罢课，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抗议政府的卖国行径，要求政府立即抗日，发布对日宣战声明。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中共也一度响应此口号)，意谓只有反蒋，才能抗日，要想抗日，必须反蒋。在国人眼中，蒋介石竟然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样，都是应当被打倒的敌寇。有的爱国志士，竟然剖腹明志，以自杀方式抗议政府的“卖国”行径，逼迫蒋介石抗日。就在“西安事变”的前夕，西安的大学生游行示威，群情激愤，要求到蒋介石下榻处，强烈要求蒋介石抗日。张学良面对这些爱国学生，慷慨陈词，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表示一定要面见委员长，冒死劝谏——于是他才有了底气，才敢对蒋介石下了手;于是在南京军事法庭上才高喊自己是“爱国”的，是“爱护”委员长的!
所有这些，都是由于蒋介石政治宣传和政治策略的严重失误造成的。
众所周知，蒋介石一直是坚持抗日救国的，他从来没有勾结日寇，献媚日寇，投降卖国。“九一八事变”导致东北沦陷，对此最心疼的、对日寇最痛恨的，莫过于一国之主蒋介石。后来的一系列抗日战役，如上海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南京保卫战、长沙保卫战等等，都是蒋介石直接决策和指挥的。抗战爆发、上海失陷后，日本政府携得胜之威，向蒋介石提出7条比较温和的“和平”主张，蒋介石只要答应，日军即停止进攻，竟遭到蒋介石的一口回绝。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因为畏敌如虎，不战而逃，使济南沦陷，蒋介石一怒之下将其枪毙。他的老搭档汪精卫投靠日本当了汉奸，蒋介石恨之入骨，多次派人刺杀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工兵扒开埋葬于南京的汪精卫的坟墓，用炸药将其炸得粉碎，可见蒋介石对投日的汉奸何等仇恨，同时也证明蒋介石的抗日决心是何等坚定!
抗战爆发前，或者说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经做了大量的抗战设计和部署;抗战开始后，一直到抗战结束，蒋介石一直在为抗战积极筹划，殚精竭虑。“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如此血腥恐怖的震慑，蒋介石一直不屈不挠，决不投降。抗战坚持8年，最终取得胜利，国共两党的功臣良将不可胜数，蒋介石应推首功。然而为什么“西安事变”前普遍被人骂为“消极抗日，投降卖国”?为什么抗战胜利几十年后，我们仍然一直给蒋介石扣着“不愿抗日，消极抗日，丧权辱国，投降卖国”的帽子?
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我们将蒋介石和汪精卫是一样看待的，他们都是勾结日寇的汉奸卖国贼。后来改革开放了，我们对蒋、汪有所区别，但蒋介石“投降卖国”的阴影依然去不掉。后来他抗日，那是“西安事变”逼迫的结果。在“西安事变”前，他就是害怕日寇，丧权辱国。有当时大量青年学生的强烈抗议为证，有许多仁人志士对蒋介石的尖刻批评为证，有南京政府签订的《塘沽协定》为证，有抗日志士剖腹自杀为证，有“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青年学生的慷慨陈词为证……
一个对日寇无比仇恨，一心坚决抗日、誓死抗日、始终抗日的领袖，竟然被很多人一直认为是投降派、亲日派、卖国派!
蒋介石的严重失误就在于此。你既然是抗日的，既然有了一定的抗战设计，为什么不让全国人民知道呢?你在“九一八事变”后没有组织大规模反击，对日本制造的“华北事变”采取忍让态度，甚至签订了吃亏的《塘沽协定》，目的是为了尽量拖延和日本全面开战的时间，是为了迟滞敌人的进攻，以使自己有更长的时间做好抗战准备工作。如果刺激日本提前发动进攻，中国作为弱国就会由于准备不足而导致更大的损失。这种观点符合国情实际，很有道理啊，为何不通过各种渠道，做好宣传工作，使举国人人皆知?为何你的抗日决心和抗战设计，只能从《蒋介石日记》上和个别资料上看到，从公开的报纸和内部的文件上却看不到呢?
当然，从现存的资料看，蒋介石之所以不公开自己的抗战主张、抗战设计和抗战部署，目的是为了避免刺激日本提前发动全面进攻。但是，如果怕这种宣传广为扩散，刺激日本，你可以内部传达，层层下达，至少让大学校长、大学教授都知道吧?如果再缩小范围，至少应当让张学良、杨虎城、续范亭等一类将军知道吧?当时全国几乎一盘散沙，做好统一的思想工作十分困难，但你至少应当让中央大员、封疆大吏、大学校长、爱国志士和中央“保持一致”吧?
遗憾的是，蒋介石尽管威望甚高，全国抗日领袖非他莫属，但是其宣传工作做得太差了，舆论掌控能力太低了!(这一点，他确实应当向中共学习)如此关乎国家命运的抗战大计，竟然连张学良、杨虎城一类大员也蒙在鼓里!竟然让续范亭这样的爱国将领也不予释怀!
这里，专意说说续范亭。续范亭是具有诗人气质的爱国将领，曾任国民党军队少将旅长、中将参议。“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十分愤慨。1935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续范亭在会上提出抗战之策，被置之不理。在绝望心情下去拜谒中山陵，写了《哭陵》诗后，愤而剖腹自杀，欲以鲜血和生命激励国人抗日。诗曰：“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又有五言诗曰：“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续范亭在诗中竟然斥责蒋介石是“腼颜事仇敌”，要把抗日“民气摧残尽”!而且以死明志，痛恨敌寇、忠勇爱国之心惊动天下。蒋介石面对这样典范的仁人志士，应当立即召见，予以嘉勉，予以鼓励，然后将当前的危险局势和自己的抗战设计告知续先生，耐心地做通续先生的思想工作。续先生的激进思想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做通此一人的工作便可安抚天下人心，可以避免以后发生很多麻烦。
然而遗憾的是，蒋介石却没有这样做。在会议上没有做很好的解释，续范亭以死明志后又没有做妥善的安抚。于是，“爱国志士续范亭在中山陵剖腹自杀，抗议蒋介石的投降卖国”的惊天消息在全国不胫而走。和震撼全国的“一二九运动”一样，蒋介石又一次站在了舆论的对立面。续范亭在南京中央医院抢救的时候，张学良等人到医院看望，以示支持。续范亭后来到西安，成了杨虎城的幕僚。(续范亭后来加入中共队伍)一年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很可能与续范亭事件、一二九运动、西安学生运动有关，正是这些风起云涌的抗议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群众运动和典型事件，给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底气。
蒋介石还有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在“九一八事变”过后，没有对该事变进行深入的检讨和反省，从而厘清责任，阐明得失，为今后的抗日备战工作打下基础。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中日一战在所难免，敌强我弱是客观事实，东北处于抗日的最前沿。但是，既知如此，东北军那几年为何没有认真做好战备工作?东三省的几位军政长官为何都是亲日派和恐日派?关东军发动事变时，起初就是几十个、几百个士兵发动进攻，整个东北的日军就是一万多人，20多万的东北军真的就不敢抵抗吗?一抵抗就会导致全面战争爆发、使国家灭亡吗?当时的“不抵抗”命令究竟是谁下的?东北军撤退到锦州，南京政府多次命令抵抗，张学良却违令不战而退，导致东北彻底沦陷，难道不应当追究?到底是抵抗效果好，还是撤退效果好?对于东北的沦陷，谁应当负主要责任?日本吞并东北以后，对华北又虎视眈眈，现在我们应当如何做好抗日战备工作……
对于这一系列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蒋介石应当组织智囊人物和有关政要，反复予以讨论、澄清，分清是非，倡明得失，为今后指明方向。可是，蒋介石却没有这样做。对于“九一八”东北失陷，蒋介石没有宣布承担责任，引咎自责;也没有对张学良的责任予以追究和批判。张学良也没有在媒体和公开场合检讨自己的失误。这样，就使东北沦陷如此天大的责任，成了一本糊涂账;时间一长，这本糊涂账便全部扣到了蒋介石的头上!而“九一八事变”导致东北沦陷，蒋介石为什么不追究、不检讨、不反思，至今成了千古之谜!
现在有些人写抗战历史，写到“九一八事变”时，不敢再说“蒋介石下了不抵抗命令”了，因为张学良早已否认了这种说法，已经承认“不抵抗”命令是自己下的。现在又变换手法说，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指挥东北军不战而退，导致东北沦陷，总之责任还是在蒋介石头上。但若追究“九一八”的责任，他完全可以这样说：我在事变前是说过“攘外必先安内”，但“安内”主要是在南方的江西、两广，你们东北安什么内呢?你们的任务明显就是“攘外”，就是抵抗日本的侵略。我的“攘外安内”之策怎么会影响到你的抗日决心呢?你决策失误，错判形势，丢掉了东北，怎么能赖到我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呢?
总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这5年间，蒋介石一面“安内”(剿共和平息两广叛乱)，一面“攘外”，为抗日救国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他不会做思想教育和宣传工作，没有追究“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十分隔膜，和许多党派政要产生了矛盾。他的隐忍不发和大量抗战设计，居然没有被国人普遍认知，却被视为畏惧敌寇消极抗日的表现。面对国人的汹汹抗议，他也不予辩解。终使自己意外蒙受了“西安事变”的耻辱，陷入了人生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