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家观念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家”，只能放在“家国天下”的谱系之中来理解，而且它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华民族”又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不是只有一种，中原王朝与边疆王朝所建构的国家形态，一个侧重普世天下文明，另一个侧重多民族、多宗教的王权大一统。二者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国家观念和国家形态的二元性，这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之后的国家转型。

我还是第一次听我们历史系三位70后的代表集中讲授，他们都从各自角度来阐述了自己对国家的理解，非常精彩。我们这代学者如今已经成为“老同志”了，前几天另外一个会上一个年轻学者说：“老同志想的问题就是比较大。”这话的意思有赞有弹。我们这代学者就像五四一代一样，是开风气的一代，“但开风气不为师”，风气是我们开的，但学问的细部还是年轻一代做得好。

三位都是从本科一直到博士都在历史系，基本上思维、叙述、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历史叙事式的。但是我一直欣赏马克思所追求的一个风格，叫历史与逻辑的一致，顾颉刚先生、余英时先生、王汎森先生等我们非常敬佩的史学大家，他们的历史叙事背后有逻辑，有大历史观。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孟钟捷讨论的是德国历史中的国家观念与形态。对欧洲历史中的国家演化，有一个熟悉的说法，说欧洲近代的历史是从传统的帝国转化到现代的民族国家。甚至也用这样的二分法来套中国历史。考察近代中国是如何从传统的帝国转向现代民族国家。但孟钟捷的研究，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这样一种二分法未必是完全适用的。近代德国的国家形态，既是民族国家，又是帝国。帝国的传统镶嵌在民族国家的结构里面。帝国不是被克服、被超越的，而是内化到民族国家之中。帝国与民族国家的相互镶嵌，至少对于德国和中国一些近代国家来说，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德国的历史显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他者，而这个他者是一个具有相似性的他者，而不是一个像美国那样是一个如基辛格所说是“互为例外”的他者。我很希望孟钟捷的德国历史中的国家研究，能够挑战那套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转型的主流范式。

李磊和瞿骏的报告，一个从古代，另一个从近代叙述中国历史中的国家。这几年我也围绕着国家认同的问题，在研究与国家认同有关的天下、世界、地方和家族认同。国家观念一定要放在家国天下的系列里面，才能真正看得清楚。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面说“中国古代没有国家”，没有国家是指没有现在所说的nation state。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明确的主权、疆域和人口的民族国家。古代中国虽然是一个国家，却不是近代的民族国家，而是王朝国家。历史上的王朝经常更替，但有一个超越了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其不仅具有制度典章的政治连续性，更具有宗教语言礼乐风俗的文明一惯性，这一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就叫做“中国”。从地理概念而言，古代意义上的中国是指中央王朝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地域，包括直接治理的郡县，也包括那些间接统治的册封、羁縻、土司之地。在中国的疆域之外，那些朝贡藩属国，如历史上的越南、朝鲜、琉球、暹罗(泰国) 、缅甸、苏禄( 菲律宾) 等，虽然不属于中国，却是天下的一部分，通过朝贡体系参与到中国为核心的天下秩序之中。

然而，在现有中国版图之内的古代历史之中，在大部分时期不是只有一个王朝国家，而是有多个王朝政权。魏晋六朝和五代十国时期且不论，即使在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时期，在汉朝的北方有匈奴、鲜卑政权，与两宋王朝并存的，有辽夏金元。我们所熟悉的二十四史，是单线的、一元的正统王朝故事。但在今日的中国疆域之内，历史上各个时期除了正统王朝，还有众多并存的王朝，他们同样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只是常常被忽略、被遮蔽的一部分。历史上的中国，具有双重的内涵，从时间的延续性而言，中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但从地域空间的角度说，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多王朝、多个国家政权并存的空间复合体。在中国这个广袤的地理空间之中，始终存在着多民族、多地域、多种制度的王朝与政权。他们之间争夺的不仅是土地、人口和资源，更重要的是“中国”这个正统，谁占据了中原，谁就拥有中央王朝的地位，获得历史上的正统。正统之所以重要，乃是与天下有关。欧洲乃是列国体制，一个上帝，多个国家；但中国是天下大一统，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只有一个天下，而能够代表天下的，只有一个“奉天承运”的正统王朝。一个天下，多个王朝，因此，无论是魏晋六朝，还是五代十国，不同的王朝都要争夺天下之正统。

在古代中国人的“家国天下”之中，天下是最高的理想，不仅是适合华夏—汉民族的特殊价值，而是对包括华夏、蛮夷在内的全人类都普遍适用的普世价值。中国作为一个连续性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天下即代表普世的文明，但文明只是灵魂，它需要一个结构性的肉身，那就是“国”。这个“国”，是与文明共同体相重合的政治共同体“中国”，但这个“中国”，并非现在我们所说的有着明确主权、疆域和人民的近代民族国家，而是由前后相继、时而分裂、时而统一的一个个王朝国家所形成。古代中国人对抽象的“中国”之认同，乃是通过对某些具体代表“中国”的正统王朝的认同表现出来。

古代中国人的“中国认同”意味着什么？从“家国天下”之中可以看到，所谓的“中国”只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抽象的文明价值与典章制度，另一种是具体的正统王朝，所缺少的正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nation-state。近代意义上的nation，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着自然风俗习惯和宗教传统的民族，比如汉族、满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苗族、傣族等等，而是与state紧密相关的、与国家合二为一的民族，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一方面具有自然的历史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人为建构因素，与近代的国家同时出现和打造，因此nation在中文翻译上，可以翻译为民族，也可以翻译为国家或者人民，总而言之，近代意义上的nation，是一个整体性的人民—民族—国家共同体，这与只具有自然属性的传统民族是截然不同的。严格而言，古代中国人的所谓“中国认同”，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而只有文明的认同或者王朝的认同。

所谓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就是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近代的概念，其出现不早于晚清，最早是由杨度和梁启超提出来。中华民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就像美利坚民族一样，是与近代国家一起打造的国族(state-nation) 。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有可能出现在古代中国吗？显然不可能。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国族想象，只是“倒放电影”式的今人对古代的理解框架，是一个晚清之后被重新建构的、想象性的“民族虚体”，而非有实证依据的、有自觉意识的“民族实体”。虽然中华民族以华夏—汉民族为主体，但华夏—汉民族不等同于中华民族。古代中国有华夏—汉民族，却没有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费孝通先生将中华民族视为多元一体，这一经典性观点很有道理，“多元”意味着中华民族由汉、满、蒙、藏、回等多民族组成，所谓“一体”就是与近代民族国家具有同一性的中华民族，就像美利坚民族是由不同的种族、民族和族群所共同构成的那样。然而，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有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在古代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到了近代产生了民族意识之后，成为自为的民族，这一看法却有值得讨论的空间。我们不能将历史上的华夏—汉民族直接等同于中华民族，事实上在任何朝代里面，有具体的汉族、满族、藏族、蒙古族、苗族等存在，却不存在一个所谓中华民族的实体。不管其是否具有民族的本体自觉。

清朝建立了一个与现代中国版图基本吻合的多民族国家，其通过双重的治理体制和多元的宗教信仰，将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分而治之，并整合在同一个王朝秩序之中，但清朝并没有试图打造一个具有同一性的中华民族。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所觉悟的，只是汉民族的种族与文化意识，而不是中华民族的本体自觉，虽然汉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之间有着内在的历史文化脉络。真正的中华民族本体意识，作为主流的汉民族意识是重要的，作为支流的其他民族也同样是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是在多元性的民族意识之上，打造和建构一个与国家同一性有关的民族同一性，而这一政治的同一性，绝对不可与汉民族画上等号的。

古代中国是一个复线的中国。既有以中原为中心的汉族文明的中国，也有草原、森林和高原少数民族的中国。他们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一部上下五千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原与边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动的历史。其中有以夏变夷，也有以夷变夏。最后夷夏合流，到了晚清之后转型为近代的民族国家，并开始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国族整体。

在古代中国，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是通过文明的认同和王朝的认同实现的。姚大力教授指出：“宗庙社稷”，也就是一家一姓之王朝，是前近代的中国人国家认同观念最基本的核心。支撑着元初的宋遗民和清初明遗民的精神世界的，主要是王朝的认同，而不是种族认同。旅美的中国学者赵刚的研究也表明，在清代汉族士大夫讨论“华夏”与“汉人”的时候，发现他们对“汉人”的心态是平和乃至冷漠的，好像不是在谈论与自己同一族群的人群，而当他们谈及王朝的时候，其情绪却是格外的热烈，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特别对已故王朝的眷恋和忠诚，尤为如此。与中世纪的欧洲人一样，他们不在乎这个王朝是否是异族统治，真正在意的是其是否有良好的治理、是否体现了天下的文化秩序。

不过，王朝认同是表象，文明认同是内核，王朝认同是有条件的，文明认同是绝对的，在王朝认同的背后，是对其所代表的天下价值观的肯定。王朝只有代表了天下，才是一个在士大夫心目当中拥有合法性的正统王朝。

何谓正统，何谓合法性，在秦汉之后的历代王朝之中，是有微妙区别的。所谓正统，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以天下为中心的历时性解释，注重的是对中原文明的历史脉络传承，另一种是空间性的大一统，强调的是天下归一和疆土的开拓。天下与大一统，在儒家思想里面二者互相包容和镶嵌，天下是一套礼治的价值观和制度，所谓的春秋大一统，乃是统一于天下归一的周礼之中。而法家的大一统却抽去了儒家礼治的价值内涵，只剩下一统天下、富国强兵、提升国力、开拓疆土的政治内涵。《史记》中记载秦始皇“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议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在儒家那里，天下的理想包含了大一统，大一统之中有王道，但法家的大一统却未必有天下的文化情怀，唯有暴力征服的霸道。不过，自秦亡之后，汉武帝之后的历代王朝，大都儒法并用、外儒内法，因此其王朝的合法性背后有儒家的天下文化，也有法家的大一统政治。

从秦汉到元清，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大一统王朝，一种类型是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原王朝，如秦汉唐明，另一种是边疆民族所建立的征服性王朝，如辽金元清。虽然都是大一统，但汉族为皇帝的中原王朝的合法性背后有天下，以中原文明为中心，吸引四方内聚，形成华夏中心主义。而边疆民族当君主的征服性王朝虽然部分地为中原文明所同化，但其正统性更多地不是来自代表天下，而是开拓疆土、威震四方的国力。这两种类型的国家认同，都以王朝认同为表象，但其区别非常微妙。中原王朝以文明而自大，征服性王朝以国力强盛而自傲。自秦汉、盛唐到蒙元、大清，“天下中国”逐渐演变为“大一统中国”。

姚大力教授指出： 古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有两种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 一种是秦汉中原王朝的郡县制，另一种是蒙元和满清边疆帝国创造的多元宗教和双重治理体制。以往的中国历史，过于强调秦汉体制的正统性和重要性，但秦汉的郡县制，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中国，更无法解决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抗问题，倒是由边疆民族创造的、到清代成熟的多元宗教和双重治理体制，有效地解决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并存共生，并最终将农耕民族视野之外的广袤的边疆，从草原、戈壁到高原森林，统统列入了中国的版图。当然，这两种国家治理模式，没有严格的界限，清代的双重治理模式，个中包含了秦汉模式的郡县制，而对边疆民族的富有弹性的治理方式，也非自清代开始，分封、羁縻和土司制度，在汉唐就是中原王朝统治少数民族的成熟政策，只是其政策的有效半径多为南方的“蛮族”，而无法将更为彪悍的北方草原民族纳入长治久安的统治范围。而善于从历史中学习、又有与北方民族交往丰富经验的满清统治者，在郡县制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对汉民族与边疆民族分而治之的双重治理模式，一方面，通过拥有多元象征符号的王朝认同，保持国家的政治同一性，另一方面，又将多元治理作为王朝的长期国策，以此保持各民族宗教、文化和制度的多样性。以往的中原王朝在征服之初容许少数民族保有地方的自治性，但最终总是强求改土归流，希望达致一个政治和文化大一统的汉化中国。但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满清帝国，没有中原王朝汉化中国的野心，也不存满化中国的企图，它像19世纪的大英帝国那样，在各个不同的统治区域，打造一个忠诚于帝国的上层精英阶层，但在基层治理结构上保持各自的历史文化延续性。如此看拟松散的治理，反而让帝国的统治长治久安。而一味试图汉化、实现政治和文化大一统的中原王朝，也像近代的法国殖民当局那样，在所到之地，不顾当地的风土人情，迷信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全盘改造，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打造统一的帝国，反而激起各地的强烈反弹，最后难以逃脱大一统帝国分崩离析的宿命。

然而，建立在普世王权基础上的满清政权，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虽然它部分接受了中原的汉儒家文明，却由于自身的异族身份，无法将王朝的正统性与中原文明实现完全的同一，而双重宗教和双重治理体制又使得帝国始终缺乏一个与国家同一的文明及其制度。而一个强大的帝国的背后是需要有一个深刻的同一性文明的，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其背后是传播到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希腊文化，罗马帝国则是罗马法为中心的罗马文化，而近代的拿破仑帝国不仅将大陆法传播到整个欧洲，而且也带去了普世的启蒙文明。以往的汉唐中原王朝背后凭借的正是儒家汉文明。但多民族、多宗教的清王朝则稍逊风骚，它在国性认同上是多元的，也是暧昧的，因而“我们是谁”的同一性问题对清帝国来说，一直是挥之不去的隐患。汉文化的中国与大一统王朝的中国，这原先在中原王朝不成问题的“中国”认同，却在少数民族当政的清代，撕裂为两个“中国”之间的紧张。当帝国的王权统治还很强大的时候，这一问题不会浮出表面，到了晚清，当内忧外患的王朝危机日趋严重，汉文明中国与王朝中国之间的冲突与紧张便突出，在外来的族群性民族主义潮流推动下，清朝的合法性最后发生了动摇，到1911年延续了275 年的帝国寿终正寝，但清帝国留下的多民族、多宗教的“五族共主”的历史遗产，通过清帝逊位诏书的法律形式，转型为“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

说了这么多，乃是想证明，中国的国家观念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家”，只能放在“家国天下”的谱系之中来理解，而且它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华民族”又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不是只有一种，中原王朝与边疆王朝所建构的国家形态，一个侧重普世天下文明，另一个侧重多民族、多宗教的王权大一统。二者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国家观念和国家形态的二元性，这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之后的国家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