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对“秩序”的思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及其所裹挟的西方宗教的内在矛盾，西方现代文明所构造的秩序形态在本质上是失序的。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符号之一，“家国天下”的秩序安排深度关联于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通过重塑“家”“国”“天下”的内在结构与意义关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家国天下”的秩序格局焕发蓬勃生机。以“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为基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秩序精神呈现了“天人合一”“美美与共”“群己协调”等特点，从而为克服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之间的现代性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家国天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秩序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2023年,第10-11页）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对“秩序”的思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秩序”指向的是人类社会对于长治久安的追求、对于自身存在意义的思考，诸如宇宙秩序、社会秩序、心灵秩序等。“秩序”是伴随着“文明”起源与发展而生成的一个基础问题，其内涵包括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伟大的文明必然拥有恒久的秩序理想，或者说良好的秩序正是文明本身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的保障。由此可见，构建合理的“秩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前提。
在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家国天下”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符号之一，“家国天下”将精神文化与制度风俗相贯通，与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进行深度关联。质言之，在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中，人道本于天道，人之于社会、自然的意义内嵌于“万物一体”“理一分殊”的整体系统之内；而对于这个层层推扩、内外连接的同心圆结构及其秩序精神而言，“家国天下”无疑是核心内容。在“家国天下”的整全秩序之中，国家即是放大的家庭，个人即是凝敛的宇宙，以“德性”为枢纽，各系统之间互相映照、同气连枝，形成了一个大规模政治文明体。
随着古代宇宙观与君主制的瓦解，“家国天下”常被视为与封建专制相适应的思想遗迹，一度遭到冷落与否认。但十九世纪以来的志士仁人以“旧邦新命”为追求，其中就包含着重构中华文明家国天下的艰难探索。
在“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命题得到了深刻揭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习近平，2023年，第7页）中华文化的家国天下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契合性，这为我们对家国天下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可能。
以“家国天下”这一秩序结构的古今变化为线索，本文围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秩序精神这一主题展开研究，并将其置于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性秩序危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中，揭示“家国天下”之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意义、实践价值。
一、西方现代化与人类文明的秩序危机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兼具现代意识与文明复兴的使命。在马克思看来，“文明”是一个表征人类进步状态的历史性范畴，历史上存在着以不同的文化区域、国家、民族为载体的文明类型，故而文明都是以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而得以表现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8页）如果说人对于自然的改造是文明的真正起源，那么改造自然的实践中亦包含人的思想的展开。“文明”不仅是一种人类社群的构成类型，更是一种能够在特定时空中存在的精神与文化。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人类各大文明产生于久远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希腊、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遭遇了空前的秩序危机，诸如希腊城邦政治的腐败堕落以及先秦时代周天子失去权威之后的“礼崩乐坏”，促使人类发生了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精神飞跃。“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构筑了更具稳定性的心灵生活与历史意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变革，挽救了彼时人类社会的“失序”。（参见雅斯贝尔斯，第8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秩序重建”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关键命题。
在一些学者看来，公元1500年后，人类社会又有一股重建秩序的力量从西方内部涌出，自大西洋两岸延伸至全世界，引起了迄今为止仍在延续的历史性变动。（参见泰勒，第31-183页；波考克，第581-614页）这一历史性变动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化”。“现代化”描述了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历经了长期整体演进的历程，由此造成了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的系统性变革。（参见罗荣渠，第13页）与工业革命的物质改造相对应，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宗教革命即已开始探求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其中最有力量的新斯多葛派与加尔文派都希望将基督教道德作为文明社会的日常纪律。其后，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兴起，以解放个人、推崇理性为主旨的“启蒙筹划”成为了现代秩序重建的一个基本蓝图。[“启蒙筹划”一语为麦金太尔用以表示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以个体主义、理性主义为依据的道德生活安排。这一术语亦从侧面反映了近现代以西方为核心的人类秩序重建的基本路径。（参见麦金太尔，第79页）]
总体上看，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一种基于“理性化”与“工业化”而形成的制度安排在十五世纪以后的人类社会中扮演了“秩序重建”的主角，个人主义与民主政治乘势而起，人类获得了一种空前的乐观，自“轴心时代”以来人类的第二次“秩序重建”仿佛近在咫尺。然而，早在十九世纪，西方学者即已对“现代化”展开反省，比如马克斯·韦伯就以“牢笼”比喻人类即将承受的现代处境。（参见韦伯，2019年，第180页）二战前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秩序危机已十分严峻。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到来，有关现代性的乐观想象再度复活。然而，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启蒙主义与“历史终结论”的迷梦早已破产，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并没有出现，文明堕入了日益严重的无序状态。
诚如马克思所说，在西方所达成的现代化成就的背后，积压着殖民扩张、资本剥削等大量罪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1-404页）通过打造所谓的新“普世文明”，西方现代化将其构建“世界帝国”的贪欲描述为人类进步的必要雄心。与此相应，非西方的各大区域文明传统则被逐一消解乃至毁灭，精神与制度的层面沦为有待填充的“空地”，以便资本对其进行肆意开垦。（参见强世功，第48-59页）由此可见，以抽象人权以及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现代秩序设计，之所以无法从根本上提供人类社会生活的规范，原因不仅在于其本身缺乏普适性，更在于这种设计所包裹的“个体主义”“价值中立”等观念暗中服务于资本主义普世帝国的统治策略，即弱化西方以外区域的治理能力与文明主体性。此外，作为西方现代化的最大成果之一的个人主义，无法长期嵌合于任何秩序结构；没有约束的政治激情与民粹主义最终将与基督教的弥赛亚情结勾兑在一起，“反噬”制造了这一人类困局的新“普世帝国”：每一个人身处的婚姻、家庭、社群、国家，都将失去“文明”庇护，而在意义真空中遭到解构。[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将现代性的本质确定为主体性，并将笛卡尔视为主体性话语的开端，而康德则发展出了主体性话语的典型形态。以主体性为根据的现代性，包含着主客分裂所造成的冲突与不和。（参见哈贝马斯，第19-24页）]换言之，西方现代文明所推广的秩序形态，在本质上是失序的——即便是其自身的强权统治，也隐藏着内在爆破的危险。
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说，在封建专制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1页）。与日本明治维新不同，在西方现代化的“范本”面前，中国人从未试图通过殖民扩张等手段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因而，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与中国人民所秉持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义感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向来坚持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制度，但绝不接受近现代西方的霸权逻辑，这就决定了中华民族肩负着完成现代化以及矫正西方现代化所包含弊端的双重使命。统而言之，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必然建立在其自身的文明根脉之中，而不能以自毁文明的形式，卷入西方现代化所制造的以强权为中心的分配机制以及人类政治社会失序之中。
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家国天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着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困难境地，中国人逐渐认识到现代化是关乎救亡图存的头等大事。在近百年的持续变革之中，“家国天下”无疑成为了这场空前的中西对撞的核心地段。关于“家国天下”的经典表述，来自于先秦儒家的《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最终的愿景在于“止于至善”“平天下”，也就是天下之人均能各尽其职、各得其所。孟子亦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以个人的“修身”为枢纽，通过“修齐治平”的递进式努力，“家”“国”“天下”贯彻为一体，由内及外、层层推扩，构成了个人与群体、伦理与政治、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动态平衡。[众所周知，中华礼乐文明奠基于先秦时代，其最初的精神气质经由诸子百家对“三代”圣王史事、经典的重新诠释而得以充分展开。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者，无过于孔子删述六经，释礼归仁。通过将“仁”诠释为宇宙天地之道的生动内涵，孔子再次确立了“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的主动承担精神。以“天人”关系为基本关切的秩序思想最终导向了人伦与政治的高度联结，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家”亦随之出现：“家国天下”的思想观念与制度实践便是在这一前提下得以成形、发展的。]
与《大学》《孟子》所陈述的理想相对照，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家国天下”的制度安排与周秦之变有着深度关联。自西周宗法封建制确立之后，家族伦理衍生了政治秩序，权力的轻重多寡是由天子一家的亲疏远近所决定的。因而“家国天下”在先秦时期分别对应的是“卿大夫”“诸侯”“天子”为序列等级的封君体制。如王国维所说：“有制度、典礼，以治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是使有恩以相洽，有义以相分。”（《王国维全集》，第317页）质言之，统治集团自身即一家族之扩延，上下关系务必由“分”进行规定。此后，周天子的失势导致了全面的礼崩乐坏，自秦汉确立“大一统”格局后，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取代了封建宗法制，家国天下在郡县制国家中获得了新的形态。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先秦之“家国天下”为中国人在政治生活中奠定了“家”的本体意义，并在严格的等级序列之外留下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的平等意识，秦汉以后的“家国天下”，则延续了这两个基本特质，在制度变迁之中这一秩序结构得到了巩固与更新。概而言之，在“家国天下”的制度层面，“封建邦国”逐步演变为以庶民为本的“千家万户”，“天下”与“国”的关系亦表达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以唐宋之变为明确的分水岭，经过科举制的推助，“以天下为己任”已经变为士大夫阶层的共识，随着教化下移，促成了顾炎武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更具普遍性的担当精神。
然而，正如黄宗羲所说：“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而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见孙卫华，第17页）在君主专制的劫持下，“家国天下”的内核从“公天下”变为了“私天下”，“富者田连仟伯，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的现象在历代王朝均史不绝书。此外，“家国天下”中所包蕴的“超越精神”亦被君权扭曲为单向度的“愚忠”，严重抑制了中华民族的生机活力。尽管如此，家国天下精神始终是中国人的深层意识，正如青年毛泽东所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0页）“天下”“国家”“社会”如此清晰而自然地出现在毛泽东的表述中，可见新青年的革命热情与“家国天下”所象征的历史责任感产生了奇妙的融合，迸发了惊人的精神力量。当然，我们也可以由此推论，除了西方工业文明的严峻挑战，“家国天下”在主观理想与客观事实之间所存在的历史性张力，实际上也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关键内因。
为了挽救时局，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运动接连兴起，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进程。毛泽东曾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在这种承前启后的主动意识的指引之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当然也就内含了彻底激活包括“家国天下”在内的中华文明珍贵遗产的历史任务。由此，中国共产党对“家”“国”“天下”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
首先，在新文化运动中，专制主义之下的“家”被彻底批判。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即坚决支持反抗礼教、解放个人的“家庭革命”。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汇集着无数走出旧家庭、投身社会正义的革命者。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颁布了《婚姻法》，法律规定废除男尊女卑、强迫式的封建婚姻制度，确立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新的婚姻观念型塑了新的家庭模式，造就了一代“新人”，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其次，“家国同构”历来被视为传统中国的政治特色。但是，由于权责不清，“家国同构”极易造成化“私”为“公”的政治困局。[晚清统治者曾攻击维新派“保中国而不保大清”，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一家一姓凌驾于公义之上。（参见黄彰健，第1-67、124-378页）]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激活了“民本”思想，唤醒了人民的行动自发性，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由此开辟了“群众路线”与“人民战争”的伟大实践；同时，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最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新中国根据“求同存异”的方针引申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重返联合国、恢复常任理事国地位。在冷战格局中，毛泽东坚决顶住美苏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积极发展同亚非拉国家及西方国家的关系，坚定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反对霸权主义，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展示了一种超越冷战思维的天下意识。
从“家国天下”的整体规模上看，“五千多年连续不间断发展的历史，广土众民凝聚不散的大规模政治体，多元一体的一统秩序，是中国之为中国的标志”（张志强，第5页）。“广土众民”“多元一体”所指向的是以天下为视域的“大公”，在继承了中华文明的历史遗产的前提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土地改革，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困境中，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更可贵的是，新中国所希望实现的不仅是物质生活的人人平等，更包含着“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诗词集》，第90页）与“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同上，第52页）的理想，希望在政治生活中实现人格精神的完全平等。“家国天下”传统中所蕴含的两个重要原型：以天下为一个大家庭的平等互爱，以天下为一所大学校的化民成俗，都在新中国的精神面貌中得到了生动呈现。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作为“家国天下”关键因素的内外一体、德性平等仍然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家国天下”的文明传统一方面经受了革命与建设的全面洗礼，一方面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得以脱胎换骨，具有了全新的形态。
三、“家国天下”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秩序重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习近平，2023年，第6页）“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实践中实现的重大理论突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的光荣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同上，第5页）《周易》革卦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中国人认识到“革命”必须顺应人之向善的恒久诉求，强调把社会秩序由无序转变为有序。把天道的连续性与革命所内具的良善秩序要求摆在一起看，革命就是在同一的、连续的文明根脉中的返本开新。
新时代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更为强调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2023年，第5页）在这段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元素的总述中，习近平总书记精心提取的九个关键观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哲学、外交等领域，构成了兼备理想信念与历史事实的整体文明图景，而其所指向的关键性问题，则可以概括为：人应该在具体的政治世界、心灵世界、生活世界中建立何种秩序、追求何种理想。
在“家”的层面，新时代强调将尊重家庭、关爱家人作为构筑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石。相对而言，西方文明中的“家”亦有相关的伦理意义，却无法成为生活世界的关键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加隆达斯将家庭成员称为‘食橱伴侣’，克里特的厄庇米尼德斯则称其为‘食槽伴侣’。”（亚里士多德，第3页）]从早期希腊城邦到以基督教为内核的西方文明，“家”从未具备本体的意义而只是个人趋向公共政治或神圣世界的过渡性场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544页）家庭是人类社群的基础单位，中华文明尤为注重“家”的意义，将其视为生生不息的场所，通过“亲亲”为“仁爱”的普遍性奠定了情感基础。通过建设万千的小家去构建社会大家庭的和谐，以家风、家教促进党风、政风的优化，为社会进步、经济进步提供了德性土壤。
在“国”的层面，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凭借政教分离而塑造的“主权”观念以及“国家”“社会”二分的框架，中国共产党既强调在政治生活中坚持人人参与，又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着共同富裕。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在于个人始终无法在公共领域获得人民主体地位，且国家只被视为针对社会自治的不足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性手段。与此不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定位。”（习近平，2021年，第79页）全过程人民民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都充分体现了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精神。这是立足于中华文明的民本立场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的重要创新。正如马克思所说：“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00页）新时代深刻继承了“先富后教”的仁政思想，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天下”的层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提出“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习近平，2022年，第21页）中华文明将宇宙看作一个“天圆地方”的构造，所有人都在“普天之下”共同生活。因此，“天下”是中国人对于“世界”的传统称谓，“天下为公”表达了中华文明对于人类生活的美好愿景。新时代以来，中国努力促进世界各国在友好互动、互利互惠中不断加深交流，以互助共赢为引领，以“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为路径，积极引导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文明传统与现代化的交融中，新时代对“家”“国”“天下”的内在结构与意义关联的重塑包含三个要点。第一，“家”“国”“天下”在新时代的建设体现了环环相扣的整体思维。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并发展了以民本、仁政为支撑的“家国天下”的集体本位，主张寓个体于群体、以成人而成己。第二，“家”“国”“天下”在新时代的建设遵循了由内而外、由小及大的基础逻辑，所谓“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以一家一户的幸福生活而达成国家的总体发展，以国家的总体发展助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第三，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根据，“家”“国”“天下”在新时代的建设仍然没有离开“修身”这一前提。新时代强调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就要求党必须不忘初心、自我完善，在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概而言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家国天下”焕然一新，其原因就在于抓住了集体本位、由内及外与“修身”这三个核心，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中的家国天下观。
四、从“家国天下”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秩序精神
西方现代化自诩提供给世界的合理秩序，实际上包裹着基督教文明所固有的“双头鹰”式的内在矛盾：以启示与理性的二元分裂为前提，基督教自身呈现了信仰与科学、政治与宗教之间的深刻冲突。（参见卢梭，第149-150页）国际社会在这种内在矛盾的裹挟下，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西方文明疏散内部张力的“泄洪区”，始终无法为人类生活构建一套具备普遍认同的秩序原则。
与此相比，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本有的生命力，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华文明的愿景实现找到了实在的秩序支撑，而这正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秩序重建仍然围绕“家国天下”展开并能够取得重大成果的关键所在。考诸历史，人类文明的“秩序重建”之所以困难重重，是因为“秩序”本身既要求有深植大地的世俗根基，又要求有面向宇宙的超越精神。中华文化凭借着“修齐治平”的实践路径与“家国天下”的目光胸怀，既坚持奋斗于现世，又保留了超越向上的精神空间，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思路建立起了一种教化型政治。
以“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为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充分体现了一种秩序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以“家国天下”作为发展逻辑，显示了“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秩序精神。在韦伯看来，“家国天下”奠基于拟家族化的伦理关系及其附身的家产制法律结构，无法像新教那样提供工业生产所必须的理性的共同体以及改造世界的“精神”。（参见韦伯，2020年，第135、155、160页）在李约瑟看来，“无论如何，直到如此产生的现代科学与工业的洪流冲毁了中国的海堤，中国才感到有必要进入这些伟大力量正在形成的世界”（李约瑟，第109-110页）。大多数西方学者都将中华文明尤其是“家国天下”的传统视为压抑“生产力”、反对“科学革命”的落后典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彻底打破了这一偏见，创造了震古烁今的工业奇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伟大成就，在于创造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我们一方面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显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要求；一方面要求驾驭资本、善用科技，以资本的有序发展为前提，保证资本与科技造福于个人、家庭、社会，追求共同富裕。
第二，以“家国天下”作为制度安排，显示了“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秩序精神。工业革命以来，受个人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冲击，“家庭”“国家”乃至“世界”等人类社会的核心领域遭遇了严重的本体论危机。海德格尔曾经指出，现代人正在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参见海德格尔，第401页）与极端个人主义所造成的原子化社会相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人民的美好生活作为最终的奋斗目标，重新讲明了“家国天下”中一以贯之的“人”的根本意义，为个人有限的生命嵌入了价值意义。新时代的“家国天下”使具体的家庭与社会成为了承载个体存在意义的基本场域，使个人能够在具有连续性、整全性的人类共同体及其生活世界中探寻实现自我意义的多种路径。从个人自由发展的角度看，新时代的秩序安排，力求实现个人在公、私领域之间的顺洽融合、美美与共，使伦理身份与政治身份、个人精神与国家信仰在一个贯通的人文空间中得以调节，避免了将个人推向意义晦暗的虚无主义荒原。
第三，以“家国天下”作为道义担当，显示了“群己协调”“平等民主”的秩序精神。艾伦·布鲁姆曾感叹,现代西方社会的自由主要是从消极的意义上得到理解，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政治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希望为自由或善好的生活提供条件，但它却不能规定自由的运用或界定善好的生活”。（参见布鲁姆，第343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集体主义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现代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某种内在的紧张。一方面将国家变成一种无关宗教和道德的公共权力，另一方面将宗教和道德世俗化和私人化，使其成为一种纯粹的私人选择。（参见吴增定，第2页）]新时代的“家国天下”在秩序层面既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也强调增强社会活力，提高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中华文明历来重视无分贵贱的责任意识，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在落实基层民主自治以及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基础上，新时代所展开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亦极大拓展了民主生活的范围，成为了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第四，以“家国天下”作为理想，显示了“天下一家”“一视同仁”的秩序精神。如基辛格所说，当今的世界秩序奠基于欧洲三十年战争后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体系为基础，各国不干涉彼此的内部事务，并通过大体上的均势遏制各自的野心”。（基辛格，序言，第10页）在此和约主旨下的“主权平等”，其实质只是基督教文明内部寻求信仰和解的政治妥协，故而西方国家在此后几个世纪内仍以“正统”对付“异端”的心态对外进行了毫无底线的掠夺、殖民、屠杀。[经过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持续不断的革命运动，国际政治中公开的歧视、压迫行为已大为减少，但是经由“文明等级论”“文明中心论”“文明优越论”等观念演化而来的西方化的人权、民主等观念，却仍然装扮着尼克松所谓的“十字军般热忱”的战旗，为现代世界的帝国欲望冲锋陷阵。（参见刘小枫，第5页）]中华文明向来以“天下一家”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新时代以来，中国坚持多元共存、和而不同，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突破狭隘的种族观念与地域区隔，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西方现代化唯我独尊、损人利己的心态相比，我们坚持扶危济困、一视同仁的人类理想，坚持和平包容、共同繁荣的世界秩序观，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中国力量。
“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习近平，2023年，第7页），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对“人”的理解具有共通性——人必然是群体的、关联的、主动的、历史的。“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中继往开来，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文明传统的再造与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人的解放并行不悖。我们之所以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激发、互相成就，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文明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秩序安排具有了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继承并弘扬“天人合一”“美美与共”“群己协调”“天下一家”的根本力量，具有了一种有别于现代西方的秩序精神。由此出发，中国人民所追求的是一个普遍平等、尊重差异、鼓励发展、兼备义利的人类理想秩序。
卢梭曾说：“建筑师在修建一座大厦之前,要勘测和探查一下此地的土质,看它是否能承载大厦的重量。”（卢梭，第49页）“家国天下”是承载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精神地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以“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让文化主体性成为传统与现代之间连续性的根本支撑。这种以创新性为基础的连续性，兼摄了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兼摄了中华文明的秩序精神，使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有充足的能力克服西方现代化弊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以新时代“家国天下”的秩序精神为基础，我们必将能够在克服现代性矛盾、探索一种更符合人性的存在方式、开拓现代文明的发展道路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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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青翰，广西桂林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哲学、宋明理学、政治哲学。
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