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份以来，许多香港市民不畏酷暑，争相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参观，带动了“中国文化热”的节奏。文物是文化、文明的载体，对中国文物的“喜闻乐见”体现了对中华文化的由衷热爱。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这也从侧面说明，华夏儿女身上的“中华文化基因”从未消亡，香港市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始终深植于心。

毋庸讳言，一百多年来香港市民的文化心理特别是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经历过挫折与困境。长期的港英政府管治，令香港民衆的意识形态深受西方文化价值影响。在香港市民的价值观念中，既能看出对自由、民主、法治、重商、多元等西方文化的推崇，又能感受到对仁义、勤恳、拼搏、务实、诚信、和谐、包容等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坚守。\r

长期与祖国两相区隔的历史，也令香港社会孕育出一种强烈而畸形的本土情结。基于这一意识形态，一些谬论得到部分港人尤其是部分青少年的认同，归根到底是“本土”与“国家”两个概念之间存在错位，家国情怀严重缺失。

重塑正确的核心价值观

回归後，由于种种因素干扰，香港的“去殖民化”进展迟缓，尤以文化思想领域爲甚。在外国敌对势力以及别有用心人士的引导下，部分香港青年呈现“反中”、“反内地”的价值倾向，在以往的极端政治纷争中显露无遗。甚至在国安法颁布实施後，“口服心不服”、“到底意难平”的情况仍然存在于某些人的潜意识之中。港人身份认同的嬗变历程确有令人扼腕痛惜之处，但也爲重建工作提供了有益啓示，所谓鉴往而知来也。

倘若从历史与社会视角来看，香港市民的文化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存在较强的“可塑性”，其影响因素包括：

一是社会流动。调查显示，凡是过去数年经历“阶层向下流动”的港人，其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分值下降最快。不难理解，“向下流动”産生的“相对剥夺感”易于让普通人迁怒时代乃至政府，进而导致认同下降。

二是民生感受。对香港社会的整体经济状况及个体家庭生活状态感到不满的港人，其中华文化认同趋于弱化。与此同时，这部分港人却希望中央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对特区政府施加压力，以促其改善相关方面政策。

三是价值理念。港人的政治价值观与文化认同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对西方文化认同较强的港人，大多倾向于“西方民主观”（即民主意味着“普选”）；对中华文化认同比较强的港人，大多支持“传统民主观”（即民主意味着政府有效咨询民意）。这也表明，尽管政治因素不是决定港人文化认同的关键因素，但它的潜在影响力却不容忽视。

有人认爲，既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发性、内生性，那麽“文化认同”又何待外部干预？其实不然。正如人类基因性状的表达有待于一定环境条件才能实现，“文化基因”的绽放与传承也需要适宜的“外因”基础。反观当前的香港，社会思治，人心思安，港人文化心理必然顺应形势与环境的转变而转变，对国家民族的重新“认识─认可─认同”堪称大势所趋，中华文化和家国情怀的强势回归已成必然之理。所谓天道循环、无往不复，不失时机地推动“中华文化认同工程”势在必行。

啓动“中华文化认同工程”

一是打破以往的思维惯性和固有模式。长期以来，香港与内地融合，在民间存在重经贸轻文化、重当下轻长远的问题，在官方则存在重形式轻内涵的情况。中央高度重视港澳“人心回归”，各级各部门做了大量有益工作，但反映在现实中，内地与香港的交流仍易流于表面化、形式化。以内地与香港文化、教育合作交流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同温层交往”、“选择性互动”等问题，未能充分尊重“两制”特性以及绝大多数港人实际情况。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必须全面准确把握“一国两制”原则，更注重市场，发挥香港资本及其国际联系优势；更注重青年，主动接触不同层面的青年一代，寓国情教育于历史文化和文创项目之中；更注重底层社会和普罗大衆诉求，探索解决香港青年一代在住房和学业、就业、创业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把化解香港经济社会民生的问题和矛盾作爲提升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r

二是坚持“中央顶层设计”与“特区具体落实”相结合。当前正值港人中华文化认同调整转变的重要阶段，是开啓“中华文化认同工程”的关键时期。鉴于“中华文化认同工程”的战略意义，其目标、思路和系统规划应由中央总体把控。中央明确相关部门的分工与职责，尝试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和工作协调制度，提高文化认同工程的整体效果。另一方面，明确特区主体责任，依托特区政府和本地的相关机构团体具体落实。

三是树立“理性前行、合作共荣”的大湾区价值导向。青年是香港繁荣稳定和大湾区建设的主体和新鲜血液。弘扬理性科学精神，倡导合作共荣价值，有利于赢得青年一代的支持拥护，有利于推进中华文化认同工作。大湾区建设，必须高扛科学理性大旗，批判对抗倾向，人心联通消弭纷争，传播正能量、讲好中国故事，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岭南文化，让大湾区成爲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民族伟大复兴荣光的沃土。

作者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