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在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
要想真正做到大众民主，想让人民有意识规则、形成自我组织、具备自我力量，就一定要有一个渐进的包容过程。
去激进化：经济危机时代的发展探索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可能发生资本主义世界1933年的生产过剩性危机的风险。而危机之所以尚未发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于中国在秦朝时就完成了至今为欧洲人所渴望的大一统。一个庞大的大陆型国家，可以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遭遇生产过剩之初，国家提出“两纵三横”、“五纵七横”的思路所在。乃至于今天的“一带一路”，成立亚洲投资银行，把过剩的工业化大生产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甚至是中亚、西亚的基本建设，也都是源于这一思路。其二是城镇化，把几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人为扩大城市这个巨大的资本载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发展战略。
问题在于，生产过剩在西方最终造就经济大危机，并走向战争。因为前面是金融化的汪洋大海。金融具有流动性，并派生出集中性和短期性。金融资本可以在0.6秒内完成结算，每一笔金融虚拟资本的网上交易都可以以毫秒计算。高流动性特点导致任何实体经济、资源经济、自然经济在它面前败下阵来——因为你耗时太长，再短的实体经济也是漫长的。
自清末民初至今，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乡村建设：
第一次是官民合作，1904年清末起于河北的定县翟城村，世遭逢乱而由乡绅维护自治。军阀混战、地方割据的情况下，弱势中央默认地方势力，邀请社会力量化解乡治缺失，衰于政府力推的保甲制度转为劣绅化。二战后民国政府又建设华西试验区，这是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建立的乡建实验。
第二次是官方主导的乡村建设。1950年实现了和今天大包干一样的小农经济，而分散社会力量无力抗御资本剥夺。1949年建国时，经济上搞民族资本主义，而到了1953年，要搞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从私人资本原始积累到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这个过程中，高度分散的小农，都有交易费用问题，因此形成由国家主导的乡土社会的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是必然的。
第三次是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以民间为主体的新一轮乡建运动。
成本转移与乡村自治：乡建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传统乡村社会的乡绅无法再担任保护型经纪作用，从而导致劣绅化，因此才有诸多从乡村自治思路出发的乡建运动。民国年间的乡村建设有600多个团体，1000多个实验区，这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数字。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获取政权之后都面临经济危机，导致革命产生的政权往往短命。中国怎么解决的呢？农民战争中的农民要的是什么？分地。于是88%的农民人口回家种地，有吃有喝；新政权只管10%—12%的城里人就够了。小车挑担，就能把农产品剩余拿来养活城市人口，9个人养活1个人有什么不能养的呢？恰恰不是现代化救的中国，而是传统的乡土社会回归小农经济，救了1949年深陷危机的中国。
中国进入新一轮工业化是1950年开始的，为了方便从农村占有剩余，推进了农村的组织化。后来直到工业化完成，才对农村实现去组织化。50年代的改革是高度集体化、高度组织化，目的在于服务于国家工业资本，方便从农村提取剩余，成为唯一依靠内部原始积累完成工业化的大型发展中国家。
完成了工业化最艰难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中国形成了工业化大生产，进入了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外资导致严重外债，不还就导致国际关系破裂，还陷入深重的经济危机。中国“3次上山下乡”，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了4000多万不能就业的劳动力。到1980年以后，这些人得回来，城市又遭遇危机，待业青年总数也是4000万，接着又是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解决这些问题，是因为庞大的农村承载了危机代价，它是一个劳动力蓄水池。而城市是一个资本池，资本池的代价不由资本自己承担。这是中国成功的秘密之一。
1980年邓小平推行包产到户，恢复了农户经济之后，开始了组织创新。到今天，中国又面临着分散农民再组织化、再制度化的问题。1950年资本的力量尚不够强大，而今天以民间为主的乡村建设，不仅面对着国内三大资本崛起和资本过剩向乡土社会转嫁成本的历史过程，也面对着中国不得不加入全球化，在全球化条件下，全球过剩资本又是向实体经济转嫁代价的过程。
代价转嫁我归纳为“成本转嫁率”，它所对接的是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或萨缪尔·阿明的依附理论。在金融资本阶段，世界金融资本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金融资本核心，金融资本的核心已经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锻炼成熟。
只要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代价之下，它的成本会不断地向你转嫁，你的实体经济和资源经济就很难维持，除非你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能够良性互动的善治。
自由与包容：当代乡建的精神内核
2001年对中国内地来说是个大年，对台湾来说也是个大年，因为2001年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同时加入了WTO，纳入全球化，共同承载全球化的成本转嫁。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重启了自下而上依靠民间力量的乡村建设。截至目前，中心参与建设的市县级乡村建设试验区就达10多个，涉及近50个村，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非常广泛的社会运动。
目前的工作有五个主要内容：一是在农村开展的生态农业，搞合作社；二是在城市建消费者的有机消费合作；三是打工者融入城市的服务中心；四是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让他们下乡支农；五是如何复兴农村文化。这五大系列构成现在中国内地上的大乡建系统。
当年梁漱溟、晏阳初都说他们下乡来搞农民运动，结果发现农民不动。凡是下过乡的人都知道，要想让农民动起来是很难的，尤其是发动合作社，他只要不能马上见到好处，一定不跟你干。你想让他搞有机农业、生态化，如果你不做，让他自己去做，不可能。所以，我们最开始在村里搞的时候，发动合作社，搞有机农业，一定要靠我们自己先做起来，同时，要从文化活动入手，文化建设是成本最低、收效最高的工作。
中共十七大、十八大的国家战略中，开始讲生态文明，讲生态化的发展，讲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所有大企业也以有机生态作为自己的LOGO了。我们发动青年学生下乡、动员农民，如何让他们进入合作社，在城市郊区开展多样的市民农业。如今政党谈生态文明，也认同组织化，乡村建设走到今天可以做一些经验总结。
最近，我们利用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历史性机会，开展了一些和百年来激进现代化进程有关的、去激进化的乡村建设经验总结工作。我们虽然沿用了“乡村建设”这一概念，但其实际内容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乡村全面复兴。
所以当我们从事当代乡村建设时，继承前辈知识分子的理念，认为这个平台本身应该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平台，是自由进入、自由退出的，它不是被某一精英群体所垄断的，它应该是大众的旗帜。但当大众擎起这面旗帜的时候，又能看到每一个高举这面大旗的个体背后都有蝇营狗苟的这一面，你得承认小资的这一面，承认他们是大众的主体，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包容。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道德感往往很难接受这个道理，所以乡建者总说，我们只不过是多了一份包容。要想真正做到大众民主，想让人民有意识规则、形成自我组织、具备自我力量，就一定要有一个渐进的包容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