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生产关系和新质生产力，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之后提出的重要概念，怎么看待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之间的相关性，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话题。
2024年年初，习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亦即，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之间是一对互动的关系，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让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质量效益型经济发展起来，生产关系变革的目的，是通过推动深化改革来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同时习总书记也特别告诫，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是为了带动质量效益型的发展，告别以往粗放数量型增长。从这个角度看，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迎风而上、泡沫化，也不要只搞一种模式。”
据此可知，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三个原则：一是要创新要素配置方式，就必须全面深化生产关系的改革；二是目标是要把“粗放的数量型增长”改为质量效益的增长，也就是旧阶段的发展模式要靠新质生产力加以改进；三是不忽视传统产业，不搞单一模式。
产业化发展阶段：融入生产过剩的全球化
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力要素结构及生产关系演化，应该是我们首先关注的第一个方面。
关于不同阶段。大家都知道，在产业资本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最快的。过去我们只用了15-20年就替代美国成了全球工业第一大国。目前的工业产值相当于排在我们之后的第二直到第十个国家工业产值的总和。
但我们也必须知道，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化高速增长并非“中国的”，某种程度上是新世纪以来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所带来的。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我们大类产业的三分之二是大型跨国公司控股的。他们建起的“买全球卖全球”的模式，使中国深度融入了已经出现生产过剩的全球化。
早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前我在与阿瑞吉（发表《亚当斯密在北京》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的讨论中就提过一个问题：中国加入本已生产过剩的全球化意味着什么？是改善还是恶化了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造成的危机？现在看，一方面新世纪第一个10年跨国公司带动的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另一方面，粗放的数量增长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和国际环境恶化的问题在第二个10年日益凸显。
那么，中国自2020年要求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阶段，同时强调质量效益型增长，这就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且配套以新型生产关系的深化改革，应对全球化危机的战略转变才有可能落实。
应该说，以往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按照西方进入现代化的轨迹来发展的，即工业化加城市化，各地都把产业集群叠加在城市带上。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带来了高增长，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严重的负外部性，那就是“面源污染”严重，是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破坏，以及社会两极分化等等问题。
产业资本阶段：资源禀赋不足+资本野蛮生长
从过去发展的经验来看，我们存在的普遍性的问题是什么？那就是在这种“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过程中，国内的资源禀赋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
中国不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现在很多矛盾是明显的。例如钢铁，我们一方面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钢铁生产国，全球18亿吨钢铁我们生产了10亿吨；另一方面，钢铁工业需要的铁矿石90%以上要靠进口。这就需要用大量的低端制造业产品去换取外汇，这样就受制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结算体系。类似情况很多。比如，我们70%的石油天然气能源靠进口，农业领域中的大豆进口也高达90%以上。
在资源禀赋的制约之下，在资本极度稀缺的压力下，以产业资本扩张为目标的要素结构变化，派生出了“旧型生产关系”中生产组织及制度体系演变的客观需求。其中，资本要素因为具有组织作用而被称为“龙头要素”，且往往会因其极度稀缺而具有最高谈判地位，在“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所派生的亲资本政策导向下疏于约束，势必演化为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也形成内外紧密型连接的“利益结构固化藩篱”。这是此前的高增长与粗放数量型增长互为表里的根源。
我们不得不关注的是，2015年提出的工业供给侧改革、2017年提出的农业供给侧改革，和2019年提出的金融供给侧改革，所针对的正是这工业、农业、金融三大领域中的过剩。
当时要求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目标，到现在仍然很难实现，如果不是靠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不断推出“逆周期”调控的措施，把过剩生产能力导入国家以大量国债投资支撑的“铁公基”、以及“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等战略，我们在工业、农业、金融各个领域全面过剩压力之下，恐怕早就出大问题了。
我们再看内生性的问题，因为我们追求的工业化加城市化的高速增长，所以内生性问题一定是和工业化的内生机制有关的。
工业化是什么？工业化是一个资本不断增密，技术不断增密，不断排斥劳动的过程。因此它带来的要素充足，促进规模化活力的内生动力，一定派生出提高少数投资人占有资源资本化收益的“资本有机构成”和“技术贡献率”等生产关系演变的要求，这是两极分化加剧的内因。
产业化阶段：工业化主导下的农业，规模不经济
其他领域我了解不是太多，仅从自己长期从事的农业领域来看，在工业化主导的阶段，主要是用工业化的方式来改造农业，要求农业也像工业那样大规模集约化，这个过程同样遵循工业的资本增密机制，在农业的产业化推进中强调农业的装备系数、资本化率、有机构成等等，这些恐怕在教科书上毫无疑问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实际上，因为我们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完成了农民对主要生产资料的以户为单位的占有。即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村的资源被分户承包，形成了使用权大于所有权和其他权益的制度现象。这种淡化所有权的权利后来在法律上被物权化，进而又通过国家财政对农民生产补贴直接到户的制度安排所进一步强化，最终形成的是一个农民分户吃租的体制。
由于分散吃租而使租值相对而言不能集中，同时，任何外部主体想推动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方式的时候，一定得跟分散地与农民做地租交易，势必增加交易成本。致使我们现在的地租水平大大超过了农业用地在农业生产上正常应该得到的收益水平。比如一亩地现在地租有些地区达到1000元以上。也就是在进入农业生产经营之前要先交地租，而这个地租已经大于农业生产经营过程最后所得到的收益。于是一定会出现资本有机构成越是提高，农业装备系数越是提高，土地租值预付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推就越无法克服的情况。
当中国的农业政策单位学习别国农业规模化经验的时候，本来会发现，我们的对手，美国农场主不必支付地租，因此一般的农业规模化是靠简单生产力的外延扩张，获得更大规模的土地，形成绝对地租总量的增加来支付资本化的成本。
中国确实不同于美国，因为在农业集约化生产之前不仅得先支付地租，而且还有“交易成本”。因此不具备推进规模化的条件，于是，越照搬美国大农场方式农业就越不经济，这就叫做“规模不经济”。
这说明，在以往的工业化模式改造其他经济领域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教训，但由于照搬西方的教科书没有提出过这样的理论，所以很难把这个教训说清楚。
生态化阶段：通过生态化资产池扩张来吸纳过剩
现在我们处在生态化改造阶段，这是跨周期的战略调整。因为在传统农业领域中只做一产化的集约化规模化，已经不可能弥补农民吃租所造成的土地经营收益下降。因为农业收益很低，无法形成正常合理的投资回报。
新阶段的生态化转型与打造“两山”思想指导下的“三化”，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想指导下的“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和生态资本深化”，体现的是“两山”给定的生态资源价值化的实现。中国之所以要加强乡村振兴，最终是要靠生态化的资产池扩张，来吸纳已经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和金融的流动性过剩。
客观上，社会的需求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新一代的消费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更多地需要实体产品，现在人们更多需要的是体现其自身生命价值的消费，各种各样的新消费方式正在产生。
与此对应的就是，这些年来大量资金已经投入到山区、高原等地，包括这些地方的大量投入形成的设施资产的规模，二十大之前就已经达到1300万亿左右，若以此做资产负债表分母，则分子是包括官方把控的设施资产在内的300万亿的综合债务；不过，这300万亿大部分同时也是资产。
这场自世纪之交遭遇生产过剩20年以来的战略调整，主要是在向生态化做战略转型，因此新质生产力一定是要符合国家的二十大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
在资本全球过剩压力下，西方向金融资本阶段升级，推进的是资本野蛮生长，包括大家都已经非常了解的新金融危机的发生，其实就是投机资本过多注入到了数字经济、信息化过程的投资，投机资本需要获得更高的回报，最终的结果是IT业泡沫促使新经济危机爆发。
因此，当中国目前强调新质生产力的时候，更需要的是耐心资本。显然不可能用粗放数量型增长阶段得以无序扩张的投机资本去发展新质生产力。耐心资本对应的投资主体及适配性的新型市场体制，就是生产关系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自16大以来坚决、自觉地向生态化转型，二十大确立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在14亿人口规模巨大的条件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凡是与之相悖的皆非新质生产力。
同理，生态资源价值化就只能是以人为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社会需要自觉回嵌自然。同时，以往被照搬西方制度封闭起来的自然资源也应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统筹兼顾，遵照“生态产业化”的指导思想有序开发。据此，这个转型只能是耐心资本介入，才能有序进行。
同理，中央十九大强调乡村振兴，这跟十八大确立生态化转型直接相关。生态产业化需要社会企业，而非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投资人，它是高标准的市场体系的基础。
生态化阶段：乡村振兴需要新型生产关系
根据习总书记的思想，空间生态资源具有生命共同体的特征。有鉴于此，我们要开发的是“山水田林湖草村”，村，恰恰是一个与“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高度相关的很重要的地域概念。
历史形成的产权制度基础，是空间生态资源的产权边界与村域地缘边界高度重合，即政治经济学理论应该讨论的“双边界重合”。因此，中央强调“新型集体经济”要靠三变改革——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其中，空间生态资源变为谁的资产？不是变为个体的资产，因其作为生命共同体不可分割，而只能变为村域内全体成员共有的集体资产。
中央当前强调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政策导向就是“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针对的就是生态化的空间生态资源应具有系统性、整体性，而内生具有公平性，要公平地将乡村资源转化成资产，就只能让新型集体经济作为资产所有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深改原则来推进解放思想，才能带动一系列生产关系的变革，才能使得生态资本深化，才能与耐心资本结合。耐心资本进入到生态资本深化的过程中，既要带动以往工业化时代形成的城市产业向生态化转型，同时也要带动乡村生态资源的产业化开发。
由此，下一步的深改中需要进一步形成新型县域经济构建中的资本，完成县域闭环的三级市场体系，以此来回应中央所要求的新型集体经济的重构。这就要强调农村产业振兴要向“百业兴旺”转型，而非过分强调“专业化”；要强调“多种金融工具嵌套”，而非与城市适配的金融产品。对此，我们科研团队的骨干做了图示。
请看上图所示，左上角是全球化危机挑战下以乡村振兴作为压舱石，其下就是形成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百业兴旺，就要配套的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多种金融工具嵌套，作用于“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实物形态的生态资源价值化开发。
与之相关，图的中间部分是乡村振兴战略上国家重资产投入形成能够与乡村集体资产股权化改革直接相关的“投改股”，或做“杠杆投资”的县级平台公司（两山银行），带动信息平台建设及社会多元参与推进“城乡融合战略”。
右侧则是本文提到的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可利用的“双边界重合”形成村内“三变改革”为县域资产池构建微观主体，形成乡村多业态开发为基础的“国内大循环”。
总之，在新兴县域经济的范围内，是可以通过资源变资产的过程来实现生态资本深化的资本闭环，这样的新型县域经济，就能保证农民得到这个“产业留在县域”的收益，这也是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生态化阶段的乡村实践：新集体经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最近几年我们在福建山区屏南县的四坪村做了一个数字产品NFT，想展示的是乡村振兴能够带动多业态创新和数字经济的有效结合。
由于这个数字产品包括了这个村的几乎所有三产融合的业态可能做的消费折扣，当时第一次发作价788元一份数字资产，总计1000份，不到一分钟抢光了，到了二级市场卖到1380。这个数字产品包含了有机农产品、烘焙、咖啡，也有农家乐和民宿，是整个村的第二、三产融合的多种业态消费折扣券，说明完全可以把多种村内消费打包成为token（代币）。
但是，这个产品后来兑现和分配都不成功，主要是因为做数据资产的运营公司出了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在生产关系领域中还有很多没有到位的问题。
当村庄的多业态发展起来后，不仅二百个外出农民回流，还吸引了30多户外来市民成为新村民，还组建了新村民组等适配性的制度安排。但村内集体经济不完善，管理散乱，对外依然缺乏新型市场经济的谈判主体。当多样化的数字产品被包装起来的时候，村集体并没有介入谈判，没有形成对等谈判地位。因此当发行公司出问题的时候，村集体不是一个对应主体，连索赔的机会都没有。
用我们在基层试验中的教训做结尾，是希望大家了解在这个领域中还有大量的深改工作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