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具有国家生态化转型的后发优势。我们要利用边疆民族地区空间生态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努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还有大量深化改革的工作可以做，不要只看现在经济指标到底是增长了还是降低了，不要拘泥在这些讨论上，要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用在对中国与世界都需要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上。
1. 提升弱势群体自我积累能力
不仅在国内，我们在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做比较研究，发现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很少被人们提到：大多数弱势群体，无论是以国家、地区、村社的形式，还是以户的形式存在，都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自我积累能力差，这是导致弱势群体普遍贫困的内因。
例如，在农村地区，人们需要辛苦劳动，才能够形成一些积累，然而这种积累能力和所面临的风险是不对等的。因此，在世界范围内，脱贫攻坚是一个大难题，原因就在于缺少办法，能够有效帮助弱势群体提升自我积累能力，有效应对风险。
为什么中国的脱贫攻坚能够取得重大的成绩？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特别是国企发挥了弥补弱势群体积累能力不足的作用，这也有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国企能够帮助弱势群体实现他们不可能做到的重资产投资，而任何一个地方的乡村产业要升级，没有一定的重资产投资的能力，是很难实现的。
我们通过多个比较研究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是照搬西方制度，都不能有效解决弱势群体自主积累能力差的问题，更无力为弱势群体承担资本投资的风险。但在我国，财政和国企能承担起资本投资的责任和风险，以此促进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绩。
比如，中交集团帮助对口支援的地区发展建筑建材产业，对当地来说，这种产业几乎是很难靠自己的资本积累能力发展起来的。这些在地化产业能带动当地人就业，提高收入。
再如，黄土高原降水量少，国企因地制宜，在这里投资建设大量光伏项目，并让当地的贫困村享受光伏发电带来的收益。我曾到过山西的一个县，当地大部分村子是贫困村，每个贫困村都安装了光伏设备。光伏项目的建设资本是国家的扶贫资金，光伏设备由国企提供，风险也由国企承担，收益给贫困村。一套光伏设备的运作时间是25年，在此期间，村子能得到稳定的收入，有助于整村脱贫。
2. 衔接阶段发展乡村集体经济的必要性
要进一步理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就要理解新型集体经济的作用。集体是村域范围内所有农户成员的集合体，其产权为集体所有制。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集体经济代表所有农户持有国家扶贫投资所形成的资产，也就是国家资产集体代持。
《民法典》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列为特别法人而不是作为企业法人。那集体经济怎么运作？集体经济组织与工商企业及自然人，可以投资成立合作制公司，集体经济组织参加进去的是资源股。
客观看，一个村域范围内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不能分割。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那就破坏了生态的系统性，当然也就无法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所以，要实现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发。新型集体经济是一个代表村域范围内所有利益主体的共同体，大家都是集体成员，共同来推进对空间生态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
3. 民族地区生态转型发展之路
我国的民族地区大部分集中在山区、高原甚至戈壁荒漠，普遍缺乏形成自主积累能力、提升资本积累率、自主承担市场风险的发展条件。过去有一个“老少边穷”概念：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贫困地区，其共同特点是缺乏资本，自主的资本积累能力较弱。不形成资本积累，就缺乏产业升级的条件，缺乏承担相应风险的能力。这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据此，我们在“老少边穷”地区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要和国家的重大战略调整结合起来的。
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西方的现代化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我们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14亿多人口规模巨大的共同富裕的道路。世界上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也就是说，城市化率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都不是衡量现代化的唯一标准。
如何选择相对比较适合的、符合国家战略布局要求的民族地区作重点投资，也是要考虑的问题。当前，面对国家重大战略转型调整，每一个相关的边疆民族地区都面临着研究区情、跟国家战略结合的重新定位问题。比如，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新疆不再是边远地带，而是一个核心区、一个枢纽地带。边疆民族地区没有像东部地区那样过度依赖海权，因此成为国家做逆周期甚至跨周期战略调整的重点地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就是生态化。而边疆民族地区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具有相对明显的比较优势。
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综合开发，做到县、乡、村规划统筹，多部门规划合一。加大国家财政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把国家的各项投入集中起来，用于组建包括并购、重组、投资等多项金融功能的综合性公司，而不是单一的产业发展。例如，如果做交通基础建设的大型企业只做单一的交通业务，恐怕是很难真正产生综合收益的，尤其是在边疆民族地区，要考虑形成带有综合金融功能的投资公司，对有相关性的设施资产与可以配套的经营性资产进行统筹运作。
4. 东西部地区的产业布局调整
我国地理气候条件多样，但都内在地具有实现生态化发展的条件。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有利于形成高质量的包容性发展的新型市场路径，构建多元化的业态体系，使边疆民族地区发挥生态多样性的比较优势，发展城乡融合的新型县域经济，将生态资源及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富民资源，实现共同富裕。
我们的科研团队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在当前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阶段和“一带一路”倡议下，边疆民族地区可通过举国体制，以国家信用赋权的财政、金融体系所形成的重资产投资，作为兴边富民的“无风险资产”，带动各族群众获得收益，动员其配套以资源性资产投入村级集体经济，实现农村“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同时，以县域平台公司的杠杆投资，撬动在地化的生态环境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使之成为民族地区各族群众财产性增收的主要来源，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人口中的占比。
具体来说，要以国家投资引导东部优势产业发展，对边疆民族地区做好纵向垂直分工，推进“次区域整合”，形成带动周边国家和平发展的产业梯次布局。在国家优惠政策带动下，发达地区的主导产业可以在保留核心技术研发及其关键部件生产的条件下，依托边疆民族地区枢纽城市，深化配套改革，形成该产业中间产品的产业集群，再在周边国家形成产业链，形成对下分工及整合的生产条件，构成对周边国家的产业引领和市场升级。未来，可通过社会文化教育等配套运作，为周边次区域经济的深度融合作准备。此外，要注意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时差，以此形成边疆民族地区资本市场融资聚资的能力。
上述分析，可以总结为“产业三级跳”：一级是关键技术、核心设备的产业竞争高地仍然集中在东部；二级是中间体的生产、零部件的生产、产业的配套生产，大多可以在边疆民族地区中间节点城市、枢纽城市；三级是把最终产品生产放在边境地区，并发展跨境贸易。这种三级跳不仅能在产业资本布局上构成一个紧密的产业链结构，还能增强边疆民族地区的向心力。
5. 激活沉淀资产，加强资源性资产开发
要对现有的国家投资已经形成的沉淀资产作兼并重组，使投资的带动作用不是简单的投入产出，而是能够把过去累积的沉淀资产激活，进一步利用外部市场打包融资，以外部资金投入形成对边疆民族地区资源性资产的撬动作用。
举例来说，山区林区发展需要改造林分结构，以前林业作为第一产业的时期，主要种植速生丰产林，现在速生林价值低了，客观上需要改造成康养林、景观林。康养林不仅需要合理配置乔灌草与一定坡降比的水系，还要有珍贵树种散发芳香气味，起到芳疗、味疗的作用。如果没有做长期投资的公司来投资融资，没有在地化的、具有期货交易功能的市场，做产业化开发就很难。所以，落实生态产业化要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在各地形成一些具有金融功能的投资开发公司，才有可能真正把这些生态资源作为资产活化起来，变成可入账、可纳统的经济增长。
我们现在的设计，实际上是通过新型集体经济，对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空间生态资源进行开发。如果把一片稻田改造成社会参与式的湿地生态农业园，那么在种养结合方面，可以改造成稻鸭、草鸡、稻蟹、稻鳅、稻鱼等多业态共生系统。这就不仅是一个自然教育的研学基地，而且形成了立体循环农业的生态景观，还能产生土壤和作物的长短期配套的碳汇效应。
可见，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所派生的、可以通过深化改革形成增量收入的地方非常多。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把乡村振兴作为我国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压舱石，把生态文明深化改革的工作做细，在新发展阶段实现质量效益型增长。
我和很多想到乡村投资兴业的朋友交流过，但有些人似乎还停留在单一农业产业化的旧阶段。在新发展阶段，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搞清楚要去的地方山多高、水多长，也就是海拔多少、水系如何。
例如，海拔决定了一个地方是否能开发优质康养区。我认为，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区和高原地带，可以称为优质康养区。这些地方属于冷凉气候带，不仅夏天很凉快，而且昼夜温差大，作物在这些地方沉积养分的能力远好于平原地带，是适合发展大康养产业的优质康养带。对此，需要配套研究的问题包括：一是对水质、土质、空气质量进行基本监测；二是提高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率以及对应形成的乔灌草体系，发展与康养、休闲、旅游等生命产业配套的多业态；三是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知识、社会资源等。
综上所述，当我们把空间生态资源视为可产业化开发的对象时，可以发现其中有大量值得开发的多业态综合系统。简言之，生态产业化对应的空间生态资源在乡村，并且生态资源是以村的地缘边界为产权边界的，无论是乔灌草体系，还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自然生命体系，基本上都在以村为单位的土地上。其作为生命体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决定了生态产业化的新阶段需要的微观主体，应该是符合资源整体性要求的社会企业。
6. 发展县域经济
以农村“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就需要把村域范围内的资源性资产计价，计入村集体资产。村集体以这些可交易资产来对应县级建立的平台公司，可以上下对接做股。
例如，浙江在县级建立专业合作社，其融资功能可以直接对接乡镇或对接已经公司化的村集体，既可作融资，又可作股权。这意味着乡村的经济活动可以被公司记账纳入GDP，体现出县域生态经济的增长。
过去在基层，山水林田湖草沙这些资源性资产大多没有定价，且因属非标资产，既不可交易，也不可引资，金融机构的资金也不能投放非标，这些都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的问题。要尽可能把脱贫攻坚已经投入的沉淀资产活化起来，实现在财产关系上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把产业留在县域，让农民长期分享产业县域化收益。
在边疆民族地区，应大力推进农村“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认真归纳总结各地试点相对有效的县域的“三级市场”操作经验，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实现乡村最为丰富的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开发，推进兴边富民。
来源：《中国民族报》2024年2月27日第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