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集体经济或专业化合作社经济，都是微观主体再造的问题，都和我们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有一定的结合。我理解，二十大所讲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其内在逻辑是讲中国14亿人口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协调物质精神双文明，走向新阶段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体现“两山”思想（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转向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与西方式现代化模式相比较，我们的发展内涵更丰富，而且是一个长期任务。
微观基础再造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就是要把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和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现代化目标放在一起，这两个目标是一致的。到2050年中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和实现乡村振兴目标，两者是一致的。
我们要坚持“三新”（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坚持“两山”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中的关键，是在空间生态资源再定价中体现“空间正义”，这才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新旧发展动能转换要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发展新型市场经济体系，而不能简单强调传统经验，把它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乡村振兴要高度关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这意味着乡村产业兴旺也处在新阶段，要把空间生态资源推入市场交易，要创新市场经济运作机制。所以我们提出新型市场经济，将如何把“两化”（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和“两供”（农业供给侧、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及“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作为新型市场经济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生态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综合系统开发，不能各管各的。因此就要推进“两供”改革，推行“三变”，把这些作为微观基础再造的主要的改革内容。
中观层面的新型县域经济
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城镇化是以县域为主的城镇化，而不再是将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大城市周边或大城市中心的低收入人口聚集社区，容易发生群体性事件，这样的问题在世界上是普遍发生的。
我们的思路要调整到新的发展格局上，要考虑新型县域经济。它的发展内容，重点不再是搞工业开发区，而是实现“两化”；它的必要条件是城乡融合，开通城乡两个要素市场，带动市民下乡，以新农人的方式，推动社会参与式的新型集体经济构建。同时推动参与式的乡村治理，而不是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体制。这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战略之下，新生产力要素扩展所带动的生产关系的创新。
新县域经济是宏观微观相结合的领域。现在很多商业银行在县里的头寸过剩，要考虑怎么把这部分头寸用于县域的生态化开发，同时又让农民得到资源变资产所形成的长期资产收益。让习总书记的“两山”思想在县域经济中得到贯彻落实。
讲到新型集体经济，要强调一个前提，就是空间生态资源的产权边界和村社的地域边界是重合的。每一个村社成员都知道这个边界。所以当我们把空间生态资源做“三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发时，以村为单位是重要的产权前提。要根据对象界定产权、形成财产关系，这里的生产资料不再是纯农业的考虑，而是生态化的考虑；它们是空间立体资源，而非平面资源。
这也是为什么强调要把农业供给侧改革与金融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一个原因。
新型的市场经济设计要创造增量
按照这样的思路推进县域经济产业化，要有新型的市场经济设计，而非适应粗放数量型增长的市场。
在“三全”改革中，我们试点引入一级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因为村内的空间生态资源的定价应该是在内部，外部的主体对此并不了解，与村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应当通过村内定价实现定价收益。
同时，按照中央文件要求的“投改股”，把上级投到乡村级的设施性资产做成股权，交给村集体，使其拥有长期的固定资产，村集体再把这个固定资产做成股份分到农户。现在很多地方号称股份经济合作社，其实农户的股权都是虚的。我们需要把国家投到乡村多少万亿元的设施性资产，包括扶贫形成的生产性资产都转到村集体，但由县级平台公司承担全部投资风险。由此村集体才能作为无风险资产的代理人，让农民零风险地获得资产收益。这样整个机制才能活起来，而不是简单意识形态的判断。
一级市场定价之后进入二级市场，这是在乡镇一级的操作。乡级的经管站相当于财务公司，负责把村级通过“三全”改革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做账，可以在乡村形成公司化的经营。各种经济活动可以进入到集体的统计。
既然讲以农民为主体，那就要把国家投到村这一级的项目资金直接交到村集体，账目由乡级管理或监督。村级可以把这一部分做成流动资金，带动本村村民，让他们有现金收入；同时村集体可以投入新的资金运作。使村级不再作为特别法人，而是作为公司法人进行登记。在一个县范围内，可以出现一批乡村一级的公司，它们在县域经济中会占有较大的份额。再把这些乡村公司的股权向上做到平台公司，县级平台公司以它的资产规模和可变现资产的活跃程度，对县级的金融机构做多种金融工具嵌套的融资，这样二级市场就盘活了。
再进一步，把相当一部分有未来预期能增加收益的乡村空间生态资源的开发项目，做成可在资本市场交易的题材。这样就可以带出一批善于利用资本市场的县乡村级的公司。现在各地股权交易的市场正在发育中，这样的操作模式还可以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相配套，形成乡村资源资产的货币化和资本化，并创造增量，从而实现多个利益集团的共赢。在今天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如果不创造增量，只进行原有存量的改革，难度是很大的。
在我们的调研中有这样的案例，现在农民不再满足那几亩地了，他们更希望得到增量收益。县级平台公司只占20%股权，村占80%资产，但县级承担100%的风险，这样农民在零风险条件下获得资产收益的最大化，并保证得到长期的财产性收益。
县乡村三级联动，集体经济怎样才能创造增量租，基层在实践中归纳形成了一套经验，产生增量租要把绝对地租形成级差地租一、级差地租二，各方在级差租的分配上形成相对合理的财产关系。
关于二级市场，也有成功的经验。如四川成都附近的县级市，从成都分享到一个产权交易市场牌照，分享在市、县、乡、村四级建立的信息系统，实现了100亿元的农村产权交易，带动了500亿元银行资金进入。这个经验说明，只要是规范地进入二级市场，它就能够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相结合，带动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
基层干部和农民都很清楚，如果不能形成创造增量的制度设计，恐怕回应者寥寥。今天改革的特点是，我们面对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它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高度相关。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要有新的制度创新。
本文原载《经济导刊》2022年11月刊，系根据作者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不久前召开的“乡村振兴和发展现代农业”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