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与类书的关系，前贤多有论及，但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者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云：“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这是从学术史考虑，对赋为代表的两汉文章有了从“古人学征于文”到“后人即文为学”的认识，其中汉赋擅长运用“典故”以及“典故穷”而有“类书”的关系，即可反证汉赋“即文为学”与取“类”意识的关系，汉赋的“即文为学”与类书的“因学成文”是具共同意义的。而持狭义的观念看待汉赋与类书的关系，就是“赋代类书”说。本文试从此狭义说法着眼，兼取广义说法之义理，对汉赋“类书说”及其文学史意义，聊申曝芹之私。
一、“赋代类书”说商榷
赋代类书，实根源于汉代大赋的取“类”意识，曹丕《答卞兰教》云：“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①“事类”二字，实为“类书”编纂之要则，我国古代第一部类书《皇览》，正编于曹魏之初，而曹丕以“事类”言赋，其间联系自明。也因“事类”言赋，暗含赋代类书之功用，遂成后人以赋体编写类书之风，其中以北宋吴淑《事类赋》肇始之“事类”赋创作最为典型。继吴氏之编，踵事增华，有明人华希闵《广事类赋》、清人吴世旃《广广事类赋》、王凤喈《续广事类赋》、张均《事类赋补遗》及黄葆真《增补事类统编》(亦可称《事类赋统编》)的系列编纂②，其功能是“赋体类事”，将赋体与类书凝合为一。
而从理论上阐发“赋代类书”说，则是在明清之世对汉赋“穷搜博采”之创作的反思。明人艾南英言及汉赋，即以为“排比类书”(《王子巩〈观生草〉序》)，由此推衍，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述屠隆《昙花记》传奇第42出的《天宫赋》，即云：“学问堆垛，当作一部类书观。”其最典型的说法，还是清人陆次云与袁枚的论述。陆次云认为：“汉当秦火之余，典故残缺，故博雅之属，辑其山川名物，著而为赋，以代志乘。”[1]从历史地理的观点看赋，其“博雅”、“名物”已明“类”的意识。袁枚《历代赋话序》说得更为明确：
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必加穷搜博采，精心致思之功。是以三年乃成，十年乃成，而成之后，传播远迩，至于纸贵洛阳。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而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今志书、类书，美矣，备矣，使班、左生于今日，再作此赋，不过采撷数日，立可成篇，而传抄者亦无有也。[2]
以“类”相从，确是汉赋创作与后代类书编纂近似之处，其要则在体物大赋的取“类”方式。比如袁枚所论及的左思《三都赋》创作，虽然左氏在赋序中批评汉人扬、马、班、张“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自称作赋，乃“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涉及创作的真伪虚实问题，然其所言“美物”与“赞事”，无论“本实”还是“假托”，其取“类”一也。但是，如果从文学创作而言，赋毕竟不同于类书或志乘，尤其是赋的创作主旨与类书编纂意义，差别甚大。因此，清末江宁文士程先甲撰《金陵赋》，于赋序开宗明义云：
盖京都之作，大氐讽颂两轨而已。乃其铺陈形势，与夫草木鸟兽之瑰异，人物之珍韡，反诸司契，殆犹粃糠。议者谓古无志乘，爰尊京都；志乘既兴，兹制可废。蒙窃惑焉。……窃以为刘向言其域分，变之有涯者也；朱赣条其风俗，变之无涯者也。有涯者，志乘所详；无涯者，志乘所略。苟盛衰之任远，将考镜以奚资。……爰奋藻以散怀，期无盩于古诗之旨，以俟輶轩之使采焉。[3]
班固《两都赋序》论赋“古诗之流”，要在功用，即“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程氏取法此说，谓之“讽颂两轨”，而其中“奋藻散怀”，“古诗之旨”，实非志乘所能涵盖，亦非类书所能包括。这也是魏晋以后志书、类书兴而赋不衰的原因。
虽然，“赋代类书”说是对汉大赋“博物”与“比类”现象的描述，是一种知识系统的认知，与赋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精神扞格不入，但作为一种认知方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广义的赋与类书的关系来看，前揭章学诚“两汉文章渐富”以及“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的说法，具有时空意味。就时序而言，由“著作”而“文集”，由“典故”而“类书”，虽为互代，亦含互为，汉赋居其间，前承学术，博采典故，衍递而有类书，也是明显的。同样，从空间意识而论，汉代文章“渐富”，以文涵学，汉赋最为典型，故有“一代之胜”之说，所以汉赋的“博物”之象、“比类”之法，也是为“文”之学发展到一特定时期的现象，由此观察赋与类书之问题，其间应有逻辑的联系。
这还可以从类书的编纂宗旨来看。唐人欧阳询在叙述《艺文类聚》的编纂动因时云：“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比类相从。……事居其前，文列于后。”[4]此言前朝如《文选》取“文”，《皇览》书“事”，记事为类书要则，然究其根本，仍在有益于文教之发展，所以欧阳询取广义文学观编纂类书，标举的是“文事”宗旨。宋人刘本为唐徐坚等编《初学记》题序又谓：“圣人在上而经制明，圣人在下而述作备，经制之明，述作之备，皆本于天地之道。圣人体天地之道，成天地之文，出道以为文，因文以驾道。……为今人之文，以载古人之道，真学者之初基也。”[5]这又将类书的编纂，提升到“文以载道”的高度。其实，无论重“文事”，还是重“文道”，汉赋与类书都在古人广义的“文”的视域内，这是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的前提。
二、汉赋物态与秩序
汉赋为文之法的“取类”，源于赋家对物态的描写，以及对相关物态所作的事类化的处理而呈现出的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换言之，正是落实于物态系统描写的礼制社会。
对汉赋的本质，古人讲“感物造端，材智深美”(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皆突出一“物”字，说明了赋的一个最基本的功用，即对当时物质文明形态的再现，其中又构成了诸如“宫室”、“校猎”、“礼仪”、“山水”、“人物”、“鸟兽”、“游乐”等名物系统。这些因物态的描写而形成的名物系统，固然源于赋家创作“体裁”的选择与“主题”的意识，然究其根本，则在于赋家面临的物质世界与礼制社会。
从赋家对相关名物系统的展示来看，最常见的是两种方法：一是横向罗列，一是纵向程序。前者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对天子“上林苑”中“山水”、“鸟兽”、“果木”、“人物”诸类的描绘，试举其中“果木”一段：
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奈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荅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貤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扤紫茎，发红华，垂朱荣。煌煌扈扈，照曜钜野。沙棠栎槠，华枫枰栌，留落胥邪，仁频并闾，欃檀木兰，豫章女贞。长千仞，大连抱，夸条直畅，实叶葰楙。攒立丛倚，连卷欐佹，崔错癹骫，坑衡閜砢，垂条扶疏，落英幡纚，纷溶箾蔘，猗狔从风。藰莅卉歙，盖象金石之声，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还乎后宫。杂袭絫辑，被山缘谷，循阪下隰，视之无端，究之无穷。③
如此罗列数十种果木，或真或幻，无非是炫耀上林之物态繁荣。然观其对众植物的描写方法，则是以类相从，构成“事类”化的名物系统。如果说这种描写体现于静态铺排，则纵向程序对名物系统地展示，更多体现于活动之中，属于一种动态地描绘。张衡《西京赋》中“百戏表演”一段即如此。在汉代，这类“百戏表演”一般在皇宫的平乐观前广场举行，是迎接外宾的盛大礼仪的一部分，而张衡赋的描写，也是目前所存汉百戏最详尽的史料。值得注意的是，赋家根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将百戏活动及名物“事类化”，给读者列出了节目程序表，其中包括“举重”、“爬竿”、“钻刀圈”、“翻筋斗”、“硬气功”、“手技”、“双人走绳”、“化装歌舞”、“幻术”、“杂技”、“魔术”、“驯兽”、“马戏”等一系列的表演活动[6]，并通过大量的实物、幻物、真人、神人、道具、动作等词语的堆积，形成了纵向的“类”的名物系统。
如果勘进一步，探究汉赋关注物态的文学背景，我想有几点最值得注意：一是汉赋与都市文明的关系。汉代的体物大赋作为宫廷文学，首先是都城的文学，而城市文明最突出的象征，就是物质的构造，而以一都邑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也主要是以物质文明来展示的。如班固的《西都赋》对长安城建设的描写，即从建都环境、都市沿革、市区街衢、宫室建筑等方面展开。如写城建规模，则是“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写市区景象，则是“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写宫室建筑，则是“左墄右庭，重轩三阶”，“崇台闲馆，焕若列宿”等等，无不以名物系统展示都市文明。
二是汉赋与商业贸易的关系。都市是商业会聚之地，古代商业主要特征就是物质的交换，而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早有关商业贸易的描写，应该就是都邑赋。如扬雄的《蜀都赋》作为目前存世的最早的一篇都邑赋，作者写都市的风采，已着眼于“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方辕齐毂，隐轸幽輵”的市廛。到晋人左思《三都赋》写蜀地商品贸易，则更为详尽：“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这里对蜀都货物丰盛，商贾富足，市廛喧闹景象的描绘，其实是一种写实手法，是赋体物特征最直接的展示。
三是汉赋与外交活动的关系。近人刘师培说：“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7]指的是古代外交官(行人)交接邻国，揖让喻志，登高作赋，即赋诗言志之意。而从创作来看，赋与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且古代外交之事，又突出于“德化”与“贡物”两端。所谓“德化”，就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而“贡物”，即物质交流，是当时“国际”间交流的主要形态。可以说，汉赋对朝廷“元会礼”及“百戏表演”的描写，多与外交活动有关，而其所“贡”之物，也丰富了赋的描述内涵。如班固《西都赋》中的物态，则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究其因，正如张衡《东京赋》所说的“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的外交成就。
由于“物以赋显”(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刘熙载《艺概·赋概》说“赋取穷物之变”、“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其中包含了赋重“物态”，诗尚“野趣”的文体差异。虽然，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开篇引述“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这与其说是赋体源于诗体，不如说指赋家承继古代诗人(指《诗经》的作者)的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这种责任或关怀，最简要的说法也就是班固在序文中接着写的“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所谓“抒下情”，就是反映民生；所谓“宣上德”，就是歌颂国家强盛。而赋家这双重功用，正是建立在描写物质文明基础上，所要展示的精神世界。特别值得申述的是，汉赋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宫廷文人，也多是朝廷的礼官，他们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构建文学化的礼制社会，或者是对礼制社会理想的文学化描述。[8]所以，汉赋家对物态的“事类化”处理，与社会礼仪的程式化也是密切相关的。
三、汉赋修辞与比类
汉赋因大量堆积词汇，尝有“字林”、“字锦”之讥，这也是“类书”说的重要原由，其实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汉赋的创作特性，就是一种典型的修辞艺术。近人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辨诗》说：“小学亡而赋不作。”饶宗颐又说：“赋以夸饰为写作特技，西方修辞学所谓Hyperbole者也；夫其著辞之虚滥(Exaggeration)，构想之奇幻(Fantastie)，溯源诗骚，而变本加厉。”[9]缘此特性，葛洪认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秽博富也”(《抱朴子·钧世》)，刘勰指出“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文心雕龙·丽辞》)。所以在汉赋创作中，各种修辞方法诸如“比喻”、“摹状”、“仿拟”、“拈连”、“讽喻”、“夸张”、“复叠”、“对偶”、“排比”等等，应有尽备，只是在具体地运用中，更注重比类的意识。
从汉赋的为文之法观其修辞与比类现象及其原由，可撮要作三方面的分析：
首先是小学的基础。汉赋大家多为小学(语言学)家，如《汉书·艺文志》记司马相如、扬雄的小学成就：“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这也造成了“前汉小学，率多玮字”(《文心雕龙·练字》)的现象，这种堆积玮字如同“字林”的现象，又突出表现于汉赋创作中。对此，简宗梧从相如赋篇的异文、文字演化现象、人心好异等方面探讨了汉赋玮字的形成，特别是从语言学原理提出其玮字的大量出现在于“孳乳”、“转注”、“緟益”三法，是精辟而周备的。[10]例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写上林之水“八川分流”一节，其中描写“水声”，则有“沸乎”、“彭湃”、“滭弗”、“宓汨”、“泌灐薄ⅰ澳嬲邸薄ⅰ皾囦！薄ⅰ颁桢ā薄ⅰ拜拜啊薄ⅰ盀崬暋薄ⅰ俺脸痢薄ⅰ耙??薄ⅰ芭榘酢薄ⅰ百甑L”、“潏潏”、“淈淈”“汩X（编辑注：X是氵急左右构成的汉字）”等；描写“水势”，则有“暴怒”、“汹涌”、“偪侧”、“横流”、“转腾”、“沆溉”、“穹隆”、“云桡”、“宛潬”、“胶盩”、“踰波”、“趋浥”、“下濑”、“批岩”、“冲拥”、“奔扬”、“滞沛”、“临坁”、“注壑”、“霣坠”、“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漂疾”等。这里用了大量的玮字，以创造一种听、视觉效果，这既是人们往往批评汉赋“诡异”的原因，也是由赋的口诵与描绘性特征所决定的。
同样，汉赋写“山”，于其形状就创造出大量的词语。我们综观相如《上林赋》、扬雄《蜀都赋》、张衡《南都赋》等对山的描写，比如仅写山之“高峻”，就有“巃嵸”、“崔巍”、“崭岩”、“嶻嶭”、“嶊崣”、“崴磈”、“崇隆”、“崔崪”、“峍崪”、“崱屴”、“崛岣”、“岑崟”、“峥嵘”、“藏崔”、“嶕峣”、“峣崯”、“嶜岑”等二十余词语，或同形增益，或同声假借，皆以类相从，在汉赋的名物系统中，又衍生出“形容”词的系统，以凸现铺采摛文、踵事增华的文体特征。
其次是经史的汇集。章学诚说“著作衰而有文集”，换一种说法，可以说经史衰而有诸子，诸子衰而有汉赋，而汉赋家居后，却有兼综之势，故其比类特征，又体现在对前人诗骚、经史、诸子的兼取并容，由于赋家多为礼官，所以创作中汇集经史，最为突出。在汉代游猎、京都、宫室类的体物大赋，引述先秦经史典籍，举不胜举，即如言志类创作，如张衡的《思玄赋》，也好引经史，以助其词。据笔者统计，《思玄》一赋，直接引用和明显仿其句意的文献29种，158处，即《楚辞》63处；《毛诗》20处；《韩诗》1处；《周易》9处；《尚书》5处；《礼记》4处；《左传》10处；《公羊传》1处；《国语》1处；《论语》2处；《孟子》1处；《尸子》2处；《老子》3处；《庄子》4处；《列子》1处；《山海经》6处；《淮南子》10处；《吕氏春秋》2处；《周髀》1处；《史记》1处；《汉书》1处；《逸诗》1处；《太玄》1处；方士书1处；纬书1处；宋玉赋1处；相如《上林》《大人》赋各2处；扬雄《甘泉赋》1处。[11]在数量上看，征引文献达千言，接近全赋文字的一半，其中最多的是先秦经史著作。这种广泛征引经史的方式，也就形成了“事类”的特征，从而使汉代赋家的写作本身就构成了对前人“文”的汇集。
其三是汉赋的修辞法则。如前所述，汉赋修辞方法很多，可与“文”类最直接的是铺陈、典雅与错综。汉赋最突出的修辞法则就是铺陈，由于铺陈也就出现了大量的修饰性词语，诸如形容词、象声词、重叠词、连绵词等。如王褒《洞箫赋》，就铺排了大量的连绵词，如“敷纷”、“扶疏”、“旖旎”、“浑沌”、“潺湲”、“漫衍”、“鸿洞”、“婆娑”、“澎濞”、“慷慨”、“参差”、“彷徨”、“澜漫”、“阿那”、“迁延”、“逍遥”、“踊跃”、“踌躇”、“稽诣”等三十多个词，或双声，或叠韵，摹画出洞箫的声乐。由于汉赋创作是源于口语，多有俗语、俚语及大量方言，而落实于文词，往往又要经过一种修饰性的雅化过程，这也增添了名物词汇和各项事类。其中有两种常见的方法：一是以古代的专用名词代替普通名词使用，如用古代的著名人物指代普通人物，用古代的精良宝物指代一般事物。例如：
伯乐相其前后，王良、造父为之御，秦缺、楼季为之右。(枚乘《七发》)
羲和司日，颜伦奉舆。(扬雄《河东赋》)
由基发射，范氏施御。(班固《东都赋》)
隋侯明月，错落其间。金釭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班固《西都赋》)
其中伯乐、王良、造父、羲和、颜伦、范氏等，皆古之神话或历史上识马善驾之人，而隋侯、明月、火齐代指珍珠，悬黎、垂棘、夜光代指宝玉，均属此类。二是用古代传说中的精美名物作现实同类事物的修饰语，以产生联想，增加文词句意的典雅色彩。例如：
驾驯駮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麾)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司马相如《子虚赋》)
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上林赋》)
前写楚王狩猎之装备，后写天子校猎之仪仗，皆借修饰语以骋其铺张之势。而汉赋作家采用的错综之法，也增添了事类和物象。如相如《上林赋》写车马出行谓“徒车之所轥轹，步骑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其“轥轹”、“蹂若”、“蹈藉”皆覆压意；又写宫廷奏乐谓“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其“声”、“乐”、“音”皆指声乐，而因主语不同加以变化，使文词更为雄张而汪秽。由此诸法，在客观上汇聚了大量已有的成语和典故，形成修辞与比类的关联。
正因为汉赋的这种对名物、词语与事象的汇聚功能，我们又可以通过汉赋家的创造看到文章学意义的两大转变，一个转变是由口语到文词，即由口诵到文本写作，这恰是汉赋文学形成的过程[12]；一个转变是由散学到汇学，即由汉赋家将很多零散的词语加以汇聚，从而完成了繁富汪秽的新文体。而这两种转变，又取决于汉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对“文”之发展的贡献。
四、从“文言”到“文类”
文学的主观性在“情志”，客观性在“事物”，汉赋“类书”说的产生，正在于汉人对文学客观性“事物”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在文学创作领域，所谓“人心之动，物使之然”(《礼记·乐记》)、“指事造形，穷情写物”(钟嵘《诗品序》)，乃为共性，然汉赋之于“物”与“事”，要在铺陈，即采用“比类”方法，从而形成“文类”现象。
了解汉人作赋的“文类”意识，首先当明瞭汉赋与“文言”的关系。可以说，汉赋正是由“言”(口语特征)向“文”(书面写作)及“类”(铺陈事物)转变过程中的文体形式。关于言与文，清人阮元有《文言说》一篇推述孔子作《文言》之意，并区分言与文云：
《说文》曰：“词，意内言外也。”盖词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辞立其诚。”《说文》曰：“修，饰也。”词之饰者乃得为文。不得以词即文也。[13]
正因修饰言词而为文，阮氏又说：“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就汉赋的创作而言，由西(汉)而东(汉)，也有多单词为意到多对偶为文的变化，即由口诵向文词的衍进，然从词之修饰为文而论，楚汉辞赋又是早期文人化创作以修辞为艺术的代表。所以后世针对辞赋为代表的“崇尚修辞”传统，往往并不讨论言与文之本源，而尝归之于“言”质致用而“辞”文浮虚的评判。近人刘师培《左盦集》卷8《广阮氏文言说》推阐阮氏“以俪词韵语为文”之说，并通过文字学的证据，认为阮说“推阐弗详”，又提出“文”与“语”的不同，如论“赋”有云：
西汉代兴，文区二体：赋颂箴铭，源出于文者也。论辨书疏，源出于语者也。然扬、马之流，类皆湛深小学，故发为文章，沈博典丽，雍容揄扬。注之者既备述典章，笺之者复详征诂故，非徒词主骈俪，遂足冠冕西京。东京以降，论辩书疏诸作，亦杂用排体，易语为文。[14]
他认为西汉有“文”、“语”二体，并从历史的变迁以说明西汉“文”中有“语”，东汉“易语为文”。就赋体发展的历史而言，其说符合实际情况，再结合其“修辞”为“文”的考源之论，其谓扬、马“非徒词主骈俪”，也“冠冕西京”，主要在“沈博典丽”，其中即含有“文”之确立与“类”化的特征。
汉赋作为文辞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博丽”(文词繁富)的文本形式，实与汉人的“知类”精神及思维方式相关联。冯友兰考察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认为“汉人知类，汉人有科学底精神”[15]，换言之，是汉人将先秦零散的知识系统化，完成了一种“类”的意识。其中最典型的是董仲舒所建构的经学化的宇宙图式。他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论天、地、君、臣，即以“天”之“为尊”、“为仁”、“为神”、“为明”、“相承”、“为刚”、“成岁”、“生杀”之用，与“地”之“事天”、“养阳”、“为忠”、“为信”、“藏终”、“助明”、“助化”、“致义”之用，通过“取象”、“比类”之法，形成异质同构联系，并将天、地、人、阴阳、五行合成“天之数”，其中五行(木、火、土、金、水)与司行之官(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空)、行为规范(仁、智、信、义、礼)类比、综合，形成完整的政治社会秩序与道德思想结构。在此大框架中，他于《春秋繁露·玉杯》对六经之用作出结构化的排列：
《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如果再结合汉人政治观的“三统三正”、“五德终始”说，《易》学观的“四正卦”及“七十二候”说，汉人对知识的类型化，是最为明显而突出的。
由此再看汉代赋家对名物、典故、词语、事类的系统化处理，即《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答盛览问作赋”条所说的“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也有着异质同构的联系。正是这种“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心雕龙·诠赋》)的立赋“大体”，使汉赋创作形成“类型化”特征[16]，而中国文学发展到汉赋，也就进入了一个“文类”的时代。缘此，汉赋彰显的是对“物态”与“事象”的描绘，至于文学偏重对“物性”与“事理”的阐发，则有待于东汉以后纯文人化创作的出现。
注释：
①曹丕《答卞兰教》，《三国志·魏志·卞后传》注引《魏略》。
②相关文献详见黄葆真《增补事类统编》，清光绪戊子仲春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
③以下所引汉赋作品，均取自《文选》李善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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