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赋创作数量超越前人，理论视点因康熙与乾隆两帝对赋体的倡导，并由此建构起法古以明今的赋学正统观。在康乾盛世，作为宫廷赋的创作实践，突出表现于馆阁赋与疆域赋两翼，在继承汉人京都赋与唐人闱场赋的基础上，对前朝“祖骚宗汉”及“唐无赋”说作出扬弃与重构，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辞赋创作与批评。清人赋学与正统观相契合的尊体意识，内涵了古赋与律赋、词章与经义的融织，从而完成了一代赋风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嬗变。
关 键 词：清赋 正统观 康乾盛世 馆阁与疆域 尊体
辞赋在汉代蔚然大国，被后世称为“一代之胜”的文学，经历近两千年历程，到清代已然是末流。对此前人颇有言说，清人陆次云《与友论作赋书》说“汉当秦火之余，典坟残缺，故博雅之儒，辑其山川名物，著而为赋，以代乘志”①；袁枚《历代赋话序》说“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必加穷搜博访，精心致思之功……今志书、类书，美矣、备矣，使班、左生于今日，再作此赋，不过翻撷数日，立可成篇”②，这从文化与文本的角度考察赋代志书、类书的功能，阐述其在汉晋以后渐次衰落的原因。又如宋人项安世认为“读汉人之赋，铺张闳丽，唐至于宋朝未有及者。盖自唐以后，文士之才力，尽用于诗，如李、杜之歌行，元、白之唱和……此亦汉人之所未有也”③，此从文体变迁与文人才力说明赋体的衰落。然纵观赋史，清人赋创作之繁荣(如数量之巨大)与赋批评之兴盛(如赋话的独立)，又非前朝所及。对此现象，论者已多④，然探究其因，尚宜着眼于赋史之盛衰，以辨析清赋正统观的成立及嬗变。
一、盛清赋论：法古明今的正统观
从赋史的角度来看，清赋的发轫宜是明末清初的遗民作品，如吴应箕《悯乱赋》写清兵内侵之状，夏完淳《大哀赋》写亡明之悲，虽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情怀，然其赋风则摹拟六朝如鲍照《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等。在清初顺康之际，如朱鹤龄的《枯橘赋》、尤侗的《反招魂》、施润章的《粤江赋》、陈维崧的《看弈轩赋》、吴兆骞的《长白山赋》等，各有胜意⑤，然或骚，或散，或体物，或抒情，很难看出肇造一代赋风的特色。如果着眼于当朝赋论，清代康乾盛世赋体正统观的形成与确立，显然对一代赋风的重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康熙与乾隆两帝对赋体的倡导，又成为两个重要契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康熙一朝有两件事是可以载入赋史的，一件是立“博学鸿词”科考赋，一件是命翰林院大学士陈元龙编纂《历代赋汇》。有关设立博学鸿词科以招揽在野人才，包括前朝遗民，《清史稿·选举志四》载有康熙帝十七年诏书：“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具体举措及考试内容，见于《圣祖本纪一》十八年记述“三月丙申朔，御试博学鸿词于保和殿，授彭孙遹等五十人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考试一诗一赋，赋为《璿玑玉衡赋》(可古可律)，排律诗《省耕诗》。⑥正因为康熙亲自对“文词卓越”的倡导，并用朝廷的力量推尊“赋体”的功用，以衔接历史上如汉廷献赋、唐宋考赋的文化政略，才开启了清廷赋体创作与批评的繁盛。对此，胡浚《国朝赋楷序》有段追述与评价语：
我国家重熙累洽，观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尤以赋独有功篇什，金版叮咛，至通其事于选用。……由是一时葩藻蔚起，甲辰、丁未两选鸿博，《璿玑》《五六》两题均依唐人试格。若愚山之雄健，迦陵之绮绣，竹垞之洁，彭羡门、毛西河之典雅秀拔，麟麟炳炳，各能于杨、尤诸家外，别营杼轴，为一朝巨制。嗣后廷试馆程，日研月渍，法愈密，材愈富，其旁搜冥抉，蒙茸煇曤之长，又直驾三唐而上之。⑦
其论虽兼括康、乾两朝鸿博，但例举在康熙一朝得人之盛。继后，赵光在《竹笑轩赋抄序》中也有称述：“唐、宋以赋取士，讲求格调，研究章句，后世言律赋者，靡不以唐、宋为宗。我朝稽古右文，人才蔚起，怀铅握椠之士，铺藻摛文，几于无美不臻，无体不备，骎骎乎跨唐、宋而上之矣。”⑧这类评论为清人常谈，其关键语是“稽古右文”“铺藻摛文”“骎骎乎跨唐、宋而上”，思路正符应唐宋闱场考律赋并上溯汉人献大赋之“铺采摛文，体物言志”“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传统，这一思想在继后康熙御旨编纂《历代赋汇》的举措中得以弘扬。
据史料记载，康熙议编《历代赋汇》在博学鸿词科考赋之后，陈元龙受命是举约在康熙三十三年到四十五年内府刻本刊行之间⑨。有关该书的编纂思想以及对清赋正统观的确立，可摘取三则批评文献如次：
赋者，六义之一也。风、雅、颂、兴、赋、比六者，而赋居兴、比之中，盖其敷陈事理，抒写物情，兴、比不得并焉，故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汉兴，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张衡之流制作尤盛，三国两晋以逮六朝变而为俳，至于唐宋变而为律，又变而为文，而唐宋则用以取士，其时名臣伟人往往多出其中。(康熙《御制历代赋汇序》)
古诗之流，赋居其一。摛华掞藻，事既极于铺陈；旨远辞文，义或兼乎比兴。……揆厥所自，各有专家，本为六艺之笙簧，终作五经之鼓吹。(陈元龙《上御定历代赋汇表》)⑩
《御定历代赋汇》一百四十卷，外集二十卷，逸句二卷，补遗二十二卷。康熙四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自汉迄宋，文质递变，格律日新。元祝尧作《古赋辩体》，于源流正变言之详矣。至于历代鸿篇，则不能备载。明人作《赋苑》，近人作《赋格》，均千百之中录存十一，未能赅备无遗也。……学者沿波得奇，于以黼黻太平，润色鸿业，亦足和声鸣盛矣。(《四库全书总目》)(11)
综观其论，要在三端：一是以经义衡赋，对《诗》之“六义”入赋的思想进展，推尊雅、颂，这既是《赋汇》编纂的宗旨，也是编者视赋体为庙堂文学的批评基础。特别是康熙序中称道“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无疑超越前人的有关论述(12)，而予赋体义的极度彰显。二是强烈的致用精神与实用性原则，成为盛清赋论的主导思想。其中康熙序文中强调的唐宋以赋取士，“名臣伟人往往多出其中”，即与他诏示博学鸿词所称道的“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的思想相通，是用赋招贤纳才的现实主张。至于四库馆臣称赞《赋汇》之编是“黼黻太平，润色鸿业”，则传承班固《两都赋序》所称汉人献赋之盛况“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13)，赋的“雅颂之亚”的功用得以现实的张扬。三是补前贤之不足，成一代之鸿构。赋总集的编纂，在《赋汇》之前存世者有元代祝尧的《古赋辩体》、明代李鸿的《赋苑》、清初陆葇的《历朝赋格》等，皆“未能赅备无遗”。相较而言，《赋汇》是亘古未有的赋体集成之作。合此三端，正是对历史上赋用思想的当代言说与弘扬。
因此，围绕康熙倡导博学鸿词考赋及《赋汇》的编纂思想，清初赋学逐渐形成了一代时风。在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考赋到《历代赋汇》编纂完成，其间出现了三部赋体总集，皆冠以“历代”(或“历朝”)之名，且均初刻于康熙二十五年，分别是赵维烈的《历代赋钞》、陆葇的《历朝赋格》与王修玉的《历朝赋楷》。如果我们对比这三部赋集的编纂思想，虽各有偏重，但主旨尽同于康熙的赋学观。试观三则言说：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本朝文治之盛，比隆三代，媲美唐虞，一时英才辈出，莫不鼓吹休明，导扬徽美。天子复重词科，旁求隐逸，如贾、董、班、马者，类能以文章名世，讵敢或遗。(赵维烈《历代赋钞·凡例》)(14)
赋者，古诗之流，相如有言：“赋家之心，包括宇宙。”班固亦云：“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赋之为道，岂云鲜乎。昔汉武、宣之朝，得人最广，赋亦最工，今读其文，虽极曼衍瑰丽之观，必衷于务本勤民之旨。(王修玉《历朝赋楷·自序》)(15)
古赋之名，始乎唐，所以别乎律也。犹之今人以八股制义为时文，以传记词赋为古文也。律赋自元和、长庆而来，欲化密为疏，不觉其趋于薄；欲去华就质，不觉其入于俚。故韩、苏诸公皆由此获高第……若由今而论，则律赋亦古文矣，又何古赋之有?(陆葇《历朝赋格·凡例》)(16)
前两则宗汉，以歌颂当朝之休美，凸显赋的功用与意义；后一则赞述唐宋考律，改变元明时期严分古赋与律赋的差异，并衡以古学，在突出赋体功用的同时，表达了归尊古体的本源意识。可见论者无论是推尊汉代献纳之大赋，还是赞美唐人考试之律体，或者追溯于赋为“六义”之一的观念，都是法古以明今。这里面又暗含着清赋论的一大特征，就是将赋体创作返归宫廷。换言之，自汉人如司马相如将赋体用之天子朝堂，相续者诚如班固《两都赋序》所言“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彪炳作为宫廷文学之赋体，由蕞尔小邦而蔚然大国。继汉以后，虽然也有大赋的赓续，如左思的《三都赋》，亦有文臣的献纳，如唐代杜甫上“三大礼赋”，宋代周邦彦献《汴都赋》，以及开国盛世文臣热衷于京都题材赋的写作，如元代黄文仲的《大都赋》、明代陈敬宗的《北京赋》等，但像汉代武、宣之世由帝王倡导、群臣应和的现象，已不复存在。而这一点正是清初君臣的赋学情结，且风气所向，在野文士亦颇多类似情怀，如费经虞、费密父子撰辑之《雅伦》论赋亦谓“古诗六义，其一为赋……汉兴，学者修举文辞，至于孝武升平日久，国家隆盛，天子留心乐府，而赋兴焉”(17)，乃追慕汉廷赋盛之论。清初出现的偌多赋总集，其要义也是在“寓法汉魏，取材三唐，辞虽极于瑰丽，而不入于诡琐；体不限于一格，而要归正宗”(18)。
继康熙后，乾隆一朝崇赋之风亦盛，其于赋学正统观有了实践意义的弘展。考乾隆本人对辞赋的重视，主要在三点：一是继乃祖康熙帝续开博学鸿词科，考试科目仍圣祖旧制，律赋题《五六天地之中合》，排律诗题《山鸡舞镜》。据《清史稿·高宗本纪一》载(元年九月)：“己未，御试博学鸿词一百七十人于保和殿，授刘纶等官。”这次选试与康熙朝廷亟需人才以招揽遗贤不同，时至乾隆朝满汉一体，政治稳固，所以“御试”时恩威并重，黜落甚多，至乾隆二年七月，又补试续到者于体仁阁，考试题是《指佞草赋》与《良玉比君子诗》。整个清朝开博学鸿词仅此两科，道光、光绪时两次议开，均无结果。据此考查乾隆朝博学鸿词科考赋，只是康熙朝的延承，并无开创性的意义。
二是乾隆朝对科制的改革，偏重于试律，这也促进了士人对律赋的普遍重视。据《钦定学政全书》卷十四《考试题目》记载，乾隆十四年讨论科举事宜，礼部议准“诗、古文词与制义相表里。嗣后各省考试选拔时，首场用经书、策各一篇；二场裁去判语，用论一道，益以一诗、一赋”，乾隆二十三年科举改革，试帖诗进入乡、会试，二十三年又“增试律诗一首，酌定五言六韵”(19)，于是声律之学大盛，律赋也受到广泛的关注。
如果说乾隆朝对清廷建构赋学正统观最大的贡献，或许正是在时间上介乎前两点之间的第三点，即乾隆帝本人《盛京赋》的写作及其巨大的影响力。据《清史稿·高宗本纪》记载：乾隆八年(1743年)“冬十月庚戌朔，上御大政殿……御制《盛京赋》”。这年九月“乙未，上奉皇太后谒永陵。丙申，行大飨礼”；“辛丑，谒福陵。壬寅，行大飨礼。谒昭陵。癸卯，行大飨礼。上奉皇太后驻跸盛京。朝鲜国王李吟遣陪臣至盛京贡方物”；“乙巳，上诣文庙释奠。幸讲武台大阅”。(20)这是乾隆登基后第一次东巡，在拜谒永陵、福陵、昭陵等一系列以祭祖为中心的礼仪活动后，“奉皇太后驻跸盛京”而作此赋。据清人柏葰《陪都景物略赋序》称：“昔人《三都》《两京》之赋，铺张扬厉，宣上德而抒下情，抑亦雅颂之亚也。我国家龙兴东土，沈阳尤为根本重地。伏读圣制《盛京赋》，古奥排宕，典则宏深，诚非颛愚之所能窥测。”(21)由此可知该赋以前人京都赋为摹写样本，但其内容却是“祭祖”主题，所以又兼取古代礼仪赋的写作方法而成。
该赋由“序文”“赋文”与“颂诗”三大部分组成，赋文首段从“岁大渊献”到“爰赋其略”，属于赋的“内序”。而冠于赋前序文(即“外序”)先标创作意旨“三心”，即“父母之心”“祖宗之心”与“天下之心”，并以为“以祖宗之心为心居其要”，这既与其赋以祭祖为主旨相合，也阐明并强化其君主宗法制的“传统”。读赋的正文，首起之语“粤我清初肇长白山”，极具深意。考古代帝宗山岳崇拜，远之“昆仑”，乃诸神所集；后则“泰岱”，为汉帝封禅祭天之所，内涵推尊“孔教”的文化。满清起于关外，视东北长白山为祖山神灵的龙兴之地，康熙十六年曾颁旨“宜加封号，永著祀典”。康熙自为《望祀长白山》诗有句云“名山钟灵秀，二水发真源”，诗中“二水”，指的是松花江与鸭绿江；“千秋佳兆启，一代典仪尊”(22)，因一代之“尊”，方著“祀典”。继后乾隆也有《望祭长白山作》《驻跸吉林望叩长白山》等诗作，如前者云“五岳真形空紫府，万年天作佑皇清”(23)，此与赋之首赞“长白”相得益彰。而清初吴兆骞流放宁古塔，作《长白山赋》谓“我国家肇基震域”(震域指东方)、“昭应皇舆，合祥帝室”，赞颂“猗兹山之峻极，眇群岳而独尊”(24)，所想表达的显然是认同清廷正统地位的心态。通观《盛京赋》，由长白山兴起，其构文的主线是写满族起源、崛兴以及祖宗开辟、成功与祭祀典礼，然因驻跸盛京，并以为题，故对盛京建制、地舆、物态(自然景观)、气象(人文景观)等多有描绘。如叙述盛京之建立：
天命十年，相险宅中，谓沈阳为王气所聚，乃建盛京。……于是乎左挟朝鲜，右据山海，北屏白山，南带辽水。……东尽使犬之部，朔连牧羊之鄙。启我漠惠之原，扩我俄朵之址。高燥埤湿，原田每每，走大野而拱太室者万有余里。(25)
乾隆为什么颂赞盛京与祖业，其赋述主旨要在两端：一是彰显帝国气象。如赋末颂诗首几句：“于铄盛京，维沈之阳。大山广川，作观万方。虎踞龙盘，紫县浩穰。爰浚周池，爰筑长墉，法天则地，阳耀阴藏。”所述绝非盛京一地，类似宋人程大昌评司马相如赋写“上林”是“该四海言之”(26)。我们对读《清史稿·地理志》记述清王朝经圣祖、世宗拓疆后的一段话语：“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二万余里毡裘湩酪之伦，树颔蛾服，倚汉如天。自兹以来，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向，诚系本朝。于皇铄哉!汉、唐以来未之有也。”(27)拟效汉唐与超越汉唐，既是乾隆襟怀，也是其赋作的意旨。二是树立皇清圣统。观乾隆赋序写“肇兴盛京”，则紧系“桥山在焉”语，考“桥山”指陕西“黄帝陵”，又赋末颂诗复谓“缅仰鼎湖”，所取黄帝鼎湖乘龙升天的典故，远宗黄陵，近祀列祖，用心所寄正在皇清统绪。对此，可参见乾隆八年癸亥冬十月(即作赋时)谕王公宗室语：“满洲、蒙古、汉人皆有一定之礼，即以汉人文学而论，朕所学所知，即在通儒，未肯多让。”(28)乾隆一面强调继承祖宗法制的重要，一面又提及对汉文学习堪比通儒，是其满汉一体政略的体现，而用汉文学特有之文体的赋来论证皇清圣统的合法性，其中无疑内含统合效法祖宗旧制与借鉴汉人礼仪的重要功用。(29)乾隆《盛京赋》完成后，即命内府武英殿刻印，有满、汉版本(傅恒等编刻本)，而且于“乾隆戊辰(十三年)春，特旨开《盛京赋》篆字馆”(30)，以三十二体篆书印制，至于抄录、刻印、影印诸本亦多。特别是法国耶稣会钱德明(Jean-Joseph-Amiot，1718-1793)神父1750年来华，寄居北京长达42年之久，其中一大学术贡献就是将《盛京赋》翻译成法文并详加注释，推介到欧洲，后经东方学家约瑟夫·德经的审校(并作序)，于1770年(乾隆35年)由巴黎提亚尔(N.M.Tillard)出版社刊行面世(31)，成为中国辞赋向欧洲传播的肇始。
从康熙设博学鸿词考赋、敕编《历代赋汇》，到乾隆《盛京赋》的写作，是遥承汉赋回归宫廷的路径，其赋论思想衍射于当时的创作，又构成清赋正宗的特色书写。
二、馆阁与疆域：清廷赋作的两翼
纵观赋史，清赋的创作与批评的繁荣，是任何一朝一代都无法比拟的，这从晚清人编纂的《赋海大观》收录清人赋近万篇(32)，今人编《历代赋学文献辑刊》收录清代赋集百余种(33)，可观其大概。就创作言，清赋作者广泛，无论思想家、政治家、学者、骈文家、诗人与词人均有作品，内涵兼备；就批评言，清人不仅赋论众多，且开辟“赋话”的编撰，均为前朝所未及。(34)如果我们从清赋回归宫廷、建立正统的意义考察，又在宗汉、尊唐与尚时，而由尚时(当朝赋创作)上溯尊唐(科举试律)与宗汉(体国经野)，其超轶前朝的创作则呈现于两翼，即馆阁与疆域。
(一)馆阁赋系：宫廷制作的传承与变革
如果说康熙朝鸿博考赋用唐人试格，康熙《御制历代赋汇序》称颂唐代取士“名臣伟人”出于中，那么清廷仿效唐体而自标新格的赋文聚集地，就是如胡浚《国朝赋楷序》所说的“廷试馆程”的翰林院试赋制度与创作。清人黄叔琳经历康、雍、乾三朝，履职内阁，曾于《同馆课艺序》中称颂“我朝圣圣相承，右文典学，万几之暇，留心诗赋……天下人文，聚于翰苑，而其著作或进诸秘府，或散在鸿都，传之各集。思欲网罗搜辑，成一代巨观”(35)。称翰苑赋作属“一代巨观”，并非虚夸。
夷考清廷翰苑制度，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考试名目很多，专为庶吉士设置的“朝考”，乾隆间始考诗、赋；有庶吉士肄业三年期满之“散馆试”，雍正元年即试以诗、赋、时文、论四题，乾隆元年尚书任兰枝、侍郎方苞奏请专试一赋一诗，后沿为式；有翰林官数年一次决定升黜的“大考”，初考论、疏、诗、赋，乾隆后偏重词章，以一赋一诗为主。道光间蒋攸銛《同馆律赋精萃叙》谓“唐以诗赋取士，宋益以帖括，我朝则以帖括试士，而以诗赋课翰林”(36)，所以从雍正年间开始，陆续到道、咸之后，时人编辑馆阁赋钞约二十余种。这类编纂以雍、乾间翰林编修钟衡所汇《同馆赋艺》为肇始，收录雍正癸卯至乾隆壬戌翰林试赋作品，此编甫成，即“风行寰宇，人编摩而户弦诵”(37)该编今不存，继后者有叶方宣、程奂若编《本朝馆阁赋》，程奂若、周日琏编《本朝馆阁赋后集》，宋湘编《同馆赋钞》，蒋攸銛编《同馆律赋精萃》，孙钦昂编《近九科同馆赋钞》，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法式善所编的《同馆赋钞》(又名《三十家同馆赋钞》)，收录自乾隆乙丑科至嘉庆十四年己巳科计三十科馆课赋作，加大考一卷，散馆一卷，计三十二卷，成为后世馆阁赋的追摹经典。而赓续法式善所编者是王家相的《同馆赋钞》(续集)，收录嘉庆辛未科至道光癸未科六科约三百篇赋作，两编合观，可谓蔚然大观。值得关注的是，编辑馆阁赋的多属翰苑中人，如法式善入词馆为庶吉士“专攻应制体”(38)，且编该书乃至“三四十年于兹”(39)。同样，阮学濬《本朝馆阁赋后集序》评叶方宣等编馆阁赋集谓：“异日致身清华，承明著作，即于兹选预卜之。”(40)这种取法上乘的思想，是基于当朝视馆阁赋为“楷模”，并向社会层面旁渲外溢的现实。
从馆阁赋创作看清廷赋学正统观的树立，主要在鼓吹休明(颂圣)与曼衍之辞(章句)。正因有此主导思想，清廷对馆阁赋的试题并无拘泥，视域广泛。以乾隆朝翰苑“大考”为例，有经义题，如“江汉朝宗”，语出《尚书》(乾隆二十八年癸未试题)；有诸子题，如“见大水必观”，语出《荀子》(乾隆三十四年己丑试题)；有时政题，如“清黄交汇”(乾隆四十六年辛丑试题)；有文学题，如“拟张华鹪鹩赋”(乾隆三十三年戊子试题)；还有颂赞当朝皇帝的题目，例如乾隆十三年戊辰大考夺魁之作齐召南的《竹泉春雨赋》，即依据乾隆御画内容所作。(41)试以齐召南《竹泉春雨赋》为例，赋中描写御画所绘春雨润浥泉流竹翠之状云：
尔其《礼》称有筠，《诗》歌有斐，德懋虚中，品超群卉。……碧藓含润，既垂露以珠联；玉笋排头，更惊雷而云起。似七贤之沉醉，把臂相扶；如六逸之初醒，哦诗徙倚。谁写枝枝叶叶，共说萧郎(萧史，刘向《列仙传》)；能兼雨雨风风，无如苏子。则见层峦下上，曲岸西东，新篁掩冉，密雾迷蒙。蟠锦虹于崖际，扬霡霂于晴空。岚既浓而欲滴，雨将霁而犹濛。(42)
这既是考试赋，也是题画赋，更是一篇非常华丽的“颂圣”之作。作者将题“御画”的思想献“媚”与写作中的词章献“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得“搔痒”之妙，又天然无痕。如赋首由《诗》《礼》的经义发端，复以“德懋虚中”颂“竹”以喻“人”。而在具体的描绘中，作者以“碧藓”“玉笋”“锦虹”“霡霂”点缀绚丽之色，复以“垂露”“惊雷”“新篁”“密雾”表奇幻之姿，而“沉醉”之“七贤”(竹林七贤)“把臂相扶”，“初醒”之“六逸”(竹溪六逸)“哦诗徙倚”，将泉竹形象以拟人化方式于依稀朦胧中隐现，并融织于全赋的幽美境界。与齐召南赋相比，汪廷玙《纳凉赋》的颂圣就更为直白。如谓：
我皇上巽风广被，丰泽下覃，应朱明而令达，法长养而仁涵。图绘《豳风》，宝殿集耕桑之景；书陈《无逸》，蓬山启甲乙之函。……于斯时也，淳厖懋洽，景福宏开。南陆舒迟，万汇蒙之而畅遂；长嬴蕃育，百昌荷此而滋培。(43)
据相关文献记载，汪氏于乾隆十七年“御试翰詹诸臣于正大光明殿，以《纳凉赋》为题，作者多规模《上林》《子虚》，铺陈宫殿苑囿。汪侍郎廷玙时为编修，独以宵旰忧勤民事立言，特擢一等一名”(44)。很显然，汪氏此赋义理以“颂圣”取胜，而赋中又用取之于《诗经》的《豳风图》与取之于《尚书》的《无逸图》为警示(45)，折射的是圣治中“民为邦本”的思想。与馆阁赋创作相应，清人有关这两幅经图的诗赋作品极多，如钱福昌《豳风图赋》云：“万古农桑之计，七篇衣食之谋。……看挥洒兮淋漓，画工克绚；信谋猷之具备，穑事维艰。方今圣天子万几兢业，九宇乂安，宸念时廑夫宵旰，民情悉泯夫暑寒。俗劝而农桑克务，恩覃而雨露承欢。人安耕凿之天，不知不识；帝策治平之业，其慎其难。”(46)涂庆澜会墨试律《无逸图》云：“无逸千秋训，名臣作绘殷。商周留诰诫，唐宋法精勤。祖德详披述，孙谋懔绍闻。九重宵旰意，一卷古今文。幅展才盈尺，阴驰倍惜分。思艰知稼穑，敦俗劝耕耘。恍读吹豳谱，兼传负扆勋。允宜悬黼座，民隐荷宸廑。”(47)由于以馆阁赋为中心的颂圣思想盛炽，清人对汉代赋颂连称现象又多以赋为颂的解读。如段玉裁注《说文》“颂”作“容”谓“古作颂貌，今作容貌……六诗，一曰颂，《周礼》注云：颂之言诵，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48)，取义颂、诵互释；叶方宣《本朝馆阁赋序》则谓“尝考诗三百篇，风以讽也，往往托比兴以隐其情；雅颂润色太平，铺张盛美，故其义多主于赋”(49)，又是赋颂合体之论。
由鸿词应制到馆阁课诵，兼及皇帝南巡召试与侍从赓扬，使清代律赋既尊经义而原古，明时政而颂今，而且章句典雅，文词清秀，这在馆阁赋创作中尤为突出。如戴衢亨《红叶赋》的描写：“雁声低处，围夜火于荒村；鸦影寒余，挂夕阳于古堞。……送马勒以千行，一鞭远道；落渔船之数点，两岸回风。谁然列炬煌煌，疑不夜兮城上；欲混半江瑟瑟，若有人兮芦中。仿佛明霞散绮，依稀野烧腾空。”(50)既有唐人律赋的婉丽而不失纤弱，又不同宋人律赋之议论却得其理趣。也正因为如此，清人自矜于馆阁赋章，时有批评唐宋闱场作品。如朱邦楷云：“唐兼诗而取士，尚见因殷；宋制策以设科，几同自郐。而乃凤头猪肚，徒矜壮丽为能；鹤膝蜂腰，更立拘箝之忌。间有登高之作，仅希博雅之称。以视综鞶帨于遥年，畅球钟于盛世，大有异矣。”(51)缘此，吴省兰在《同馆赋钞序》追述赋史有段长篇论述，摘录一节以观大略：
自汉以降，作者迭兴……东京彪、固之流，后先接踵。至于六朝，专尚骈俪……唐以赋取士，而律赋乃行，限韵之式，亦于是具。赵宋仍之，尔时作者不虑千百余家。……国家文教覃敷，大雅宏达，石渠、天禄之彦，握元珠而吐白凤者，固已鸿篇钜制，凌轹往古矣。……权衡在手，虽只字而必绳；炉锤因心，即片言而亦炼。以之宣上德而尽忠孝，抒下忱而通讽谕，扬葩振藻，炳焉与三代同风，而究其指归，期不愆乎规矩尺度之法。(52)
其以当朝馆阁赋为视点，虽历述汉魏六朝与唐宋赋，然关键仍在由唐之律法上溯汉之气象，所谓扬葩振藻，在于绾合体国经野与规矩尺度，以呈现赋颂盛世的精神。
(二)从京都到疆域：赋文化正宗的重构
如果说以馆阁赋为代表的创作是清廷中枢文臣集体的书写，内涵唐人的试赋与汉廷的献纳，以迎对康乾时代赋体正统观建立的意义，则衔接汉人开创的京都赋写作；而由清廷中枢辐射于外并副称其正统思想的写作，就突出表现于当朝守疆大臣与流边谪臣创制的疆域赋。
盛清时代疆域赋的兴起，多半是围绕乾隆御制《盛京赋》而来，通过国家四边疆域的描绘，以展现帝国的盛况。对此，嘉庆十年进士徐松为其业师英和的《卜魁城赋》作跋云：
恭读高宗纯皇帝圣制《盛京赋》，流天苞以阐地符，一时名公巨卿如周海山先生使琉球作《中山赋》，纪晓岚先生谪西域作《乌鲁木齐赋》，和太庵先生镇卫藏作《西藏赋》，独黑龙江界在东北边，曩惟方恪敏公有卜魁杂诗及竹枝之作，而研都炼京，天则留待我树琴夫子发摅文章，为封疆增色。(53)
英和是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卜魁城赋》是他谪戍黑龙江卜魁(亦作“卜奎”)城(今齐齐哈尔)时对东北边陲之地理、人文、风俗、文化的实录与描绘。作者于文字间不拘一己之穷通悲欢，而充分展示赋家的心胸与时代的气象。同类创作在徐松所撰的赋序中又列举了周海山的《中山赋》、纪昀(一说罗学旦作)的《乌鲁木齐赋》与和宁的《西藏赋》。除了徐氏所述外，当时著名赋篇还有如全祖望《皇舆图赋》、朱筠《圣谟广运平定准噶尔赋》、文守元《四塞纪略赋》、王必昌《台湾赋》以及徐松本人所撰写的《新疆赋》等。这类赋作既是古代京都大赋“研都炼京”的延展，更是为“封疆增色”的创造。在诸多边疆赋的创作中，最突出的是和宁的《西藏赋》与徐松的《新疆赋》。
《西藏赋》的作者和宁，蒙古镶黄旗人，官至礼部尚书，赋作正文及注万余言，如一部西藏历史地理文化典籍。该赋写于嘉庆二年作者出任驻藏大臣(卫藏使者)时，可分两大部分，先述西藏之山川形势，属自然地理的描写；后述西藏之民俗文化，属人文地理的描写。如写自然形胜，赋云：
粤坤维之奥域，实井络之南阡。风来阊阖，日跃虞渊，斗杓东偃，月竁西联。三危地广，五竺名沿。吐蕃种别，突厥流延。乌斯旧号，拉萨今传。其阳则牛魔僧格，搴云蔽天，札拉罗布，俯麓环川。其阴则浪荡色拉，精金韫其渊；根柏洞噶，神螺现其巅。左脚孜而奔巴，仰青龙于角箕之宿；右登龙而聂党，伏白虎于奎觜之躔。夷庚达乎四维，羌蛮兑矣；铁围周乎百里，城郭天然。
以异域名物呈现奇山胜水，文势驰骤，笔意跌宕。又如西藏的宗教文化，作者在赋中以拉萨的布达拉宫与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为中心，叙写藏传佛教“达赖”与“班禅”的两脉：
若夫达赖之居于布达拉也，丰冠山之层碉，奥转螺之架阁。浩劫盘空，埤堄错落，路转千迷之道，心入摩提；人登百丈之梯，神栖般若。
班禅之居于札什伦布也，招提结蟹螯之穴，祖山依龙背之阳。沙明远岸，雪冒连冈。智水环流，浪纡徐而练净；幻峰囿野，形峛崺以绵长。金刹青鸳，占仍仲宁翁之脉；石门宝塔，韫额尔德尼之光。
如此描绘，体现出赋家亲历藏区，考察宗教文化，并对其寺院(活佛布道之地)、金塔(活佛圆寂之所)、教义信仰的熟悉与赞美。也因为《西藏赋》堪称经文词美化的实录，姚莹《康輶纪行》卷九《〈西藏赋〉言疆域》以为此赋“其于藏中山川风俗制度，言之甚详。而疆域要隘，通诸外藩形势，尤为讲边务者所当留意，不仅供学人文士之披寻也，故摘录之于此”(54)。
徐松撰写含正文及自注长达两万余字的《新疆赋》，也是经历长期考察实地的知识积累。该赋作于徐氏任湖南学政坐事谪戍伊犁时期，在这七八年光景间，他行程两万里，西出嘉峪关，由巴里坤达伊犁，抵喀什噶尔，复经阿克苏、吐鲁番、乌鲁木齐返伊犁。作者遍览天山南北之山川城邑，考察建官设屯，以及诸城舆图，民族部落，且伏观典籍，征之有司，成大量撰述，为清代西北史地研究的先驱。(55)与《西藏赋》比较，《新疆赋》精彩的描写突出在边关贸易与技艺表演方面。如赋中写新疆南路集市贸易以及歌舞竞技时写道：
若夫七日为墟，百物交互，征逐奇赢，奔驰妇孺。则有红花紫鑛，黄芽白坿，蛤粉堆青，晶盐耀素，鸡舌含香，马乳垂露。……迷迭兜纳，珊瑚玻璃……咸梯航而入市，列阛阓而衒奇。……逢正岁，度大年，骑沓沓，鼓鼘鼘。凹睛突鼻，溢郭充廛。场空兽舞，匏巨灯圆。兜离集，裘帕联，丸剑跳，都卢缘，奏七调，弹五弦，吹觱篥，毛员，跨高楔，歌小天。末陀酿酒，腾格分钱。得斯挞之嶷嶷，额色帔之翩翩。
描写百物交互、宗教庆典、歌舞表演，还有“凹睛突鼻”的异色人等和异域风情，均非前朝大赋的描绘可堪比拟。作者在描摹北疆商贸盛况后，语锋一转，谓“是博望(张骞)不得侈略于致远，翁孙(赵充国)不得擅美于屯田，彼唐、宋之琐琐，更何足语于筹边也哉”。继汉唐而超越之，正是盛清士人的理想与赋家的书写。
这类疆域赋在关乎国家东南孤悬海外之台湾岛的书写，又需上溯到清廷的一大盛事，即康熙二十二年以军事行动收复台湾以及相关的政略。《清史稿·圣祖本纪二》载：康熙二十二年五月“甲子，命施琅征台湾”，“闰六月戊午，施琅克澎湖”，八月“戊辰，施琅疏报师入台湾，郑克塽率其属刘国轩等迎降，台湾平。诏锡克塽、国轩封爵，封施琅靖海侯，将士擢赉有差”；其“论曰”评语谓“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56)，可见一统大业，是康熙朝的盛事。而围绕这一事件的辞赋创作，正以“台湾”疆域赋为主。如林谦光《台湾赋》以统一后的台湾之人文景观、社会状况、原住民服饰、饮食，风习，以及新住民读书受学、“负经请谛”的教化，实赖“名邦上客”之“广布文德”的结果等为描写对象，成为以“台湾”为题的早期代表作品。该赋创作的主旨，诚如赋中假托“廓宇先生”所言“子亦曾旷尔瞩、远尔盱。而知今皇帝之舆图乎?制万国以侯尉，垂一统于车书。人弗敢私其尺土，俗无不拱乎辰居”(57)，以扬举孤岛归复后的大国心态。继后，高拱乾的《台湾赋》追述荷兰殖民者占驻台岛时煽暴虐之行径，郑成功收复后的历史，继而颂赞清廷“定百计以安澜”“果一战而纳土”的成就。如赋的末段云：
噫嘻，户满蔗浆兮，人艺五谷。地走风沙兮，群游麋鹿。厌五亩之宅而不树桑兮，任三家之村而亦植竹。道无远近兮，肇牵车牛；人无老幼兮，衣帛食肉。惟占籍而半为闽人兮，故敦厚亦渐而成俗。……惟圣世而能破夫天荒兮，幸沧溟而亦拓其地轴。聊搦管而赋其物情兮，用以佐夫《大风》之一曲。(58)以特殊的视域书写清廷平台政略的胜利，是赋家“颂圣”的另一种形态。比较而言，周澎《平南赋》描写了施琅败刘国轩于澎湖，复进军鹿耳门，同年八月郑氏降清，施琅受封靖海侯的全过程。周赋是参考施琅的《平南奏疏》撰成的，所以在赋序说明“海氛煽虐数十年，大将军施公衔命徂征，一战而克。《平南奏疏》一编，乃都人士家谣户颂，积成卷轴也。虽里巷微词，而輶轩足采。乃摭其事实而作赋”。该赋先明帝德，再述故事，如首段：
繄帝德之光华，曰圣文而神武。耀化日于中天，飏仁风于率土。赓一廷之都俞，舞两阶之干羽。张百旅之熊罴，抶千屯之虎。六服率宾，万方安堵，靡不稽首来王，输賨天府。
继而写平台决策：
天子乃念南国之仳，每殷勤宵旰。曰：“惟予股肱孰是，仗旄秉钺，为海邦剪此暴乱，厎四方于清晏。”佥曰：“惟彼元勋，夙膺宠眷。俾控制以专征，用克纾乎庙算。”帝曰：“都，自江以南，倚汝为屏翰。其克奏肤功，以靖此多难。”
再则写战事，如谓：
尔乃乘机制变，六月兴师。舳舻千里，霄汉蔽亏。剑气干云而熌烁，甲光罥日而陆离。横惊波以伐鼓，拨瘴雾以扬旗。各星罗而棋布，听中坚之指麾。然后写战罢之情形：
由是铙鼓传，干戈戢。唱天山之歌，勒燕然之笔。交趾之铜既标，淮南之碑亦立。捷音飙发于闽关，露布星驰于北极。六合莫不腾欢，至尊为之动色。最后假托康熙帝之语夸赞施琅“追伏波之旧烈，旷百世而流芳”(59)，一统的欢忭情怀，凝聚了盛清疆域赋的精神。而通过上引“台湾”题材赋作，其写帝王则拟效“大风”一曲(刘邦)，写臣工如施琅则拟效“伏波将军”(马援)，其中暗喻了一种“宗汉”心理，落实到辞赋的写作题材，正内涵了从京都到疆域的变迁。
赋体在汉被称“一代文学”，汉赋以骋辞大篇为最，汉大赋又以“京都”题材为正宗。萧统《文选》选文首录赋，赋作首选“京都”，正是对大汉文章气象与礼德观的追慕，是以“时义”见“文功”的盛世书写。(60)考察汉代京都大赋的创作，皆围绕帝京文化展开，写京都就是写“中国”。对此，明人顾起元撰《帝京赋序》谓“仰观帝京之盛，高轶千古于都哉”，评汉人作品“班固、张衡，并赋两京，宏达尔雅，追迹扬、马，然或侈其宫室畋猎之盛……或靡衍非事实”(《历代赋汇·补遗》卷五)(61)，故以“丽则”教化观提出质疑。其实汉人尊京都，还出于大汉继周的思想，《诗·大雅·民劳》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孔《疏》：“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爱京师之人，以安天下。‘京师’者，诸夏之根本。”(62)汉人尊孔宗周，故其重京都即含此“中国”义，在“诸夏之根本”，其中自然也包括孔子倡导的“尊王攘夷”的思想。清廷是以满族入主中原，倡满汉一家，重“尊王”而讳“攘夷”，所以赋家重京都，而更重四方，包括在汉族之外的区域，所以其尊京师(中国)的传统，而泛化为中国全疆域的概念，其疆域赋的创制，可以说是对赋家“体国经野”的新认知。于是再从源自汉人京都大赋而来的疆域赋，对应由仿效唐人闱场试赋而转向中枢的翰苑考试的馆阁赋，看清赋的“一代巨观”，正是其正统观及标明赋史嬗变的创作实践。
三、尊体以兼容：清赋思想的重构
由于清代在康、乾时期确立了赋学的正统观，并围绕这一观念形成了异于前朝的主体创作，所以在赋学理论方面，也完成了一种思想的重构，突出呈现于尊体批评。具体而言，其改变前人的赋体批评观，又主要表现在两种融织，即古体与律体、经义与词章的融织。
纵观历代赋论，到宋元之际始重辨体，且由文章而进入赋域。如元人祝尧《古赋辩体》论“宋体”赋时说：“宋时明公于文章必辩体，此诚古今的论。然宋之古赋，往往以文为体，则未见其有辩其失者。”(63)这里既赞成宋人辨体评文之义，又批评宋赋破体之失，所以他在继承宋人之辨体思想的同进，提出了赋体“祖骚宗汉”观。而此观念的建构，祝氏一方面在《古赋辩体》卷一明确说明赋体“祖骚”说源自宋祁的“《离骚》为词赋祖”的话语，一方面又在卷三论两汉赋时提出了“宗汉”的说法，究其根本是对前朝赋体的纠正。对此，《古赋辩体》卷八有段针对性的话“愚考唐宋间文章，其弊有二：曰俳体，曰文体”，其重点是批评自汉到隋渐渐形成的“四六体”，进而为“声律体”，乃至“至唐而变深，至宋而变极，进士赋体又其甚焉”，以致批评曰“唐人之赋，大抵律多而古少，夫雕虫道丧，颓波横流”，换言之，即主要因为对唐代科举律赋的反思而产生的祖骚宗汉赋学观，这到明代复古派的赋论中，所呈现的极端言论就是“唐无赋”说。(64)清代赋论正统观起点，恰恰在对元明以来赋统的再反思，聚集点就是对唐人律赋(进士赋体)的重新认知。如陆葇《历朝赋格·凡例》谓：“古赋之名始于唐，所以别乎律也，犹之今人以八股制义为时文，以传记词赋为古文也。”此虽解释赋的“古”与“律”的名号，其实已具清人融合古、律赋体的意义。而从盛清赋论中康熙《御制历代赋汇序》对唐宋律赋取人之功的赞述，到乾嘉时期大量翰苑馆阁律赋的汇集，一个重要的指向就是尊“唐”而重“律”。
考察清赋总集，以《历代赋汇》与《赋海大观》为最，观其收录赋作则以唐律为重镇。至于选家辑唐人律赋为范本，如《唐赋读本》《唐律赋抄》《闽南唐赋》等，彰显了清人选唐赋的风气。同样，在律赋选本中，如周嘉猷辑、汤稼堂评骘《律赋衡裁》五卷，选赋123篇，其中唐律102篇，潘世恩《律赋正宗》选赋54篇，唐律占48篇。究其因诚如欧阳保极为马传庚编《选注六朝唐赋》题序所云：“李唐中叶，裴白王黄，宛转清切，为律赋正宗。”(65)在清人的赋论中，这种尊唐而重律的观点不胜枚举，例如：
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王芑孙《读赋卮言·审体》)(66)
溯源于周汉，沿流于魏晋齐梁，律则以唐为准绳，而集其成于昭代。……今欲求为律赋，舍唐人无可师承矣。(鲍桂星《赋则序》《凡例》)(67)
自有唐以律赋取士而赋法始严，谓之律者，以其绳尺法度亦如律令之不可逾也……我朝作人雅化，文运光昌，钦试翰院既用之，而岁科两试及诸季考亦藉以拔录生童，预储馆阁之选，赋学蒸蒸日上矣。(余丙照《赋学指南·原叙》)(68)
其持论视角有所不同，或谈赋体的演变，或谈唐律的楷式，或谈考试律赋的准绳，然其推尊唐律赋是一致的。只是清人在反思前人否定律赋时以尊唐为主，同时也尊骚汉古体，甚至泯合了古、律之辨。如沈德潜《赋钞笺略序》认为“汉人谓赋家之心，包括天地，总览人物……西汉以降，鸿裁间出，凡都邑、宫殿、游猎之大，草木肖翘之细，靡不敷陈博丽，牢笼漱涤，蔚乎钜观”(69)，就是持宗汉观的。而在康熙朝早期顾豹文在《历朝赋楷序》中就倡导作赋宜“寓法汉魏，取材三唐”，已有并尊汉、唐盛世赋章的意味。此外，清人因推尊赋体，产生了诸多赋话编撰，也多持论古律融合。如林联桂《见星庐赋话》卷一继陆葇《历朝赋格》“古赋之名始于唐”的说法，总结古赋三大体类，分别是文体赋、骚体赋与骈体赋，然却主张三体皆通贯古今。如论“骈体赋”云：
骈四俪六之谓也。此格自屈、宋、相如，略开其端，后遂有全用比偶者，浸淫至于六朝，绚烂极矣。唐人以后，联四六，限八音，协韵谐声，严于铢两，此如画家之有界画勾拈，不得专取泼墨淡远为能品也。
又同书卷六论当朝馆阁赋：
馆阁多用律赋，而独能研都炼京、直入汉人之室者，如阮芸台制军《盛京恭谒三陵礼成赋》、陈阁部荔峰师《拟潘岳藉田赋》，渊懿古穆，自是一代大手笔。而后来嗣响，能以古赋为律赋，上下纵横，奇古生辣，居然雄视等辈者，则莫如程太史恩泽之《雪夜入蔡州》一赋。(70)
对照明人如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所述“律赋起于六朝，而盛于唐宋。凡取士以之命题，每篇限以八韵而成，要在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71)，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将赋分为四体即古赋、俳赋、文赋，律赋(72)，林联桂以溯源法融律于古，并赞颂翰苑馆阁赋中的宗汉创作，是典型的落实于辞赋书写而并尊古、律的论述。
在古、律之辨与古、律融汇的嬗变中，其中纵贯赋史的一个问题就是词章与经义的矛盾，而清人赋论融织经义与词章，同是尊体并呈示其正统观的表达。辞赋与经义的关联，可从汉人赋作用“经”与汉魏以来赋论取法经义见其端倪。早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一则记述相如上《大人赋》“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一则又评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73)，充分表现出“虚辞滥说”与“依经立义”的矛盾，继后扬雄有关赋体“讽”与“劝”以及“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论述，也是围绕经义与词章展开的。魏晋以降，赋学批评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惩鉴汉人而批评时赋以为“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74)，同样也是出于经义观而贬抑词章。到刘勰论赋，在“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宗经》)的前提下，于《诠赋》开篇即谓“诗有六义，其二曰赋”，“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又折衷经义与词章，提出“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75)迨隋唐以后，论者继对南朝赋侈靡之风的反思，有关经义与词章的矛盾又突出体现于唐宋闱场律赋的创作，这又呈现于作者与制度两方面。就作者而言，如唐代白居易作《赋赋》将经义思想融入闱场律赋，倡其“谐四声，祛八病”，又需“四始尽在，六义无遗。是谓艺文之儆策，述作之元龟”。(76)就制度而言，北宋科场一大争议就是考“经义”与“诗赋”科目问题，而在宋哲宗元祐元年刘挚议贡举认为，“诗赋之与经义，要之，其实皆曰取人以言而已。贤之与不肖，正之与邪，终不在诗赋、经义之异。取于诗赋，不害其为贤；取于经义，不害其为邪”(77)，是在制度视域下调和经义与词章的矛盾。至于元明复古，就律赋而言，诚如清人汤聘《历朝赋衡裁·凡例》所说的“元人易以古赋，而律赋寖微，逮乎有明，殆成绝响”(78)，是对元代考古赋、明人倡复古的重新省思。所以清人对经义与词章的态度，是融织于文本的兼容。如选本中的“六义”取向，且兼及词章，孙濩孙在《华国编赋选·凡例》言其选赋标准云：
赋虽六义之一，其体裁既兼比兴，其音节又兼风雅颂，如赋祥瑞、郊祀、朝会、巡幸，则庙堂雅颂之音……下及游览山川，歌咏人物，亦必优柔乎中，合乎性情之正，方得风人遗意。虽间有忧谗畏讥，闵时病俗，因时以起兴，即物以写情，如司马相如之《长门》、李白之《惜余春》等篇，皆有忠厚恻怛之意，故略存数篇以志风雅之变。(79)
或通过赋体创作昭示经义与词章融织的本原意义，如程恩泽《六义赋居一赋》云：
周有太师，《六经》是序。篇之异体贵乎纲，文之异辞主乎绪……纪其篇什，得诗人之制度；导其性情，悟诗人之机杼。总“四始”而兼包，恒意悦而情抒。(80)
也正因为清人摆脱前人有关经义与词章的理论纠缠，回归文本写作的照应，所以其与尊体(应该怎样写)对应的禁体(不该怎样写)，也基本体现在赋文写作的技法方面。例如王芑孙《读赋卮言》论赋体“三弊”，首先提出“欲审体，务先审弊”，其中“力弱”一弊则是“偶逢警策，却是横安，不从直下，常悬句以伫题，或因词而措意”(81)，虽有理论思考，更重写作技法。又如朱一飞《赋谱》提出律赋创作的“六戒”，分别是“复”“晦”“重头”“软脚”“衰飒”“拖沓”，其中戒“衰飒”认为“衰飒之字，古赋间有之，今则文治光昌，凡一切感叹语及败亡等字，宜避”(82)。这虽然有当时馆阁考赋的规避与禁忌，然从“文治光昌”可看出清人对赋的尊体与禁体，又与当朝赋学正统观的建立，是相符而应契的。
注释：
①陆次云：《北墅绪言》卷四《与友论作赋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7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64页。
②浦铣著，何新文等校证：《历代赋话校证》(附《复小斋赋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③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说事篇一·诗赋》，《丛书集成初编》第242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92页。
④例如詹杭伦《清代律赋新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孙福轩《清代赋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潘务正《清代赋学论稿》(中华书局2020年版)。按：笔者也曾撰写清赋研究论文若干篇，如《清赋概论》(《学术研究》1993年3期)、《清代的地理学与疆舆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1期)、《论清代的赋学批评》(《文学评论》1996年4期)、《论清代科制与律赋批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1辑)、《论清代书院与辞赋创作》(《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5期)等。
⑤例如吴兆骞的《长白山赋》因康熙帝欲封禅长白山所献，这与清代皇室发迹东北的长白山(祖山)崇拜有关，其内容实与历代赋山岳者不同。
⑥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75-3176、199页。
⑦胡浚辑：《国朝赋楷》卷首，清乾隆三十年怀德堂刻本。
⑧孙清达辑：《竹笑轩赋抄》卷首，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⑨详参许结：《历代赋汇》(校订本)卷首《前言》，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
⑩引自许结主编：《历代赋汇》(校订本)卷首。
(1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26-1727页。
(12)如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皇甫谧《三都赋序》“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白居易《赋赋》“四始尽在，六义无遗”。
(1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22页。
(14)赵维烈编：《历代赋钞》卷首，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15)王修玉编：《历朝赋楷》卷首，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16)陆葇评选：《历朝赋格》卷首，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按：该刻本首页署：“当湖陆葇雅坪评选，曾三才希文氏、同学沈季友客子氏、戴彦镕贡九氏校辑。”
(17)费经虞撰，费密补：《雅伦》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6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18)顾豹文：《历朝赋楷序》，王修玉编：《历朝赋楷》卷首，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19)素尔纳等纂修，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
(20)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77-378页。
(21)柏葰：《陪都景物略赋》，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17册，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92页。
(22)康熙：《望祀长白山》，《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吉林》，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23)乾隆：《望祭长白山作》，《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吉林》，第111页。
(24)吴兆骞撰，麻守中校点：《秋笳集》卷一《长白山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25)乾隆：《盛京赋》，张廷玉等辑：《皇清文颖》卷一八，《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205册，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625页。
(26)程大昌：《演繁露》卷一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2页。
(27)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891页。
(28)《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〇二，《清实录》第11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783页。
(29)有关论述详见许结：《乾隆〈盛京赋〉的写作与传播》，《古典文学知识》2017年第3期。
(30)汪启淑著，印晓峰点校：《飞鸿堂印人传》卷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页。
(31)详见钱林森：《中国古典诗歌在18世纪法国的传播与影响》，《第一届中国古典文学高端论坛》，2015年内部出版。
(32)庐江太守编：《赋海大观》，清光绪二十年鸿宝斋四次重印本。
(33)踪凡、郭英德主编：《历代赋学文献辑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
(34)参见许结：《赋话论》，《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35)(37)朱珪等编：《皇朝词林典故》卷四二，余来明，潘金英校点：《翰林掌故五种》，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83页。
(36)蒋攸銛辑：《同馆律赋精萃》卷首，清道光七年刻本。
(38)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原序》，刘青山点校：《法式善诗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39)王家相：《书同馆赋钞目录后》，《三十科同馆赋钞》，清光绪十六年刊刻本。
(40)程奂若、周日琏编：《本朝馆阁赋后集》卷首，乾隆三十三年困学斋藏板。
(41)参见潘务正：《法式善〈同馆赋钞〉与清代翰林院律赋考试》，《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42)(43)法式善编：《三十家同馆赋钞》卷一，清嘉庆十七年刻本。
(44)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考试类》“汪廷玙以大考授讲学”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96页。
(45)有关围绕历代《豳风图》与《无逸图》的赋体写作，参见许结：《〈豳风〉文图与诗赋传统的演变》(《文艺研究》2019年第7期)、《无逸图·赋：对一个文学传统的探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46)钱福昌：《豳风图赋》，《历代辞赋总汇》第17册，第16630页。
(47)涂庆澜：《荔隐山房诗草》卷六“五言试律”，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
(48)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49)叶方宣等编：《本朝馆阁赋前集》卷首，清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50)法式善编：《三十家同馆赋钞》卷一七。
(51)叶方宣等编：《本朝馆阁赋前集》卷首。
(52)法式善编：《三十家同馆赋钞》卷首。
(53)《卜魁城赋·西藏赋·新疆赋》，清光绪癸未合镌斠刊本。按：以下三赋引文均据此本。
(54)姚莹著，施培毅、徐寿凯点校：《康輶纪行》，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262页。
(55)按：徐松在新疆期间除创作《新疆赋》外，尚撰述有《新疆志略》《新斠注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西域水道记》《西游记考》等。在《新疆志略》中，徐松详细记述了清廷平定“准噶尔故地”的经过，以及乾隆朝“内迁”与“外移”，人口杂辏，“繁华富庶，甲于关外”的状况。
(56)赵尔巽等：《清史稿》，第212-213、305页。
(57)简宗梧、许俊雅主编：《全台赋校订》，“台湾文学馆”2014年版，第2页。
(58)(59)简宗梧、许俊雅主编：《全台赋校订》，第11、12页。
(60)详见许结：《文选“赋篇”批评三题》，《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61)许结主编：《历代赋汇》(校订本)，第4603页。
(62)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09页。
(63)祝尧辑：《古赋辩体》，王冠辑：《赋话广聚》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417-418页。
(64)详见许结：《明人“唐无赋”说辨析——兼论明赋创作与复古思潮》，《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
(65)马传庚辑：《选注六朝唐赋》卷首，清光绪十四年文富堂刻本。
(66)王芑孙：《读赋卮言》，王冠辑：《赋话广聚》第3册，第311页。
(67)鲍桂星：《赋则》卷首，清道光二年刻本。
(68)余丙照辑：《增注赋学指南》，王冠辑：《赋话广聚》第5册，第5页。
(69)王熞辑：《赋钞笺略》卷首，清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70)林联桂著，何新文等校证：《见星庐赋话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79页。
(71)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5页。
(72)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1页。
(7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63、3073页。
(7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七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905页。
(7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3、134、136页。
(76)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三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77页。
(7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哲宗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条，李焘著，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859页。
(78)汤聘评骘，周嘉猷、周鉁辑：《律赋衡裁》卷首，清乾隆二十五年瀛经堂藏板。
(79)孙濩孙编：《华国编赋选》卷首，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80)程恩泽：《程侍郎遗集》，《粤雅堂丛书》本。
(81)王芑孙：《读赋卮言》，王冠辑：《赋话广聚》第3册，第313页。
(82)朱一飞编：《律赋拣金录》卷首，清乾隆五十三年博古堂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