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圣司马相如曾以《子虚》《上林》《大人》三篇赋作而三度震惊“汉主”，又以《长门赋》复得“千金”之重，以《哀秦二世赋》讽“秦政”以喻“汉政”，皆闻名赋坛，至于其《美人赋》一篇，属意为何，颇有疑义，且成一流传久远的公案。据葛洪《西京杂记》卷二记载：

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

将“美人”落实为卓文君，赋意为“自刺”，缘由在相如患“消渴疾”(糖尿病)。因《美人赋》不载汉代史书，《文选》未收，赋文初见唐人类书《艺文类聚》与《初学记》，收载北宋发现之《古文苑》，故作者真伪在龙蛇间。然学界亦多考实之论，如简宗梧先生《〈美人赋〉辨证》(收录于《汉赋史论》)从音韵学考述其为西汉之文法，即为一例。当然，对《西京杂记》所载相如为此赋的动机，简文也不以为然，可是相如之“病”，却于史书有证。

有关相如“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有五处记述，其一，“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其二，“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其三，“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其四，“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其五，“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可见“称病”“病免”乃至“病死”，“病”成了书写相如人生的常用词，而最后一则“家居茂陵”，指相如“拜为孝文园令”后的经历，因此相如病在后世也就习称“文园病”。如“我惭衰病似文园”(陈镒《次友人见寄》)、“我抱文园渴”(边贡《答罗兖州》)、“一自文园移疾后，遂令玄草出人间”(徐中行《哭梁公实》)、“仆抱文园之疾”(张居正《与吴川楼给谏》)等，皆以“文园病”自拟与自嘲。最有意思的是徐珂《清稗类钞》记载洪钧贪恋美色而死的趣事，几乎是《西京杂记》所述的翻版：

有傅彩云者，久著艳名，一曰曹梦兰，苏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沪。吴县洪文卿侍郎钧初得大魁，衔恤归，一见悦之，以重金置为室，待年于外。祥琴始调，金屋斯启，携至都下，宠以专房。文卿持节使英，万里鲸天，鸳鸯并载……俄而文园消渴，竟夭天年。

相如贪“文君”之色而“亡”，洪钧贪“彩云”(或“梦兰”)之色而“亡”，况且“祥琴始调”，也是摹写相如“琴挑文君”故事。所不同者在于相如留下了文案，就是《美人赋》。

这篇署名相如的《美人赋》究竟与“文园病”有否关联，还是应阅读该赋的文本。今存赋文大体可分为两节，赋首“司马相如美丽闲都”到“臣弃而不许”为前节，主要是相如对梁王辩解自己“不好色”的缘起，并以东邻之女“望臣三年”“臣弃而不许”事情加以说明；从“命驾东来，途经郑卫”到赋末为后节，通过主人公在“上宫闲馆”经历“美人”挑逗而坚拒的叙述，得出“不好色”的结论。仅此，就有两点与《西京杂记》所述不符：一是该赋书写“客游梁”之事，故有答“梁王问”，而相如“琴挑文君”史事在“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之后，二是全赋写“不好色”，与好色“自刺”内涵不符。当然，赋家可以假托为词，交错时空，以致有戴仲纶之惊呼“长卿长卿，据尔所言，鲁男子不啻也。其在卓氏前邪，后邪?由前则行不掩言，由后则言不顾行”(邓伯羔《艺彀》卷上)，然勘进于赋旨，宜观赋中最重要的一段描写：

途出郑卫，道由桑中，朝发溱洧，暮宿上官。……臣排其户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黼帐高张。有女独处，婉然在床。奇葩逸丽，淑质艳光。睹臣迁延，微笑而言……玉钗挂臣冠，罗袖拂臣衣……于是寝具既设……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亵衣，皓体呈露，弱骨丰肌，时来亲臣，柔滑如脂。臣乃脉定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

这是假托赋者对“梁王问”的话语，所叙自投“艳网”，又“高举”“长辞”，这种既非人性，又不合逻辑的自述之词，实则是对前人诗赋创作的摹写与夸饰而已。

如果追溯此赋渊承，前人多谓取法宋玉《讽赋》与《登徒子好色赋》，论其“好色”旨意，其创作更近于后者。宋玉《好色赋》收载《文选》，赋中不仅如写宋玉“体貌闲丽”及叙事谓“东家之子”“登墙窥臣三年”的模式完全为《美人赋》取法，而且前引《美人赋》一段描写，书写思想及方式也完全等同《好色赋》中“章华大夫”的言说：

臣……从容郑卫溱洧之间。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仓庚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臣观其丽者……于是处子恍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复称诗曰……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

尽管比较而言，《美人赋》而临色诱写得更暴露些，然其所述男女遇合的发生地“桑中”与“上宫”源自《诗·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与《登徒子好色赋》的“郑卫溱洧”属同一区域。而对“桑中”“溱洧”诗的名义，毛诗序一谓“刺奔”，一谓“刺乱”，皆与以“郑风”为代表的情诗相关。于是再拓展来看宋玉《高唐》与《神女》两赋“云梦”情事及人神遇合的描写，诚如《墨子·明鬼》所谓“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就是闻一多《高唐神女传统之分析》考证的祭祀生育女神的圣地。

对此“桑林”文学传统，可观三篇考述文字：一是清人惠士奇《惠氏春秋说》卷八引述《墨子》说阐释云：“盖燕祖齐社，国之男女皆聚族而往观，与楚、宋之云梦、桑林同为一时之盛，犹郑之三月上巳士与女合会于溱洧之濒观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志在女”说，意味深远。二是近人陈梦家《高禖郊社祖庙通考》依据《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女，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会不禁”、《礼记·月令》“仲春之月”“祠于高禖”的记述，论证祭祀媒神以及与“祈雨”求嗣的关系。三是法国汉学家桀溺《牧女与蚕娘》一文梳理从郑卫“桑间”之词到汉乐府古辞《艳歌罗敷行》以及晋唐以降的众多拟作，得出桑园文学主题有“两种形式，即自发产生于春祭活动中的情歌和道德裁判家的谴责，可以说是这一主题发展的两个极端”的结论(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正因为“志在女”所显示的“奔会不禁”的情之原欲，以及与以孔子为代表之道德家批评“郑声淫”的礼教精神，构成了后世仿效“春祭”遗俗之作品的内在矛盾，形成某种欲说还休，或戛然而止的写作特征。《美人赋》的“女”之情态与“臣”之高举，既荒悖，又滑稽，但却合理地表现了“两个极端”的有机统一。所以在该赋之前，有“高唐”“好色”诸赋，之后诚如王楙《野客丛书》卷十六所列“蔡邕又拟之为《协和赋》、曹植为《静思赋》、陈琳为《止欲赋》、王粲为《闲邪赋》、应玚为《正情赋》、张华为《永怀赋》、江淹为《丽色赋》、沈约为《丽人赋》，转转规仿”，加之张衡《定情赋》、蔡邕《检逸赋》与陶潜《闲情赋》之同类作品，写作宗旨无非是“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闲情赋序》)。缘此创作传统，某年我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邀约作学术演讲，拟题“诗赋创作与乐教传统”，意从“桑中”诗说起，邀约方得题后以为太朴素，恐不能吸引听众，于是我将其讲题改为“祭坛情歌”，内容不变，立即获允。又某年某学术会议，我将此讲稿增饰成论文宣讲，开场言及当时改题事，对座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插言：此题若改作“相爱在公元前”更好。当年笑谈，余音在耳，试想那遥远的相爱，如何发展成原欲的抗拒，《美人赋》作为桑园文学传统中的一篇(或一发展阶段)，乃模拟之文，非新创之篇，固然与耽色“自刺”说不伦类，然其中是否确有“病”症?

回到《西京杂记》的“自刺”说，记述者以为相如刺而未休，以至于死，于是“文君为诔”。考文君《司马相如诔》初见明人梅鼎祚编的《西汉文纪》，作者难为信谳，诔文中写道“忆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怜才仰德兮，琴心自娱；永托为妃兮，不耻当炉；生平浅促兮，命也难扶”。文字杂取于《史记》本传及《玉台新咏》中的《琴歌》，然“雍容孔都”与“怜才仰德”两句，或可折射出《美人赋》中的“文园病”。考《史记》本传所述相如五次“病”例，关乎人生行为和情感者主要有二，一则“因病免，客游梁”，导源其因，在相如不满意当时的工作，即传中所谓“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这是相如一生的心病，或谓“士不遇”情怀，也是古代文人的通病。如果说体现于《美人赋》中，则如其间“女乃歌曰”所唱的歌词：“独处室兮廓无依，思佳人兮情伤悲。有美人兮来何迟?日既暮兮华色衰，敢托身兮长自私。”这种怀才不遇的心病，在相如被委派作“孝文园令”尤为明显，他的《大人赋》与《长门赋》中也无不包含了这种心态的书写与隐喻。二则“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其“病”在有良知的文士不能与俗浮沉的幽兰白雪的情怀，以及与世道龃龉的冷落与悲凉，这是汉赋家对屈原辞赋中“宁昂昂若千里驹”“宁与骐骥亢轭”“宁与黄鹄比翼”而不“与鸡鹜争食”(《卜居》)之精神的传递，在《美人赋》中则体现于对相如“美丽闲都”的形容，与赋者“鳏处独居”“莫与为娱”的自怜或自诩，所谓“韩囚而马轻”(《文心雕龙·知音》)，堪称其“自洁”与“不遇”的一体化的写照。

读《美人赋》，倘着相于“好色”，则如吴子良所说“宋玉《讽赋》……大略与《登徒子好色赋》相类，然二赋盖设辞以讽楚王耳。司马相如拟《讽赋》而作《美人赋》，亦谓臣不好色，则人知其为诬也”(《荆溪林下偶谈》卷三)，若不限于“好色”与否，又如诸论家将此赋归于宋玉《讽赋》旨趣，而另有深意在。近人金秬香认为：“是赋首言臣非好色之徒，及慕义东来之故；中乃用宋玉《讽赋》之意，抚《幽兰》《白雪》之曲，摹玉床横陈之词，其词丽以淫；末言‘臣乃气服于内……’谐戏中又说得极庄雅。……太史公《相如传赞》曰：‘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旨哉斯言。”(《汉代词赋之发达》第九章《汉代词赋之种类·抒情类》)如此评说，或得正解。只是赋中寄“讽”，为何要以男女为喻，或许人云“万恶淫为首”(《增广贤文》)?抑或孔子所言“吾未闻好德如好色”(《论语·子罕》)吧。当然，“桑林”文学的摹写所形成的传统力量并导致的赋文模式化，这也算是赋坛一“病”，然在情色与乐教之间所渗透的作者怀抱，却不乏新义而可供寻绎、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