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汉代文章经历的是一个重“术”的时代，也是中国文法发展与变迁史上的重要阶段。这不仅因为汉代继“周”过“秦”以整饬旧籍、更造新篇，而且是肇造宗法君主制一统文化与文学格局的历史时期。正因为这一时期形成的以宫廷文学为代表的文章体系，依附于帝国政教思想的构建，所以呈现出的文术又与数术、经术紧密联系，铸就了特定的致用模式，并影响到其铺陈构象、取譬华词与曲终奏雅的书写方法和创作风格。后世有关汉代文章的评论，也印证了汉代“文术”的存在价值，以及文学批评史的意义。

关 键 词：数术  经术  文术  风格与批评

从宋代到明代，出现了汉以前有无文法的争议，孙鑛《与李于田论文书》说：“宋人云：‘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弟则谓‘惟三代乃有文人，惟六经乃有文法’。”①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说：“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②汉人继“周”过“秦”以整饬旧籍、更造新篇，宋人孙奕比较周、汉文字谓“汉人文章最为近古，然文之重复，亦自汉儒倡之”，例如“观孔子之言三代相因，曰‘损益可知’而已，而董仲舒曰‘上忠’、‘上敬’、‘上文’，太史公曰‘忠以野’、‘敬以鬼’、‘文以僿’，何其纷纷也”③。这只是表面的文辞问题，而透过其“近古”而变古的现象，就会发现汉文大量引述经语、取譬喻类诸术，实与汉代的数术、经术以及政术有着相通之处，可以“文术”观其时代风貌。

一 文章与数术

汉代是文章作为一种文辞表达概念相对独立的时期，又是数术学昌盛的阶段，其“文”与“术”的关联，具有时代的特征。据《说文解字》“术”本义是“邑中道”，引申为技术，含“方法”如“教亦多术”，持术者为“术士”，术的呈现为“技艺”，如指天文历法，可并归数术。考“文术”一词，初见于陶潜《责子》诗“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④；刘勰《文心雕龙·风骨》谓“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黄侃释“此言命意选辞，好尚各异”⑤；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八篇认为“汉高祖虽不喜儒，文景二帝亦好刑名黄老，而当时诸侯王中，则颇有倾心养土，致意于文术者”⑥，皆泛指文学或文辞，而缺少对其内涵及方法的认知。汉代的“文术”不同于一般的文法、文风，也不是其来已久的泛“文”之“术”，而是与经术、数术相通的一种文章技艺，其虽多借鉴战国诸子及纵横家的取譬擒纵等写作方式，但与之有本质的差别，是在帝国政治构建中的思维方式与语言策略。

汉人述“文”，有“文学”与“文章”之别，其言“文学”基本延承先秦儒家所言“学问”，如《论语·先进》“德行”“言语”“政事”与“文学”的区分。《汉书·武帝纪》载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诏“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⑦，乃汉代铨选“贤良文学”制度，所谓“文学”即为经学通称。论“文章”，本义是采色或花纹，孔门言说泛指“六经”和“礼乐制度”，也兼指文辞，如《论语·公冶长》“夫子之文章”，何晏集解谓“章，明也。文彩形质著见”，邢昺疏谓“夫子之述作威仪礼法有文彩，形质著明”，朱熹集注谓“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⑧。汉人“文章”概念较孔门有所衍展，如《汉书·儒林传》引公孙弘奏议“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11册，第3594页)，有经术意，亦含文辞表达；《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等)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汉书》卷五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第9册，第2634页)，又《汉书·地理志下》“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6册，第1645页)，已专指区别于儒术、经义的文辞，如辞赋。东汉王充《论衡》“学士有文章，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巧也”⑨，“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杨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论衡校释》卷二八《书解》，第4册，第1151页)，也是兼含辞赋之文辞的特指。这种文章的独立性不仅与由战国诸子丛集之文向汉人大量书写单一文本的转变有关，而且还与其文类的制度化相关。以西汉为例，文章相对集中于《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之“儒家类”如“《陆贾》二十三篇”，“法家类”如“《晁错》三十一篇”，“纵横家类”如“《邹阳》七篇”，以及《诗赋略》之“赋类”的“贾谊赋七篇”等。

与文章相对应的，是《汉志》中大量著录“数术类”撰述，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其或无名如“《汉五星彗客行事占验》八卷”等，或署名如“《杜忠算术》十六卷”等，总其义谓“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分其用谓“天文”则“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历谱”则“圣人知命之术”，“蓍龟”同“筮渎不告，《易》以为忌；龟厌不告，《诗》以为刺”等⑩。余嘉锡认为，汉之数术亦本于“阴阳家”，所谓“阴阳家之与数术，《汉志》以为同出于羲和之官。而数术独为一略者，固因一言其理，一明其数，亦由数术之书过多，犹之诗赋之于《三百篇》耳”(11)。数术学在秦汉时定型，唐宋后渐渐淡出精英文化层，但在汉代则极为重要，功用如《史记·日者列传》载司马季主语：“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棋，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12)《后汉书·天文志》刘昭注引张衡《灵宪》：“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13)又《方术传》载：“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传上》，第10册，第2705页)其中虽有推演的技术成分，包括推测凶吉的工具如“式”“棋”等，但其义理仍在象人事而议朝政。在具体的技术操作中，数术又屈从于政术。如前引《史记·日者列传》褚少孙补：“臣为郎时，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14)这虽算不得重大事件，但数术屈从皇权，显而易见。而在数术依违于政术时，汉代的数术家又尝通过象类(象数)的方式与以“灾异”为核心的思想来言事，透露出“术”中隐蕴的难以直白的心态。

从“数术”推衍“文章”，汉人“文术”与之相关及其成立，则基于以下三个层面的思考：

一是整体性思维，“文术”实与“政术”“道术”“经术”一体呈现。徐复观《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以“封建”为例，对汉初改封异姓转向封同姓，以及封诸侯与剪灭其势力的举措，认为“汉室封建，在先是为了完成大一统专制的事实上的需要，最后则为了维护大一统专制的皇帝身分的需要；所以一方面在演变，另一方面在形式上却始终加以保持”(15)。汉承秦制，尚“力”，故大一统；而大汉继周，尚“德”，故有分封。这不同于周政，致使汉代政术始终处于“力”与“德”之间。围绕这一主旨，刘安《淮南子·主术训》以道术缘饰政术，“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16)；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又以经术缘饰政术，“《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17)。落实到文术，王褒《四子讲德论》假“虚仪夫子”答“微斯文学”问“吾子何乐此诗”曰：

夫乐者，感人密深，而风移俗易。吾所以咏歌之者，美其君术明而臣道得也……故美玉蕴于碔砆，凡人视之怢焉；良工砥之，然后知其和宝也。精练藏于矿朴，庸人视之忽焉；巧冶铸之，然后知其干也。(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五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下册，第712—713页)

所言“砥之”“铸之”“咏之”，皆明其“诗”(文)之术以“扬君德”之美。对缘饰政术之“力”，简宗梧《汉赋玮字源流考》引述东方朔《答客难》中“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语认为：

辞赋既然是纵横家投君王之所好，往昔侈陈形势耸动君王的政论，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于是纵横家改以文辞为专业……辞赋与纵横家口论关系之密切，也由此可知了。(简宗梧《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页)

此论汉代辞赋与纵横家的渊源，并认为旧的“政论”已没有“用武之地”，又引东方朔言“郎官”与赋家职守的关联，尤其是以汉赋“文辞”代替纵横“政论”，蕴涵了汉人文术围绕专制政体的处境与对策。

二是象数观以“比类”意识，完成汉人“文术”以“类象”喻“德性”的思想结构。汉代数术书无论“天文”“五行”，还是“历谱”“蓍龟”，皆重“象物”“象事”之“象”与“圣人知命之术”，“言其理”而“明其数”，进而强化“比类”意识。也因此，冯友兰在《别共殊》中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上，“汉人知类，汉人有科学底精神”(18)。读汉人文章，多以比类方法呈示秩序。如董仲舒述经义，在天人比类的大前提下，谓“天之志也，而圣人承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义而求恶，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宽”(《春秋繁露义证》卷一七《如天之为》，第464页)，以明《春秋》之“生”“杀”的互为功用。后人论汉赋，亦多“类”的意识，如王芑孙《读赋卮言·导源》评《文选》“赋篇”，以为“文章之为术，惟不讳于杂”(19)，博杂呈像，实为博富，故葛洪《抱朴子·钧世》谓“《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20)。陈绎曾《文筌·古文矜式》论汉赋“体物”，则分六种技法：

司马相如善词赋，长于体物：一曰实体，羽毛花实是也；二曰虚体，声色高下飞步是也；三曰比体，借物相兴是也；四曰相体，连绵排双体状是也；五曰量体，数目方隅岁日变态是也；六曰连体，衣服宫室器用天地万物是也。(陈绎曾《文筌》，《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3册，第504页)

其“相体”是词语的比类，“量体”是时空的比类，“连体”是物态的比类，既对应汉赋创作，又属汉人文“术”的共时形态。

三是“灾异”论的天谴(包括“祥瑞”的涂饰)，决定汉人“文术”以“讽”与“颂”彰显致用功能。汉人论“数术”诸技，重在“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书》卷三○《艺文志》，第6册，第1780页)。汉人论文如“赋”，或如司马迁评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以主“讽”：

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10册，第3002页)

或如班固《两都赋序》云“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文选》卷一，上册，第21页)，倡言赋体兼融讽与颂。而汉人论《诗》，诚如程廷祚《诗论》所谓“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21)。至于汉人的奏疏等议论文章，如贾谊《上疏陈政事》、董仲舒《天人三策》、匡衡《上疏言政治得失》、刘向《极谏用外戚封事》等，又多引述“灾异”以行其“谴告”之术，这与当时数术学之“纪吉凶之象”相埒。

二 经术与文术

汉文宗经，如果说汉初治经学者偏重收残拾缺，则历文、景到武帝朝，经学已备文化一统的意义。因此，吴曾祺《宗经》云：“学文之道，首先宗经。未有经学不明，而能擅文章之胜者……汉代作者，如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班固之属，大抵皆习于经生家言，非苟为炳炳琅琅者比也。”(22)考汉人因“经”涵“文”，有两大前提：其一，以经论政，提出“一王法”的观念。《汉书·儒林传》云“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并赞孔子作《春秋》“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止”(23)。这种奉经义为“一王法”，必然涵盖汉文，使之成为一代政教工具。其二，以经为文，重在经“术”，即施行文教的方法。桓谭《新论·正经》云：“前圣后圣，未必相袭也。夫圣贤所陈，皆同取道德仁义，以为奇论异文，而俱善可观，犹人食皆用鱼肉菜茄，以为生熟异和而复俱美者也。”(24)“鱼肉菜茄”为本，“生熟异和”为术。皮锡瑞论汉代为“经学昌明时代”，并以“通经”为“致用”云：“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25)考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别经之用云：

《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繁露义证》卷一，第36页)

所言之“长”，都属于“术”的范畴。后世论汉赋，也尝附着经术，如曹三才谓“词赋之内，经术存焉”(26)；纳兰性德《赋论》云“经术之要，莫过于三百篇”“相如之赋之所以独工于千古者，以其能本于经术故也”(27)。

由经术规范文义来看，汉文创作以“经义”为中心的呈示方法又凸显于三方面：

一是解释经义的特征，类似治经的义疏训诂。徐防《五经宜为章句疏》云：“《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汉承乱秦，经典废绝，本文略存，或无章句。收拾缺遗，建立明经，博征儒术，开置太学……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设甲乙之科。”(《后汉书》卷四四《徐防传》，第6册，第1500页)汉代经学博士设置虽因时而变，然其收拾缺遗以成文、训诂疏释以见义则一致。以汉人解《诗》为例，三家诗与毛诗释文多异，而三家亦不尽同，如《诗·召南·甘棠》鲁诗说“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甘棠不敢伐，歌咏之”；齐诗说“召公，贤者也，明不能与圣人分职，常战栗恐惧，故舍于树下而听断焉。劳身苦体，然后乃与圣人齐，是故《周南》无美而《召南》有之”；韩诗说“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召伯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以劝……其后在位者骄奢，不恤元元，税赋繁数，百姓困乏，耕桑失时。于是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28)。三家表面皆主“美”，实含讽意，韩说则明彰“刺时”义。扬雄《甘泉赋》也取意《甘棠》，所谓“函《甘棠》之惠，挟东征之意，相与齐虖阳灵之宫”(《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11册，第3530页)，借以讽成帝祭祀的“扰民”与“失时”，虽非解经，其义相近。汉人经典解释之异同，或如郑樵《通志总序》所言“汉立齐、鲁、韩、毛四家博士，各以义言《诗》”(29)，亦或如闻一多《匡斋尺牍》所讲的“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30)，其文术因缘政术却因之显明。

二是以“比德”附经义，在这一方面，汉文无论散体还是韵体，创作指向一致。散体如董仲舒《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开宗明义“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而以《春秋》义代言云：

《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498—2499页)

比附《春秋》，兼及《诗》《书》，警示“君德”关乎“人德”而明“天德”，引经陈义乃言说之“术”。韵体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假托“亡是公”反“奢侈”而论“俭德”云：

(亡是公曰)“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德隆于三皇，功羡于五帝……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汉书》卷五七上《司马相如传上》，第8册，第2547—2575页)

取《诗》语及《礼》《书》义，亦缘“术”彰“德”。汉人为何多附“经”言“事”？应劭《风俗通义》说：“居则玩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纲纪国体，原本要化，此通儒也。”(31)其言“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是汉代经术的要义，结穴在为文立足“当时”而假称“先制”的法则。

三是经义与文章的“致用”性，缘“术”以成其构。扬雄在《法言·寡见》中回答“《五经》有辩”云：“惟《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舍斯，辩亦小矣。”(32)所谓“天”“事”“体”“志”“理”皆因经义求致用，而一经之“用”复有一经之“术”，汉人视之善“辩”，也影响到为文致用之“术”必须能辩。例如因巴蜀太守唐蒙西南失治，司马相如受汉武帝遣派前往抚慰当地民心而作《喻巴蜀檄》，其文最突出的是为文之“术”，即先明唐蒙之行(发军兴制)与造成的结果(惊惧子弟)，是“擅为”，“非人臣之节”；继谓“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的礼义，兼论前番使者之失；复彰天子之恩德，微讽“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德音之失(33)，词曲而意达。对此，宋人楼昉《崇古文诀·评文》评曰：

一篇之文全是为武帝文过饰非，最害人主心术。然文字委曲回护，出脱得不觉又不怯，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教百姓当一半不是。最善为辞，深得告谕之体。(楼昉《崇古文诀》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54册，第26页)

所言文法得“体”是一方面，而“文字委曲”与“善为辞”则是另一方面，其中因“术”而彰“用”可见。

如果转换视角，由文术受制经义来看，汉文书写亦着力于三方面：

首先，作文大量引述五经词语，其主旨在取义，其方法为施“术”。刘熙载《艺概·文概》以为“刘向、匡衡文皆本经术”，并以刘文为例云：

刘向文足继董仲舒。仲舒治《公羊》，向治《穀梁》。仲舒对策，向上封事，引《春秋》并言“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亦可见所学之务乎其大，不似经生习气，于细故之异同也。(刘熙载《艺概》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页)

其论虽区分通儒(大义)与俗儒(经生)的差别，但用经引词及义，则是明显的。如刘向《极谏用外戚封事》论当时外戚之患云：

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夫大臣操权柄，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也。(此处引《春秋》旧事略)故经曰“正室乱”，又曰“尹氏杀王子克”，甚之也。《春秋》举成败，录祸福，如此类甚众，皆阴盛而阳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7册，第1958—1959页)

先明君失术而臣弄权的危害，次引《春秋》旧事，最后引《书》中词语，作为印证，彰明经义，以戟指现实。如此先引正经(引《春秋穀梁传》)，再副以经语(引《书》)，在汉人大量的政论文中是常见之“术”。这种引经语以证义的方法，在汉赋创作中也常见。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射《狸首》，兼《驺虞》”，《驺虞》乃《诗·召南》之卒章，天子以为射节。考《毛诗序》：“蒐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诗三家义集疏》卷二，上册，第119页)取《诗》为“术”，以明天子游猎行仁之理。

其次，赓续经义是汉人彰显文势的一种方法。《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引刘安《离骚传》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第8册，第2482页)，虽赞《骚》兼美，然续《诗》之意明显。继后王逸《离骚经序》言“《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等，所谓“依《诗》取兴”，即依“经”立义的批评方法，落实到具体作品的分析，如其《楚辞章句叙》云：

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

依经立义是汉人的思维方式，同样普遍地存在于创作实践中。例如匡衡上疏言治性正家以“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论新王受命之务云：

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诗》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业，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汉书》卷八一《匡衡传》，第10册，第3338页)

这种引“经”喻德以寄讽的写法，在汉代“告君之辞”的奏议文中最常见，形成赓续经义以陈论的模式。然援经之“术”，也呈现于游离宫廷文(在朝文)的个人抒发(在野文)中。例如刘歆因上《移让太常博士书》见罪大司空师丹，于贬“河内太守”途中作《遂初赋》，就大量用《左传》之典以抒怀抱，其如“日不悛而俞甚兮，政委弃于家门”，用《左传》昭公三年“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语典，以喻对权臣擅政之虑；“蘧瑗抑而再奔兮，岂材知之不足”，用襄公十四年与襄公二十一年所载卫国贤大夫蘧瑗不为卫灵公所用而两度出奔的事典，自抒流离他乡的愤懑(34)。而刘赋化用《左传》典故，正与其治古学以抗今文的当下学术背景相关，是以“术”彰“学”而成“文”的典型案例。

再次，汉文的类“传”功能，与文术通合经术关联。就经义而言，如匡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的写法：

《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

《大雅》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诸侯正月朝觐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视之，又观以礼乐，飨醴乃归。故万国莫不获赐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寝，临朝贺，置酒以飨万方。传曰“君子慎始”，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汉书》卷八一《匡衡传》，第10册，第3342—3344页)

前则引《诗》以解读传义，警戒当时妃匹行端；后则引《诗·大雅》示范周德，复以《礼记·经解》引《易传》语寓讽于赞，虽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但其为文之法，则仿佛经传的解释。

三 文术与文风

考察汉代文术形成，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就是前述汉文在发展与成熟过程中形成的附“经”为“传”的解释性特征。陈绎曾《文筌》论周、秦、汉文章之不同曾指出：“周人天性笃至，文在章句周折之间。先秦风气英爽，文在辨难中。西汉气质雄健，文在按据经典中。东汉学问质实，文在声音气相中。”(35)所谓“按据经典”“学问质实”，均内含汉儒所奉行的经义，并影响到文章的风格。以《诗经》为例，《汉志》评“三家诗”传谓：“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汉书》卷三○《艺文志》，第6册，第1708页)其言“非其本义”，既有“取《春秋》，采杂说”之因，也有作“传”者“以《诗》证事”的方法的缘故。对应文学创作，如赋体的“经传”性质明显，1993年江苏东海尹湾村出土西汉简《神乌傅》，其“傅”字即有“傅”与“赋”同声假借、“傅”乃“传”(傅)的形近字如刘安上《离骚传》之两种解释(36)。而“傅”(赋)为“传”义，不仅在汉人论赋中得以佐证，如司马迁评相如赋“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汉宣帝论赋“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皆依《诗》(经)释义，而且后人亦多类似批评，如宋人龚鼎臣谓：“赋亦文章，虽号巧丽，苟适其理，则与传注何异？”(37)这在赋作中颇多呈现，如张超《诮青衣赋》：

历观古今，祸福之阶，多由嬖妾淫妻。《书》戒牝鸡，《诗》载哲妇，三代之季，皆由斯起。晋获骊戎，毙坏恭子；有夏取仍，覆宗绝祀；叔肸纳申，听声狼似；穆子私庚，竖牛馁己；黄歇之败，从李园始；鲁受齐乐，仲尼逝矣。文公怀安，姜诮其鄙……(《全汉赋》，第606页)

此取义《诗·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诗三家义集疏》卷二三，下册，第991页)，兼采《左传》《国语》《史记》所载“骊姬乱晋”“仲康之子帝相”“李园杀春申君”等事以明外戚之患，正是“取《春秋》，采杂说”的经传传统(38)。但是，无论经传之“传”经，还是文章之附经，汉人设论皆有极强的当世致用性，这又牵涉到汉人的汉统观与汉德观。汉人由汉德追奉周德，落实到文章，则聚焦于变“秦气”而法“周文”，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采纳周训论文，比较贾谊与董仲舒文章，以为前者重“势”而后者重“道”。他认为“自汉以后，治之不古也有自矣……伊尹之训，傅说之命，周公之告，曰‘无安厥位惟危’，曰‘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曰‘所其无逸’，未尝贬道以诱之易从也”，故以尊“道”轻“势”批评贾谊云：“斯其为言，去李斯之言也无几。何也？以法术制天下，而怙以恬嬉，则其法虽异于秦之法，而无本以立威于末，劳天下而以自豫，其能以是一朝居乎！使天下而可徒以法治而术制焉，裁其车服而风俗即壹，修其文辞而廉耻即敦，削夺诸侯而政即咸统于上，则夏、商法在，而桀、纣又何以亡？”(39)言“恬嬉”“自豫”，取《周书·无逸》之戒，正是汉人在“术”上构建的“道”统。

另一条线索是汉人继周德建汉德，但因制度的变迁与位置的转换，汉文之明“德”却流于“术”。如汉成帝阳朔元年冬，梅福因京兆尹王章弹劾外戚王凤被定罪论死而上疏建言“汉德”云：“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若转圜……孝文皇帝起于代谷，非有周召之师、伊吕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俭……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汉家得贤，于此为盛。”(《汉书》卷六七《梅福传》，第9册，第2917—2918页)梅福所述“汉三帝”，正与其后扬雄《长杨赋》中“高祖……圣文……圣武”一段颂赞的“汉三帝”之德相同，都是仿效《尚书·无逸》中“周三王”的圣德来构建汉德，其对应的正是元、成以降外戚干政愈演愈烈以致汉统衰危的政治背景。但是，汉人承续《无逸》周公戒成王之训与追奉古代的师保制度却值得一辨。有关师保古制，《大戴礼记·保傅》载“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40)，《礼记·文王世子》载“大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41)，乃天子辅弼之臣，兼教导之功。然则周公建德与汉人建德却有两大制度的差异：其一，《无逸》中文王示范在“诸国”，如《尚书正义》谓“文王不敢乐于游逸田猎，以众国所取法则，当以正道供待之故”(42)，具有周代宗法分封制的一种和睦万邦的功能，且有着实际的规范意义。而汉人所述“汉帝”行政，属宗法君主制，其示范万民易流于蹈虚，故而作家之“讽”与“颂”多呈现于语言表层，实际意义日渐淡褪，但文章“颂”的成分却不断强化，成为邀获圣宠的工具。其二，周公作《无逸》以训王，出自具有掌控力的“师保制度”，而汉代文士如赋家只是宫廷“言语侍从”，文臣之“谏”常流于文字游戏。对此，清人阎若璩认为：“尝谓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三代以上，宰相与经筵常合而为一，三代以降，宰相与经筵遂未免判而为二，此主德之所以隆替，而君学之所以消长，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何以言之？经筵者，古之所谓坐而论道者也，而三公以之；宰相者，古之所谓冢宰掌邦之治者也，此其职若不相兼。而周公尝以冢宰之尊，而上兼乎师保，以居于王前，则其望重，有以生人主严惮之心，而不至如后世之说书侍讲之职而已；其德隆，有以起人主效法之志，而不至如后世之徒以解释经传而已。”(43)周公《无逸》训词的背后是“冢宰之尊”“兼乎师保”的地位，而汉代经师在君主政治下也只是“说书侍讲”，更何况作为“言语侍从”的赋家？于是规范帝王的德行，或谓之以“繁词”喻“俭德”，也就更广泛地流于文术。

当然，为文之用在于明事理，汉人致用观更是如此，前述两条线索对直言“美”与“刺”的制约，导致汉人特别注重方法之“术”，这影响到汉文风格，有几点较为突出：

一曰铺陈以构象。陈师道《后山诗话》云：“余以古文为三等：周为上，七国次之，汉为下。周之文雅；七国之文壮伟，其失骋；汉之文华赡，其失缓。”(44)其中以“雅”“壮伟”与“华赡”分辨周、战国与汉代文风，颇有启发性。汉人为文“华赡”，在于委曲其词，铺张扬厉。孙奕《文说》认为：

汉人文章最为近古，然文之重复，亦自汉儒倡之。贾生《过秦论》曰：“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四句而一意也。(《履斋示儿编》卷七，第102页)

意寡而词繁，是汉文好铺陈以致“纷纷”而“缓”的原因。这体现于宫廷文字，如奏疏文多以铺陈构“事象”，辞赋文多以铺陈构“物象”，其义在理用，其术在由“博”返“约”。刘勰论奏文“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45)，所言“殊采”，在汉人奏疏文中更多地体现于“事象”的描叙。再以前引刘向《极谏用外戚封事》文为例，他在谏言人君“失御臣之术”危害与引“经”证义时，引《春秋》事以铺陈其词云：

昔晋有六卿，齐有田、崔，卫有孙、宁，鲁有季、孟，常掌国事，世执朝柄。终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崔子弑其君光；孙林父、宁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并专国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浊乱王室，子朝、子猛更立，连年乃定。(《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7册，第1958—1959页)

序列诸多“《春秋》举成败，录祸福”的故事，戟指当朝外戚用事之祸，却铺张为文，委婉其义。这在汉赋“物象”的展示间更为突出。以扬雄《甘泉赋》为例，其创作原由是“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11册，第3522页)。“讽”是文章引端，也是全赋主旨，然观赋中描写，如其“求嗣”之地的甘泉宫与泰一台，作者却不惜笔墨以铺张构象(46)。前此司马相如于武帝朝上《大人赋》以“讽”，结果因构设天庭的物象太逼真神奇，以致武帝读后“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10册，第3063页)。正因铺陈构象的文“术”过度，导致文“义”失落，使赋家的建德观堕入尴尬的境地，扬雄“欲讽反劝”的批评与叹息缘此而生。

二曰取譬多华词。由于汉代文士一方面有强烈的经世致用之心，另一方面又身处言语侍从的境遇，故为文因讽谏而取譬，因取譬故多虚写旁渲的华词。班固《白虎通》有“五谏”说，而首彰“讽谏”，即“讽谏者，智也。知祸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陈立疏证引扬雄《甘泉赋序》“奏《甘泉赋》以讽”及《文选》李善注“不敢正言谓之讽”(47)以明其旨。于是取譬作文为一时风气，如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开篇即论“慎辞”谓：“《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各有辞也。”(《春秋繁露义证》卷三，第85页)如果说此论《春秋》“慎辞”重在“谨于名伦”，那么观董仲舒在武帝朝之为文，其“慎辞”之法又有多方推衍，如《山川颂》之“山水比德”，所谓“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春秋繁露义证》卷一六，第424页)，取譬婉言已为专“术”。又如枚乘《上书谏吴王》论存亡之道，罕有直面之词，却多取譬之语，其论去祸之本云：

人性有畏其景(影)而恶其迹者，却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阴而止，景灭迹绝。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欲汤之沧，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不绝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犹抱薪而救火也。(《汉书》卷五一《枚乘传》，第8册，第2360页)

虽未明言吴王处身之事，然鉴戒之意尽呈于取譬间。与之相埒，太史公书也是以取譬喻以明事理为文，所以后人评述其法，有“平事浓叙”(《万石君传》)、“翻驳入细”(《刺客传》)、“三折笔法”(《吕不韦传》)、“烘云托月”“草蛇灰线”(《伍子胥传》)、“以放为收”(《主父偃传》)、“中断为奇，遥合为正”(《淮阴侯传》)等(48)。这种“铺排”以骋华词的书写，在汉赋中有类似描绘，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写“八川分流”的一段文字，其写“水”之象用“出”“行”“经”“过”四动词勾摹水流，复以形声字摹拟水流的声音，以连绵词形容其流向与动态，所言“沸(水声)乎暴怒(流向)，汹涌(流向)彭湃(水声)”(《文选》卷八，上册，第123页)，正是“错综回洑，皆藏其中”。正因赋家取譬而富于辞，王充《论衡·佚文》指出：“孝武善《子虚》之赋，征司马长卿。孝成玩弄众书之多，善杨子云……使长卿、桓君山、子云作吏，书所不能盈牍，文所不能成句，则武帝何贪？成帝何欲？故曰：‘玩杨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论衡校释》卷二○，第3册，第864页)对司马相如、扬雄与桓谭文章的赞美，要在“富”，重在“词”，这与帝王爱好及宫廷文学性质有密切的关联。

三曰曲终而奏雅。有关曲终奏雅说，在汉代见录于赋评，即《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云：“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下》，第8册，2609页)汉赋的“曲终奏雅”，关键在“讽谏”。例如枚乘《七发》因“楚太子有疾”分述“听琴”“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奏方术之士”七事，极尽铺写之能事，最终才以“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文选》卷三四，中册，第484页)一语作结，即此法。又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描写游猎盛况后指归俭德云：

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菟之获，则仁者不繇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文选》卷八，上册，第130页)

所谓“万乘之侈”，乃欲讽谏使之“醒悟”，亦曲终奏雅之法。至于扬雄批评相如赋“劝百讽一”，然观其模仿相如而为“四赋”，也无不是铺张扬厉，又曲终奏雅。如其《羽猎赋》在大肆描述游猎之阵容威仪后，末段收束云：“乃祗庄雍穆之徒，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未皇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因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11册，第3553页)此以秦之“阿房”与汉之“未央”二宫并提，隐喻“亡秦”教训，正是其为文收拾淫放归于雅正之术。对此尚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曲终奏雅并非汉代始有，结合取譬华词与铺陈构象，在先秦的诸子文、纵横说辞、《楚辞》及隐语中皆有体现，只是汉人在专制下变谲诈而为立言，转哀怨以为技法，借文术使之成说，则具有了新的文本价值。二是此法也非赋体专有，例如《史记·滑稽列传》记述优孟谏楚庄王爱马一事(49)，以“颂”为“讽”，用“贱人而贵马”一语破的，即曲终奏雅。至于汉代政论文，如贾谊《过秦论》，张谦宜评曰：“如长江浩浩，其中洄澜漩洑，互相助势。前面叙诸侯兵力，正要衬起秦人；后面叙秦之强盛，却是衬出陈涉。中间议论带叙事，字字含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故末后一点便醒。”(50)末笔点醒，既是文术，又是汉代文风的一大特征。

四 围绕汉代文术的批评

汉代文盛，前人或承旧说，以为“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51)，或推衍文学史观，谓“文必秦、汉”(52)，皆宽泛之谈，未及汉文独立意义。观汉人自述，更接近史实，如王充《论衡·超奇》继“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汉在百世之后，文论辞说，安得不茂”后，坦言汉文意义云：“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义。”(《论衡校释》卷一三，第2册，第616页)所言“喻大以小”则蕴含了由文风回窥文术的探寻路径。如果再结合后世对汉文的评价，又大略可归纳出汉人重视“文术”的三种指向：

帝国文学的书写，内含天子礼仪的文词表现，是汉文重“术”的指向之一。章太炎《文学总略》论“文章”时指出：“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其后转移施于篇什，太史公记博士平等议曰：‘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儒林列传》)此宁可书作‘彣彰’耶？”(53)所述“礼乐”而“施于篇什”成就文章，虽指经义之文，但与汉代天子礼仪的形成及文学书写关联。如《汉书·礼乐志》云：“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4册，第1045页)至于史家写文如班固《两都赋序》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文选》卷一，上册，第21页)，制礼乐与考文章是相辅相成的。然汉文“与三代同风”之说，也只是惯用的汉法周典的话语，其实周制“方伯连率，则联邦已”(54)，并无大一统的天子礼。天子礼成于秦汉政术的完成，然秦世无文，因而汉文是对天子礼的最初书写。至于周典《仪礼》中属于“联邦”的天子礼，也如刘歆所说“有卿礼二，士礼七，大夫礼二，诸侯礼四，诸公礼一，而天子之礼无一传者”(55)，所以《孟子·滕文公下》又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倡言尊王攘夷。缘此，董仲舒《春秋繁露》及“天人三策”的正面书写，贾谊《过秦论》的“以反彰正”，都是对汉天子礼的构建。至于汉赋家对“游猎”“藉田”“郊祀”“元会”诸多汉天子礼的描绘，更是其文本的主构，其间如班固《西都赋》“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文选》卷一，上册，第24页)、张衡《东京赋》“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文选》卷三，上册，第64页)的描绘，彰显的正是汉天子礼的气象。也因如此，后世论汉人为文之“术”，一重气象，二重讽谏。其重气象，如屠隆《文论》论贾谊、相如文云：

疏朗豪宕，雄健隽古，其苍雅也如公孤大臣，庞眉华美，峨冠大带，鹄立殿庭之上，而非若山夫野老之翛然清枯也；其葩艳也，如王公后妃，珠冠绣服，华轩翠羽，光采射人，而非若妖姬艳倡之翩翩轻妙也。(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册，第137页)

其重讽谏，如张谦宜评贾谊《政事疏》云：

渠本不是做文字要好看，只是论事必要透，说意必令畅，故反覆排宕，层层剥入，又层层拓开，意到而气随之，气行而力副之。抑扬摆折，皆其语势所掩映，词锋所抟击而已，为天下之至文。当于风驰雨骤中看其换手接凑、平行突起之妙。强藩偪主段，献策虽详，仍用大气驱遣，如风樯阵马，迅利中曲折如意，此文人之豪。(《斋论文》卷五，第452页)

以“层层剥入”之术观“曲折如意”之趣。他如东方朔《谏辟上林苑疏》与司马相如《谏猎书》，一谓“直中带曲，朴处生华，此之谓炼”，一谓“如作大篆，纯用藏锋，力皆内敛”(《斋论文》卷五，第452页)，其“炼”“藏”之术，皆寓其中。

宫廷文制的形成，是汉文重“术”的指向之二。赵吉士《万青阁文训》认为“所谓法者，规矩准绳之谓，而巧即寓乎其中”(56)，汉人作文之“术”亦寓法则之中，这又与文章的制度化相关。班固《两都赋序》论武、宣之世“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文选》卷一，上册，第21—22页)，是当时献赋制度的记录。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论汉代奏议文谓“汉高、惠时，未闻有以书陈事者。迨乎孝文，开广言路，于是贾山献《至言》，贾谊上《政事疏》。自时厥后，进言者日众。或曰上疏，或曰上书，或曰奏札，或曰奏状。虑有宣泄，则囊封以进，谓曰封事，考之于史可见矣”(57)，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继谓汉代“告君”之文定为“四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陈请；四曰议，以执异”(58)，可知奏疏之文到汉代才有定制。有定制，就有法则，而于法则中骋放作者个性或才华，尤其是难以明言的委婉旨意，正是汉人文术的着力处。所以后世评汉代文术，是既重法则，又重巧术。其重法则，如李淦《文章精义》云：

贾谊《政事书》，是论天下事有间架底；贾让《河渠书》，是论一事有间架底。(李涂著，刘明晖校点《文章精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60页)

邓绎《藻川堂谭艺·唐虞篇》云：

西汉文章藻丽者众，大都源出相如而兼邹、枚之胜，其辞义高古、气雄识倬而通古今者则出于贾谊、史迁说经之文。《尔雅》深厚，则仲舒、毛、宏辈实开其绪。盖自高文以降，百年培溉，远有渊源，其世去文、周、孔、孟犹近，而先王至圣之泽长也。(《历代文话》，第7册，第6137页)

其重巧术，如林纾《文微》评汉文云：

东方之《答客难》，话皆倒说，本极无理而偏言之成理。通篇虚言设语，却无一句非牢骚；其紧要处，在以一“时”字贯串到底，即为全文眼目。而其工夫则在“遗行”二字，能为盖过一切。末言“狗虎”，皆寓刺骂时主之意。

《解嘲》文能于重复中使不重复，每一转折，即自辟一境界。“当今”二字，如万丈瀑布，突石而过，又如巴东滟滪堆屹立江口，而急湍飘掠，势不可当。中间“上世”数提，往往针对汉世。“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二句，即所谓图穷匕首见也。(林纾著，李家骥等整理《林纾诗文选》，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97页)由此考察历代评述汉代文术的话语，又基于两种思考：一是明其宗法，如杨慎云：“汉兴，文章有数等：蒯通、随何、陆贾、郦生，游说之文，宗《战国》；贾山、贾谊，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韩》；司马相如、东方朔，谲谏之文，宗《楚词》；董仲舒、匡衡、刘向、杨雄，说理之文，宗经传；李寻、京房，术数之文，宗谶纬；司马迁，纪事之文，宗《春秋》。”(59)一是观其笔法，如陈衍《石遗室论文》评汉文云：“文章之妙，全在繁者使简，简者使繁。使简者斩其葛藤：或简其字，或简其句；如短兵之相接，如作小楷之波磔攒蹙，如绘舆图之簇山川郡邑于径寸之纸上，而又曲折精致，标识分明。使繁者用加倍写法：或往复计算，仔细较量；或旁征曲证，歧中有歧；或沿流溯源，山上有山……如晁家令文字，多以繁音促节，斩截无长语见长；而《论贵粟》一疏，则用加倍写法……班孟坚《西都赋》……末段结以排偶云：‘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后世为奏议者，无不学此锁纽之法。”(60)合宗法与笔法，可见汉代制度化文章书写的规范与创造。

由口语到文词的发展，是汉文重“术”的指向之三。朱熹论汉文曾说“汉初贾谊之文质实，晁错说利害处好，答制策便乱道。董仲舒之文缓弱……东汉文章尤更不如，渐渐趋于对偶”(61)，褒贬中已明文风变化，即由纵横术、道术向经术的依附，其论东汉文“趋于对偶”，又牵涉到汉文另一趋势：口语到文词的变化。近人万曼视汉赋创作为从“语言”到“文字”的桥，并指出：“司马相如和扬雄虽然把汉赋发扬成纯文字的制作，但他们都没有忘掉它的根源在语言……他们的作品所以能不用典故而依然辞藻涌出，可以说完全是因为能把握住辞赋的根源——语言的原故。”(62)这虽仅就汉赋言，但观汉文大势，也是从口语向规范文本的变迁。正因重视这一时代形成的文本载体，刘知几《史通·言语》认为“逮汉、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63)；又因重视这一载体发生的变化，方以智《文章薪火》论汉人史笔谓之“子长以郁折而成《史记》，收合百家，洽古宜时，散近乎朴，变藏于平，善序事理，真不虚也……孟坚整严之中亦能错落，范史因东京平对而顺载之，伯喈则喜比偶矣”(64)。其由“散”到“偶”，也和汉人语言与文本技巧的演进有关。缘此，刘师培《论文杂记》由文制及于文风云：

由汉至魏，文章迁变，计有四端：西汉之时，箴、铭、赋、颂，源出于文；论、辩、书、疏，源出于语。观邹、枚、杨、马之流，咸工作赋，沉思翰藻，不歌而诵；旁及箴、铭、骚、七，咸属有韵之文。若贾生作论，史迁报书，刘向、匡衡之献疏，虽记事记言，昭书简册，不欲操觚率尔，或加润饰之功，然大抵皆单行之语，不杂骈骊之词；或出语雄奇，或行文平实，咸能抑扬顿挫，以期语意之简明。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刘师培著，舒芜校点《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6—117页)

刘咸炘《文学述林·辞派图》又由文体及于文风云：

西汉告语之文，奏、疏、书、简皆本诸子之质，而加纵横之势。至刘子政，乃运古书入己作，称引经传，如赋诗言志而组织之，势亦渐整。桓宽、谷永皆是此类。扬雄复以词赋之法入焉。东汉之异于西汉者，学自专门而趋博览，文自疏直而加整密，是皆启于刘、扬。东汉之文气兼平宕，词尚典雅，枚、邹、董、匡之流合焉。(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戊辑第1册，第28—29页)

其论文体、文风，正与汉代文制的形成与文术的变迁大势相同。

汉代是中国文法史上的重要阶段，构成特有的“文术”时代。而在其间，汉人以经术为主导的帝国文制，既张扬了整体的经世致用的文风，又约束了个人的经世致用的精神，文人依违其中的文本表现，正是其文术的存在意义。这种在“一王法”思想指导下的汉代文术，同样延续于后世，但继汉之后，文法大势又向三方面衍展，即由文法与诗法的交融形成内化的文境、由宗经法古为主导的文道、由科举考文而开启的文技，而由此反观汉文之“术”的特色，更有探寻其历史价值的必要。

①孙鑛《月峰先生居业次编》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集部第126册，第191页。

②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586册，第155页。

③孙奕撰，侯体健、况正兵点校《履斋示儿编》卷七，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02—108页。

④陶渊明著，王瑶编注《陶渊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0页。

⑤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6页。

⑥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7页。

⑦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166页。

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9页。

⑨王充著，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一二《量知》，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册，第550页。

⑩《汉书》卷三○《艺文志》，第6册，第1775、1765、1767、1771页。

(1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1页。

(12)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七《日者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册，第3218页。

(13)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册，第3216页。

(14)《史记》卷一二七《日者列传》，第10册，第3222页。

(15)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174页。

(16)刘安编，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九，中华书局1998年版，中册，第605页。

(17)董仲舒著，苏舆撰，锺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八，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49页。

(18)冯友兰《新事论》，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冯友兰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上册，第214页。

(19)王冠《赋话广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3册，第304—305页。

(20)葛洪著，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卷三○，中华书局1991年版，下册，第70页。

(21)程廷祚撰，宋效永点校《青溪集》卷二，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38页。

(22)吴曾祺《涵芬楼文谈》，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23)《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11册，第3589页。

(24)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卷九，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0页。

(25)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0页。

(26)陆葇评选，沈季友等辑校《历朝赋格》卷首曹三才“序”，清康熙二十五年刊本。

(27)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下册，第555、554页。

(28)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卷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上册，第83—84页。

(29)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上册，第7页。

(30)闻一多《神话与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56页。

(31)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册，第619页。

(32)扬雄撰，汪荣宝注疏，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5页。

(33)《汉书》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下》，第8册，第2577—2580页。

(34)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232页。

(35)《文筌》，《续修四库全书》，第1713册，第499页。

(36)参见滕昭宗《尹湾汉墓简牍概述》，《文物》1996年第8期。

(37)按：汉人“章句”亦与“传”通合，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刘安上《离骚传》，王逸《楚辞章句》则谓“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楚辞补注》卷一，第48页)。

(38)有关赋为传的功能，参见许结《赋与传：从本原到书写》，《现代传记研究》第4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39)王夫之著，胡士彦点校《读通鉴论》卷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上册，第32—33页。

(40)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50页。

(41)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中册，第563页。

(42)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34页。

(43)阎若璩《潜丘札记》卷四上《策·经筵》，《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册，第121页。

(44)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上册，第305页。

(4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下册，第422页。

(46)参见《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11册，第3526页。

(47)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五，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35页。

(48)参见余祖坤《历代文话续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上册，第489—491页。

(49)参见《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第7册，第3200页。

(50)张谦宜《斋论文》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714册，第452页。

(51)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二《与友人论古文书》，《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下册，第609页。

(52)按：王鸿绪评李梦阳语：“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张廷玉《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册，第7348页)

(53)章太炎《国故论衡》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54)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68页。

(55)王应麟《玉海》卷五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4册，第416页。

(56)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册，第3311页。

(57)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合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9页。

(58)《文体明辨序说》(与《文章辨体序说》合刊)，第123页。

(59)何良俊撰，李剑雄校点《四友斋丛说》卷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9页。

(60)陈衍《石遗室论文》卷二，陈衍撰，陈步编《陈石遗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1562—1563页。

(61)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册，第3299页。

(62)万曼《辞赋起源：从语言时代到文字时代的桥》，《国文月刊》1947年第59期。

(63)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上册，第150页。

(64)方以智《文章薪火》，《丛书集成续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04册，第7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