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初朝廷立五经博士迄今，诗三百篇作为“经义”之研究，撰述可谓汗牛充栋；自唐代杜甫创作《论诗六绝句》以迄今，用绝句形式论诗、论文者亦汗牛充栋；然则意图以绝句诗的形式解读《诗经》，开创一种全新方式，是家兄许总教授新著《诗经诗解》（厦门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版，以下引文仅注页数）的最显著特色。据书前“内容简介”的提示：“全书体例：先《诗经》原文，次注释，再次解诗绝句一首，最后缀以必要诠释及意蕴阐发。”观其要点，在于以诗论《诗》，按三百零五篇逐为绝句，提摄诗义，品骘得失，引领诠释文字，或择善而从，或自立新说。而全书纲领，又见于作者的“代序”论《诗》十绝句，即《诗源》《诗心》《诗志》《诗情》《诗乐》《诗义》《诗用》《诗教》《诗论》《诗解》。试观《诗心》一绝：
无邪之思究何如？变俗正君莫忘初。礼乐周行缘德化，忍将王道说纷挐？（卷首）
《论语·为政》载孔子论《诗》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考“思无邪”源出《诗经·鲁颂·駉》“思无邪，思马斯徂”，而孔子借此语以为论《诗》之心，又与其“梦”周公而尊礼乐有关，且周公长子伯禽封鲁，孔子亦诞生鲁邦，这一内在联系，显然被作者释《駉》的诗作予以开解：“伯禽遗法治邦家，駉牡在坰聚若麻。为政果堪将马验，一言以蔽思无邪？”（第623页）由此再反观《诗心》，其“变俗”“正君”“礼乐”“周行”（《诗·小雅·大东》“行彼周行”）、“德化”“王道”等，皆渊系于“莫忘初”，即“初心”之谓。“无邪之思”既是孔子诗论的初心，也是作者的解诗之“心”，其间百代之传承，或如草蛇灰线，伏笔千里；或如鸢飞戾天，望峰息心。又如作者《诗义》一绝云：
六诗六义费疑猜，体用还须经纬裁。不意断章多聘问，偏教逆志论兼该。（卷首）
诗论《诗》义，意蕴丰厚，其由《周礼》“六诗”到《诗大序》“六义”之称名，综贯两郑（众、玄）、孔（颖达）、朱（熹）诸说，所谓“体用”（如三体三用）与“经纬”（如三经三纬）等，并追问用诗之道于《左传》所载行人“赋诗言志”，诚其《诗用》首句所言“邦国乡人赖以和”，继而以孟子论诗所谓“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兼该诸言，以臻义理之妙。
以诗心逆《诗》志（义），是贯穿该著全帙皇皇六十余万字的宗旨，观其以诗解《诗》的真谛，又从多面向展开。例如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此《诗经》“四始”之一说，或如《诗大序》该言风、雅（大小）、颂之用，或如孔颖达疏引《诗纬泛历枢》所谓“《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等诸端，然以《诗》“义”论“体”，史迁之言宜为衡论，故该著取资以为说，其于“四始”诸篇颇多用心。对此，作者诗解云：
关雎诗始本人伦，易道乾坤万物循。毛氏德妃三氏刺，箴时乐正理同臻。（解《关雎》）
鹿鸣在野食苹蒿，我有嘉宾燕以敖。岂意千年忠典范，朱家何似岳家遭。（解《鹿鸣》）
文王陟降跨青冥，新命旧邦百世型。尝信周兴唯德辅，岂知姬氏在天庭。（解《文王》）
就诗作而论，作者意图以“诗”引领《诗》义，解读之意旨多蕴含于中，如咏《关雎》之“人伦”，咏《鹿鸣》之“嘉宾”，咏《文王》之“新命”，咏《清庙》之“盛德”等，均为解《诗》之大要，或循古，或创新，皆缘本义。又如解《新台》刺宣姜淫乱事，作者诗云：“瀰瀰河水涤新台，燕婉之求恶疾来。莫把宣姜鹑鹄喻，子妻公占孰淫媒？”（第80页）读其诗即可观作者解其义的奥秘。然诗人兴会，亦尝有发挥之意，如解《鹿鸣》所言“朱家何似岳家遭”，又涉及唐之朱全忠与宋之岳家军，则言忠义而辨真伪，亦解说之旁衍语。但从上引四首诗来看，作者对传统“四始”说的认同，可见一斑，而尊重“四始”说，又与其诗源意识以及关注诗史的义理解析，有着密切的关系。
可以《关雎》诗解为例：作者先简要言述风首之义，其云：“诗分风、雅、颂，国风居首。国者，诸侯所封之域，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旧说二南为正风，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计二十五篇，所以用之闺门、乡党、邦国，而化天下。十三国为变风，亦领在乐官，以时存肄，备观省而垂鉴戒。《关雎》为诗之首篇。”（第4页）介绍知识背景，简明扼要，而进一步开解，又重在因史明义。所言“史”者，又有两层意义：一则《诗》本事，一则“《诗》学”史。作者引《毛诗序》“后妃之德”引端，证以《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序继发之言则谓“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也，是《关雎》之义也”。对此《诗》学研究者耳熟能详的问题，作者不费笔墨，且继引他说以开视域，如齐、鲁、韩三家以《关雎》为刺诗，以及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范晔《后汉书·皇后纪序》“康王晚朝，《关雎》作讽”诸说，对应《毛诗序》之颂，可见汉儒言诗“美刺”两端。而由“美”与“刺”加以释解，书中大量引证了如匡衡、郑玄、孔颖达、朱熹、方玉润、闻一多等撰述，乃至上博简《孔子诗论》等文献，以勾稽出《关雎》篇之诗学史的轮廓与大义。对这首诗的“讽”与“颂”的理解，作者既取效前贤，亦自行判断。如作者并不同意方玉润《诗经原始》“采自民间”说，但引录其文如“非文王、太姒之德之盛，有以化民成俗，使之咸归于正，则民间歌谣亦何从得此中正和平之音耶？圣人取之，以冠三百篇首，非独以其为夫妇之始，可以风天下而厚人伦也，盖将见周家发祥之兆，未尝不自宫闱始耳”，认为“其意似欲贯诸说而为一，或较通达”。同时，对此诗之解义，作者又有自己的判断，以为毛诗与三家虽美刺有别，“崇正之理一也”，而“近世以《关雎》纯为民间恋歌，则岂知‘窈窕’状宫室之幽深，‘君子’‘淑女’于《诗》中亦非庶民之谓欤？且琴瑟钟鼓之礼仪，又岂属民间之所用者乎？故其说实以今度古，盖不足辩也”（第5页）。从词语观礼仪，其判断设言婉转，而明义质直。如果参照《式微》一章，作者解诗云：“九黎盛势已衰微，赤狄兵兴国祚非。臣尽忠忱君不悟，苟安卫邑曷能归？”（第67页）有关东夷九黎之史事，也由此诗之提摄而得以呈现。至于《卷耳》诗义，作者综会众说，以朱熹《诗集传》所解为佳，如其所言“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托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适念君子，故不能复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作者认为释“周行”为大道，是“一扫旧说，似可得诗义真诠”，故赋诗解词谓“晦翁一语旧言休”。（第8页）
而回到“四始”说，该书作者亦多采用“互文”法，详此而略彼，如《关雎》篇仅述以为风始，而对“四始”之解，则见于《鹿鸣》，如引录《毛诗序》《史记》以及苏辙、朱熹诸说即是。然以诗解义，又重在《诗》篇，这贯穿于作者对三百零五篇的分析。这里既有综会研讨之线索，又有单篇认知的深入。如评《桃夭》一篇，作者解诗云：“仲春之会艳如花，婚嫁宜时应室家。谁谓太王真好色，能令怨旷国中遐。”（第12页）其言“仲春之会”正依据《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相奔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对此，历代言说颇多，所谓“相奔不禁”或为旧俗，亦与孔子所言“郑声淫”，《礼记·乐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相关。缘此，仲春之会或谓祭社祭媒义，故《墨子·明鬼篇》有云“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观也”，清人惠士奇《惠氏春秋说》继说“盖燕祖、齐社，国之男女皆聚族而往观，与楚、宋之云梦、桑林同为一时之盛，犹郑之三月上巳士与女合会于溱洧之濒，观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志在女”，复生“娶”与“奔”之疑，近人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结合楚之云梦以分析宋玉赋对《诗》的传承，法国学者桀溺又有《牧女与蚕娘——论一个中国文学的题材》长文，专论《诗》之“期我乎桑中”的桑林文学所包孕的原欲情爱。如此，对应该书作者解诗首出之“仲春之会”语，其间内含了一段远古的历史记忆。由此延及《鄘风·桑中》《郑风·褰裳》的品读，作者解诗云“要我上宫送我淇，沬乡仕女绰风姿。国亡政乱源何自？却把桑音作祸基”（第90页）；“狂童恣肆两情乖，自有他人入我怀。谁谓三从闺阁甚？请看郑女脱形骸”（第162页）。前者言“亡国”，后者咏“狂童”，喻示的正是这一文学传统。同时，比如《郑风》中的《狡童》与《子衿》，或可归于“桑中”诗类，然该书作者则出于自己的判断，转从汉儒之说，一是怀社稷之忧，即“狡童治国惹人嗟，奸佞横行直道遮。惧不遑餐忧不息，黍离麦秀鉴前车”（第160页）；一是刺学校不修，即“青衿学子寄情长，挑达城楼忘序庠。若问盛时兴教业，岂知贤者不心伤”（第169页）。这也是作者解读诗篇的自我选择。
因诗心而生诗情，明诗义以彰诗趣，使该书作者解《诗》颇为轻快而灵动。中华文明以道德为标帜，而德教之起点在孝悌，《诗经》中《蓼莪》一章，感人至深者在此。该书作者情至深处，以为“悽怆之情，撼人心魄”，并以诗证“终养难偿罔极恩，缾空 耻况时冤！世人皆晓皋鱼泣，岂及情真绝孝言”（第399页）。中华文化以家庭为细胞，基于血缘而成伦理，故婚姻以时亦为德目，个中趣味，化为诗意，如《摽有梅》一章，作者发挥其义云：“当今华夏已成单身大国……大龄不婚已成普遍现象乃至严重问题。回望人伦传统，面对民族未来，如之奈何？如之奈何？”作者之忧，颇增妙思，故证以诗谓“梅落存三夏已阑，年华逝去粉妆残。始知求嫁人伦亟，剩女如今为那般”（第38页）。其寓庄于谐，也增添了读者的审美趣味。
《诗经》诠释与研究形成的诗学史，源远流长，现代撰述层出不穷，各臻胜意，然基本隶属学科化的建设与科学化的研究，共性多而个性少，许总教授积日穷年，以三百零五篇诗作引领解读《诗》三百零五篇，秉诗心以评诗义，别出心裁而独标擅能，是特别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