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古典文獻研究》的邀約，要我寫一篇《學術自述》，意味著我已辦理了退休手續，為自己作個學術的“終結篇”。其實我一生與學術沒太多的緣分，至少與經典學術有些隔膜，因為沒有按部就班的“學歷”，對所謂的“學術”只是一種愛好，美其名曰“游於藝”而已。我在某年寫的《元旦抒懷》詩中有這樣的句子，“秀句遊書海，清言泛墨池”，又說“陰晴天意決，至境在心癡”，因這一“癡”一“遊”，也就成就了與學術相關的著作幾十種，論文幾百篇。正巧著手撰此“自述”時，收到《新華文摘》寄來的2022年第15期新刊，封面有我的文章《漢賦的文運與史述》（原載《社會科學》2022年第3期），這“文運”與“史述”，或許也切合我已融織於生活與生命的個人“學術”經歷。
記得小時候家居大雜院來了位盲人算命相者，家人為我算了一下，結果是“兩星”，曰“災星”（會給家裡帶來災難），曰“文星”（俗稱“文曲星”“文昌星”）。這“災”的印證，大概就是我一歲時父親以教師的身份被劃為“右派”，三歲時母親病逝，十三歲時隨父被“遣送”鄉下諸經歷，但有時想來也冤枉，如果不是我的“命”，父親就不被劃“右派”了嗎？又想假如沒我的“命道”就沒有了那場“反右運動”，那真情願沒有“我”。至於“文”，或不限於相命者的囈語，其初始發軔宜與“家學”有關。近讀鳳凰出版社出版的《鳳凰枝文叢》諸多佳美之文，莫礪鋒先生的《甯鈍齋隨筆》（鳳凰出版社2022年版）中多次提及本人，有兩處談到我的家學：一則是《挽聯中的故人身影》文中，記述了他當年作為系主任為外聘教員先父撰寫的挽聯：“梁溪學派，桐城文脈，筆底波瀾承麗澤；忠厚門庭，詩禮家風，階前玉樹繼清芬。”並釋義云：“上聯指許先生乃桐城人士，又曾在無錫國專就學。下聯指許先生教子有方，在打成右派回鄉勞動的艱難歲月裡竟然將多個子女培養成才。”一則是《我家的“詩書傳統”》開篇云：“南京大學文學院不乏出身詩書家庭的同仁，比如許結教授即生於桐城望族，其詩書家風淵源有自。”歷數本人家世，確實已有四代教書，尤其是曾祖父許商彝（希白公）應吳至父之請有在保定蓮池書院任教的經歷，說有些家學，或亦不過。然而到我出生時，所謂“書香門第”一說早已蕩然無存，就是終身以教師為職守的父親，也是歷經世亂，迭遭打擊，乃至艱難困苦，潦倒絕望，著述焚毀，家破人亡，何談“家學”傳承？我曾在為紀念父親寫的《詩囚：父親的詩與人生》（鳳凰出版社2009年版）書中引《莊子》“涸轍之鮒”典故與托名孔子語“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給養，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感歎“無水之魚，焉能給養？無道之人，何談生定”！所謂學問，必依附于世道，當然作為一種歷史的言說，莫先生的話不僅述及我們父子的傳承，還涉及到作為桐城“黃華許氏”一支的文脈。然“家學”也必待“文運”而興，於是我想起某年北京某文化機構組織編寫“百家姓賦”，《許姓賦》邀我執筆，因姓氏榮光，未敢推託，因成賦曰：
皇天后土，命厥元子，建德賜姓，族聚生民。臨之于上，立宗心使不忘本；責望於下，厚風俗乃可得真。吁嗟許氏，或秉火德，為姓則姜，奉神農之初祖；或系玄帝，命氏曰姬，步顓頊之遙塵。唐堯禪讓，道開卻天子尊極，邀潁水之譽；伯夷清名，文叔因立國寵榮，顯蓮城之珍。萃族一堂，正心、致知、誠意；嗣響百代，治國、齊家、修身。
粵稽昆吾封域，高陽郡望，祖德流芳，孫支挺秀。宗法高明，鮮談貴胄。戰國雲湧，疆失籍存，秦漢一統，庭院廣授。三國六朝，因亂世而南移；隋唐宋明，仍根深而葉茂。時序變遷，閩粵漸布分支；國門開啟，南洋競陳俎豆。萬象更新，初心依舊。於是汝南、河南，直系旁裔，皆奉元公之神靈；潁陽、睢陽，隱逸忠烈，同瞻太嶽之遠岫。
觀夫庭苑芝蘭，修竹馨香。許行倡神農吉言，並耕以食，饔饗而治；叔重明漢學奇字，五經無雙，通閡有章。子將月旦評，仲康渭南戰，偉君水脈術，知可普濟方。玄度尚玄，追風逐月，輒思蘭亭酬唱；魯齋習魯，濯洙浴泗，遙登游夏殿堂。秋江魚艇，道寧畫醉數尺；溪雲初起，丁卯詩濕千行。竹筠海防之論，逸叟封神之疑，蘊千鈔幣之說，叔夏文絜之編，丹青垂范，史策昭彰。太傅、右傅、少傅，三朝宰相，高士、名士、道士，幾代仙鄉。（以下寫當代許姓人物，從略）數一門之俊傑，乃舉國之榮光。
許者聽也，從言聲午，義取禦進，日晷執中。緒衍箕山，願兒孫也賢也肖；仰觀泰岱，緬祖宗有德有功。寶樹春回，思勤國卻因國成姓；錦江瑞靄，大報天則法天為公。噫嘻！江漢朝宗，共襄中華盛事；戚親向善，同謳昭代雄風。
作為許姓分支，桐城黃華許氏諸宗親因盛世修史，在民國初年舊譜（我曾祖為主修人之一）基礎上再造新譜，又邀我題語於端首，因成《黃華許方氏統譜序》云：
戊戌冬月，黃華許方氏修譜辦宗親數人蒞金陵，與余會商統譜修纂將告成事，並囑為序，以冠冊首。余甚惶恐，豈欲綴名大賢，敢縱筆述臆哉！然慨想古德之風徽，流韻悠永，宗親之心力，蕆事維艱，尊畏之意，誠敬之心，又安能不蘊內而宣外，感懷以寄文。
余觀中華文治，明德為本，行己有孝，孝則親親，德則尊賢。《禮大傳》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禮記·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行己之法於正心、誠意，因修身而齊家；明德之教於格物、致知，以治國而平天下。職是之故，昔賢憂親盡而族散，族散則本失，嘗讀蘇明允《族譜引》“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吊，則途人也”，豈不耿耿於懷，戚戚於心，孝悌之念，油然而生矣。家譜國脈，能不慎乎！
夷考氏族之興，源自上古，祝融、燧人，大庭、有巢，部落同於神話，殷民六族，周室傳宗，始如《春秋》隱公八年左氏傳云“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尊祖敬宗，族系漸然昭晰。迨至漢晉六朝，因家族之變遷，有譜牒之肇作，然吳姓之於東南，僑姓緣自渡江，皆強宗之大族，非百姓之榮光。唐宋以降，宗族共同，家譜牒，長幼序，重人倫，厚風俗，非特惻然於胞澤之情，且有所嚴憚而不敢隳其職分也。夷考許氏，奉神農之初祖，步顓頊之遙塵，此乃遠古傳聞，固未足徵信。文叔遷徙，都在許昌，高陽郡望，史冊漸彰。於是祖德流芳，孫支挺秀，汝南河南，潁陽睢陽，河北江南，分支流裔，不可盡悉矣。姚惜抱桐城望族，其《族譜序》稽考先祖遷自余姚，追溯其源，因故家殘滅，代遠年湮，無復傳者，故謂修譜牒“不可知則闕，以為愈於誣托者之愚”，旨哉斯言！黃華許氏自初祖明易公遷自婺源，居桐城黃華而立宗，溯前源乃世居徽州許村，或謂璙公之裔，然文獻不足徵，付闕可也；觀後承則經二世、三世、四世，至五世樸菴公、靜菴公、寧菴公、怡菴公為四房，前三公成支譜，怡菴公傳六世畏齋公、西村公、桂軒公復為三支譜，計六譜分修，上敬祖禰，下次子孫，旁治昆弟，派聯系屬，分支熾蕃，歷歷可數而呈其大觀。
余生於江南都邑，與家山隔江遙望，述譜系朦朧未得其朕，然幼承庭訓，嘗聞先君子談鄉梓故事，先賢之嘉言懿行，潛德幽光，心向慕之深焉。木必有本，枝葉附爾，吾族以耕讀為業，不在簪纓甲第；植蘭於庭，自然清淑之氣。余未及成童，隨先君子蒙難歸鄉，土茅敗圮，何見清淑？饑寒困頓，禮義不彰！遇親則不敢言情，尋宗又何來譜跡。始知家國一體，榮辱與共，孔聖富而後教之訓，良有以也。今時代開新，歲曆呈祥，譜雲礽之蕃衍，聯族誼於親疏，熙皞淳風，敢弗敬宗？荒陬遐澨，盡沾文教。收舊譜以存文獻，成新編而彰宗風，所由昉也。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又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欣悉宗親諸先生耗數載之精力，整舊帙，纂新篇，成《黃華許氏統譜》。余觀此譜之修，有三難：自民國修譜以來，近百年散佚淆亂，爬羅剔抉，尋古搜殘，此一難也；舊帙均為支譜，分修六部，今為統編，合渙萃離，聚散為整，此二難也；方今世界，生民流動，族人遍佈海內外，尋訪以歸宗，或跋山涉水，或電訊往來，其間甘苦，不言而喻，此三難也。閑覽舊譜諸序，張硯齋公敘譜有三長，不為勢所怵，不為利所動，不為議論所搖奪，此或修譜諸君之所遵循者歟！馬抱潤翁贊述許氏宗族，以為“平淡之久，必有炫爛在其後”，諸君統譜之修撰，一視而同仁，寫近而舉遠，貽謀德澤，寄望來者，亦此之謂歟！余感於事而頌其成，謹奉數語，企報諸宗親功德於萬一，且為貢獻祖靈之心香一瓣耳。
錄此兩文，意欲明家學之淵承，然追述自己治學的開端，仍茫然而未得其朕。
如果說我的學術經歷是從“家學”開始，那也是在父親有關家鄉故事與書本知識的談吐中耳濡目染，沒有任何的系統訓練。所以在我青少年下鄉勞作期間，只要陰雨天有空閒，什麼書都看，家中有一套繁體本“毛選”，從頭看到尾，很早認識繁體字大概得益於此。後來通過關係認識了縣圖書館的管理員，這才海闊天空的亂翻書，比如魯迅的書、中外各種小說，在某夜晚於一小書庫中悄悄弄到了一套《紅樓夢》，漫無目的地閱讀，仿佛看書就是在充實自己的生命。直到讀書興趣漸漸轉向如《史記》《資治通鑒》等，才與後世治“學”有了點淵契。自1979年回城到1984年調入南京大學這段時間，我在南京一中學做校工，開始把一些讀書的想法形諸筆墨，在《新華日報》《南京日報》上連載了我的系列“讀史隨筆”，因其所好，也開始寫點學術論文，發表的第一篇應該是刊發在《光明日報》1983年1月25日的《文學遺產》欄目的《“披髮下瀛洲”考辨》，相繼又發表了《〈閒情賦〉的思想性與藝術特色》（《江漢論壇》1983年第8期）、《詩法鑒衡·鉤玄昭昧——方東樹詩論述評》（《江淮論壇》1984年第1期）等一系列文章，由於當時期刊與編輯根本不考慮作者出身，所以我發表論文是一路“綠燈”，並無障礙。
或許是因為幼年在父親身邊的“耳食”之言，朦朧間於家鄉桐城有些述聞，又有隨父被遣返桐城鄉間的多年經歷，以致初始撰寫論文時於桐城派作家的研究頗多關涉。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期，繼方東樹詩論研究後，又發表了《方東樹〈漢學商兌〉的通經致用思想》、《桐城文學觀的反省與變異——劉開文論特色探》、《說桐城派之“神”》等。對此，王思豪博士曾撰文說我的桐城派研究是“內心深契的家學淵源”，並認為我的學思經歷“以桐城派最專，賦學最精”，乃“橫通”之本源；“以文學思想最瞻，文化學最博”，為“縱通”之綱領（詳王思豪《學問途上的“會通”者——許結教授的學思經歷》，載《國文天地》第29卷第8期），雖多美譽，亦有知言。
緣此發端，在後續的治學生涯中，桐城文學的研究工作仍為興致所在，未曾停息。例如相繼發表《〈桐舊集〉與桐城詩學》、《從〈桐舊集〉到〈耆舊傳〉》、《明末桐城方氏與名媛詩社》、《區域與輻射——桐城古文小議》、《徐璈〈詩經廣詁〉考述》、《姚永朴與〈文學研究法〉》、《有關〈古文辭類纂〉一則言談的解讀》等文章，主編出版《方苞、姚鼐集》、《〈文學研究法〉講評》、《桐城文選》（前兩種為鳳凰出版社2009年版、後一種2012年版）。
由於對桐城派略有研究，也就于桐城文學頗有領悟，從學理來講，我曾在《桐城文選·前言》中梳理其文派的產生意義及發展階段後，提出了兩點思考：一是由學統到文統，桐城派確立了基本統一的傳法定祖的統緒，就是由《春秋》義法經《史記》《漢書》到唐宋八家、明代唐宋派文人，再到桐城“古文”的正統觀。這其中對《史記》、韓愈、歐陽修、曾鞏、歸有光、桐城“三祖”（方苞、劉大櫆、姚鼐）的推尊，尤為正統中之嫡宗。然文派源自學派，中國學術自韓愈《原道》發生一重大變化，先前之原道（如劉勰《文心雕龍》首篇《原道》）僅本土經義之傳承，而韓文公則借釋氏之“判教”方法糾正佛教，歸復儒學，梳理道統（如孔、孟、荀、揚），其倡“古文”，亦當作如是觀。桐城古文家也如此，是以“判教”之判別真偽、傳法定祖，來審視古文傳統，所以既要“尊體”（古文之體），又主“禁體”（古文不可摻雜他體）。二是由學術到文章，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姚鼐提出的“義理、考證、文（詞）章”三者兼濟而“得其大美”（《述庵文鈔序》）的觀點，是由平亭當時漢、宋學之爭而移于評騭文章的。桐城學人強調“義理”與其尊崇理學有關，而強調“考證”顯然是應對當時人有關詳於詞章而略於考證的批評。然而在三者之間，桐城文派最本質的特徵仍以詞章見勝。對此，姚永朴《答方倫叔書》認為“義理之文或失則質，考證之文或失則碎”，“惟詞章足通二家之郵而息其詬”，原因在詞氣欲盛，必明義理；詞文欲古，必通考證。由此也可見桐城學人于文學修辭之功的重視。2015年我應臺北政治大學“潘黃雅仙人文講座”特邀作系列演講，其中一講就是《從“因聲求氣”談桐城古文創作及批評》，當時我還特地帶了一片桐城中學內姚惜抱手植銀杏樹的葉子，展示於堂上，以示其學術與情緣。蘇州大學羅時進教授一直以為我專治清代文學，後見我研究漢賦有點影響，還很詫異，然其“初心”未變，去年相逢，仍特約我為其主編的學報“明清近代詩文研究”名欄撰文，因撰《論清賦的正統觀及其嬗變》（《蘇州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以報，算是我諸多清代文學研究論文中的最新成果。
問題意識應是學術研究必備的，而對我這個當時寫論文與工作績效毫無關係的人來說，沒有“問題”更無需為文。我是1984年由一中學調動到南京大學中文系擔任圖書室資料員的，到1989年破格轉崗教師系列，其間長達五年功夫是工作之餘，隨興閱書，但卻夜以繼日，可謂平生最集中攻讀古典書籍的時段。業餘寫作也是有感而發，興致所至，例如讀《漢書》至《揚雄傳》，於是轉習揚雄《法言》《太玄》以及揚雄文集，覺得有問題成想法就寫，在《學術月刊》相繼發表《〈劇秦美新〉非“諛文”辨》（1985年6期）、《論揚雄融合儒道對其文論的影響》（1986年4期），在《中國社會科學》上刊發《論揚雄與東漢文學思潮》（1988年1期）等論文。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這類刊物上發文好像很不易，而以一個資料員身份發文更屬罕見。記得當年寫好的文章，因稿紙太厚用線縫訂後掛號寄出，根本沒考慮發不發，只擔心丟沒丟。某日住在同樓的李開先生遇見我，說他投寄一篇有關語言哲學的論文給《中國社會科學》，正好有事去北京到該雜誌社詢問稿件處理情況，雖得到了否定回答，卻為我帶有一則訊息，我的文章擬刊用，這使我知道了寄文未“丟”，後來文章發表前責編相繼寄來四封信，分別通知“四審”的情況與結果。這種認真態度在我學術經歷中，印象是深刻的。
也正是在這種漫無目的的讀書過程中，感受“問題”中，更是“游於藝”過程中，我完成了平生第一本學術著作《漢代文學思想史》。這本書完成於八十年代，1990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10年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列為“中國斷代專題文學史叢刊”之一種加以重版，並用一段文字說明重版的意義：“選擇二十世紀以來，學術界關於中國古代文學某一時期、某一文體之興衰歷史的代表著作，精心編輯，匯為叢刊，把這些經過時間檢驗、在學界有定評的經典之作，集中呈現給讀者。”“經典”是他說，“興趣”倒是自己的，因此我在《重版後記》記述了當時寫作的緣起，大意是當時中國人經歷了一段“思想缺失”到“思想解放”的過程，“文學思想”作為一個似新實舊的課題被凸顯，於是有了羅宗強先生的開荒之作《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我賡續其後而為此書。至於寫作心態，則是“全憑滿腔熱情，乃讀書所得，興之所至，不自覺而宣發於筆端，其間既無‘工程’之約制，也無‘項目’之規範，更無‘利益’之驅使，雖或放言蹈虛，則不乏天真浪漫”。
因為《漢代文學思想史》的出版，自己又擬訂了撰寫“文學思想三書”的構想，就是繼“漢代”後再作“宋代”與“清代”文學思想的研究。這一構想的本意，在《漢代文學思想史》的原版《後記》中有所記述：“我對漢代文學思想之興趣，又緣於兩點原因：其一，漢代經學昌盛，文學籠罩于經學氛圍，故使後代研究家囿經學之迷障，而忽略其文學思想之審美價值；其二，目前文學批評多重魏晉時代人之覺醒、文之自覺，而視漢代為先秦至魏晉一過渡，故其文學思想之時代特徵與歷史貢獻，均隱而未聞。”我所以選“漢”“宋”“清”三代為其研究對象，就是想挖掘與彰顯學術昌明期的“文學”思想。然則因一些偶發機遇與興趣轉移，這一想法均未實現。若僅就“漢代”一卷之成，前引王思豪文章歸納了三點，分別是“文學思想史”作為文學的學科之一得以確立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提供了豐富的文學思想可借鑒的研究方法，與“問題意識”明確。我想最後一點提到的“問題意識”，是我研究文學思想的初衷。由此發軔，繼而在文學思想與文學理論方面，我發表了一系列專注於某一問題有感而發的文章。例如《明人“唐無賦”說辨析》（《文學遺產》1994年第4期）、《論詩、賦話的粘附與分離》（《東南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從京都賦到田園詩》（《南京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說“淵懿”——以西漢董、匡、劉三家奏議文為例》（《文學遺產》2008年第5期）、《西漢韋氏家學詩義考》（《文學遺產》2012年第4期）、《論考賦“取人以言”的批評意義》（《文學遺產》2015年第1期）、《賦體駢句“事對”說解》（《文學遺產》2017年第1期）、《漢賦“蔚似雕畫”說》（《濟南大學學報》2018年第4期）、《漢賦“象體”論》（《文學評論》2020年第1期）、《漢代“文術”論》（《文學遺產》2020年第6期）、《賦為“漆園義疏”說》（《文學評論》2022年第1期）等。
在上述諸多論文中，多數為古人提及而無研究的“話語”，比如論漢代“文術”，是我在以為中國特色文論更重“文法史”而非“文學史”的前提下，對有漢一代“文法”重“術”的認知，所以提出漢代文章經歷的是一個重“術”的時代，也是中國文法發展與變遷史上的重要階段。這不僅因為漢代經“周”過“秦”以整飭舊籍、更造新篇，而且是肇造宗法君主制一統文化與文學格局的歷史時期。正因為這一時期形成的以宮廷文學為代表的文章體系，依附於帝國政教思想的構建，所以呈現出文術又與數術、經術緊密聯繫，鑄就了特定的致用模式，並影響到其鋪陳構象、取譬華詞與曲終奏雅的書寫方法與創作風格。後世有關漢代文章的評論，也印證了漢代“文術”的存在價值，以及文學批評史的意義。又如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賦乃漆園之義疏”一語，人皆耳熟，卻無人解說，我結合晉人注《莊》與辭賦創作，其中適性自然的人生觀及逍遙義，正可視為其說的闡釋。對比“柱下旨歸”之于玄言詩，“漆園義疏”之于晉人賦，其體道詞語、問答方式與鋪陳描寫，尤為相類，賦家以物態、景候、情志喻理，呈現出晉賦用《莊》的主要特徵。而由晉代到唐代，賦家用《莊》例證極多，但前者亂世憂患的“逍遙”義與後者借用其“逍遙”詞的創作迥異，則形成了《莊》學盛于賦史而衰於賦義的歷史走向。
這裡特別應該提及的是我對文學批評中“淵懿”一詞研究，源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程千帆先生示學于我的一次談話。當時聊到桐城文學，程先生說你們桐城人和受其影響者論學極重“淵懿”，從姚惜抱說到張廉卿、吳至父，我謹記於心，十多年後才寫了《說“淵懿”》這篇文字。經過研究，我認為“淵懿”一詞始于漢人論“經”說“聖”，魏晉以後漸由品人旁及于評文，至明代學者用以評價西漢董仲舒、匡衡、劉向三家奏議文，更確定了這一詞語的文學化表述。作為中國古代散文史與文論史的一個被人忽略的重要範疇，“淵懿”對西漢奏議文的創作規範，主要體現在“經義”、“學問”、“義理”與“雅正”諸端，而作為一種文學風貌，又具有三大特徵：一是屬於散文而非駢儷文；二是屬於議論文而非敘事、抒情文；三是屬於典雅醇厚之文，而與膚廓輕儇、桀驁狂狷之文不侔。而作為“王言”代表的奏議之文，其“淵懿”風格在西漢的興盛，又顯示出由諸子文風向經術文風的變移。中國古代文論的詞語如“風骨”“意象”等言述極多，而像“淵懿”等則鮮有專論，這類文章略有思考與開闢，也是自己治學的點滴體會。
在上述有關頗有問題意識的論文中，已涉及到我的另一研究——賦學。如前舉有關“唐無賦”、“象體”、“事對”、“取人以言”、“蔚似雕畫”、“漆園義疏”等，均為辭賦研究領域。因問題而有所開拓，我的一些賦學文章被譯介傳播海外，如《歷代論文賦的創生與發展》（原載《文史哲》2005年第3期，譯文載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Volume 1, Issue 4[2007]）、《論揚雄賦的建德觀》（原載《文學遺產》2019年第5期，譯文載Journal of Chinese Humanities. Volume 8, Issue 1[2022]）。有關進入賦學研究的緣起，我曾在《中國賦學歷史與批評》的“後記”中有段敘述：“我的賦學研究之起始，可以說是‘無心插柳’，追溯因緣，已屬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記得當時我正沉潛于漢代文學思想的研究，雖必然涉及漢賦，但卻未能深入，故無甚專論。”所言涉及漢賦，指的是《漢代文學思想史》的第二章第三節《義尚光大的賦體文學觀》和第三章第四節《漢賦流變與儒道思想》等。
如果確切地說賦學作為我研究重鎮的真正起點，則在八十年代末與九十年代初的兩件事：一件是拜讀當時的賦學研究大家馬積高先生的《賦史》與龔克昌先生的《漢賦研究》，興致所至寫了兩篇書評，即《〈賦史〉異議》（《讀書》1988年第6期）與《〈漢賦研究〉得失探》（《南京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尤其是後者我提出了“漢賦學”的構想，也引起了臺灣賦學研究大家簡宗梧先生的極度關注，認為“早在許結的《〈漢賦研究〉得失探——兼談漢賦研究中幾個理論問題》中，就見到深刻的自省能力，以及構建系統而完整理論體系的理想”（《1991-1995年中外賦學研究述評》）。也因為這兩篇與前輩學者略帶商榷的文章，也贏得兩位先生的青睞，以及後來進入賦學會參加學術活動與研討，乃至多少年後繼兩位先生擔任全國賦學會會長，均與此“文運”或“機緣”有著密切關聯。
另一件是1991年前輩學者郭維森先生主持國家教委科研項目“中國辭賦史”，邀我加盟參加唐以後賦史的撰寫，於是大量品讀當時還很少有人詳細研究的唐宋以後的辭賦作品，雖有點取法乎“下”的味道，但卻不無“填補空白”的功用，也因此在各學術期刊發表的一系列相關的論文。這項工作幾閱寒暑，終於完成並出版了70萬言的《中國辭賦發展史》（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繼此之後，我個人又出版了十餘種賦學研究書籍，包括《中國古典散文基礎文庫·抒情小賦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中國賦學歷史與批評》（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體物瀏亮：賦的形成拓展與研究》（遼海出版社2001年版）、《賦體文學的文化闡釋》（中華書局2005年版）、《賦者風流：司馬相如》（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賦學講演錄（初編）》《賦學講演錄（二編）》《賦學講演錄（三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2018年、2022年版）、《賦學：制度與批評》（中華書局2013年版）、《中國辭賦理論通史》（上、下）（鳳凰出版社2016年版）、《歷代賦匯校訂本》（12冊）（鳳凰出版社2018年版）、《中國賦》（許結主編、孫曉雲書寫，鳳凰美術出版社2019年版）、《香草美人：許結講辭賦》（鳳凰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等。另有以賦名世的作家傳記如《張衡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與《司馬相如傳》（天地出版社2022年版）。這其中有文獻整理與研究，有作家作品研究，有理論批評研究，也有普及賦學知識的圖書。當然，在完成諸多賦學著作的同時，我在學術期刊發表了大約近200篇賦學研究論文，也算是“雕蟲小技”的“大觀”了。
我曾在《二十世紀賦學研究的回顧與瞻望》（《文學評論》1998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賦學研究的三個走向：一是賦學研究的基礎工程與基礎理論的建設；二是賦學研究領域的開拓；三是賦學的交叉與邊緣研究。在學術研究上，自已提出的構想往往也會落實到實踐的層面，我當時提出的三個賦學走向同樣在自己的具體研究中部分的呈現。
例如第一個走向，我的研究主要在兩方面，一則是對《歷代賦匯》這部經典的賦學總集進行整理與點校，這也是我組織學生科研活動的一次經歷長達十年的學術實踐。一則是曾應張伯偉教授邀約主持《中華大典·文學典·理論分典》中“騷賦論”的搜集與整理，正因這項工作為我積累了大量的賦論材料，這也為我後來撰寫《中國辭賦理論通史》奠定了文獻基礎。
有關第二個走向，應該是我三十餘年來辭賦研究最明顯的特徵，包括賦史、賦論史、賦學制度史，以及“賦話”與“講演錄”等，涉及面是極廣的。僅以我為博士生開設的賦學課程並見載於三本“講演錄”的三十講為例，就包括：賦源、賦體、賦用、賦集、賦史、賦話、漢賦、律賦、批評與方法、當代賦學（初編十講）；賦韻、賦法、賦辭、賦藝、賦家、賦序、賦注、賦類、考賦、習賦（續編十講）；辭賦諷諫、六義入賦、賦跡賦心、賦體麗則、曲終奏雅、古詩之流、不歌而誦、體物瀏亮、祖騷宗漢、賦兼才學（三編十講）。概括地說，初編重在賦學知識，續編重在賦學體類，而三編則重在賦學批評範疇，幾乎涵蓋了目前賦學研究的主要方面。
至於第三個走向，我對賦學的交叉研究較多嘗試，僅舉其中一例，就是辭賦與圖像關係的研究。這項研究最初是指導一位研究生撰寫楚辭與圖像論文的“試水”之作，或者是為該生“示範”而作，文章題目是《一幅畫·一首歌·一段情——張曾〈江上讀騷圖歌〉解讀與思考》（《文藝研究》2011年第2期），其對騷辭與騷圖關係研究作出嘗試。而這項研究的真正展開，是因趙憲章教授擬主編多卷本《中國文學圖像關係史》，邀我加盟，一則擔任“漢代卷”主編，一則擔任叢書的副總主編，負責“中國古代”諸卷的審稿工作。因此工作的需要，我對文學圖像的認知又轉向自己熟悉的辭賦研究，於是相繼申報並獲得立項有國家社科重點項目“辭賦與圖像關係研究”（2016年）與重大項目“辭賦藝術文獻整理與研究”（2017年）。近年來發表文圖關係的論文多篇，如《漢代文學與圖像關係敘論》（《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論老莊語言圖像的擬人化系譜》（《求索》2017年第4期）、《宋代楚辭文圖的學術考察》（《湖北大學學報》2018年第3期）、《王會賦·圖：帝國形態的歷史影像》（《社會科學研究》2018年第6期）、《論題畫賦的呈像與體義》（《江海學刊》2019年第2期）、《賦體與圖像關係的文學原理》（《天中學刊》2019年第2期）、《〈豳風〉文圖與詩賦傳統的演變》（《文藝研究》2019年第7期）、《歷代賦論中的圖像意識》（《文藝理論研究》2019年第5期）、《唐代圖像敘事的歷史價值》（《社會科學》2019年第12期）、《無逸圖·賦：對一個文學傳統的探尋》（《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漢唐圖像敘事與帝國書寫》（《現代傳記研究》第14期）、《“赤壁”賦圖的文本書寫及其意義》（《河北大學學報》2020年第2期）、《“洛神”賦圖的創作與批評》（《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20年第4期）、《李公麟〈九歌圖〉的意涵與批評》（《安徽大學學報》2021年第1期）、《騷辭與圖的傳統與體義》（《齊魯學刊》2021年第1期）、《〈程氏墨苑〉中的題圖賦》（《遼東學報》2021年第1期）、《論竇臮〈述書賦〉的創作與藝法》（《南藝學報》2021年第3期）等，已然成為我辭賦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回到我的治賦經歷，如果說早年協助郭維森先生完成《中國辭賦發展史》為肇端，那麼由唐宋以後辭賦的探討回歸到被稱為“一代文學之勝”之漢賦的研究，又成為主要之路徑。有趣的是，當初分工寫作唐以後的賦史，是因為文獻需要發掘而具有難度，又因為少有人問津存有“空白”而便於“遊刃”，所謂唐宋元明清，從古走到今，這讓我很便捷的獲得了很可觀的成果。相反，分工寫漢代的賦史，獲取材料已較方便，但因研究者眾而增加了研究的難度，於是我的工作失去了“取法乎上”的機會。但是，由於從後期賦史著眼，體味到與前期賦史不可分割的聯結，其“反哺”研究反而改變了已有漢賦研究的路徑，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這也許是我回歸漢賦研究的意義所在。在諸多漢賦研究論文中，諸如《漢大賦與帝京文化》（《辭賦研究論集》，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漢賦祀典與帝國宗教》（《南京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漢賦造作與樂制關係考論》（《文史》2005年第4期）、《漢代賦論的文學背景考述》（《江海學刊》2006年第2期）、《論漢賦“類書說”及其文學史意義》（《社會科學研究》2008年第3期）、《論東漢賦的歷史化傾向》（《文史哲》2016年第3期）、《漢賦建德：文本與傳統》（《江海學刊》2022年第1期）、《漢賦的文運與史述》（《社會科學》2022年第3期）等，均有一定的開拓意義。
例如漢賦與“帝京文化”問題，是我提交第五屆國際辭賦學研討會的論文，文章從漢賦“尊都城與帝京現實風采”、“崇王道與帝京政治理念”、“尚禮制與帝京倫理精神”與“明朝貢與帝京文化交流”四部分展開，以說明漢大賦興起的背景與原因。當時參會的天津社科院的趙沛霖先生聽我的報告後，說他曾研究楚辭興起的原因，今天聽我的報告，對漢賦興起的原因也有了清晰的瞭解。我曾與自己的學生開玩笑說，只要你的文章好，期刊採用是他們的“幸運”，不用是他們的“無知”，在我將《漢賦造作與樂制關係考論》一文投寄《文史》雜誌時，又與學生玩笑說：此文必用。不到半個月，編輯來函告知：不要投寄別刊，我們決定採用了。該文異於前人研究的不同處，在於對“賦者古詩之流”的樂教淵源的發現，進而開解“漢代樂制與獻賦之風”、“從樂府功能看漢賦造作”、“楚風樂舞與影寫鄭聲”諸端，歸結于漢賦作家“象德綴淫”與“欲諷反諛”的原因與義理。
在研究過程中，一種思想的觸發或引領，會產生一系列的成果，比如這篇文章提出樂制“象德”與漢賦的關聯，在我多年後的漢賦研究文章中又得到進一步的推闡，就是《漢賦建德：文本與傳統》。該文的主旨是：漢賦創作不僅在“鋪采摛文”的詞章價值，更當關注其“體物寫志”的思想意義，其中“建德”觀的形成尤為重要。漢賦建德的根源在建漢統，又因漢統繼周統，所以賦家追奉“周德”以構建“漢德”，並在思想上取效《詩》《書》經義，特別是以揚雄《長楊賦》為代表的創作對周代文本的擬效，改變了漢初司馬相如的創作形態而構成新模式，並對東漢班、張京都大賦的寫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考查《詩》《書》入賦及“揚·班模式”的成型，又與緣飾儒術與師保制度相關，喻示了一代賦學觀的變遷。唐宋以後圍繞 “無逸圖”“豳風圖”而創制的《無逸圖賦》《豳風圖賦》以及其併合呈現，不僅彰顯了漢賦德教觀的歷史傳統，而且形成《詩》《書》呈像於賦體的經典化，表現了賦體致用的意義。一件事物的發展，往往在肯定與否定之間，當年馬祖說佛，先則“即心是佛”，後則“非心非佛”，尊漢賦在“一代文學”，而質疑其說亦見諸“漢賦”，我的《漢賦的文運與史述》一文，以漢賦作為一代文學的說法乃至學界關注，只是淺層的記憶，如果通過歷史的敘述凸現“賦”體“蔚然大國”於漢世的史事與氣運，則不能比同于其他時代文本的作用及意義，而具漢帝國的個性化特徵。緣此，我的文章主構與結論是：漢賦文本具有強烈的時代特徵，以騁漢勢，明漢統，建漢德，成就“一王法”的文學化書寫。漢賦中“遊獵”“郊祀”“京都”三大題材，無論是因楚風、變秦氣的創作技藝，還是聚焦歷史事件如“削藩”與“抗匈”，均可觀覘其筆力與氣象；前人以“體國經野”評漢賦，又緣自描寫漢業與漢禮以明漢統，特別是宣、元以後賦家對漢統的擔憂與贊述，又轉向宮廷內“戚宦”干政的焦慮；而賦家重視“漢統”，外現為“漢勢”，內斂在“漢德”，是緣飾經術的反映，並根植於兩個歷史節點，即秦亡教訓與王莽篡統。賦家論“漢勢”，首在武帝功勳（功德），論“漢統”則溯高祖開闢創建（天德），而通過賦寫“過秦”與“非莽”，又聚焦文帝的仁治（儉德）與明帝的禮制（禮德）。反思漢賦“一代文學”說，是文體論的“窄化”認知，倘關注文運與史實，可發現其“一王法”的禮儀書寫對後世的影響及價值。
如果說前引文章於漢賦研究略有新的進展，那麼其中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從文化學與制度史的視域探尋漢賦文本與理論的價值，而由此延伸到辭賦史與賦論史的考述，又與本人的教學經歷以及“教學相長”關聯。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教育部規定高校本科生必開“中國文化”課程，於是系裡派我去北戴河參加教育部主辦的文化課程培訓，這又開啟了我為本科生、研究生主講“中國古代文化專題”的教學歷程。雖然游離專業（古代文學）的教學對專業研究必有負面（佔用時間）影響，然經自我轉化或又有正面作用，對我而言就是賦文與學術文化制度關係的研究。受此影響，我的兩部論文集與此相關，分別是《賦體文學的文化闡釋》與《賦學：制度與批評》，例如前者就涉及到賦與帝國宗教、亞歐交流、外交文化、都市文明、地理價值、科技創造、藝術內涵的方方面面。
另一教學相長的實例，就是博士論文之選題與研究的指導。如對王思豪博士論文的指導，我於其在讀期間就與之合作研究，成果有《漢賦用經考》與《漢賦用〈詩〉的文學傳統》。前者是五萬字的長文，刊《文史》2011年第2期卷首，我們通過“漢賦承載經義之特殊形態”、“賦家用經地歸復王言”、“通諷諭之用《詩》精神”、“明治亂之《春秋》大義”、“美制度之《禮》義主題”與“經賦互文與文本抒寫”等六個方面展開，以闡釋漢賦用經的現實價值與歷史意義。後者是對漢賦用《詩》一端的具體而微的研討，完成後一個月內被《中國社會科學》雜誌採用（當年刊發）。我們認為：漢賦用《詩》以詞章解讀經義，內涵修辭、諷喻、引述、經傳四方面，彰顯了漢賦的時代特徵與用《詩》的文學傳統。漢賦用《詩》“以文引言”，通過“直引”、“論詩”、“樂歌”、“取義”、“取辭”諸方法，表現出修辭藝術由言詞向文本轉化的趨勢；漢賦於《詩》兼取“三詩”，而以《風》《雅》為主，體現其偏重“言情”、“陳義”而略於“述德”的諷喻功能；漢賦引《詩》由“斷章取義”到“取辭見義”的轉變、對文學意境空間的重構，也使文章的意義得以增強；漢賦用《詩》有著以“傳”解“經”的意義，內涵“賦”詞與《詩》義的互文性，決定了漢賦對《詩》的摹寫特徵。漢賦首次以文章文本形式用《詩》，其引詩、解詩、化詩的文學化表現，以及常見的“公式套語”與“舉一例百”之法，既隱含了賦體中“經義”與“詞章”的矛盾，又為《詩》進入後世文學創作領域奠定了基礎。
又如漢賦研究回到文本是我對蔣曉光博士論文的要求，結果他以六篇獨立論文構篇，前後均發表在國內重要期刊上，其中《賓祭之禮與賦體文本的構建及演變》一文經我的參與和修改，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該文以古代的“賓祭之禮”與“賦體文本”的關係，為賦體發源及賦史研究提供一個新視角。考察賦體的形成有著悠久的歷史，其中內含的“瞍賦”、“六義之賦”及“體物之賦”，源頭則在宗廟獻賦，尤其是漢大賦的文本結構及演變均與賓祭之禮有著緊密的關聯。首先，宗廟獻物及辭不僅是賦體立名的因緣，而且使這一文體始終具有“宗廟性”與“禮儀性”的特徵。其二，在宗廟貢獻中賓祭執禮的告廟“先君”制度和辭令之用，影響著賦體以逞辭為主要特徵的結構機制。其三，賓祭禮中的備物享神方式，以“物”為中心，以“德”為旨歸，其物、辭、義三端，影響了賦體托物、陳辭、兼義的修辭方法。其四，賓祭禮的媚神觀德，是賦體“欲諷反勸”的宗教根源。西漢賦表現出的因“省禍福”以“訓戒”、“改作”，東漢賦表現出的“觀威儀”以“昭德”、“宣威”，為賦體文本諷勸傳統中的兩種最重要的書寫模式。這是該文的大略內容，雖非定論，然不無發現。
由我寫作如《漢賦與禮學》的論文，到上引“教學相長”的師生研討成果，在指導學生完成學業的同時，也拓展了自己的視野，例如我刊發於《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10期上的《從“禮法”到“技法”——賦體創作論的考述與省思》一文，就是對這一問題的新開闢，以一條重“法”的線索對賦史發展規律作出的思考。因為賦作為一種特殊文體，從歷代批評文獻載體、“體類”探尋與對賦修辭認知的變移，已喻示了賦體創作論由“禮法”到“技法”的批評線路。這一批評線路的形成，源自漢代賦家的“賦論尚禮”與“以禮衡賦”的創作實踐與理論思考。隨著魏晉賦創作主流由宮廷獻賦向士族寫作、賦作者由皇帝侍從向文士的轉變，尤其是由文人賦作到唐宋科場考賦的的衍化，使賦體技法得到了制度性的規範。而唐宋以後學者論古賦的“祖騷宗漢”與論律賦的“尊唐尚時”，進而融合古、律以審視“體國經野”的氣象與“音律合度”的詞章，是融禮法於技法、歸技法于禮法的理論構建。由此考察從漢人“賦做什麼”到魏晉以降“賦是什麼”再到唐宋時代“賦怎麼寫”的賦論三階段變遷，以及元明清賦論呈示的由“賦怎麼寫”回歸“賦做什麼”，立足於“賦怎麼寫”而示範以“賦是什麼”的“經典”，是省思賦體創作論的意義與價值。
或許正是撰寫了大量的賦學研究論文，所以在我為完成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的《中國辭賦理論通史》時，興致驟起而下筆不休，不知覺間已近百萬字，可能因體量之大結項時匿名評審專家以極高分全優通過，乃至國家社科辦直接電示我申報“國家社科基金文庫”，但因該書早應允鳳凰出版社出版，當時該社又不在“文庫”出版社之列，我毫不猶豫地選擇“承諾”與“友情”，謝絕了社科辦的好意。據坊間傳言，入“文庫”的著作參加省社科獎評審可得“一等”，結果該書申報省獎確實是“二等”，僥倖的是申報教育部人文社科獎，得了“一等”，這也算是冥冥之中對我賦學研究的一點回報吧。
依據我國的思想傳統，好像沒有純粹的文學研究者，所謂“文史不分家”，古之“經學”，後之“國學”，今之“哲學”亦然，未有不略通其道者可以述文。治文者乃文化人，也是文化學者，只是我的文化研究更明顯地體現於工作需要，或者說因教學需要而從事研究的。因此也相繼出版了一系列的教材與撰述，如《中國文化史論綱》（研究生教材）、《新編中國文化史》（本科生教材）、《插圖本中國文化史》、《中國文化制度述略》、《中國文化史二十二講》等。卞孝萱先生曾為《中國文化制度述略》一書作《序》云：“古人說‘賦兼才學’，作賦固須才學，而研究賦更需要廣博的學識。因為每一篇大賦就是一個系統的文化工程，在這層意義上，作者的辭賦研究與文化研究正是相得益彰。”指的是我從事賦學研究而轉習文化，其實我的文化研究又轉而影響辭賦研究，中華書局出版的《賦體文學的文化闡釋》就是一個例證。
就教材而言，我對中國文化也有自己的說道，如《中國文化史論綱》2002年初版《後記》云：
自從1992年開始相繼為南京大學中文系作家班、本科生、研究生、教師進修班以及海外中文碩士班講授中國文化史專題課，一晃已十多年了。在不短的教學過程中，特別是對研究生授課時，由於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我嘗困惑于求周備而難專精，求專精又難周備，於是萌生編寫一本適合於自己教學工作的“文化史專題研究”的教材，力圖既能拓展文化視域，又能增添文化知識，更期有助諸生的“專業”學習與研究。於是在2001年的冬季，我將講義整理編寫，完成了這部書。然而面對手劄，擱筆沉思，又不由想起清人劉熙載《古桐書屋劄記》所說：“學者蔽二，曰俗曰僻。俗者專好與人同，僻者專好與人異，是皆由不窮理耳，窮理，則能以是非定同異矣。”對照諸多文化史著，拙編難免落“俗”；倘略陳新見，又恐入“僻”，所以捫心自問，其真實擁有的，是課堂上與諸生沉浸于中國文化之流的那份感動。
又如201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新版《中國文化史二十二講》的《後記》云：
今年春節，南京清涼山東麓建于明朝的古“崇正書院”重修開學，我應邀為書院正門題聯：“崇丘萬物儒為道，正氣千秋樂即詩。”錢穆曾說，中國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我所說的“儒為道”正取其意。然儒、道之不同在於儒家將自然道德化，如《易傳》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道家將人生自然化，如《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究其本質，即對人與自然的關注，則是一致的。“同”是中國文化的本根，“異”是中國文化的眾相，由此又回想到近二十多年來講授中國文化史專題，成《中國文化史論綱》一書，且被遴選為教育部推薦“研究生教學用書”，所謂“專題”，正為“眾相”，而其“論綱”，又意為殊途同歸的道理。
這是我對中國文化的基本態度。如果說其編撰有何特色，我想除了以“專題”形式開掘較為深入之外，就是職守“文學”的本位觀，拙編文化史著中大量引述詩詞歌賦乃至戲劇、小說以印證古代的文化制度與思想。
當然，我對文化史的關注，也與我對諸子學的興趣有關，比較多的閱讀了先秦及漢晉諸子的學術文本，這也為我以後在全國各地諸“講壇”為聽眾敘述文化理脈，提升思想境界奠定了基礎。比如《光明日報》的“光明講壇”走入南大，邀我講述的“經典閱讀與人文情境”，後以整版的篇幅刊登在《光明日報》2016年9月29日，又被《新華文摘》2017年1期作為封面文章全文轉載。而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除了撰述有《老子講讀》與《莊子注評》外，也發表了一些相關的論文，如《揚雄與兩漢思想》（《中國哲學史研究》1988年第4期）、《〈老子〉與中國古代哲理詩》（《學術月刊》1990年第2期）、《從創作論看老子的文藝思想》（《中州學刊》1992年第3期）、《〈老子〉與中國古典詩論》（《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16輯）、《“玄”與“禮”的交織——論張衡的宇宙人生觀》（《中州學刊》2001年第5期）、《論東漢周禮學興起的文化問題》（《古典文獻研究》第11輯）、《老子人生哲學的藝術思考》（《中國哲學史》季刊1993年第2期）、《〈老子〉的文學史意義考論》（韓國《中國研究》第46卷）、《被享受的莊子》（《王蒙研究》2010年第11期）、《老子人生哲學與智慧》（《中國德育》2017年第8期）、《莊子體道詞語的文論意涵》（《湖北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等。作為一段學術記憶，《中國哲學史》季刊發表我的有關老子的文章值得一提：該文發表於1993年，由於編輯的疏忽既沒寄樣刊，又沒寄稿酬，我也忘記了投稿的事，一直到2008年一位博士生說到此文，我茫然不知，結果在“知網”上查到，函詢編輯部，說老編輯早已退休，這期刊物編輯部也僅有一本存檔，於是複印一份“舊文”寄給了我。人生得失，往往就在不經意間，“史述”可矣，“文運”難測。
回憶我的學術經歷，由“游於外”而“入乎內”，雖受到諸多工程與項目的約制，然助力亦多，如參與授課而得到“教學相長”的獲益，在學術“團隊”中相互砥礪的受益，尤其是前輩學者如程千帆、周勳初、卞孝萱、郭維森諸先生的愛護與提攜，特別是周先生為我“轉崗”以及推薦入“古代文論”學會的往事，還有程先生撫著我後背說“年輕人好學我都喜歡”以及叫我做博士生論文答辯秘書以引領進入學術程式與制度的情形，令人難忘。當然，與我們的父輩相比，較好的學術環境是如我之愚亦能取得若干成果的原因。近日收到張新科教授寄贈的《為山集》，取用《論語》“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之意。這又使我想起一件往事，當年我與先父棲居於南大南園十六舍斗室，某日程千帆先生送家兄總手書詩卷一幅，尾端留白甚多，先父興起題詩于後，前兩句好像是“少年積簣老為山，絕頂登臨未解鞍”，並掛壁存賞。又某日，山東大學殷孟倫先生攜眾研究生來訪，用手指此詩卷，叫諸生手抄熟記，以為治學指南。往事如煙，卻歷歷在目。年屆“退休”，可謂“為山”之齡了，然“積簣”若何？未必“得失寸心知”，好在我的所謂“學術”初心自適的習慣，不敢登臨“絕頂”，只願信馬遊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