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思想观念书写，而社会的进步则是人们通过对过去历史看法的不断修正与改变来实现。中国近代百年(1840-1948)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因此，对其如何去进行认识的更新与启蒙，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不然的话，把问题完全弄反了，或者是什么不把它说成什么，价值评判全凭情绪意气，我们就还在不正确的道路上徘徊。最后，吃亏的还是整个国家与国民。

人们认识的不正确由于“洞穴现象”的局限，自己很难纠正自己。而如我们祖先所言，他山之石却能攻玉。笔者最近再次翻阅十多年前家叔万相仁从台北寄来的台湾知名经济学家林钟雄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一书，读到其中客观评述台湾百年间经济发展离不开外来先进理念与科技推动的有关精彩论述时，心中对叔叔当年专门邮寄此书来的良苦用心有了进一步体认，并促使本人又一次联想到了整个中国的近代百年。下面就一、向我同胞扼要介绍一下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一书中的有关论述;二、在自己以前有关认识的基础上，具体展开阐述一下西方先进理念与科技，近代百年以来对我们的一些正面影响。

一、林钟雄等对台湾1895年以来经济发展经验的论述

林钟雄(1938-2006)，台湾彰化人。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又在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走出校门之后，曾短期服务于台湾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现台湾政府经建会前身)，担任综合计划处专员。以后则分别在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大学任教，并也在其他公私立大学兼任教学，担任高校经济学教师长达30余年。用台湾学者的话讲来，他为港台地区“作育”了不少经济“英才”。[1]

林钟雄不但是台湾地区知名经济学家，有经济学“一代大师”之誉，[2] 同时也是知名社会活动家与企业家，对推动台湾民主事业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其在高校执教期间“分身多方从事关怀国事、社会公益，包括参与海内外推动台湾民主化运动，鼓吹民主自由思潮，对台湾社会影响甚大。”[3] 1992年离开教职，担任参与创办的玉山银行首任董事长。台湾地区领导人2000年聘任其为无给职国策顾问。2001年担任台湾证券交易所董事长。

由于受他老师观点的影响甚大，因此在具体介绍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一书之前，有必要也对其台湾大学经济系与台大经济研究所时代老师张汉裕教授(1913-1998)的有关研究与成就，作一扼要介绍。张汉裕台湾台中人，1934年台北高等学校毕业后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1937年又入东大大学院攻读，以后在这里获得博士学位。1940-1946年间，历任东京帝大助教、副研究员。1946年返台之后历任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台大经济系主任暨台大经济研究所所长，台湾淡江大学企管系教授兼系主任。

张汉裕在东京大学求学期间，曾受教于后来成为东京大学总长的日本知名经济学学者矢内原忠雄。矢内原忠雄早年留学英、德等国，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日本国内有名的反战人士，研究日据时期台湾的经济与社会，著有《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张汉裕返台之后继续了老师的这一研究课题，并写出了《台湾人民生活水准之测量》、《台湾农民生计之研究》、《日据时代台湾经济之演变》等在港台历史、经济与社会学界均有重要影响的论著。张汉裕与其老师研究所不同的是，矢内原忠雄从基督教教义出发、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统治加剧了台湾经济、教育与政治的不平等，而张汉裕通过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大量统计数字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则是：虽然日本政府的财政措施造成台湾人民的负担，但即便如此，台湾人民在日本统治之下的生活水准却一直在改善之中。

以上提及的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一书写成于1995年，初版于1996年。笔者手中的本子是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的增订版。林氏在书的增订版序中写道：“两年前，我把当时所撰七篇论百年来台湾经济状况的论文辑印刊行，原先单纯是用以纪念先人养育之恩。没料到，目前坊间已无存书，仍有索阅者。几经考虑……辑印这个增订版。”[4]由此可见，该书初版之后在台湾学术界就有广泛传播和影响。

增订版的林钟雄氏全书共八篇，给人久久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一是阐述的观点直接大胆;二是观察问题客观全面深刻;三、用事实与统计数字说话。书中所举史料少而精、雄辩。

在该书的第一篇《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中，林钟雄一开始就讲到了，经济是一种动态连续过程，台湾目前的经济成就与其以前日据时期所奠定的基础密不可分。尽管当年日本侵占台湾的目的“一是占有资源以补日本之不足，二是作为日本的南进基地”，但是，“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发展先须建立一些健全的基础要件，而这些要件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因而，我们可以说，1895年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而日本当时正在朝资本主义路途演进，且产生帝国主义行动的意图，台湾作为日本第一个殖民地，在日本当时的环境下，开始被塑造成日本帝国的一部分，连带地被动地进行了一些制度及结构改变，这些改变乃是今日台湾经济最原始的重要基础。”[5]

对于台湾日据时期的社会制度与经济模式变化，林钟雄在该书中有较详细述及。包括了警察制度建立，交通、水利与电力事业的兴办，近代教育与卫生事业开办，以及糖米外向型农业的发展等。

对于日据时期台湾的警察制度实行及其经济与社会作用，林钟雄书中非常同意其老师张汉裕《日据时代台湾经济之演变》一文中的研究与观点：当时“警察的职务，除普通的警察、卫生以外，担任着户籍事务。此外，抽税、开路、治水的土木工程、耕地防风林的设置、催促种蔗糖蓬莱米的劝业事务也凭其帮助;并且日人会社收买土地与募股、政府募集公债与劝告贮蓄都要靠他们的力量……这样，一切都非赖警察不可，日据时代台湾警察可说是万能的。姑不论其好歹，台湾警察对于促进台湾的治安与产业开发所发生的作用是很大的。”[6] 林钟雄在进一步分析台湾日据时期警察制度与搞土地资源调查的作用时指出，“土地集中现象是日据时期台湾糖业发展的基础，也是今日台糖公司是台湾最大地主的由来。”[7]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交通、水利与电力事业的兴办，林钟雄书中论述道：“日人据台期间便几是无中生有建设了公路、铁路及港口。最重要的南北纵贯公路是日军登台浴战南北期间利用工兵修筑的军用道路，其后才沿线整修完成。南北铁路是大半利用在日本发行台湾事业公债于1899年至1907年间完成。1899年至1902年与1908年至1912年分别完成基隆港及高雄港的第一期工程，其后继续分期扩充。这些交通设施原本附带有治安及军事用途，却也是台湾产业开发不可或缺的条件”;“水利对台湾的稻米生产至为重要……台湾总督府自1903年起，藉政府辅助款及地方配合款着手整修旧有埤圳，并兴筑不少大型埤圳，最具代表性的是桃园大圳及嘉南大圳，前者于1916年开工，1928年完成，其灌溉面积22049甲;后者于1920年开工，1930年竣工，灌溉面积更达138622甲。在1945年台湾耕地面积为791471甲，灌溉排水面积达535714甲，占67.7%，其中上述两大圳占30%。在1900年，台湾稻米年产量只有三十万公吨，1930年开始超过百万公吨，1938年更超过一百四十万公吨。可见水利设施对台湾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台湾的电力供给始于台湾总督府于1903年以地方税开支，利用淡水河支流南势溪之落差创设台北电气作业所，于1905年8月竣工并发电，其后主要城镇纷纷个别有公营或民营中小型发电所的创办。但最具影响力的是1919年合并各公民营发电所组成台湾电力株式会社，推动日月潭水利开发工程，在艰辛、争议、筹资困难的努力下，始于1934年6月完成日月潭第一发电所的工程，使台湾电力供给迈入一个新的里程。据称在终战之初，台湾的一般发电设备约32万千瓦，另有糖业水泥业自备发电量约6万千瓦，其中水力发电为26万7千瓦，而日月潭第一水利发电量约占10万千瓦，可见其重要性。在二次大战末期，台湾的发电设备曾因美军轰炸而受损，直到1950年才恢复战前的最高发电量，可见当时电力建设确实投入相当大的心血。”[8]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近代教育与卫生事业的开办，林钟雄在该书中指出，“在教育方面，日人据台之初就开始创办公立小学，免费提供适龄儿童之教育，在1930-31年间，适龄就学儿童就学比例达三分之一，1943-44年间，最高时曾达71%。这些教育在当时未必立即产生提升生产力的效果，但一二十年之后则陆续突现其生产力的提升效果。此外，自1910年起陆续在全台各地普设中等学校、职业学校、农工商专科学校、师范学校，以及1928年创办台北帝国大学，虽然在创办之初，入学学生数未必很多，但这些人才在战后台湾经济发展上却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至于公共卫生，日人更为重视，因为日人来台终究有水土不服问题，因而对亚热带、热带的疾病、传染病的研究防疫及治疗一直相当重视，医院的创设、医生的培训从不曾间断，而都市各种卫生系统的建立及相关建设也不遗余力”;日据时期“在教育卫生及保健卫生设施双管投资下，台湾的人力资源无形中逐渐提升，有能力接受近代工艺，为长远的经济发展作更大的贡献。”[9]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蔗糖外向型农业的发展，林钟雄在该书的一处中指出，原来“台湾甘蔗的生产条件较南洋为差，二十世纪初年的台湾蔗农又缺乏引进新式糖厂的资本，无力建立现代糖业。日本统治当局乃藉拨给或低价售予土地、关税保护、牺牲蔗农利益等措施，大量引进日本资本，引进国外优良蔗种、创建现代糖业，自1910年代开始，台湾砂糖年产量大幅成长，在1936-37年的旺盛年份产量达1049321公吨，较日据前最高产量之1988年的82562公吨多十二倍。大部分砂糖都是对日本出口，以出口金额言，在1909年至1933年间恒占各年出口总金额的50%至60%之间，1934年以后的十年则常占40%左右。依出口金额计算，1937年砂糖出口占当年工业产值的56.25%”。[10]

林钟雄在该书的另一处中指出，“台湾糖业发展的关键在1902年根据新渡户稻造博士的《糖业改良意见书》，以设置临时台湾糖业局，发布台湾糖业奖励规划为起点。一方面引进夏威夷的拉海纳(lahaina)品种取代当时蔗农所常种植的竹蔗，以提高单位面积的糖产量。据称，在相同的条件下，拉海纳蔗每亩收获量为96000磅，而竹蔗只有32000磅，且拉海纳蔗的产糖率为9%至15%，而竹蔗的产糖率只及6%……。第二，对大规模耕种甘蔗者、投入大资本进行灌溉排水工程改善者、采用新式机械制糖者，都发给补助金。总计在1902年至1909年的八年间，对制糖会社、制糖所发放补助金368172日元，对购买新式制糖机械补助551155日元。因此，在日人据台前，台人熬糖之厂谓之部，包括合股而设之公司部、业主所设之头家部及蔗农合设之牛犇部，工场数虽未有纪录，自1870年至1894年的四分之一世纪间，以1880年生产82562公吨为最高，1886年生产30271公吨为最低，平均每年产量为50420公吨。在日人锐意经营下，1936-37年的旺盛年份，新式糖厂有48家，改良糖部有7家，旧式糖部由1901年的1117家减至70家，产量达1049321公吨，较十九世纪末最高年产量多11.7倍，其中新式糖厂所产占98.02%，旧式糖部所产仅占0.94%。”[11]

顺便提及，林钟雄以上引文中提及的新渡户稻造 (1862 - 1933)是日本著名农学家与教育家，同时也是国际政治活动家。是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创立者，曾担任国际联盟副事务长。1984年日本声称要建设文化大国时，新渡户稻造曾被作为文化名人印到日币5000元的币面上，该币种从1984年到2004年间在日本流通使用。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稻米外向型农业的发展，林钟雄在该书的一处中指出：“日人据台之前，台湾原是一群小城镇的村落社会，我们只知道当时是一个均穷的社会。”[12] 其还指出，台湾“先民大部分来自闽粤，虽然带来一些当地的品种，因为欠缺兴建及修建的资本，日本据台之初，人口虽只有三百万，粮食仍没有能力自足，几乎年年都须进口若干食料品，才能使多数先民勉强过活，而且土种在来米品质欠佳，生活可说非常艰苦”。[13]

林钟雄在该书的另一处中则指出，日据之后“台湾总督府自1899年起便陆续在台湾南北各地设置农业试验场，并引进日本米进行品种改良，于1922年生产出著名的蓬莱米，颇能迎合日人口味，出口到日本较易销售，约自1930年代起，每年蓬莱米产量便常占台湾稻米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系对日本出口的。再加上，由水利设施改善及化学肥料使用量增加，稻米年产量明显增加，1938年产量达一百四十万公吨，为1900年的457%。自1910年前后，稻米出口已高居出口品的第二位，绝大部分是对日出口的，以出口金额言，1920年以后恒占年出口总额的20%左右。与砂糖并列而形成了1960年代以前的台湾稻米经济。”[14]“糖米经济的塑造完全改变了台湾的经济面貌，不只把台湾由半自足的闭锁经济引导至出口经济，且也根本改变了台湾的出口商品结构，这一改变使得战后台湾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大为减轻，被异族殖民统治下的祖先们的辛劳血汗转变成后世子孙们的救星。”[15]

日据时期台湾改变原来经济落后一事，林钟雄书中还引了1915年12月中国福建省立甲种农业学校由校长率同学去台参观各项建设，在返国后校内慰劳会上所说的话来加以证明：“台湾隶中国时，以地居边海，赋税不足以供政费，每年须政府津贴二十万元。归日本后，迄今不过二十年，经营尽善，入款年达五千余万元。不知者以为日政府苛敛台民，此非持平之语。若果出于苛敛，则台民之纳税者即变卖田屋，不过支持一二年，何能延至二十年，且渐增而不减也。此实由其实业发达，民无失业，地无遗力所致。”[16]

另外，林钟雄在书中论述台湾经济发展经验时的如下观点也应值得我们注意，尽管其论述的对象已不再是日据时期的台湾1950和1960 年代。他一是认为，一些富有个人或家族的出现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二是认为，外来投资者的到来激励催生了本土企业家。其的具体表述是：当时“阶级升降变化是好是坏后世社会经济史家自会有争论，纯就经济层面来说，少数个人或家族的资本积蓄是一个重要开端，往坏处评论，那是财富不均的起点，往好处着眼，个人或家族积蓄增加则具备了投资创业的机会，一旦发现合适而有前途的创业机会，就会为全社会带来另一个经济景象 ”;[17] 在“外来投资者的激励下，国内相继出现一批企业家，与外来投资者在国内市场竞争，使这段期间台湾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策略获致更辉煌的成就。”[18]

近年来，与林钟雄的上述台湾日据时期经济与历史观点相近，年轻一代台湾人对那一时期也有类似的看法。比如，台湾大学学生林于雯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就写到：“当时台湾在日本人的统治底下，地方颇有建树，建立自来水与下水道系统、引进西医、广设卫生所，使公共卫生改善不少、许多致命传染病销声匿迹。而对于人民健康影响不小的三大陋习—辫发、缠足、吸食鸦片，也在日人统治底下逐渐获得改善。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死亡率大幅下降，拯救不少台湾人的性命。就这方面来说，某种程度上日本人算是台湾的恩人”;“当然日本人也有待台湾人不好的一面。日本人是时带着太阳民族的骄傲歧视台湾人，在后期改制前台湾人念公学校，日本人念小学校。当官的总是日本人居多，日本商社更是有恃无恐欺压台湾老百姓。但部分日人骄傲却不失纪律，举例言像日本人引进现代法治，即使是同为日本人的法官，在涉及民事事件时亦不会偏袒同为日人的当事者。”[19] 林于雯所讲之事不误。比如，日据时期台湾的卫生事业有巨大发展，曾导致台湾人口迅速增长。仍据林钟雄前述书中的统计数字，台湾日据以前的人口是300万，到1945年增至了600万，50年间人口增加了一倍。[20]

二、我们对中国整个近代历史应该怎样看

以上林钟雄书中还认为，“回顾台湾经济发展之基础不只是探索目前台湾经济之由来，且对台湾经济未来究竟潜存哪些重大问题也会有若干启示。”[21] 同样，本人这里提出“我们对中国整个近代历史应该怎样看”的问题，也不是只简单回顾我国近代历史的史实，而是在探索民族下一步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社会与科技出路。因为，只有认识到什么有价值什么无价值、孰是孰非了，不再颟顸愚蠢了，中国才会避免邪路，才会走向真正的光明前途。

与林钟雄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应两面看的观点相近似，本人也一直认为应对整个中国的近代历史作如是观。十余年之前，笔者在一本书里曾写道：“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史阶段。鸦片战争是把双刃剑，既给民族带来了屈辱，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少许活力和希望”;“上世纪20年代以来，人们只从经济变化的层面(指所谓的中国半殖民地化半封建化了的说教)论证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鸦片战争始。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从此之后中国人开始关注外国人的政治制度、行政制度、政党政治、联邦制、地方高度自治等问题，中国人的思想从此开始了脱出由于制度造成的极端愚昧、进入近代化的历程。从某些方面讲来，这个思想近代化的变化比经济上的某些变化更有意义，更重要。”[22] 这里坦承，本人当时所讲以上话语的全部真实含义是：必须承认，中国近代史上与西方文明接触与拥抱不是坏事情;近代史上外国人帮助我们做的许多事情与林钟雄所讲日据时期的台湾一样，它们是今天我们国家前进发展的基础。

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进入中国一事除外，与西方文明接触与拥抱不是坏事情，对此，处身中西两文明密切接触前期的邹容在《革命军》中写下过如下的话语，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邹容讲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西方的文明之政体，它的式样如何?邹容在《革命军》中也有具体阐述：“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预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国民。此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然也。”

同时必须明确指出，应像台湾经济学家林钟雄等所做的那样，近代史上为中国的制度、文化、经济、军事与社会近代化事业做出过贡献的外国人士，他们的事迹我们都必须进行客观记述与评价，写进历史时不应该再是反面的。我就想，在有关的很多事情上我们一直所做的甚至连晚清政府都不如。当年晚清政府还大胆启用过外国人管理海关、同文馆等，做出了成绩以后，还给他们以正确评价、给他们晋官加爵哩。这些外国人士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赫德、丁韙良、马格里等。

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如蒋廷黻所言，是在外交上由传统的朝贡制度向条约制度转变。为此，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其下属机构海关总税务司署和同文馆。海关总税务司署1859年成立于上海，清政府最初任命的总税务司是英人李泰国，同是英国人的赫德(1835-1911)只被任命为粤海关副税务司。赫德1861年代理总税务司，1863年继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他制定一套重要岗位主要由外国人管理的海关制度，推行到各口岸。在其管理下，当时的大清国海关既廉洁效率又高。因有管理才能，清政府一直让他总管海关总税务司署政务，直到其1908年请假回国。总计，其在中国任海关总税务司达48年之久。

赫德的出生地是爱尔兰亚尔马郡波达当，18岁毕业于王后高等学校，1854年来华。他精通中国语言文字，爱好东方文化，爱穿中国的朝衣朝服，去世后被清政府追赠为太子太保。建国前上海江海关一带立有赫德的铜像，铜像底座上的文字是：“前清太子太保尚书衔总税务司英男爵赫君德，字鹭宾，生于道光乙未，卒于宣统辛亥，享遐龄者七十七年，综关榷者四十八载，创办全国邮政，建设海灯楼，资矜式于邦人、备咨询于政府，诚恳谦忍，智果明通，立中华不休之功，膺世界非常之誉，爰铸铜像，以志不忘。”[23]

在晚清海关总税务司署中任职获得高级别官品的不只赫德一人。比如美国人马士(1855-1934)，其在赫德手下供职达35年之久，在清朝官至二品。马士退休后移居英国，潜心著书立说，是系统研究中国晚近外交史的第一位西方学者。其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635-1834)，在西方汉学界影响甚大。

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不仅像以上铜像介绍词里讲的，赫德对中国的全国邮政和海灯楼建设有贡献，赫德而且还是最早提出中国应走开放之路的外国友人。1865年，他曾向清政府呈送一篇《局外旁观论》，建议清政府履行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准许外商在华筑路、开矿等。次年，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也曾向清政府提出过一篇《新议略论》，建议清政府内改政治外笃友谊。内改政治的建议包括清政府同意修筑铁路、敷设电线、开采矿产、训练海陆军、开办学堂等。其中并且讲到，如果经费困难，可向各国借款。在这里，威妥玛已经提出了引进外资的问题。但是，与后来的某些当权者一样，对于如此的善意，颟顸至极的清统治者是不会采纳的。

与赫德一样，丁韙良(1827-1916)也曾长期担任清政府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丁韙良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在基督教长老派神学校毕业之后，于1850年来到中国。1862年一度回国，不久又来华，在北京建立教会。1865年成为同文馆教习，1869-1894年任同文馆总教习。1898至1900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其间，丁韙良曾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早在1885年，他就是大清国的三品官员，1898年又晋升为二品。

丁韙良当时不但直接为中国培养外语人才，而且还翻译了国际法、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早在1860年代中期，丁韙良就把美国国际法专家惠顿的《国际法概要》(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low)一书翻译成了中文。该书的作用，就像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在演讲《近代中国法律演变琐谈》中说的：“我们第一次发现，哎哟，这帮蛮夷也讲规矩。这本书刚翻译成中文，当时中国政府在解决涉及外国船只的渤海问题时候就引用了《万国公法》，外国人说，你说得对，然后就走了。中国人大不为解啊，外国鬼子也讲规则?过去一直把他们视为蛮夷嘛。”[24]

英国人马格里(1833-1906)也是为当时的政府服务之后，获得了高级官品的外国人。

马格里出生于苏格兰，入中国籍之后字清臣，以示对清廷的忠贞。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之后参加英军任联队军医，1858年来到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辞掉军职，于1863年参加淮军，任张遇春统领的春字营炮队教习，并率队随李鸿章在上海、昆山、苏州等地同太平军作战，深得李的信任。1864年，马格里因教练洋枪、制造火器得力，被清政府赏三品顶戴。1896年，经李鸿章、曾纪泽等推荐，以三品衔候选道充任三等翻译官，随郭嵩焘出使英国，协助设立中国使馆。此间，马格里因熟悉中英各事，对郭多所襄助。另外，其对郭嵩焘整个改革开放进步思想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

马格里对我国近代军工事业的奠基与发展有相当大的贡献。他加入淮军后不久，即向李鸿章建议，向欧洲各国学习建立大型军火工厂，以为本朝利益着想。李准其议，在上海松江的一座庙宇内设立了有50名工人的洋炮局，由其管理，每天生产炮弹约100发。李鸿章占领苏州后，该洋炮局随迁至苏州。1864年1月，在李支持下马格里购买“阿本思舰队”带来的修造枪炮弹药的机器，从而使该局生产炮弹的能力大为提高，每周增至1500-2000发。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并加以扩充，更名为金陵制造局。以后，马格里又曾被李鸿章任命为总揽金陵制造局全局的督办，让其长期主持局政。

顺便提及，除金陵制造局外当时其他的军工企业，像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江南制造总局等，也都是在外国友人帮助或购买外企基础上建立的。像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同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商定合同，议定自铁厂开工之日起，五年内由他们监造大小轮船十六艘，并且训练中国学生和工人，要求于五年期满时达到独立担任造船及驾驶工作的能力。天津机器局建立时，崇厚是找的英国人密妥士帮助购买机器，觅雇工匠。密妥士曾先后担任丹麦及美国驻天津领事。江南制造总局的基础是上海虹口的美商期记铁厂。该厂是当时洋泾浜外国厂中最大者，能够修造轮船及枪炮。李鸿章1865年将其购买之后加以扩充，成了后来的江南制造总局。

此外，美国传教士卫三畏(1812-1883)与约翰·倪维思(1829-1893)对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事业和中国林果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在此也值得一提。

卫三畏在华时间长达40年。于1833年受美国差会派遣来华传教，并在《中国丛报》从事印刷出版、编辑、撰稿等工作，直到1851年。1851-1854年，随美国舰队司令佩里出使日本，任翻译。1855年起，先后任美国驻华使馆秘书、翻译、代办和代理公使。1876年辞去外交官职务，回国后于次年任耶鲁大学教授，直至去世。

卫三畏对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事业所作的贡献，主要是像贺卫方教授所言，“他的中文非常好，是一本非常伟大的英汉字典的编撰者，”[25] 以及晚年回到美国，成为耶鲁大学的第一位汉学教授。此外，他写于19世纪中期的《中国总论》，向西方客观介绍中国，其中不乏对中国人民悲惨遭际的同情，并直言：“除非上帝的光芒照耀这片国土，否则是没救了”，此点也应予以肯定。

约翰·倪维思1854年受长老会派遣来到中国，先在宁波传教，登州开埠后，1862年转至登州继续传教。1871年由登州迁居烟台。1893年病逝于烟台芝罘。与卫三畏相同，倪维思也写有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书籍，其有《中国和中国人》等著作在美国传播。

倪维思自幼热爱园艺，曾在纽约学过园艺学。基于多年的救灾实践及对教徒贫困的认识，倪维思认为有必要采取切实措施改善他们的生计。他看到胶东地区的气候、土壤与盛产苹果的美国东北部地区相近，但所产各种水果的质量却相差甚远，因此萌发了引进美国新品种水果苹果的想法。先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有果树种植园主约翰·查普曼(1774-1845)，拥有1200余亩果园，以推广果树种植为职志。查普曼常常布袋中装着一本《圣经》和若干苹果种子徒步旅行，沿途赠给愿意接受的人，被人称为“果园宣教士”或“苹果种子约翰”。 倪维思决定学习查普曼的这一做法，在烟台以宣教的精神推广果树种植。经努力，倪维思在烟台引进种植的苹果品种有早苹果、花花鲜、发客仙、万寻、黄钟花、黄手敦、黄撮皮、红搓皮、绿青、红端阳、早草鲜、秋苹果、花皮、王苹果、磅苹果(又名金星)、香蕉苹果等。[26] 此外，倪维思在烟台毓璜顶南所建立的广兴果园内，还引种过优良美国梨树、李子等。

倪维思的墓园坐落在烟台毓璜顶的西坡，文革前还存在。墓前石碑上的中文碑文是：“约翰·利文斯顿·倪维思，1829年3月4日生于美国，1893年10月19日逝于芝罘。一位虔诚、忠诚、富有献身精神的传教士。四十年来，他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了中国人。”[27]从以上引进良种苹果帮助烟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的事迹来看，上述碑文中对倪维思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另外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倪维思到登州传教的当年即1862年，曾开办山东第一所女子学校。不久以后的1864年，同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狄考文(1836-1908)也来到登州，也曾创办学校登州文会馆。从1881年开始，登州文会馆开始招收大学预科，为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滥觞。总之，由倪维思、狄考文等人的办近代教育开始，以后又有了外国人来华创办的著名大学像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我们才有了真正与世界接轨的教育事业。此事，一是像前述林钟雄书中讲的，教育的投资无形中逐渐提升了中国的人力资源，使之有能力接受近代工艺，为长远的经济发展作更大的贡献;二是这些学校中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发生根本转变后，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后者，曾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救济总署署长等要职的知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就是他们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三、结语

记得陈寅恪先生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拿外来之观念与我国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本人认为此提法科学正确。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还必须在陈先生该提法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要拿外来之观念剖析我国固有之史实，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不然的话，会影响到今天中国大陆上的许多问题都说不清道不明。不是吗，综上所述，如果依据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一书中的有关论述，来与目前大陆学界对近代西方文化和西方人在华作用的阐释与评价相对比的话，二者正好是反着的。而这，会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今天人们对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以及在制度上与世界接轨的认识。因此，笔者在此郑重指出，我们以前对整个中国近代史进行阐释的话语，系统有大问题，必须进行彻底的反省。对国人，则必须像台湾学术界同行所作的有成效工作那样，进行中国近代史的重新启蒙。

本文一开始即指出了，如果不然的话，把问题完全弄反了，是什么不把它说成什么，价值评判全凭情绪意气，使人不知道孰是孰非，我们就还在不正确的道路上徘徊，最后，吃亏的还是整个国家与国民。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此点，我们从目前国人的对集权主义行为一片喝彩之声与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上，也会有所觉察。

[1] 彭百显：《林钟雄的经济理想及对台湾的大爱》，《台湾国际研究季刊》2011年第3期。

[2] 彭百显：《林钟雄的经济理想及对台湾的大爱》，《台湾国际研究季刊》2011年第3期。

[3] 彭百显：《林钟雄的经济理想及对台湾的大爱》，《台湾国际研究季刊》2011年第3期。

[4] 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三民书局1998年版，自序第1页。

[5] 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4页。

[6] 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5页。

[7] 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5页。

[8] 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7-8页。

[9] 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9-10页。

[10] 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11页。

[11] 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231-232页。

[12] 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282页。

[13] 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234页。

[14] 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11-12页。

[15] 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11-12页。

[16] 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192-193页。

[17] 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17页。

[18] 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20页。

[19] 林于雯：《某种程度上日本人算是台湾的恩人》，台湾《旺报》2014年10月10日。

[20] 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12页。

[21] 林钟雄：《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2-3页。

[22] 万昌华：《中国行政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23] 华一民：《外滩的铜像》，《老照片》第七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24] 贺卫方：《近代中国法律演变琐谈——2008年11月1日在三味书屋的演讲》，共识网2009年3月29日。

[25] 贺卫方：《近代中国法律演变琐谈——2008年11月1日在三味书屋的演讲》，共识网2009年3月29日。

[26] 杜希英：《略论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对胶东地区农作物的改良》，《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27] 王海鹏：《倪维思在烟台的最后岁月》，《世界宗教文化》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