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刘泽华先生去世之后，二十多天以来，一直沉浸在难以自拔的悲痛之中。除了是他学生，听过他的课、演讲与面对面教诲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感到我国历史学界失去了一位一直关心国家与民族命运的真正的爱国者。总之，时下的本人有“艰难之时国失智者”，为国而悲之感。
记得有人说过大意这样的话：没有经国济世之心不可以考古论今。亦即，研究历史应该与劝世、规势、经世相结合。先生正是这样做的。
虽然先生参加工作的时间较早，1951年才16岁就成了“革命干部”，但在该队伍中其的地位还是低的。家庭出身富农。一般的，像他这样情况的人都言谈唯唯诺诺，做事明哲保身。这是在讲究家庭成分的长期极左的大环境下，非红五类出身的人饭碗不铁、求生艰难而形成的。但先生却不是这样。其一直关心的是民族与国家的大问题。
先生说过他思想的蠕动解放始于文化大革命中揭出了高级领导层中的诸多丑事，但看他的回忆录《走在思考的路上》，情况还不全是。
早在1962年前后，他就在《光明日报》、《河北日报》等处，发表了《论孔子的富民思想》、《荀子的重农思想》、《论墨子的政治思想及其专制主义》等文。另外，期间他还写过一篇关于董仲舒的文章，其中议论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据其后来在回忆录《走在思考的路上》一书中记载，这些文章文革时“都成为影射党的政策，攻击三面红旗的黑话。鼓吹孔子的富民，显然是发泄对三年困难时期的不满；推崇荀子的重农，矛头指向人民公社；借说墨子的专制主义，是攻击社会主义。”应该讲，文革中人们对其的古代文字狱式罪名编织不对。但是，也不排除先生所研究问题有现实针对的考量。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该时期内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体制与文化的变革发展空间还甚大。正是面对经济与体制和文化不平衡的具体现实，先生先后出版了《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中国的王权主义》、《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等一列在海内外有重要影响的著述。
前几年，美国法学家、耶鲁大学前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撰文公开批评中国的大学，说中国的大学是“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对于小贝诺.施密德特的后一点批评，笔者不能认同。比如，直到去世前，先生还奋不顾身，关心着我们国家与民族的问题，投向著名高品位报刊天津《今晚报》副刊的文章是《非圣无法》、《腹诽罪》、《圣人从众与从善》、《说天地君亲师崇拜》。这些文章，是先生去世不久的2018年5月10日、11日、12日和13日发表出来的。
对于书写此类历史文章的目的，先生曾早先在发表于《历史教学研究》的一篇访谈中讲过大意如下的话：有人说是影射史学，得我心也。在不方便讲话的情况之下，用历史来表达一下个人看法，未尚不可。
说实话，当我看到先生的此类文章时，想到的形容社会大环境的第一个词是道路以目。当主事者不那么理智、言路逼仄之时，他也善于和敢于发出自己的规劝与批评的声音，非常难能可贵。
从以上所提及的先生身世遭际与努力可以看到，先生的人生不易；先生有着勇敢的心。王夫之说过，有豪杰而非圣贤者，无圣贤不豪杰。甚是。拿王的话讲来，刘泽华先生善于和敢于面对时代，他既是我们时代的圣贤，也是我们读书人中的豪杰。是真正的读书人，真正的历史学家。
先生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