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才字道甫号修吾，籍贯陕西西安，卒于1623年，是明朝后期重要历史人物。《明史》中有《李三才传》。前些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白寿彝主编十二卷本《中国通史》中有专门的《李三才》一节论述其事迹。[1] 明朝同时期政治反对派，又是李三才陕西老乡的王绍徽，则在献给魏忠贤的政治迫害黑名单——仿效民间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编的《东林点将录》中，将其列为东林党第一号人物，称其为托塔天王。亦即，王认为李三才是东林党真正的党魁。

本人对于李三才的较深刻认识，是大学时代读文革一号文字狱“三家村黑帮”帮主邓拓的《燕山夜话》。其中有邓的有名文章《为李三才辩护》。此文文革时被指借古人替彭德怀翻案。以后来泰安工作又读到了李三才关于泰山的诗作，并在泰山上发现了他的诗碑。与此同时，朋友在相同地段也发现了与李三才和东林党人有关联的石刻。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李三才与万历皇帝矿税使进行斗争及有关主张、思想意义的认识，对李三才与东林党关系的问题，对东林党的意义，以及李三才所处时代的大环境，有进一步深化。

下面，就将以上所述及的几点，略加展开论列。

一、李三才泰山经石峪诗碑及其他有关题刻

1986年7月24日，本人当时还因分配的原因在中共泰安市委党校担任历史教员。与在北京化工大学读书的四弟万力（书恺）一同游览泰山经石峪时，发现暴经石西侧上方的草丛中有不甚规整、正面朝地的轻度风化石碑一通。碑的石质不好，上方有残缺，高约1.4米，宽约0.7米，厚约0.18米。探古心切，请求其他游人帮助，在几个年轻小伙子的鼎力协助下，将该石碑翻开来看时，发现上面有如下文字：

“《暴经峪水帘》：暴经石旁水泠泠，镇日独来倚树听；此意世人浑不解，半天矫首万山青。关西李三才道甫题。万历戊子春济南府通判阎廷梓、泰安知州刘从仁立石。”

原先就知道李三才是明朝后期掀起过历史波涛的人物。依据此碑文，泰山学院（原泰安师专）中文系教师、老乡张杰在协助李正明编《泰山研究论丛》向我约稿时，本人曾于1989年写成《李三才与泰山》的小文，登在《泰山研究论丛》第一辑上。[2] 以后，该碑由泰山管理部门描红后，立在了泰山著名景点经石峪的西面进口处，此即现在研究者们经常提及的泰山经石峪李三才诗碑。

董仲舒说诗无达诂。但我想，诗并不都是众说纷纭、不可理解。通过类比，后人或许能够更清晰地把诗人所想要表达的思想与意愿揭示出来。由李三才的此泰山诗，笔者首先联想到的是宋代思想家朱熹的诗作《邵武道中》。

同样在诗中用了“镇日”（一整天的意思）一词，朱熹的《邵武道中》诗里表达的是自然景象荒凉、自信心丧失，与人事不可为的心态：“林壑无余秀，野草不复滋”；“而我独何成，悠悠长路歧。凌雾即晓装，落日命晚炊。不惜容鬓凋，镇日长空饥”；“征鸿在云天，浮萍在清池。微踪政如此，三叹复何为。” 而与之相反，李三才《暴经峪水帘》诗中所表达的是：自然景观富于生机，“万山青”；自信心满满的，“矫首”昂视；人事虽然困难，“此意世人浑不解”，但仍可以有所作为，而人事可为的根本在于“暴经石旁水泠泠”，在于人的事业心与追求精神要像泰山之水一样，生生不息、冷凉清澈、川流不断、水滴石穿。正因如此，李三才才“镇日独来倚树听”的。

此诗碑所立的“戊子年”是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十六年（1588年），比美籍华裔史学家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的年份晚一年。则此时的李三才已为官十六个年头。所以落款是“关西李三才”，本文后面还将详细论及，是因其的籍贯为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

为李三才立此诗碑的济南府通判阎廷梓和泰安知州刘从仁，分别是今河南项城市和山西运城市盐湖区人。二人分别担任过几个地方的地方长官或地方官副职，他们均一心理政为民，惩治犯罪、保障一方平安，并重视发展所管辖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

阎廷梓是隆庆元年（1567年）举人，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自幼聪慧好学，以宋代的名相范仲淹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奋发进取。中举之后先后出任河津知县、真定府通判。遭遇母亲丁忧，后来被任命为济南府通判，迁深州（今河北省深县）知州。深州是个强盗猖獗的地方，阎上任后先是以德感化。不到月余，许多舞刀弄棒者散去，重归田亩。对不思悔改者，他设计诱捕正法。

出于长治久安的考量，阎廷梓在任深州知州期间修缮了深州城城墙，又在城墙四周建墩台四十余座，并沿城墙四周修建了护墙堤防。至清代末年，深州城都是华北地区最坚固的城垣之一。其生平事迹，清康熙九年《项城县志》等处有载。

刘从仁则是相当于举人副榜的恩贡出身，万历十三年（1586年）任泰安州知州。在任期间以廉正称。1588年泰安大饥，他开仓赈济，又煮粥供于就食者。有饥民乘机为盗，他便恩威并施，盗贼敛迹。刘从仁任泰安州知州期间还致力于文教事业，泰安一时间人才辈出。

1593年，刘从仁迁滦州（今河北省唐山市属县滦县）知州。刘在任滦州知州期间也是重视滦州的文教事业，曾重修滦州学宫（孔子庙），并移名宦、乡贤二祠于学宫戟门两旁，为滦州的士民两界所称道。刘的生平事迹等，民国九年《解县志》等处有载。

除《暴经峪水帘》诗之外，李三才关于泰山的还有另一首《登泰山绝顶》诗。全诗如下：“清斋独夜万缘空，踏破天门与帝通；一任红尘千万丈，此身已住白云中。”登高而小天下，登高而增志益智，登高而自绝于尘世、心灵得到净化，李三才的此诗重点突出了与红尘相对应的“白云”净界，堪与唐代杜甫的《望岳》诗、宋代王安石的《登飞来峰》诗，以及后来人、中国近代宪政之父宋教仁的《登南高峰》诗等著名登高抒志作品相媲美。

作为历史人物，李三才的最重要功绩是惩治了皇帝爪牙、太监陈增，还有陈增的随从、总理山东矿税的程守训。此事的详情我们后面还要论及。

也是在泰山经石峪等处，有李三才政治对立者程守训的题刻在。并且，同处亦有李三才之东林党“同志”的题刻在。

泰山经石峪刻经上方之断崖间有“枕流漱石”的题刻，落款是“甲戌春，南州帅众题”。甲戌为明崇祯七年（1634年）。帅众是江西奉新人。枕流漱石是隐居之意。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记曰：“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这段话译成白话文即：“晋代有个叫孙楚的人想要隐退山水之间，就告诉他的朋友王济说，自己将‘枕石漱流’，但在表达时误说成‘漱石枕流’了。王济听后问，‘水流可以枕着、石头可以用来漱口吗？’。孙楚将错就错、自圆其说地解释说：‘我之所以枕流水是想要洗干净自己的耳朵，之所以漱石头是想磨练自己的牙齿。’”

如果用当时当轴者魏忠贤等的语言讲来的话，帅众是铁杆的东林党人。帅众是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官浙江淳安知县、金华知县、福建道御史、太仆寺少卿、陕西巡抚、左副都御史等职。天启初年曾奏劾魏忠贤，未纳而弃职归乡，其高风亮节为世人所称道。

帅众的该“枕流漱石”题刻之下覆以残刻。此举显然是为了反对当时的太监政治的有意覆盖。被该题刻覆盖与凿毁的题刻刻面高0.75米，宽0.99米，残存有少许的字迹。此被覆盖与凿毁的刻面，民国学者李东辰在《丙戌游记．经石峪》中记道：“又西刻文一段，为‘枕流漱石’四字凿毁，石花罗列，模糊难辨。”

但是，此被凿毁题刻面上的字并非全是模糊难辨，而是一首七言八句律诗，仍有行书29字能辨，末署是“风池旧史程守训（最后一字仅剩言字旁）”。 近来，经研究泰山历史与文化的知名泰山学者周郢堪查证实，此被凿残题刻的题者即是后来被李三才惩治了的矿税使陈增的随从程守训。[3]

在上面所言被凿毁题刻的西南，另有一行楷大字题刻“铭心淘虑”，右刻“癸卯孟冬之吉”，落款是“佛子无舍守训。”也是据周郢考证，此佛子无舍守训题刻也是程守训所题。[4]

由后一题刻的题年“癸卯”可知，程守训此次来泰山活动的时间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则此时李三才已离开山东地区有年。李三才督山东学政之后，还担任过南京通政司参议，大理寺少卿，最后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出任漕运总督、凤阳诸府巡抚的。

泰山之阳三阳观中的《昝云山炼师碑记》，撰者也是程守训。该碑的后识是“武英殿中书舍人佛弟子无舍程守训撰。”

另外，周郢还实地勘查考出了，泰山经石峪高山流水亭内横额上的大字“乾坤清趣”，也是皇帝的爪牙掌权太监所题。该题的上下款分别是“御马监太监白忠”、“万历戊戌秋八月日题”。[5] 万历戊戌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仅泰山经石峪一地，就又是白忠、又是程守训，这些万历皇帝的爪牙们纷至沓来，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皇权对社会生活的严重骚扰之一般来。

二、李三才的生年、籍贯及其与万历皇帝爪牙们的斗争

李三才的出生年份与籍贯言说者有歧义。因此，在此先探讨清楚这些问题之后，再考察他与万历皇帝爪牙们进行斗争之事。

目前国内对李三才的出生年份有两种表述，一种是未知说，另一种是1554年出生说。

《明史．李三才传》中只记述了李三才去世的时间是天启三年（1623年），而未记他的出生年份。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辞海》李三才词条沿袭此做法，出生年份也是空缺。

但近来在翻看百度百科等网页上的李三才词条时发现，情况有了变化。李有了具体的出生之年。在未讲依据何在的情况下，竟然称李三才生于1554年。有误。如果讲李三才的确切出生年份的话，他应该是生于1552年。

日本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藏有明万历刻本的李三才《抚淮小草》一书。[6] 该书收录了李三才万历二十七年至万历三十一年间任淮扬巡抚时的奏疏。全书十五卷。在卷四的《第三停罢矿税自陈疏》中，李三才有“去年臣出都，于时臣年四十八耳”之句。李三才上此疏的时间是万历二十八年，前一年是万历二十七年，则自此前推四十八，是嘉靖三十一年，亦即公元1552年。另外，高攀龙的《大司徒修翁李先生七十序》作于天启元年，自此前推七十，也是1552年。[7]

关于李三才的籍贯。《明史．李三才传》中说他是北京通州人。明清之际的政治人物孙承泽在《畿辅人物志》，以及同时期的理学家孙奇逢在《畿辅人物考》中，也认为他是北京通州人。孙承泽还详细讲到，李三才在“京师卜宅城东之张家湾”。张家湾即今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

《辞海》中讲，籍贯是指“一个人的祖居或出生的地方。”但是，如果依据《辞海》等辞书中的籍贯定义讲来的话，以上说法并不准确。如果籍贯首先指的一个人的祖居地的话，则李三才的祖居地不是北京通州，而是今陕西西安市阎良区。

由于李三才的最高官职是右佥都御史，与前代的官职御史中丞相近似，旧时的陕西临潼县城里为纪念他建有中丞坊和祠堂。清康熙四十年《临潼县志》载：“中丞坊，在县（衙）西南，为总漕李三才立，其街西祠堂今仍存。”另外，清代临潼县文庙的乡贤名宦祠中，也供奉有李三才的牌位。

但是，李三才祖居的原临潼县康桥镇坡李村，1987年行政区划调整后已经不再属于临潼县康桥镇，而是属于西安市阎良区关山镇。2010年，西安市阎良区政协文史委工作人员李飞在编纂《阎良村情》进入坡李村了解村里的具体情况时得知，这里才是李三才的真正故乡。这里至今仍有李氏族人繁衍生息。村中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李三才就是他们村人。[8] 该调查者还另外得知，1949年前村里有李氏祠堂。“李三才死后，他的儿子为了避阉党迫害，从通州迁到山东滕县去了，其后裔至今仍在那里生活。”[9]

当年李三才本人也不承认自己的籍贯是北京通州，而是关西。亦即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地区。

以上我们提及了，李三才在泰山经石峪的诗碑上自题是关西人。顾宪成去世后，他写的祭文，落款也是关西。[10] 类似于现在高中生高考时的填志愿表，他当年在报考进士时“志愿表”上也是填的关西。北京孔庙的《进士题名碑》中明确记载了，李三才的乡籍（即籍贯）是陕西临潼。

另外顺便提及，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中讲，李三才“其父（李珣）是从事棉布贸易、并不富裕的商人。户部员外郎的头衔，不过是因其子李三才之故被追封的，他本人拟作为一个市井的商人终其一生。追溯父以前，家系中也没有像官僚的人物”，认为李三才的出身低微。[11] 此事与事实有出入。

康熙四十年的《临潼县治．李三才传》中讲到：李三才家“世居临潼之任村里。以祖入卫燕京，遂侨居焉。” 李三才在为关中鸿儒武之望编修《临潼县志》所作的序言中则说，“不佞之去临潼而家蓟门也，四世矣。”李三才万历二年考中进士之后，对于事业功名有相当意识的祖父李禄曾带他回故乡祭祖，使之“乃上自耆旧先贤之规塾，下逮物产之纷错与古籍之存亡，遂得一一属目焉”。[12] 总之，由上述记载可以判断，李家的祖辈、父辈，都不是当时生活在社会下层之人，而是相反；研究言李三才的祖上曾“世代为武功右卫的军官”等，当不诬。[13]

李三才与皇帝爪牙矿税使等作斗争的事迹，《明史》李三才传，《东林列传》李三才传，以及与其同代人的沈鲤的著述《亦玉堂稿》和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有记载。

《明史．李三才传》中的一处记道，李三才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之际，“时矿税使四出。三才所部，榷税则徐州陈增、仪真暨禄，盐课则扬州鲁保，芦政则沿江邢隆，棋布千里间。延引奸徒，伪锲印符，所至若捕叛亡，公行攘夺。而增尤甚，数窘辱长吏。独三才以气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恶者，且密令死囚引为党，辄捕杀之，增为夺气。” 《明史．李三才传》中的另一处，则记述了他除掉了我们前述的在泰山经石峪等处留下了刻石的武英殿中书舍人程守训之事：“翕人程守训以赀官中书，为陈增参随。纵横自恣，所至鼓吹，盛仪卫，许人告密，刑拷及妇孺。畏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得赃数十万。增惧为己累，并搜获其奇珍异宝及僭用龙文服器。守训及其党俱下吏伏法，远近大快。”

陈鼎在《东林列传．李三才传》中记道：当时“中人出管矿税，横行恣睢。陈增在淮尤无状。三才直以气凌之，见则汗必沾背。凡各税官无状者，令死囚攀为同盗，捕而捶杀之，移牒于增，增莫敢谁何。已又尽发其奸入告”。

属于李三才前辈、曾为阁臣，以敢于直言著称的沈鲤记道：“公（李三才）既以陵寝地脉国家根本，感动朝廷，已帑羡、芦税，罢矿务而撤邢隆矣，乃以简书惧诸珰（宦官），珰稍稍辑，不敢动，而江淮间获喘息于斯须。无何，当轴者忌中丞能，令回籍去，又不令得代，凡数阅月而代者无主名。于是群珰之役狐假者以百数，珰役之役猴冠者以千数，料民而食，规利而趋，害商不已。剥及于民。攘富不已，剥及于贫。噬肤及骨，噬骨及髓，千金之家，旦暮立尽，万夫之命，沟壑立转，而呼天乞命于牙纛旗鼓之下者，彻霄渊矣。公乃作而曰：珰第五日我耳，故鱼烂吾民也。吾一日在，即朝廷一日之臣，民吾一日之民。吾能坐视民水火中而焚溺之耶？乃出视事，催代之疏日上，严緝之禁日下。……公以既去之身，当诸珰方张之焰，抗雷霆之威而出涂炭之赤子，卒之驱除强暴，殄戮诸珰。黄河以南，大江以北，鲸鲵息波，魑魅匿影，如披云雾而睹天日，此其鸿施丰树于今有两哉？”[14] 在这里，沈鲤所言的李三才“既以陵寝地脉国家根本，感动朝廷，已帑羡、芦税，罢矿务而撤邢隆矣”之事，当指当时李三才所上的《停止庐州开矿疏》。李三才的该疏，陈子龙等人所编的《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二十一《李修吾奏稿》中有载。

太监、矿税使陈增被李三才斗争得“夺气”，与其随从程守训的被惩处，《万历野获编》中记述得更详细。并且，该书中讲，到最后，陈增是被李三才挫伤锐气、自信心丧失之后自杀的。

沈德符在该书中记道：“矿税流毒，宇内已无尺寸净地，而淮徐之陈增为甚。增名下参随程守训者，徽人也，首建矿税之议，自京师从增以出，增唯所提掇，以为侄婿。又不屑与诸参随为伍，自纳银助大工，特授中书舍人，直武英殿，自是愈益骄恣。署其衔曰‘钦差总理山东直隶矿税，兼查工饷’，以示不复服内监。旋于徽州起大第，建牌坊，揭黄旗于黄杆曰：‘帝心简在’。又匾其堂曰：‘咸有一德’。是时山东益都知县吴宗尧，疏劾陈增贪横，当撤回。守训乃讦宗尧多赃巨万，潜寄徽商吴朝俸家。上如所奏严追。宗尧徽人，与朝俸同宗也。自是徽商皆指为宗尧寄赃之家，必重赂始释。又徽州大商吴养晦者，家本素封荡尽，诡称有财百万，在兄叔处，愿助大工。上是之，行抚按查核。守训与吴姻连，遂伪称勘究江淮不法大户及私藏珍宝之家，出巡太平安庆等府，许人不时告密问理，凡衣食稍温厚者，无不严刑拷诈，祸及妇孺矣。又署棍徒同治为中军官，晨夕鼓吹举炮。时巡南畿者，为御史刘曰梧，遇之于途，见其导从旗帜弓戟，较督抚加盛，令呵止之。程以彼此奉使为达，刘竟无以难之。唯稍畏淮抚李三才，不敢至李所。住泰州，李亦密之为备。佯以好语陈增曰：‘公大内贵臣，廉干冠诸敕使，今徽有议者，仅一守训为祟耳。他日坏乃公事，祸且及公。虎虽出柙，盍自缚而自献之？’增初闻犹峻拒，既又歆之曰：‘守训暴殓，所入什佰于公。公以半献之朝，以半归私帑，其富可甲京师也。’增见守训跋扈渐彰，不复遵其约束，心愠已久，因微露首肯意。李中丞觉之，潜令其家奴之曾受守训酷刑者，出首于增，云：‘守训有金四十余万，他珍宝瑰异无算，并畜龙凤僭逆之衣，将谋不轨。’李又怵增急以上闻：‘公不第积谤可雪，上喜公勤，即司礼印可得也。’增以为诚言，果以疏闻。上即命李三才捕送京师治罪，及追所首多赃，增既失上佐，迹已危疑，其部曲亦有戒心，所朘取不能如岁额。上疑增屡岁所剥夺且不赀，又苛责之。李中丞又使人胁之，谓：‘阁臣密揭入奏，上又允矣。’又曰：‘某日缇骑出都门矣。’增不胜愧悔，一夕雉经死。名下狐鼠惧罪，即时鸟兽散去。其署中所蓄，中丞簿录以献。江淮老幼，歌舞相庆。”[15]

沈德符与李三才一样，主要也是生活于明朝的万历年间。沈的祖父、父亲都是科举出身，“任职监司词林”。沈德符本人也自幼生活于北京。除了“参随”程守训之外，矿税使陈增也是李三才用心除掉的，其的该记述与沈鲤的上述“殄戮诸珰”的记载一致。

另外，沈德符这里记述的程守训奉命出京后，一时间里可以无法无天随意横行之事，也是可信的。由此，笔者想到的是历史后例，毛时代的奉命钦差——各类农村工作组们。自“土改”以来，由于有了毛的尚方宝剑，他们到各地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包括打人、抓人、吃拿卡要财物，甚至侮辱妇女等。

在与万历皇帝爪牙矿税使进行斗争时，李三才曾得到广大东林人士的支持。比如，主要体现李三才反矿税事迹与思想的其奏疏结为《抚淮小草》于万历三十一年出版时，赵南星、邹元标、叶向高、顾宪成等均为之作序。[16]

对于李三才的上述与皇帝爪牙勇敢斗争所取得的成功，当时人即给予了充分肯定。除了上述的沈鲤、沈德符外，顾宪成也在给人信中讲到：“三才在淮扬能制税珰不敢动，安民弥乱之功甚大。”[17]

另外，当时一般百姓对李三才的上述反矿税使之举也是拥戴的。正是因为有从政不仅为皇家也为老百姓的理念与行动，李三才才在去官之时与之后，为辖区人民所怀念的。据记载，李三才因入阁事件不得不离漕运总督与凤阳诸府巡抚之任回籍之时，淮、徐一带的百姓“老幼提携，填街塞巷，拥舆不得行。已而相与顶舆号泣，一步一吁，及抵舟，又夹两岸号泣，夺缆不得行 ”；以后，该地区的百姓感其德政，又曾为之修建生祠，“聚族为之肖像其中，朝夕起拜于其下不绝。”[18]

三、李三才的价值观、政治主张与思想取向

人的作为是受价值观、政治主张和思想取向支配的。因之，在此也扼要考察一下李三才所以有前述作为的价值观、政治主张与思想取向等“精神支撑”。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与皇帝爪牙进行斗争的组成部分。

李三才的政治思想与主张，国人对之研究与意义的认识，甚是不够。由反对万历皇帝派宦官等中使在各地设立中使衙门乱收矿税，进而提出要限制君主权限，并且是以政治公文的形式发表，李三才的这方面思想遗产在中国政治体制思想发展史上意义甚大。

李三才的价值观、政治主张和思想取向，其《历陈国势病由疏》中有体现，该疏也被明末陈子龙等人编进了《皇明经世文编》的《李修吾奏稿》中。其中有李三才如下的一段著名话语：“臣自束发登朝，正陛下临御之始，郊庙必亲，朝讲不辍，用人未必贤而必才行，政未必平而必勤，庶官思奋，百废俱修，国有余粟，民有余食，亦一时之盛也。”[19] 他在这里主张执政要“思奋”有为，应该“国有余粟，民有余食”，治国要用“才必行”者，为政要“勤”。

记得有人说过大意如下的话：真正的政治人物与纯经济人还是有差别的；政治人物是要有一点崇高感与献身精神的。甚是。李三才即如此。李三才的人生价值观是中国儒家传统的积极入世并有所作为型的。

《明史．李三才传》中讲：他中进士之后“授户部主事，历郎中。与南乐魏允贞、长垣李化龙以经济相期许。及允贞言事忤执政，抗疏直之，坐谪东昌推官。再迁南京礼部郎中。会允贞、化龙及邹元标并官南曹，益相与讲求经世务，名籍甚。迁山东佥事。所部多大猾积盗，广设方略，悉擒灭之。”

这里讲的魏允贞“言事忤执政，（他为之）抗疏直之”的事情是这样。万历十一年（1583年），御史魏允贞看到身为阁臣的张四维、申时行的儿子在科举中都题名金榜了，以为不妥，便疏劾张、申“不当以甲第私其子，蹈故相张居正覆辙。”[20] 结果受到万历皇帝的严旨切责，并左迁外官。当李三才为此鸣不平，站出来替魏允贞辩护时，同样也被降职为山东东昌府的推官。

但李三才到了东昌之后并未消极，而是奋发有为，史称他治尚威严，政绩斐然，以致“二十年后，民犹思之”。[21]

我们前面所引史料中的以下内容：太监陈增人见人怕，“独三才以气凌之”；陈增之随从、中书舍人程守训也“唯稍畏淮抚李三才，不敢至李所”，其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因素，也应该引起注意。这当与李三才有担当和敢作敢为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总之，就像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李三才在官场奉事二十余年，看透了种种官僚弊病，他并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唯唯诺诺、失去棱角的官员，而是抱定自幼即铭刻在心的‘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视‘富贵功名都如梦幻’，因而对于陈增的贪暴，李三才......利用手中的权力与之周旋，裁抑陈增的帮凶爪牙，最大程度地减轻矿监税使可能造成的危害，安抚受到骚扰的百姓市民”。[22]

除此之外，李三才还有更丰富的、可与相近历史时期内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的旧社会契约思想相媲美的政治理论与主张。或者，可称之为政治体制思想。他的这些思想，主要保存在了我们前面已提及的他的《抚淮小草》一书的废矿税三疏，以及他后来写的《直陈三事大义以裨圣治疏》等政治公文中。

对于李三才的停罢矿税三疏，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一书中认为“他不是追究被派遣的宦官的责任，而是追究派遣他们的神宗自身的责任。不仅如此，他还从根本上探讨了君主自身的存在方式，展开了也可以说是一种君主论的内容。”[23] 甚是。很明显，李三才的主张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君主权限的契约性君主理论。

如果展开言之的话，李三才的该政治思想与主张主要有如下四点：一、皇权不是最高的。在此之上还有代表社会正义的主导神“天”。君主有代天为民尽责的义务；二、天下是君主与人民二元利益构成的结构体，民也有作君主之主、亦即作“人主之主”的权利；三、朝廷的选官用人之权不应全在君主一人。君主本人不应将官职看作是一种私人恩惠。任官应该决之于治国之需与社会正义；四、君主应该让人说话，天下应该有言论自由，社会内没有人敢讲话是君主之过。

关于第一点。李三才认为皇帝亦即天子是“代天子民”之意，是专为人民尽义务来的。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李三才即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这种思想。其在《第一停罢矿税疏》中写到：“夫皇上之位，上天所托之位。……天以大位托之皇上，岂以崇高富贵独厚一人，盖付以亿万生民之命，使司牧之也。故曰天子，言代天子民也。则凡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一民不得其所，皆子民者之责也。”[24] 在这里，李三才展开该思想时的做法与西方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等神学思想家的做法是相近的，即他知道给专制君主加上世间正义主导神——“天”的紧箍咒，显得更有力量。

关于第二点。李三才在《第二停罢矿税疏》中写到：“省刑薄敛，使之如伤，爱之如子，人主能为百姓之主。然后奔走御侮，尊为元后，戴为父母，百姓亦长为人主之主。”[25]

该疏的内容，《明史．李三才传》中也有记述：李三才“再疏陈矿税之害，言‘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臣请涣发德音，罢除天下矿税。欲心既去，然后政事可理。’”

李三才这里的言“小民”也应该“享升斗之需”，“小民”也应该“适朝夕之乐”，实际上是在讲，天下并不是你明最高统治者一人的天下，你最高统治者也不能任一己之性而胡思乱想随意胡来，国家也应该有老百姓的一份。由此，笔者想到的是，直到今天，我国官员中认为国家不仅是个人与团体的，国家也有老百姓的份，老百姓也有自我主导权的人，也不是很多。

顺便议及，对于李三才这里的“百姓亦为人主之主”的提法，小野和子认为李三才是讲的“主权在人民一边。这是和《明夷待访录．原君》所说的‘古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同样的思想”。[26]当是。

关于第三点。李三才在《直陈三事大义以裨圣治疏》中讲到，官吏的任免权看起来是在君主手中，但按道理讲来的话并非如此，因为“天生民必作之以君，天立君必辅之以臣”，因此，其任免不应是君主私人的恩惠。正如官位称“天位”，俸禄称“天禄”，官职称“天职”那样，臣下的任免权，亦即官职的予夺之权，本来为天之所有，不过是将其假托于君主而已。[27]

关于第四点，亦即他开放言路主张。李三才在《第二停罢矿税疏》中写道：“夫天下之患，莫大于忌讳而不敢言，尤莫大于固据而不受言。忌讳不敢言，罪在下，犹可说也。固据不敢言，责在上，不可说也。”[28]

在此，李三才实际上讲了两点：即一、言路开与不开是个治国安邦的重大问题；二、人们不敢讲话是最高统治者的责任。由此，笔者联想到的是日本知名史学家岛田虔次的有关论述，以及余英时最近的有关话语。岛田虔次曾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政治”。[29] 余英时则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讲：“政治上还是一把抓。中国人也很聪明，一看这样严就算了。但是你放心，一旦松了以后批评会多得很。”[30]

有学生问，李三才当时的如上“民亦君之主”与天下君与民共有观念，是不是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他们的直接思想先驱。对之，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除了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中的有关论述之外，[31] 还有如下的理由：一是，东林党的首领之一顾宪成曾指出过李三才的思想观念“超前”。顾曾称李“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32] 二是，后面我们还要讲到，清代著作家许善长在著作中也有记述，东林党人一直有轻君思想。三是，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与李三才是同党。黄尊素是“东林七君子”之一，与汪文言并为 “东林党的两大智囊”，黄当然有继承父党与父辈之衣钵的可能。

总之，李三才本人虽然是中国中古时代专制旧王朝的高级官僚，是专制君主选来为自己服务的，但认为“民亦君之主”，认为天下非君主一人一家之天下，天下也有老百姓的份，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其的这些思想却与西方近代的社会契约论十分接近。亦即，李本人虽在明代的君主专制体制之内，但其对该体制却并不完全认同。其的许多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是反体制的。此点大致像类似的历史后例：清代的徐继畬虽然身为大清国的福建巡抚与闽浙总督，但还是在其著作《瀛环志略》中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与州长选举制、任期制，以及美国的议会制而唱赞歌。

顺便论及，李三才在前述奏疏中说万历帝“溺志货财”，实行的“阙政”“猥多”，对之进行如此申斥，这在中国绝对君主专制的时代里也是不多见的。其同代的前辈回族官员海瑞在《治安疏》有“陛下之误多矣”等类似的话语，与邓拓一同在文革中遭难的史家吴晗认为海瑞是在骂皇帝。[33] 则同样，李三才这里也是在骂万历皇帝。

四、李三才与东林党

讲李三才与皇帝爪牙进行斗争的问题，也不能不讲东林党，以及述及李三才其人与东林党的关系。

任何政治人物的事业都离不开社会的基础，东林党人就是李三才的重要社会支持力量。下面将要述及，不仅李三才有可能入阁时东林党人全力力挺，对于李的反矿税使做法，东林人也一直支持并给予高度评价。

在本节，笔者拟扼要谈及如下三点：一、东林党是我国中古后期历史上具有朴素近代宪政意义的政党；二、李三才无疑是东林党人的重要首领之一；三、明末以来至于今日400余年间，我国人对于李三才及东林党的评价局限甚大。我们应该走出旧思想的牢笼，对之进行更高层次上的定位与分析。

近年来对于东林人是否是党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是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樊树志的东林非党论，和同是复旦大学教授的李庆的东林政党论。

樊树志先生在2001年曾连续发表文章阐发自己的东林非党论。[34] 2003年，其又在《晚明史》的《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一章中讲到：东林书院就只是个教书与研究学问的地方，“一些别有用心者把李三才与顾宪成联系起来并诬称为东林党，”这是“东林书院被诬为‘党’的由来”；“王绍徽在《东林点将录》中把李三才、叶向高列为‘东林党’的一、二号人物”，但李三才“自己始终不以东林人士自居”。[35]

对于樊树志的该观点，先是在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以后又在日本金泽大学任教的李庆教授于2004年发表文章进行了商榷与反驳。[36] 李教授在文章中先是利用其搞古文献出身的特长，用大量东林人他们当时就在书信、谈话或文集中自称党人的事实，对樊的东林党诬称说进行了反驳。接着在举出了他们有联络与社会活动的基础上指出，东林即党，东林人是处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政党。

本人赞同李庆教授的东林人是政党的观点。但同时指出，东林党作为政党与相近历史时期的英国政党辉格党等相近似，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有自己的组织活动；为了争取执政权而集体努力；争取执政权时不是诉诸暴力，而是诉诸舆论和争取多数人，已经是具有近代性的比较成熟的政党了。

东林人的政治纲领，就像许多研究者所指出过的，他们都尚气节、重名义，主张为学与关心参与时政二者结合；他们主张贤相居位，反对宦官干政，注重民生，反对君主对社会的额外盘剥；他们主张开放言路，反对君主在用人等重大国是问题上过于专制；他们并且具有前瞻眼光地高度重视辽东的军事危局。[37]

东林当人的组织活动，除了在无锡东林书院定期举行的吴中士人年度大会与月会，东林书院与其他书院间的会讲，顾宪成等人的外出讲学之外，还有其上层人物间的会商，与及时发行宣传品、出版物等公开自己的主张。

东林党人争取执政权的努力，除著名的万历三十八争取李三才入阁之事外，比较知名的还有我们前已提及的万历三十五年李三才的上《直陈三大事以裨圣治疏》。李三才在其中讲到，“诸臣只以议论意见一触当途，遂永弃不收，要之于陛下无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锢诸臣，复假忤主之名以文己过。负国负君，罪莫大此。”《神宗实录》在该上疏后注曰：“本为邹元标、赵南星、顾宪成三人发也。”[38]

除了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撰写的著名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所含意蕴丰富之外，顾与沐为父亲顾宪成编的年谱中所记述的事情，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东林党人的纲领与组织活动情况。该年谱中记道，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十月，顾“九日十日十一日大会诸同人于东林书院，作东林会约、东林商语”；在此前，“八月，之淮安。修吾李公方抚淮兼总漕运。于时朝讲久废，矿使四出，封疆渐危，公不胜忧虞。尝言：李是豪杰、位上人，庶几责以弘济时艰。故不远千里就商。盖其生平实有相信者。札记曰：‘余往在都下，见许敬庵（许孚远）便自觉放处多，见李克庵（李桢）便自觉轻处多，见孟我疆（孟秋）便自觉浓处多，见吕新吾（吕坤）便自觉腐处多，见张阳和（张元忭）便自觉偏处多，见邓定宇（邓以赞）便自觉浮处多，见魏见泉（魏允贞）便自觉怯处多，见魏崑溟（魏允中）便自觉低处多，见刘纫华（刘庭兰）便自觉鬆处多，见孟云浦（孟化鲤）便自觉粗处多，见唐曙台（唐伯元）便自觉躁处多，见赵侪鹤（赵南星）便自觉局处多，见邹大泽（邹观光）便自觉浅处多，见姜养冲（姜士昌）便自觉嫩处多，见李修吾便自觉小处多。今二十余年往矣，果有瘳于万分一乎？抑犹然故吾乎！日月如驰，衰病交集，静言思之，尚复何待！此余所为寤寐反侧而不敢以晏然者也。’又曰：‘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业，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39]

顺便指出，该处的两条记载除了体现前述的党纲与组织活动意义之外，还与我们的下面一个论题有关。亦即，非常明显，首届东林大会的召开与李三才的支持有直接关系；东林人与李三才，二者一体密不可分。

近代以来的英美等国，为了在获得执政权的竞争过程中有相当的胜算，并且考虑在获得执政权时能够胜任，一个政党在内部要反复酝酿其所推荐领袖人物的政治素质与治国才能等个人条件。对外，则是运用各种手段来宣传自己的候选者。当年的东林党人亦如此。对于他们所推出的执政竞争者李三才，东林人当时曾在党内党外大造李三才人才难得的舆论。

除了前述顾宪成的曾讲李三才“是豪杰、位上人”，能见事情之大之，自己不如李三才之外，高度肯定李三才的人品与理政之才，这方面的说法，东林另一重要首领高攀龙的谈话与著述中也有。顾与沐编顾宪成年谱的万历三十八年二月条下有这样的记述：“公谓漕抚宜速去以谢人言，促行甚力。高存之曰：先生谓‘当江陵时，吴、赵、沈、邹诸君子出万死，力为宇宙扶植纲常。魏见泉侍御论科场弊侵张蒲州落职，司徒（李三才）救之亦落职，（李三才）自后惕厉中外，忧国奉公，砭邪卫正。及矿税事起，豺虎弥天，而屹然扼南北之冲，江淮千里，民以无恐而不思乱，此其人皆世道所系。故于朝于野拳拳，为天下其惜其宝，诚见其大也。’若夫交情朋好，非所以论先生矣。而先生岂区区以交情朋好为门户角立于天下者耶。”[40]

后来，高攀龙又曾在《大司徒修翁李先生七十序》中写道：“天下之人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秉计，度支不虞不给乎。又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秉枢，庶爬垢剔蠹，事有备而戎无生心乎。又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秉宪，是曰是，非曰非，国是其有定乎。又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秉铨，直者举，枉者错，俊杰庶几在位乎。又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相，天子一官府，剂阁部，顺治威严可计日而臻乎。”[41] 扼要言之，高攀龙这里说的是，人们都认为让你李先生无论干户部尚书、兵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吏部尚书，还是内阁大学士都行，都会比别人干得要好。

《东林列传．李三才传》的《外史氏曰》中，有“道甫先生豪杰而有圣贤之资者也。当其在位时，所行之事雷轰电掣，雨注风飚，令人有不可测者。至于律身，以廉居心，以正不染簠簋，不蹈邪径，所用吏皆才能之士……余故曰豪杰而有圣贤之资者也”之语，这当也是当年东林党人高度评价李三才、力挺其入阁做法的历史遗存。汉代司马迁在写《史记．荆轲传》时利用了口述史的材料，称关于荆轲，“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东林列传》的著者陈鼎，当时也曾大量利用口述史的材料。生活于清初期的陈鼎，十分敬佩明末东林党人尚气节、重名义与勇于为国捐躯的精神，为了不让义士们的事迹淹没，决定为他们作传。在写作之前，曾背负行囊到各地走访采录，前后历时20余年。

当今英美各国领导人竞选制造舆论作宣传争取支持的方法，当年的东林党人已经运用。《明史．李三才传》中有关的记述，讲的是东林人在舆论上采取守势：当沈一贯的同乡、工部郎中邵辅忠等上疏对李三才进行攻击时，“宪成乃贻书向高，力称三才廉直，又贻书孙丕扬力辨之。御史吴亮素善三才，即以两书附传邸报中”。但事情并非如此。《明史》作者写作时所以如此表述，显然是出于回护的善意，但这却抹杀了东林人士身上当时所具有的近代性。

研究表明，在关于李三才入阁的舆论制造上东林人是积极作为者，并且他们是胜利者。只是，与我国的不少历史后例一样，在体制专制的情况之下，舆论胜利者却不能在政治上胜利。像外国研究者所指出的，“在旧态依然的明王朝的统治体制下，看不到走出混沌的出口。”[42]

东林党人的积极宣传工作，以及当时并不以舆论胜败决定人的任用，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中曾有过较详细论及。她指出：“在这样东林党和反东林党的对立激化过程中，顾宪成写了两封信给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解。和前年末给叶向高的信一起，被称为‘三书’。宣大巡抚吴亮，抄录了这‘三书’，‘附邸钞’，送到北京各个衙门。……三书不久就被他自己汇成《以俟录》，所谓‘以俟’，就是‘虚中以俟’听天下是非之意。不仅这样公开信件，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也显示了他想要广泛结集舆论”；“这样的相互辩驳，就全体来看，是‘参者什一，保者十九’，支持李三才的人占绝对的多数，但是，结果李三才还是以病为由，被罢免了漕运总督。那是（万历）三十九年二月的事，李三才的政治生命由此宣告结束。”[43]

顺便提及，以上引文提及的将顾宪成力荐李三才“三书”附邸钞分送北京各衙门的吴亮，是明末重要文献《万历疏钞》的编纂者，其父亲就是前引高攀龙话语中提及的“江陵时，吴、赵、沈、邹诸君子出万死，力为宇宙扶植纲常”中的第一位——吴中行。史载吴亮尚气节，不但与李三才素善，与顾宪成也关系密切。

另外，上述顾宪成给叶向高、孙丕扬三信汇集而成的《以俟录》，顾宪成曾将其刻板印制成书并在东林人之间交流。事见顾与沐编顾宪成年谱万历三十八年八月的《刻“以俟录”》条。

《明史．孙丕扬传》中有关于李三才与东林党关系的如下话语：“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44] 事情实际上并非如此。李三才与顾宪成、赵南星、姜士昌、邹元标等人，他们自青年时代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之间就已结成了关系紧密的政治派别。以后，他们也都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战友”。

李三才与顾宪成相识甚早并过从紧密。早年曾在京城的一个政府部门中任职，并且同住一舍。

我们前已提及，李三才是万历二年进士的。不久成为户部的主事。比之晚六年（万历八年）中进士的顾宪成在吏部研修之后，不久也到户部，成了广东司主事。之后，顾又到户部本科工作。二人其间曾一起参与了《万历会计录》的编纂。

关于二人在户部期间思想观点的一致，以及二人与其他东林人密切关系的形成，顾宪成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述：万历“九年辛巳三十二岁在户部本科。主一切章奏……时丁丑（万历五年）建言被杖诸君子若继山沈公思孝、定宇赵公用贤、南皋邹公元标，皆絓察籍。公与同舍修吾李公三才、养冲姜公士昌，深为不平。明年侪鹤赵公南星入署，语辄扼腕。自是数公遂与朝局党论相终始。公与邹（元标）一生从未识面，切偲友谊，并于书牍往返得之。”[45]

前揭樊树志先生的著述中讲李三才自己始终不以东林人士自居。不尽然。李三才曾直接讲到，自己与顾宪成的关系非同一般，堪称自己的严师。

顾宪成去世后，李三才曾在悼念顾的祭文中写道：“余少年寡识，间尝嬉戏。惟公正色相戒，勉余向学，始令熟玩诸子，潜窥古人检身之精；继俾博览诸史，历观古人康济之略。事事提撕，时时警觉，名为益友，实则严师。春初犹以书抵余，谓‘老兄被诸贤千磨完涅逼出个真身子来’。我为老兄被诸贤千磨完涅也逼出个真身子来。譬如赤金在烈焰中借火之力，反得见真色于世。亦如我辈借诸贤之力，反得见真身于世。诸贤真有功于吾辈哉。嗟嗟，非有大识见涵养，孰能为此语乎。此其可以声音笑貌袭取者乎。”[46] 要之，二人之间这种“事事提撕，时时警觉，名为益友，实则严师”的关系，当开始于他们在户部时同住一舍时。

明末清初以来，不少人对李三才与东林党人持否定态度，评价极低。比如，清初浙江籍文学家张岱在与人书中写道：“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此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祐之党碑，风波水火，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朋党之祸与国家相为终始。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招来者亦有君子……东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论，如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闯王首辅之项煜，上笺劝进之周钟，以至窜入东林，乃欲俱奉之君子，则我臂可断决不敢徇情也。东林之尤可丑者，时敏之降闯贼曰，吾东林时敏也，以冀大用。鲁王监国蕞尔小朝廷，科道任孔当辈犹曰，非东林不可进用，则是东林二字直与蕞尔鲁国及汝谐亡者。”[47]

清后期知名文人李慈铭进而对李三才和东林人物全盘否定。李在评论明末复社成员、抗清英雄吴应箕（号次尾）所著的《东林本末》一书时写道：“若论东林人物，则不特李三才、于玉立、丁原荐、王元翰、王国王图兄弟，固皆小人，即顾宪成亦非贞士。至张溥张采等，继立复社，直同丧心病狂。明代士不知学，竞务虚声，横议朝政，浸以亡国。东林复社，实为戎首。次尾身列党人，曲为掩护，所论多失其平。然其叙泾阳之声气连接，耀州及富平之爱憎反复，则弄权植势，固已昭然，次尾亦不能为之掩讳。盖尝论之，赵高邑之清流品，失之过激，致群小铤而走险，借戈于逆珰，及彪虎狅噬而大狱成，此犹吴张温、暨艳之覆辙也。”[48]

在这里，作为君主独裁专制统治体制坚定拥护者的李慈铭，看来对顾宪成的“声气连接”，即我们前已述及的他类似于西方宪政体制下的造舆论以争取本党人执政做法，尤其看不惯。另外，其在这里找被害者的原因，给败类勾结宦官制造大狱行为开脱，也是愚不可及之举。

再比如同是清后期浙江籍著作家的许善长，在论八股之害时曾将东林党与之同列，也认为东林党人都不是好人。许称：“功令以时文取士，不得不为时文。代圣贤立言，未始不是，然就题作文，各肖口吻，正如优孟衣冠，于此而欲征其品性，觇其经济，真隔膜矣。卢抱经学士云，时文验其所学而非所以为学也，自是通论。至景范之言曰，秦坑儒不过四百，八股坑人极于天下后世，则深恶而痛疾之也。明末东林党祸惨酷尤烈，竟谓可欺，九庙可毁，神州可陆沉，而门户体面决不可失，终至于亡国毁室而不悔，虽曰气运使然，究不知是何居心也。”[49]

需要指出的是，许善长这里的思维也有些问题。他竟然不知道实行八股取士是明代专制君主们的决策，因此将八股取士一事与在相当程度上反对君主专制的东林党人给一锅煮了。

民国以来，人们对于东林党人的评价有所改变，但抨击者也不断。谢国桢1934年出版《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时想从明末东林党等那里发现“民族的不挠精神”，[50] 但周作人接着就提出了相反意见。其1935年写作《关于命运》一文时除作为正面材料前述张岱、许善长等人骂李三才与抨击东林党的言论外，还写道：“明朝的事归到明朝去，我们本来可以不管，可是天下事没有这样如意，有些痴癫恶疾都要遗传，而恶与癖似不在例外，我们毕竟是明朝人的子孙，这笔旧帐未能一笔勾销也。”[51]

中共建政后，侯外庐与邓拓分别于1955年和1961年发表过肯定东林党与李三才的文字，但中国社科院的刘志琴研究员在文革过后仍认为东林党人想通过道德的复兴以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是社会保守势力。[52]

在此需要明确指出的是，除了刘志琴的观点与我们前面所述史实背离，是事实颠倒的不经之论之外，包括周作人在内的以上诸人的观点名为为国，实则都是囿于我国秦代以来所形成的两千年君主个人独裁与中央专制主义的固定政治模式与理念之中而在误国。明王朝统治的之所以被关外女真人替代，原因根本不是党争，而是明最高统治者皇帝们的昏聩，私欲与私虑过多，不能任用才俊之士。政治上有异议是正常现象，就像西方思想家马尔库塞所指出的，没有反对派的社会不是正常社会。[53]

进而言之，党争是正确战略与政策、治国理政杰出人才竞争选优的平台，不但不会误国，而是强国，就像当今的欧美世界。

另外，侯外庐先生在前揭文章中认为，东林党人的自由讲学和结社，具有近代自由主义先驱的意义。甚是。

余 论

我们本文开始时提及的中共党内自由派人士邓拓在《为李三才辩护》一文中，所写替李三才“翻案”的主要话语如下：“清初张廷玉等撰修《明史》，其中有《李三才传》。这一篇列传的末段，有几行带总结性的文字。它写道：‘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

看了这段文字，我们就不难想见，历来关于李三才的评论，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派观点。一派人说他好，一派人说他坏。这两派爱憎分明，旗鼓相当。这对于研究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者，却也是个值得重视的例子。虽然，李三才远不能与历史上最著名的大人物相比，可是像他这样的历史人物，数量更多，更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明史》说李三才‘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这句话并不是好话。如果照这样说，李三才似乎是惯于耍手段，弄权术的人。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据明代《神宗实录》的材料，李三才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曾一再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他大胆地揭发了太监利用征收矿税的名义，大肆勒索，为非作恶的罪行。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治水旱。这些主张都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夺俸五月’。这怎么能说是‘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呢？

因为多次上疏没有结果，李三才曾经请求辞官回家，却又有许多朝士上疏加以挽留。当任职‘凤阳巡抚’的期间，他也曾搜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奇珍异宝、龙文服器等等，并将程守训‘下吏伏法，远近大快’。这大概就是被认为‘ 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的证据吧！

当然，在那个时候还出现了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东林党人’，而‘三才与深相结’。因此，当时有一班顽固腐败的势力，极力攻击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同时也极力攻击李三才。后来魏忠贤的一伙人，更把李三才和东林党人同样当作不共戴天的仇敌，那是毫不足怪的。

那一班顽固腐败势力，以邵辅忠、徐兆魁等人为代表，在太监们的嗾使下，自然要大肆攻击李三才。他们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等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这也许正是《明史》说他‘性不能持廉’的事实根据吧。但是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请遣中官按问’，‘请诸臣会勘’，‘请上亲鞫’，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54]

邓拓所发表的上述意见，尤其是关乎李三才人道德品质方面的，笔者完全赞同。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前述关于李三才敢于挑战万历皇帝的权威，敢于与矿税中使的不法行为进行不懈斗争；与矿税事有关联，李三才在上疏中发表的君主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的主张与观点；也是与矿税事有一定关连，李三才、顾宪成等人在政治斗争中“结党为公”的举措，对于他这样级别的历史人物讲来，更有意义。套用邓的话讲来，也许这些对于李三才这个原来级别不是最高的历史人物，即不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大人物”的评价，会发生突破性的提高。

由上述的第二点，即李三才的在上疏中言说要限制君权，笔者联想到了当年也曾在山东为官，与李三才一起讨论过学术问题，也曾在泰山上留下遗存，并且与顾宪成等东林书院人士也关系密切的明后期知名学者吕坤。[55]

吕坤即我们前揭顾宪成淮安会见李三才之后所写札记“见吕新吾便自觉腐处多”一语中的吕新吾。虽然年龄大了十几岁，但与李三才一样，也是万历二年进士。李三才1588年登泰山写下《暴经峪水帘》诗时是山东按察使司佥事，吕坤期间则是山东布政使司参政。此前泰山曾发生进香者因上下山道路不畅而自相践踏死亡甚众事件。当时分守济南的吕坤便利用泰山香税，主持在泰山上利用樵路另开新盘路，并且在进香高峰时令人把守使之上下分流，以后十数年间再无死者。[56] 研究泰山者都知道，今日泰山开山（旧称云门）以北跨涧顺龙峪上行直达山顶碧霞祠南神门的一段盘路，即为吕坤当年所开。我们这里要指出的是，作为李三才限制君权主张的“背书”，亦即社会与时代背景，当时的吕坤也曾论述过限制君主权力的问题。

与李三才同，吕坤也是想在君权头上给加上紧箍的东西，而使之不再肆虐。其在《呻吟语》中写道：“天地间唯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既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理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57]《呻吟语》刊刻于万历二十一年，吕坤当时正在山西巡抚任上。其在原序中写道：“呻吟，病声也；呻吟语，病时疾痛语也。”看来，其的许多主张与理论，自己当时也知道会是被认为“不正常”。

作为当时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吕坤在与人交流时一般不提忠君之事，而是言必称“天下国家”。比如，其曾在给也是东林书院台柱子人物的姜士昌的信函中写道，“盖儒者教门，以天下国家为一身，其格致诚正也，欲端一身以为天下国家。”[58]

由上述第三点，即李三才、顾宪成等人的在政治斗争中“结党”的问题，笔者则想到的是，结党在中国文化中源远而流长。

此前，本人在《论古希腊的联邦制政体及其中华意义》一文中讲到，西方的民主政党制度可以追溯到雅典古典时代的西蒙、伯里克利那里。[59] 在中国，孔子与孟子则是党的鼻祖。你看，他们当时为宣传自己的治世主张并力求付诸实践，身边集中了那么多的学生，并且周游列国，不是政党与政党活动又是什么？！

以后，孔子和孟子的这种做法在我国是多多少少地被继承着的。比如东汉时期，有生徒数百甚至上千的规模宏大的私人讲学，以及以李膺、陈蕃为首领，京师太学生和郡国在校生徒参加的反对宦官的斗争。

到宋代，欧阳修更直接在其文章《朋党论》中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无朋”；党者唯君子有之。为党正了名。

李三才、顾宪成等东林党人的结党并争取执政权的做法，正是继承的前述孔孟的结党传统。并且，该党既具有先秦中华文化的修身、利民、济天下的传统，在某些方面又与西方的近代宪政性政党相近，诉诸纲领，诉诸舆论，运用公开政争的非暴力的比较文明的方式去争取执政权。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岛田虔次在其名著《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中讲清代建立之后，中国思想近代化的进程被中断了。同样，随着清代的建立、东林党人的被殄灭，中国政治近代化——结党为公的进程更是被中断了。这个中断，更是中华民族无法救赎的巨大损失。

最后顺便提及，由此，本人想到了也是复旦大学教授（特聘）的唐世平所发表的网上蹿红文章《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60] 唐文中“多了解世界文明”的提法本人自然完全赞同，但其中讲“古代中国历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该提法有待商榷。笔者认为，包括我们的先秦历史，也包括晚明史在内的中国中古历史在内，其中都有些现代性，只是由于形格势禁的原因，人们在认识上还没有被启蒙，还没有认识到而已。

[1] 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期．明时期（下）》第三十二章第二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 李正明、张杰主编：《泰山研究论丛》（一），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

[3] 周郢：《泰山经石峪周边题刻新考》，《人文天下》2015年第6期。

[4] 周郢：《泰山经石峪周边题刻新考》，《人文天下》2015年第6期。

[5] 周郢：《泰山经石峪周边题刻新考》，《人文天下》2015年第6期。

[6] 关于日本东京大学典藏的明万历刻本《抚淮小草》一书，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文学系教授赖贵三有专文研究。见其论文《日本东京大学典藏明万历刻本李三才“抚淮小草”初探》，载《东亚汉文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届），台湾国立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2011年7月出版。

[7] 李三才的此出生年份，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一书中也有论及。但其在有关的注释中，却又称李生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见小野和子著《明季党社考》，李庆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注2。

[8] 李飞：《东林党魁李三才是西安阎良人——李三才籍贯解读》，《书古道今》2010年第4期。

[9] 李飞：《东林党魁李三才是西安阎良人——李三才籍贯解读》，《书古道今》2010年第4期。

[10]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11] 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

[12] 李飞：《东林党魁李三才是西安阎良人——李三才籍贯解读》，《书古道今》2010年第4期。

[13]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明时期》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三十二章第二节。

[14] 沈鲤：《李中丞生祠记》，《亦玉堂稿》卷七。

[15]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六《陈增之死》。

[16] 赵南星的《漕抚小草序》，见《味孽斋集》卷五；邹元标的《漕抚疏草序》，见《存真集》卷二；叶向高的《中丞李公漕抚疏草序》，见《苍霞集》卷六；顾宪成的《中丞修吾李公漕抚小草序》，见《泾皋藏稿》卷六。

[17]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顾宪成传》。

[18]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吴怀野光禄》。

[19] 李三才：《历陈国势病由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一，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此疏不同出处文字有出入。本人这里依据的是清代史学家陈鼎《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中引文。《明经世文编》中此疏的“我皇御极”、“熙熙恬恬”等语，本人认为与李三才的一贯为人风格不符。

[20]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三《科试考三》。

[21] 陈鼎：《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22] 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明时期》第三十二章第二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3] 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24] 李三才：《抚淮小草》卷三。

[25] 李三才：《抚淮小草》卷三。

[26] 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页。

[27] 《万历疏钞》卷一。

[28] 李三才：《抚淮小草》卷三。

[29] 岛田虔次：《“明季党社考”序》，载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序第6页。

[30]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奴隶道德》，《新公民邮件组》第216期，2016年10月10日。

[31] 小野和子写到：“李三才的上疏，不单单议论派遣宦官的横暴，而是通过从根本性地追究君主的存在方式，严厉地追究神宗个人的责任，在这一点上，有着非常显著的特征。在读李三才的这些上疏时，我们感觉和《明夷待访录》的《原君》、《原臣》相仿佛，应当注意的是，围绕着矿税之祸，已经展开了这样尖锐的君主批判。可以说，《明夷待访录》就是把这样对个别的具体的君主的批判，扩大到一般的君主，在这样的前提之上，构想了为了限制君主权的政治体制。”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178页。

[32]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八《赠山东佥宪李道甫序》。

[33] 吴晗：《海瑞骂皇帝》，《人民日报》1959年6月16日。

[34] 樊树志：《东林非党论》，《复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东林书院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35] 樊树志：《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6] 李庆：《“东林非党论”质疑》，《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3期。

[37] 李三才曾“力言辽东阽危，必难永保状。”见《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

[38] 《神宗实录》卷四三六，万历三十五年七月辛卯。

[39]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289页。

[40]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320页。

[41]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九。

[42] 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43] 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

[44]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孙丕扬传》。

[45]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46]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47] 张岱：《琅嬛文集》卷三《与李砚翁书》。

[48] 李慈铭著，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420-421页。

[49] 许善长：《碧声吟馆谈尘》卷四《论八股》。

[50]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该书中华书局1982年重出。

[51] 周作人：《苦茶随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126页。

[52] 侯外庐的《论明清之际的社会阶级关系和启蒙思潮的特点》，《新建设》1955年5月号。邓拓的文章《为李三才辩护》，见《燕山夜话》，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刘志琴的文章《论东林党的兴亡》，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53] 参见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导言第1页、第5页。

[54] 邓拓：《为李三才辩护》，见《燕山夜话》，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523-524页。

[55] 李三才与吕坤一起讨论问题时，还发生过不愉快。就像白寿彝总编的《中国通史．明时期》第三十二章第二节中所言，“有一次，颇有政绩的吕坤与李三才论学，李三才视他为迂阔，中途不辞而别。”

[56] 该事所记见吕坤：《简给谏杨晋庵》，《去伪斋文集》卷四。

[57] 吕坤：《呻吟语》卷一之四。

[58] 吕坤：《答姜养冲书》，《去伪斋文集》卷四。

[59] 万昌华：《论古希腊的联邦政体及其中华意义》，爱思想网2016年7月8日。

[60] 唐世平文载《天涯论坛．国际观察》2015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