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建设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研究领域看，从过去注重政治史研究，发展到渐次开拓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1981年2月17日，刘大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一文，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要从“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内容”即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寻找突破口的主张，这实际上发出了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号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早期现代化史研究随后成为新的热点。1984年11月3日至9日在郑州举行了首届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由《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河南省历史学会等单位发起召开。1985年中华书局开始启动出版《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先后推出钟叔河著《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汤志钧著《近代经学与政治》，张岂之、陈国庆著《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王晓秋著《中日文化交流史》等书，由此带动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成为引人注目的新的学术生长点。1990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这是第一部中国近代灾荒史著作。199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完整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著作。随后围绕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市民社会等议题的探讨成为热点。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中国近代思潮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渐成规模，以近代民主思想、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一本接一本问世，熊月之著《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可谓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的新锐或集成之作。可以说，至20世纪末，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诸多拓展，各个分支的次第展开，已打破政治史为主的旧格局，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发展的新阵势。
从研究范式看，从原来单一的革命史范式，发展到出现新的现代化范式、“国家—社会”范式、“新革命史”范式。崔志海在《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刊文《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讨》，对这一问题作了系统的探讨，在此不加赘述。
从理论方法看，从原来以马列经典作家的历史诠释为主，发展到运用与借鉴欧美汉学研究的新理论（如中国中心观）和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概念史研究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并存的局面。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和运用，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打开了新的天地。
与此同时，中国近代史话语体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过去单一的革命话语逐渐转换为丰富、多面、多维的话语体系。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对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许多不同此前的新观点、新看法。一般来说，这些新观点、新发现主要是基于还原历史的客观原则和现代化叙事的启蒙取向而提出，它们使用的术语范畴、表达方式和行文风格对过去的革命话语都有新的改进。
不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拓展也许还不是上述的“软件”改进，而是表现在新的文献材料的“硬件”发掘。改革开放前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整理成就主要体现在中国史学会组织编辑、整理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近40年来，中国近代史文献史料可以说获得了大规模的拓展，从档案史料的发掘，到域外史料的引进；从历史人物文集、书牍、日记的整理，到各种单位机构的史料汇编；从地方史志文献的编辑，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续编。中国近代史文献整理、汇编的工作可谓遍地开花，硕果累累，这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打下了牢固的文献基础。
中国近代史研究除了来自内在的解放思想和现代化改革的推动这一驱动力，还与外来学术的输入、译介和影响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翻译的《剑桥晚清中国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持的《编译丛刊》为标志，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大量译介出版，这些译著的引进对重建中国近代史学科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国内学术界与海外学者的交流、互访日益增多，吸收海外学术成果逐渐成为新风尚，国际汉学研究引人注目地迅捷发展。国内学者放宽自己的视野，在课题设置、研究方法上都不同程度借鉴外来的成果，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国内学者必须参考的文献，中国近代史研究内外壁垒分明的局面被打通，外部影响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向前发展的新的动力资源。无可讳言，海外汉学的优长主要表现在其宏阔的世界视野、异域外文材料的运用和其深植的社会科学传统。因此，对中国学者来说，海外汉学不仅可以参考借鉴、启迪灵感，还可以相互补充、弥补弱项。在新时期频繁的双向交流中，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国中心主义与“冲击—反应”范式的西方中心主义形成新的对照。中国近代史研究显现出多维的价值取向。
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日益繁丰、细密、复杂。新世纪以来，随着学位制度在高等教育的全面推展和制度化，学术人才的培养逐渐层次清晰、进阶分明；随着从国家到地方各种层级的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和评奖机制的建立及日益完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制化倾向日益加强。学术研究基本上都在体制化的框架内或者按照体制化的要求运行。与其他学科一样，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项目化、规范化、常规化的状态。与20年前相比，现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模和成果产量可以说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由此也带来新的问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碎片化”的样态，学者们陷入个案研究而难以自拔，具体细化、以小见大的专业精致主义无形之中成为大家崇尚的取向，宏大历史叙事被人们摒弃，这样中国近代史各个分支、各个区域细微枝节的研究得以强化，“学科性学术”的倾向由此也得以加强。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个性化的表现中逐渐显得支离破碎，为此《近代史研究》曾组织讨论，对学术共同体这种碎片化和“失范”状态，人们一度感到忧虑并要求纠偏。
从发展的眼光和构建学科体系的要求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确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过于局限中国近代史时限内部的问题研究，很少顾及打通近代与古代、近代与当代、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壁垒。中国历史的所谓古代、近代、当代分期，将从事不同阶段研究的学者分割开来，长期以来大家习惯于画地为牢的历史分期，局促于在自己的专攻领地耕耘，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上不通古代，下不管当代，这种缺乏前后联系的孤立研究，无形之中截断了历史的连续性。然而，中国历史的最大特点是它的连续性，中国近代史不过是中国历史最近的一个历史阶段，它上承明清，下引当代，是漫长的历史的中段。近代并非传统的中断。研究中国近代政治，行政权力的分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边疆少数民族治理这些自古即存的问题在近代不仅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形态继续存在，因而探究中国近代政治中的传统渊源或传统因素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课题。研究晚清民国学术，溯源穷流，自然要对宋明理学、清代汉学作相应的追溯研究，如果缺乏中国传统学术的根柢，缺乏经学的素养，近代学术史的“内史”研究就很难走向深入。研究近代中西关系，如不拉长历史的镜头，对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向东方殖民扩张所产生的东西贸易、耶儒矛盾、中西冲突有通透的了解，就很难把握中西方冲突的大历史背景。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如果过于拘谨，与现实保持距离，缺乏应有的现实关怀，就很难在当代中国有所作为。近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本来密不可分，研究晚清以来的对外战争，如对18世纪以来的中西关系和世界经济的大分流趋势缺乏全面的关照，对晚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很少结合欧美各国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研究，就很难真正理解、把握近代中国在世界的地位。遗憾的是，中国近代史学者缺乏与世界史学者对话与交流，我们的分析框架仍常常滞留在中国与世界、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分析架构之中，欠缺将近代中国置于全球史视野之中的自觉。中国近代史研究实际上是在自身的框架内循环，是一种比较孤立、缺乏全球史眼光的学术研究。
二是缺乏理论自觉，理论意识淡化，更遑论理论创新。在革命史话语支配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比较注重整体研究。现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强调个案研究、区域研究和文献整理。从细化、深入、专精的角度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大家的研究基本上是各说各话，注重具体问题研究，这就使得诸多中国近代史的个案研究失去体系的支撑。如果不将具体的个案研究连缀起一根链条或一个系统，任其支离破碎，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现今大家不满意的碎片化状态。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就不难发现，在具体操作层面，现在出版的许多中国近代史研究论著常常是由一些内在联系不够紧密的论文拼凑合成，章节之间缺乏应有的逻辑，实在够不上专著的资格。胡适曾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评及章太炎时说：“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学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胡适强调“精心结构”与“成一家言”，这应是“著作”的应有之义。以这样一种标准来衡量现有的学术著作，就会发现它们其中不乏半成品或未成品，还够不上“著作”的资格。现有的问题意识多为运用外来的西方理论萌发或捕捉的中国问题，很少从中国自身社会历史总结出新的带有本土色彩的理论。历史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单纯描述研究的层面，鲜少上升到理论建构或话语建设的层面。中国近代史研究虽然新见迭出，但真正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博大精深，并且呈现概念化、系统化的成果可以说甚少有之。
一般来说，任何理论都有其依存的理据和合理性，同时也有其内在的限制，只能是“片面的深刻”。革命史理论可能这样，现代化理论也不例外。同样，研究范式也是如此，革命史范式有其阐释中国革命史发展规律的功用，现代化范式有其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优势。但中国近代史并不能单纯为革命史所完全概括，在革命运动之外还保有大量传统的因素；同样，现代化范式也不能全面概括中国近代史，近代社会并不成其为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单纯采用革命史范式或现代化范式解释中国近代史都有其难以避免的局限，这是我们在运用这些范式时面临的困窘。正因为如此，近年才会出现为克服这一困窘的“新革命史”范式的讨论。依愚陋见，我们与其延续传统的思维惯性，不如探寻新的综合。中国近代史既是突破传统、吐故纳新、发生翻天覆地巨大变革的大时代，又是大力吸收外来新生事物，逐步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转型时代。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既存在被压迫的不平等关系一面，又有被迫接受其影响的另一面。近代中国内存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要求我们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探究。对运用任何范式可能带来的限制和偏向，我们应存有警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实践和历史进步，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这次全球性新冠疫情的大暴发，以及随之可能出现的世界秩序重组，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势必产生新的冲击。
一是过去一些比较边缘的历史问题将走向中心。如灾害史、环境史、海洋史、气候史、医疗史（特别是公共卫生史、防疫史）、移民史、华工史，这些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问题，以往研究得很不够，投入的人力、经费都相对有限，在历史研究中所占的分量也颇为有限，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中也相对边缘。经此疫变，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将为社会急需，学术界对它们的关注度也会大大提升，国家将加大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和投入，它们势必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这些边缘的历史问题可能逐渐移向中心，甚至成为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学术研究中的所谓“中心”与“边缘”之定位，其实都是与时代的需要和某一时期特定的学术氛围联系在一起。最近人们在讨论中国学术现状时，提出“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的辨析问题，重新反思“学科性学术”的精致专业主义倾向所带来的种种限制，要求回到“问题性学术”，凸显学术研究的社会功能与时代意义。这是学术界的新的转向。如从学术史的角度来清理，“学科性学术”是对过去那种比较粗糙、缺乏规范的学术研究的一个提升；而现在呼唤“问题性学术”又是对“躲进书斋成一统”，罔顾现实关怀的精致专业主义的不满。现实的中国夹处在现代化与后现代的双重压力之中，因此在现代化范式之外，越来越多的后现代问题将困扰着人们，这些问题的起源往往可上溯到近代，甚至更早，中国近代史研究过去那种条块分割的结构势必受到这些新的问题的冲击，“问题性学术”势必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新的动力资源。
二是非常态社会情形的研究将成为“常态”问题，如社会动荡、军事战争、区域矛盾、国家冲突这些非常态的变化，常常对固有的社会秩序形成不确定的冲击，它们是历史研究中的“暗角”。中国近代本身就是一个转型过程，它是一个历史过渡，并不是常态社会，这个时期存在的诸多问题都带有非常态的性质。今天，我们仍然处在大转型的时代，从近代以来开启的转型过程迄今尚没有完成。因此，如何认识“世变”、如何应对“世变”这个近代以来就摆在人们面前的突出问题并没有丝毫缓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则在今天又有了新的表现。如何适应时代变化，在不确定的、不利的变化中存活下来、持续发展，过去是、现在是、在可见的将来还是人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问题。
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它的过渡性。这种过渡性包含两层含义：（一）它是非常态，没有比较稳固、系统的社会体系，社会平面显得颇为脆弱；（二）它又是“变态”，充满了各种变数和不确定因素，危机四伏，面临各种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选择。近代中国百年，外战内战不断，外战是对国家实力的检验，内战则是民族分裂的表现，巨大的战争耗损将国家推向深重的灾难之中，战争是这个历史阶段的常态，近代中外战争的规模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与战争并连发生的是运动，如鸦片战争后的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后的维新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后的辛亥革命，欧战后的五四运动……运动对国家则有正负两面的效应。战争与运动这两大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整个社会剧烈动荡。如何处理这种非常态社会状态的历史问题，对于中国近代史学者来说是一大挑战。在革命史范式内，这些非常态的社会问题往往成为革命衍生的正当性理由。而在现代化范式里，它们又可能是国家治理必须解决的瓶颈。新时期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功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的安定环境，这种新的常态使人们易对近代的非常态社会状况产生隔膜之感或异样之感。但我们有幸走过的这40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确是绝无仅有的，全球新冠疫情的大暴发将重新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我们也许又须以新的历史眼光重新审视近代中国走过的艰难历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三是近代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是全球史的一部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西之间的矛盾冲突始终是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中国近代的新生事物与外来影响息息相关。在近代中国的关键时刻，中西矛盾总是会以这样那样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此密切。实际上，这不过是近代以来出现的全球化趋势之延续和强化而已。因此，站在全球史的制高点上研究中国近代史也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中国学者的新的立足点。
革命史范式指称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根本矛盾，现代化范式所要解决的中西文明冲突，都以不同形式表现了中西关系在近代中国的特殊重要性。即使在今天中国实力有了极大提升的情况下，中西关系仍然是制约中国现代化事业和向前向外发展面临的瓶颈。因此，当我们站在全球史的高度审视中国近代史时，对中西关系所占的分量要有充分的估衡。李鸿章当年哀叹中华民族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比较典型地说明了中西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一情形初始的险恶性。“与魔鬼打交道”或“与狼共舞”的剧情伴随整个近代中国。因此，对近代中西关系的细节，我们仍需花大力气加以研究。我个人认为，中西关系史仍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一个领域。实际上，中西关系史恐怕还不能当作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分支或一个方面来处理，应视为渗透到近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的一个关键因素或重要关系来看待，才比较恰当。
总之，当下突如其来、席卷全球的新冠大疫情给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来的冲击，对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必然提出挑战，随之可能出现各种新的变化。对历史学研究来说，挑战即是机遇。可以推断，百年未遇的新冠疫情大世变势将对世界秩序重组和学术研究进步产生新的巨大助力，历史学研究这门古老而常新的学科由此也将在这场疫难中迎来自己发展的新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