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周礼》一书原来不叫《周礼》而叫《周官》一样，不曾遭到秦火毁版的先秦古老书籍《春秋左传》原先也不叫《左传》，而叫《左氏春秋》。[1]

《公羊传》、《谷梁传》写于汉代，使用的是汉代通行文字，即所谓的“今文”。并且如杨伯峻先生所言，“《公羊传》、《谷梁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2] 因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并未将《左氏春秋》与《公羊传》、《谷梁传》并列，而是在“《经》十一卷”下自注曰：“公羊、谷梁二家。”

《左氏春秋》与之不同。西汉“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也。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相类，即前代之古文矣。”[3] 亦即，《春秋左氏传》是先秦原书，用先秦时期流行的文字写成，书中所记的内容更多的保持了那个时代的原貌。另外，一如杨伯峻所言，“《左传》有更多的是无《经》之《传》”，一些未记入《春秋》的事情，《左传》的作者也将其写了出来。[4] 因此，它在君主专制的帝国时代就显得不够入时了。西汉哀帝时，刘歆曾力争立为官学而被今文家所否定，否定理由之一是《左传》不传《春秋》。

应该讲，西汉今文家的如上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不然，我们就无从知晓当年鲁国如下的历史事实了：一、鲁国有虚君君主制特点，卿大夫对君主权力有甚大制衡作用；二、其国家的重大事情可由卿大夫议事会直接决定；三、国人（乡人）对政治、军事决策有重要发言权；四、官民一体，对鲁国国家热爱有加，誓死捍卫；五、鲁国比较民主，卿大夫们为官比较清廉。

在此说明一下，意在矫汉代汉武帝以来专制儒家官学之过，下面的行文中不再使用《春秋左传》书名，而是恢复其本来的书名《左氏春秋》。

一、鲁国的虚君君主制与陪贰制

世界古代史上有古希腊拉西第梦人（斯巴达）的虚君君主制，近代以来则有英国、日本、西班牙，以及泰国等国的虚君君主制。亦即，君主（国王）并不亲自管理国家，并不掌握一国的实际治权。他们只是名义上的一国之主。君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职能，只是主持祭祀活动和随军队出征而已。邦联制下的中国东周时期，在鲁国，也很早便实行了这种制度。

《左氏春秋》中明确记述鲁国虚君君主制的有关内容，是以两个晋国官员对话形式而展开的。该书在《鲁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中写道，“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爱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谒之，曰：生有嘉闻，其名曰友，为公室辅。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鲁，受费以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不废旧绩。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适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

以上内容翻成现代语言即：关于鲁国的政局，当晋国正卿赵鞅问晋太史蔡墨，“季氏赶走他的国君而百姓顺服他，诸侯亲附他，国君死在外边而没有人去惩罚他，这是为什么？”时，蔡墨回答说：“事物的存在有的成双、有的成三、有的成五、有的有副职。所以天有三辰，地有五行，身体有左右，各有配偶，王有公，诸侯有卿，都是有陪贰的。上天生了季氏，让他辅佐鲁侯，时间已经很久了。百姓顺服他，不也是很合适吗？鲁国的国君世世代代放纵安逸，季氏世世代代勤勤恳恳，百姓已经忘记他们的国君了。即使死在国外，有谁去怜惜他？社稷没有固定的祭祀人，君臣没有固定不变的地位，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所以《诗》中说：‘高的堤岸变成深谷，深的谷地变成山陵。’三王的子孙在今天成了平民，这是主人所知道的。在《易》的卦像上，代表雷的《震》卦在《乾》卦之上，叫做《大壮》，这是上天的常道。以前的成季，是桓公的小儿子，文姜所宠爱的儿子。刚怀孕时占卜，卜人说：‘生下来就有好名字，他的名字叫友，会成为公室的辅佐。’等到生出来，和卜人说的一样，在左手掌上有个‘友’字，就以此命名。季友后来为鲁国立了大功，受封在费地，并做上卿。一直到季文子、季武子，世世代代增加家业，不废弃过去的功业。鲁文公去世后东门襄仲遂杀嫡立庶，鲁国国君那时就失国了，政权落到季氏手中，到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

从《左氏春秋》一书上面的这段记载可知，鲁国的这种制度开始于春秋前期，并且也甚得世人，包括鲁国众人、也包括各诸侯国的认可。

有关鲁国君主制为虚君君主制之事，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也有记述：“文公十八年（前609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长妃齐女为哀姜，生子恶及视；次妃敬嬴，嬖爱，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请齐惠公，惠公新立，欲亲鲁，许之。冬十月，襄仲杀子恶及视而立倭，是为宣公。……鲁由此公室卑，三桓强。”

司马迁的此记载是《左氏春秋》上述记载的有益补充与矫正。亦即，他指出了鲁国实行虚君君主制的起始时间是公元前609年鲁文公去世之后；当时鲁国是众贵族执政，而非仅季氏一家。

另外，《左氏春秋》一书上段对话里赵简子的鲁昭公被季氏赶走的说法，有欠准确之处。

事情的起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的说法，另一种是《左氏春秋》的说法。司马迁认为错误在季氏。季氏与郈氏斗鸡赌博输了，季平子便侵害郈氏利益。季平子还逮捕了臧昭伯的家臣。郈氏和臧昭伯二人同时到鲁昭公处告状，鲁昭公便于公元前517年夏历九月十一日开始了对季氏的讨伐。《左氏春秋》中则是说，季氏家族内部人挑拨之后，鲁昭公想乘机夺权，而发起除掉季氏的行动。最后却被叔孙氏与孟孙氏打败。其中有一个相当长的密谋过程。

《左氏春秋·昭公二十五年》中讲，因怨恨季平子处死同事夜姑，季氏家族的“公若献弓于公为（昭公之子务人），且与之出射于外，而谋去季氏。公为告公果、公贲（二人皆公为之弟）。公果、公贲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寝，将以戈击之，乃走。公曰：‘执之。’亦无命也。惧而不出，数月不见，公不怒。又使言，公执戈惧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孙，臧孙以难。告郈孙，郈孙以可，劝。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谗人以君侥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为也。舍民数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难图也。’公退之。”[5] 对于子家懿伯的劝阻，鲁昭公不听，不久便发动了对季氏的讨伐。

鲁昭公实际上并不是季氏所赶走，而是被叔孙氏与孟孙氏两家联合起来打败之后而自己主动出走的。鲁昭公伐季氏，其武装杀死季氏臣公之鞅、进入季氏在曲阜城的官邸之后，情况危机。季平子躲进官邸的一个碉台后曾请求或者放他去费邑，或者允许他乘车流亡国外，但均被鲁昭公拒绝。在此危机时刻，是叔孙氏的武装救了季氏，而鲁昭公的局面却来了个180度的反转。也是《左氏春秋·昭公二十五年》中记载：：“公使郈孙逆孟懿子。叔孙氏之司马駿戾言于其众曰：‘若之何？’莫对。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国。凡有季氏于我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駿戾曰：‘然则救诸！’帅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释甲执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见叔孙氏之旌，以告。孟氏执郈昭伯，杀之于南门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诸臣伪劫君者，而负罪以出，君止……’公曰：‘余不忍也。’与臧孙如墓谋，遂行。”

以上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即：“杀入季氏官邸之后，鲁昭公便派郈孙去迎接孟孙何忌带人前来帮忙。叔孙氏的军队负责人駿戾对大家说：‘怎么办？’先是没有人回答。他便接着说：‘我们是家臣，不考虑国事。有季氏与没了季氏，哪种情况对大家有利？’众人都说：‘灭了季氏，叔孙氏也就没了。’駿戾说：‘那么我们就快救季氏去！’駿戾率领部下从西北角攻进季氏官邸后，昭公的人就放弃了抵抗。孟孙氏派人从季氏官邸西北角高处往里看时，见到的是叔孙氏的军旗，知道此时昭公已经失败，便逮捕前来迎接的郈氏，将其杀害于曲阜南城门以西，接着参加了对鲁昭公徒众进行讨伐的战斗。子家羁在大势已去之后对鲁昭公讲：‘就当您是被我们劫持的，我们承担罪责逃往国外，您留下……’鲁昭公说：‘我不忍心让你们替我承担罪责。’按照当时的习俗，与臧孙氏一起，在祖上坟墓前痛哭后，离开鲁国”。

由这里叔孙氏的出兵解救季平子之事，笔者又想到，孟孙氏以后也同样出动武装解救过季孙氏后来的宗主季桓子。《左氏春秋·定公八年（前502年）》中记载，季氏权宰阳虎阴谋于同年十月三日在曲阜城东门外的蒲圃，借宴请季桓子之际将他杀死。此前，阳虎已下令当天要集结武装。孟孙氏的成宰公敏处父与孟孙氏发觉之后商定，一面在阳虎劫持季桓子的必经之路上，集中300名部属佯装为孟孙氏的支系公期家盖房，以到时接应季桓子，公敏处父一面回成邑带兵前来，以防不测。

事发当天，季桓子买通御手林楚在去蒲圃的半路上，将自己车子加速后直接开进了孟孙氏的领地。孟氏的人关上门以后，用箭射杀前来追赶的阳虎从弟阳越。当阳虎劫持鲁定公与叔孙州仇进攻孟氏时，成宰公敏处父带领的成城武装也赶到了。他们是从鲁国都城东部北面的城门进入的。后面将要详细述及，成城很近，从成城经宁阳县与曲阜市东部界山风仙山的葛山口到曲阜，也就五六十里地。

孟氏武装进入鲁城之后，先是与阳虎的武装战于南城门以内，不胜。最后是在城里棘下这个地方最后将阳虎打败的。打败阳虎之后，公敏处父曾建议杀掉季桓子，但孟孙氏不同意，而是让其回家。

由以上叔孙氏的主动出兵搭救季氏于危难之际一事看，鲁国的三桓是非常聪明的一些人。我们常说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唇亡而齿寒，要同类联合起来互相自保，但在实践上大都做不到。就像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所讲当年德国的情况那样：“在德国，当他们（纳粹）把魔爪伸向共产党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当他们把魔爪伸向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把魔爪伸向工会成员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当他们把魔爪伸向天主教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把魔爪伸向我时，我环顾四周，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但2500多年前的三桓，他们的做法与之不同。

上面提及的我国春秋时期君主有陪贰（副君）、卿大夫有权力改正君主错误的记述，《左氏春秋》中还有，并且也与鲁国有关。

《左氏春秋·襄公十四年（前559年）》载：“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以上这段对话的内容翻成现代语言即：晋乐师师旷随侍晋悼公，晋悼公说：“卫国人赶走他们的国君，不也太过分了吗？”师旷回答说：“也许是他们的国君太过分了。好的国君将会奖赏良善而惩罚邪恶，抚养百姓好像儿女，覆盖他们好像上天一样，容纳他们好像大地一样。百姓尊奉国君，热爱他好像父母，尊仰他好像日月，恭敬他好像神灵，敬畏他好像雷霆，哪里能够赶走呢？国君是祭神的主持者，国家的捍卫者，百姓的希望所在。如果让百姓财货缺乏，不按时祭祀神灵，不能保证国家安全，哪里还用得着他？不赶走干什么？上天设立国君来管理百姓，使有品性。同时也为之设立陪贰，让他们去教育他，不让他做事过分。当君主做善事时给予表扬，犯了错误要进行批评，产生了不良后果要及时补救，犯了罪的要让其下台。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设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各有他们亲近的人，以此来互相帮助。从天子以下各有父兄子弟来观察补救他们的过失。太史记史，乐师作诗，乐工诵读箴谏，大夫规劝开导，士传话，庶人指责，商人在市场上议论，各种工匠献技艺。所以《夏书》说：‘宣令的官员摇着木铎在大路上巡行，官师小吏规劝，工匠呈献技艺以作为劝谏。正月初春，在这个时候有人在路上摇动木铎，这是在劝谏人们遵守规常。上天爱护百姓无微不至，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妄为，以放纵他的邪恶而失去天地的本性？一定不会这样的。”

很明显，师旷虽然生存年代分别早于商鞅和韩非200年和300年，但其在这里所表述的政治思想却新的多。亦即，师旷的这段论述里已经有了社会契约思想。在这里，君主与臣民之间不是简单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而是互有权利与义务，不得违背；违背者必须受到惩治。

师旷，杜预注《左氏春秋》时只是注曰：“师旷，晋乐大师子野”。而并未讲出他的籍贯所在。该书的《宣公八年（前601年）》记曰：“城平阳，书，时也。”杨伯峻在该书《经》的“城平阳”条下注曰：“平阳，鲁邑，即汉之东平阳，在今山东省新泰县西北。”[6] 则师旷就是这里所讲的鲁国平阳邑人。今山东省新泰市东部地区的人群中，有世代口传的关于师旷是该市北师店人的历史在。更具体些的内容有，师旷是个盲人，有惊人的记忆力，知识渊博，智慧超群，类似古希腊诗人荷马，唱起诗来能昼夜连续。今新泰市青云街道办事处（新泰市政府驻地）与北师店村相邻的南师店村附近有其的坟墓在，并有《师旷墓表碑》一通。据碑文可知，该师旷墓是清顺治年间知县卢宏所重修，但当地有师旷墓存在的历史久远。至清光绪时，墓左尚有古碑一通，上有“籀篆十三行，古奥不可识。”[7]

另外，从师旷对鲁国政事了如指掌上看来，其也当本来是鲁国人。《左氏春秋·襄公三十年（前543年）》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该年的二月二十二日，晋悼公夫人宴请前一年东去为杞国筑城的役卒们。绛县人中间有个人看上去年纪已经很大了，没有儿子而自己去服的役，也在晋悼公夫人的宴请之列。有人认为他的年龄已经大大超过了服役的年龄，当让他说出自己的具体年龄时，他说：“下臣是小人，不知道自己的具体年龄。只记得下臣生的那一年正月初一是甲子日，已经过了四百四十五个甲子日了，最末一个甲子日到今天正好是二十天。”在场官吏被他的说法弄得糊涂了，但当到朝廷里询问时，师旷当即便说：“鲁叔仲惠伯会郤成子于承匡之岁也。是岁也，狄伐鲁。叔孙庄叔于是乎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

作为鲁国人的师旷当时到晋国去为晋公室服务，担任晋君的智囊与顾问，大概类似于其之前的齐国政治家管仲是今安徽颍上人而为齐国服务，以及类似于之前奴隶出身的晋国人百里奚，后来成了秦国的政治家。

前面提及的宴请“城杞”夫役的晋悼公夫人是杞国女，则师旷的去晋当与之有关。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陈留郡雍丘之下自注曰：“故杞国也。先春秋时徙鲁东北。二十一世简公，为楚所灭。”今新泰市的所在，正好是当年鲁国紧靠着的东北。另外，清朝咸丰年间在当时的新泰县境内出土过多件带有杞伯字样的杞国青铜器。清代知名朴学家、金石学家许瀚于咸丰四年（1854年）在《周杞伯敦铭跋》中记到：“近岁新泰某掘地得古铜器多品，铭首皆有杞白（伯）二字。知为杞国物，未久颇散失。沂水袁竹侯为此县教谕，拓敦铭寄余嘱为考释……杞国东迁，书史不详其地，以此器证之，知在新泰一带。”许瀚说的该批青铜器中，有一件的铭文为“杞伯每亡作邾曹宝鼎子子孙孙永宝永享。”则由上可证，晋悼公夫人与师旷一样，也是今山东省新泰市人。推测，春秋时期杞国的中心在今新泰市中部的果都镇和洋流镇；而师旷当年的去晋，或许与晋悼公夫人的早年嫁去晋室有某种关联。之前，秦穆公夫人穆姬的“陪嫁品”中有奴隶身份的智者百里奚，则不排除后来者晋悼公夫人的“陪嫁品”中也包括了乐师师旷。

总之，本人认为，师旷以上在与晋悼公的谈话中讲“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有鲁国此前已经较长时间实行了的虚君君主制和陪贰制政治实践的影子在其中。

二、鲁国的重大事情可由卿大夫议事会直接决定

古希腊斯巴达国家的军国大事主要有贵族会议长老会决定。近代英国，它的国家大事则主要由对议会负责的内阁决定。与之有相似之处，我国春秋时代鲁国的军国大事，也是主要由卿大夫议事会决定。鲁国的卿大夫议事会也是由社会上层人士组成，包括公室成员。

公元前562年鲁国的“作三军”是一件大事。有论者认为鲁国是在原来二军基础上再机械增加一军。当不是。而应是对军队进行重大改革，是改变原有兵制，以增强其常备性、战斗力的重大举措。

据《尚书·费誓》可知，鲁国原来就是三郊三遂，就有三军。就像杨伯峻先生所指出的，“此谓‘作三军’，明非仅增加一军而已，乃改组并重新编制，组成（新的）三军。”[8] 另外，提议作三军的季武子（季孙宿）之父、前鲁国正卿季文子（季孙行父）此前的如下话语，也可给予间接说明。《左氏春秋·成公七年》中载了季文子的如下话语：“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其此之谓乎！有上不吊，吾亡无日矣。”对于季文子的此论，当时的高人即予以了肯定：“君子曰：‘知惧如是，斯不亡矣。’”

从《左氏春秋·襄公十一年》的有关记述看，鲁国的此次作三军虽然动议是季武子所提，但是是经过贵族会议会商后决定的，并且决定后还举行了隆重的祭神仪式：“十一年春，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请之。穆子曰：‘然则盟诸？’乃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

该书同处还记述了作三军的具体内容：“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

以上关于作三军的两段话语，翻译成现代语言为：“公元前562年春，尚还年轻的季武子向当时执掌鲁国军政大权的叔孙豹建议：‘建立常备性质的三军，由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各自建立一军。’叔孙豹回答说‘虽然现在你还年轻，但你们家世为鲁国上卿，你不久就要执掌鲁国大权了，这样做对你也不好。’但季武子坚持自己的主张。叔孙豹便不得不说：‘要召开卿大夫会议决定。’讨论此事的会议是在鲁僖公庙里举行的。形成决议之后又在东南方距离现在曲阜五里的五父之衢举行了祭神盟誓”；“建立新的三军是在同年正月里进行的。把鲁国原来的武装力量一分为三，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各领一部。同时，三家也各自解散自己的战车兵，编入其中。具体做法是，季孙氏的原战车兵编入正规部队的，其原来采邑不征收贡赋，不加入的加倍征收；孟孙氏是使其属民的一半成为常备军人，各家或者儿子或者兄弟不限；叔孙氏是使其所有属民成为常备军人，否则各家不再提供生活所需。”

前537年，鲁国又有一次军制改革。鲁国的这次军制改革也是由贵族会议所决定的。《左氏春秋·昭公五年》中记载，“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卑公室也。毁中军于施氏，成诸臧氏。……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

以上所言的施氏与臧氏均是鲁国公室贵族。杨伯峻先生注曰：“施氏为公子施父之族。臧氏为公子子臧之族。”[9] 则以上话语翻译成现代语言为：“鲁昭公五年春周王正月里，为了进一步削弱君权，鲁国又废除了中军。卿大夫们是在公子施父家的府邸讨论的该问题，最后形成决议是在公子子臧家的府邸里。……将鲁国的武装力量一分为四。季孙氏率领两部，叔孙氏和孟孙氏各一部。赋税均不再有免征的，收缴之后一律充公。”

由以上二事本人想到，世界近代史上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特别警惕王权的强大，就像有人用不太文雅语言所形容的，“英国人对于王权强大的警惕性简直就像警犬一般”。光荣革命胜利之后，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们联合起来又是制定《权利法案》（1689年），又是制定《王位继承法》（1701年），一步步褫夺了君主手中包括组建常备军在内的几乎所有治权。正是这样做，才使得大英民族为人类近代政治、经济与思想科学文化进步事业，做出了无与伦比贡献的。而我国春秋时期鲁国的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等贵族士大夫们，他们的以上做法是与之相近。

三、鲁国“国人（乡人）”对政治、军事决策有重要发言权

梁启超1899年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中指出：“周之一代，纯为贵族政治……其国权上不在君，下不在民，而在国中之一部……虽然，其于平民也甚相亲，故其民亦与国同体，国之大事，时或得参末意焉……故当时为贵族政治时代，亦为民权稍伸时代。”[10]梁启超这里的讲我国周代于“平民也甚相亲，故其民亦与国同体，国之大事，时或得参末意焉于平民也甚相亲，故其民亦与国同体，国之大事，时或得参末意焉”，与我国春秋时期鲁国的史实最合。鲁国有三个事情可以说明此点。一个事情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作为乡人的曹刿与鲁庄公“论战”，第二个事情是乡人讽季氏费邑宰南蒯勿要叛国投齐，第三个事情是阳虎为乱之前的盟国人于亳社。

关于乡人与国人的所指，我们本节在讲了这三个事情之后接着加以解释。

《左氏春秋·庄公十年（前684年）》载：“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

此次战斗开始之后，鲁庄公又接受曹刿避其锋芒击其惰归的战法，结果在今莱芜市苗山镇西北的勺山以北地区大败齐军。

以上话语中的“肉食者”，是指鲁国当政的卿大夫们。《左氏春秋·昭公四年》中有“食肉之禄，冰皆与焉”之语。总之，就像杨伯峻所注的，“肉食盖当时习语，大夫以上之人，每日必食肉也。”

《左氏春秋·昭公十二年（前530年）》载，“季平子（季孙意如）立，而不礼于（季氏费邑宰）南蒯。南蒯谓子仲（公子慭）曰：‘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费为公臣。’子仲许之”；事情不成，他们后来都叛逃到了齐国，“南蒯之将叛也，其乡人或知之，过之而叹，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浅谋，迩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将适费，饮乡人酒。乡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以上话语中的“邻”字，杜预注曰：“邻犹亲也。”“党”则是周代乡遂制下乡的居民编制单位之一种。\r

该事情及其结局，该书《昭公十四年（前528年）》中有另一个版本的记述。亦即，季氏费邑宰南蒯将要叛鲁归齐时，其内部有不同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复了前面记述的内容，只是记述方式与所用名词不同而已。该处讲：“南蒯之将叛也，盟费人。（费邑）司徒老祁、虑癸伪废疾，使请于南蒯曰：‘臣愿受盟而疾兴。若以君灵不死，请待间而盟。’许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请朝众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听命矣。子若弗图，费人不忍其君，将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请送子。’请期五日。遂奔齐。（南蒯到了齐国之后）侍饮酒（齐）景公。公曰：‘叛夫。’（南蒯）对曰：‘臣欲张公室也。’子韩皙曰：‘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虑癸来归费，齐侯使鲍文子致之。”

在此说明一点，白寿彝先生回忆说，顾颉刚说过，“中国的统一始于秦……在战国以前则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 顾颉刚“认为，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说成是古代列国早就如此的地域”。[11] 则据以上齐大夫子韩皙所讲话语“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可知，战国以前，中国人在行政体制的观念上，也还没有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考量。

与季氏费邑宰南蒯一样，季氏家臣阳虎也是个狐假虎威，非常势利，又反复无常的小人。比如，《史记·孔子世家》载：思想家孔子年轻时，“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他阻止年轻贫贱的孔子赴宴。《左氏春秋·定公五年》中记载，前主人季文子巡视东野返回时病逝于房地路上，阳虎便要用鲁国的国宝玉佩随葬。也是季氏家臣、专门负责保管玉佩的仲粱怀不给，说：“情况变了宝玉的归属也要变”。以前鲁昭公出走时季平子曾经佩戴此玉佩摄行君事，仲粱怀不交出玉佩的意思是不想让自己主人落僭越的恶名。阳虎于是对公山不狃讲，必须赶走仲粱怀。公山不狃回道，“仲粱怀是为其主人好，你为什么怨恨他？”埋葬了季文子之后，季桓子（季孙斯）又巡视东野到达费邑，此时已担任了季氏费邑宰的公山不狃出郊远迎，季桓子对不狃很恭敬。而随行季桓子的仲粱怀则对公山不狃并不恭敬。公山不狃因此而产生怨恨，事后即对阳虎说，“你为什么不赶走仲粱怀？”就像杜预注此事时所言，公山不狃与阳虎的谋逐仲粱怀，“为下阳虎囚（季）桓子起”，是阳虎下一步作乱叛国的序曲。

阳虎为乱背叛季氏之前，曾收买国人并占据季氏重要封邑汶阳田的军政中心阳关。《左氏春秋·定公六年（前504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诅于五父之衢”。《 左氏春秋·定公七年》：“齐人归郓、阳关，阳虎居之以为政。”

以上所引《左氏春秋》文字中的周社与亳社，鲁国俗称两社。同书《闵公二年》中的卜楚丘预言季孙氏之祖季友长大后要“在公之右，间于两社”，能当大任，即指此。鲁侯之宫有三门，库门、雉门和路门，即外门、中门和寝门。雉门之外右有周社，左有亳社。杨伯峻注曰：“周社自是鲁之国社，以其为周公后也。鲁因商奄之地，并因其遗民，故立亳社。”[12]

至于阳关，则是《左氏春秋·僖公元年（前659年）》中所讲“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的汶阳田首府阳关邑，所辖地区包括了今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马庄镇和今泰安市下辖肥城市汶阳镇、边院镇等东西六十余里的大汶河以北广大地区，是鲁国北部重要的军事支撑和屯兵之地。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讲“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汶阳田的面积就与当年古滕国的面积相仿。《左氏春秋·襄公十七年（前556年）》中记载，同年秋，齐国两路攻鲁。一路由齐灵公率领围桃（一作洮，在今济宁市汶上县军屯乡境），一路由大夫高厚率领围鲁大夫臧纥于其封邑防（今新泰市放城镇境），鲁国当时就是从阳关发兵前去解救臧紇的：“师自阳关逆臧纥，至于旅松。陬叔纥（孔子之父）、臧畴、臧賈帅甲三百，宵犯齐师，送至而复。齐师去之。”

盟国人于亳社和据阳关为政之后不久，阳虎接着便于定公八年（前503年）发动了本文前已提及的叛乱。叛乱被制止后，阳虎先是逃到汶阳田的西部管理中心讙（今肥城市安驾庄镇张城宫村一带），以后又逃到齐国，最后去晋国投奔了赵氏。

从上面所引《左氏春秋》昭公十二年和昭公十四年的话语中可知，季氏费邑宰南蒯的“乡人”也就是他所盟的“费人”。与费邑司徒老祁、虑癸当时“请朝众而盟”的是同一批人。则这批人就像日知先生在《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民主政治》一文中所指出的，是鲁国国人之一部，与阳虎为乱之前在鲁国亳社所盟之人在性质上相同。[13] 大概，就像古罗马时期公民大会之一种的森都利亚（亦译作百人队）大会的成员，他们既是鲁国武装部队的基干，同时也有相当政治权利，参与卿大夫封邑或整个鲁国重大军政事项的决策。要之，这里的“乡人”与“国人”，都是指鲁国武装力量的成员。

前已提及，《尚书·费誓》中讲鲁国有三郊三遂。三郊即是三乡。换言之，是指鲁国当时的三支武装部队及其驻防地区。孔颖达疏曰：“三郊，谓三乡也。盖使三乡之民，分在四郊之内，三遂之民，分在国之四面。乡近於郊，故以郊言之。”则乡在当时既是居民组织，更是军事组织，遂只是居民组织。

《周礼》一书中有关于乡和遂细部结构的具体记述。《周礼·地官·大司徒》在讲乡的居民编制时称：“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调；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周礼·地官·小司徒》和《周礼·夏官·序官》讲到乡作为军事组织的对应单位时，分别是伍、两、卒、旅、师和军，各级军事组织的设官分别是伍长、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和军将。《周礼》中关于遂的记述是，其作为居民组织，五家为邻，设邻长；五邻为里，设里宰；四里为酇，设酇长；五鄼为鄙，有鄙师；五鄙为县，有县正；五县为遂，有遂大夫。有时候，遂大夫也称遂正。

考之于《左氏春秋》一书的其他相关记载及当年鲁国地界的有关史迹，我们前面提出的乡人即国人之说，以及《尚书·费誓》中讲鲁国有三郊三遂，《周礼》中记述当时的纯居民组织遂中有鄙之行政单位之设，有遂大夫的设官等，均不诬。

上面所讲叛逃齐国的季氏费邑宰南蒯，其父亲南遗以前也是季氏费邑宰。《左氏春秋·昭公五年（前537年）》载：南遗当时为了给季氏谋取利益而介入叔孙氏继承人的确立，曾“使国人助竖牛（叔孙氏庶子）以攻诸大库之庭”。则很明显，这里的国人即南蒯所盟的费人。亦即，他们就是费邑的乡人。另外《左氏春秋·襄公七年（前566年）》的一条记载也与南遗有关：“南遗为费宰。叔仲昭伯为遂正，欲善季氏，谓遗：‘请城费，吾多与而役。’故季氏城费。”在当时，遂主要是出赋役，作为遂正的叔仲昭伯因此用来讨季氏的喜欢。

今泰安市宁阳县东庄镇东南六华里处有两个古老村庄，一个叫南鄙，一个叫北鄙，两村中间相距约三华里。它们南距鲁国都城曲阜不过五十里，是当年鲁国的核心地区。此即鲁国当年实行乡遂地方行政制度时，遂之下鄙地方行政单位的历史遗存。实地考察时访问地方老者，他们对祖传的鄙之村名感到自豪，而对鄙也有边境之意的质疑表示不满，并当即举出鲁国当时大致的版图四至而进行反驳。

关于鲁国三乡、亦即其三支武装力量驻防的方向和地区。也是据《左氏春秋》的相关记载，以及当年鲁国地界的有关史迹可知，鲁国当时是重点防守北、东、西三个方向，驻防的地区大体上是在离曲阜不远的郊的范围之内。鲁国北部乡的驻防中心在龙乡城，东部乡的驻防中心在费邑（今临沂市费县上冶镇西毕城村一带），西部乡的驻防中心则在今泰安市宁阳县城东南不远的乡饮乡一带。

其北部乡与东部乡的驻防方向与驻防地，我们可以联系前面已提及的僖公元年封汶阳之田和费邑于公子季友之事。要之，此事绝不是个简单封给季友私邑的问题，而是季氏从此控制了鲁国包括兵权在内的大部军政权力。

鲁国的北部军事中心龙乡城，原来叫龙，一作隆。《左氏春秋》中称龙。杜预注曰：“龙，鲁邑，在泰山博县西南。” 《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称其为“我隆”。清人聂剑光在《泰山道里记》一书中记曰：淄水（柴汶河）“又西过羊祜厅南，又西过龙乡城南而注（入大汶河）。”[14] 当地人则世代相传的，直接叫该地作乡城。现在，该地还有叫乡城的村庄两个，一个叫北乡城，一个叫南乡城，都是人口过千的大村。它们现在行政上都隶属于泰安市岱岳区房村镇。

实地考察当年鲁国龙乡城的地界，它当年地理形势的险要依然显现。有可能，它与邻近的阳关邑一起，是当年鲁国北部的大型军事基地之所在。其的南面与西面都是柴汶河环绕。其中，西面向北流去的柴汶河距离现在村庄北乡城不过里许，且河面相当宽阔。

北乡城村北面紧靠乡城岭。乡城岭虽为土岭，且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原地形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它东西十余里，地势凸兀地绵延在徂徕山前的广阔平原之上，是不可多得的兵家地理屏障。据当地村民讲，龙乡城的组成有两部分。一部分在乡城岭上，老人说城基清代还有。另一部分在现在北乡城村的村西，村民用土时从中挖出过夯土遗迹，以及青铜兵器，包括剑、箭簇等。笔者推断，它们二者有可能本来是一体的，所反映的是当年鲁国龙乡城所占面积甚大。

《左氏春秋·成公二年（前589年）》中记载，这里当年曾发生过一场恶战：“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围龙。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无入而封。’弗听，杀而膊诸城上。齐侯亲鼓，士陵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这段话翻译成现代语言即：“鲁成公二年春季，齐顷公进攻我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乡城。齐顷公的宠臣卢蒲就魁攻打城门，龙人将其活捉。齐顷公说：‘不要杀，我和你们盟誓，不进入你们的境内。’龙人不听，把他杀了，暴尸城上。齐顷公被激怒，亲自击鼓，激励兵士不断攻城。用了三天时间才把该城攻占。此后齐军曾继续向南入侵，一直到达了鲁国巢丘这个地方。”

巢丘，以前的《左氏春秋》注者只说该地在山东泰安地界，但具体地点语嫣不详。笔者实地勘察得知，它就是今宁阳县东庄镇南葛家圈村南的数座低矮山丘。山头的中间下凹，当地人现在称之为栲栳埠。栲栳，农村抬土用的无系筐篓。栲栳埠，山头像筐篓子之意，是宁阳县与曲阜市之间东部界山凤仙山的东支。其的西面就是向南通往鲁国都城曲阜的风仙山东部著名隘口葛山口。过去葛山口，向曲阜方向前进的话，一路下坡而平坦。此地距曲阜已经只有四十华里了，鲁国当时可以说岌岌可危，怪不得《左氏春秋》的作者要将此地记上一笔。

对以上事情有间接说明的是，乡城岭因为原来的地理形势险要而在当地有名。也是据当地人讲，中共军队当年“解放”大汶口时曾与国军在此发生激烈的外围战斗。他们攻下该岭时死了不少人。战斗结束之后，这些死人就都葬在了岭的西南部，以后又建了“烈士陵园”。考察时，陪同者讲到此事，并说其小学时代曾在学校老师带领下去给这些“烈士”扫过墓。本人听后出于好奇曾执意要前去看个究竟，但并没有找到这些“烈士”的坟墓。估计，它们已经在土地包产到户之后，被种地的村民平掉了。

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阳虎曾经居之为政的阳关邑，与龙乡城一起，也在今泰安市岱岳区房村镇境。在今房村镇的南阳关村与北阳关村一带，所处地理位置同样险要。它南面距龙乡城二十华里，西依北来大河牟汶河，东面有徂徕山高大屏障，正处于当年齐国南下通向鲁国的交通要冲。其北部前出齐国方向，再向北延伸数十里的地段上，道路依山傍河，山与河二者之间的距离大都不过一至数里，最侠处不过数十米，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阳关邑的遗址，部分现还尚存。大概是一防守加远距离瞭望性质的军事设施，具体位置在今泰安市岱岳区房村镇南阳关村村东。实地考察，为一高出地面约3米，长宽各半里许的稍圆形夯土高台。此高台前些年泰安市的一些地方志书中也有记载。比如《泰安市志》中记述说，“茅茨遗址。位于良庄办事处茅茨东北1500米处，当地俗称‘望儿台’。遗址高出地面约3米，平面呈椭圆形，直径约300米，总面积约7万平方米。地面采集到的遗物有石斧、鬲、瓮、罐、豆的残片及足部”。[15] 此处所讲的茅茨是房村镇南阳关村的东部邻村，现行政上隶属于泰安市岱岳区良庄镇。

另外，以上所讲的季氏宰阳虎与孔子是同时期人，而且二人的一些政治主张、甚至相貌也相同。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阳虎主张强公室，孔子也有此主张。季氏费邑宰公山不狃“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以费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前去时，孔子如果不是学生子路制止的话就去了。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孔子说服鲁定公堕三都，主张“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堕三都不成，失意于季氏，离开鲁国去陈国的路上经过匡地时，因以前阳虎在鲁国当政时对匡人动过武，“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孔子在匡地因长得像阳虎，被匡人错当成阳虎，关押了五天。

四、官民团结一体誓死捍卫国家

古典时代希腊城邦国家雅典共和国不畏强敌，官民团结一体，曾几次大败强大的波斯入侵军队。比如，公元前490年，其军队在统帅米太亚得率领下于马拉松平原以一万重装步兵迎击10倍于己的入侵波斯军并将之击败。该役使波斯军伤亡6400余人，而雅典军队仅192人伤亡。前480年，以雅典海军为主力的希腊海军联军，又曾在萨拉米海战中大败波斯海军。该役使波斯损失战舰300余艘，波斯海军丧失战斗力，被迫退回小亚的港口。希腊方只付出损失40艘战舰的微小代价。次年春，希腊海军又在小亚的米尔卡海角全歼波斯海军余部。同时，希腊联军陆军也在中希腊的普拉提亚与入侵波斯陆军展开大战并取得胜利。波斯陆军最后只有少数人在骑兵掩护下逃出希腊，希腊联军取得了反侵略战争胜利。

与之相近的历史时期里，我国春秋时期的鲁国也曾不畏强敌，官民团结一体，抗击侵略，誓死捍卫自己国家的安全与领土完整。

春秋时期鲁国抗击外国侵略比较有名的战斗或战役，除了前面提及的长勺之战、龙乡城之战以外，还有解成邑之围之战，齐鲁炊鼻之战，齐鲁曲阜城郊的郊之战，以及与龙乡城之战同年联合晋国、卫国对齐国的讨伐，与郊之战同年联合吴国也是对齐国的讨伐。

鲁襄公十五年（前558年）夏天，齐国因为与晋国关系破裂而出兵进攻与晋国友好的鲁国，包围成邑。成邑是鲁国孟孙氏封邑。成城的遗址尚存，在今泰安市宁阳县东庄镇北故城村南，西傍故城河，为一边长均在两华里左右的正方形城池。现附近立有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碑牌。其北与前述鲁国龙乡城隔柴汶河相望，两地距离二十余里。虽然是一私邑，但当时鲁侯曾亲率军队前往解救。齐军退走之后，鲁国随即由季孙宿、叔孙豹率师为成城建立了外城以加强防守。

次年秋天，齐国军队又前来进攻成邑，这次是被成邑的封主孟庄子自己帅领武装所赶跑，而并未动用鲁国的其他武装。《左氏春秋·襄公十六年（前557年）年》中记道：“秋，齐侯围成，孟孺子速徼之。齐侯曰：‘是好勇，去之以为之名。’速遂塞海径而还。”

以上话语翻译成现代语言即：“秋天齐灵公来进攻成邑，成邑宗主孟孺子速立即率领武装前往阻击，来势凶猛。齐侯见此情况后说：‘孟孺子这个人不怕死，我们撤退，也让他落个勇敢的名。’孟孺子在齐国军队离开之后堵塞附近的道路海径而回。”

这里的孟孺子速即鲁国孟孙氏的第五代宗主孟孙速，死后谥曰庄子。因此，又称作孟庄子。其人不但如齐侯所讲的好勇，而且还孝。《论语·子张》中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就是指的他。

此外，孟孙速还是个懂得音乐、会弹琴的人。《左氏春秋·襄公十八年》中记载：同年，他率领鲁国军队参加了以晋国国卿中行献子荀偃为统帅的晋、鲁、卫联军对齐灵公的平阴战役，当联军一路追击齐军追到齐国都城的西门雍门时，“孟庄子斩其橁以为公琴”。橁是椿树的一种，木质硬而细密，适合做琴，但其此举似乎还有深意在其中。

由孟孙速这里的令敌人丧胆地拼死捍卫自己封邑之事，笔者想到了鲁国当时的另一此类事情，以及想到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家岩仓具视的有关论点，还有贺卫方的有关评论。

前487年，吴国军队前来进攻，吴王已经到了鲁国近郊地区庚宗（今曲阜以东的泗水县境），鲁大夫微虎曾计划用自己的属徒对之实行斩首行动，吓得吴王“一夕三迁”，最后同意两国讲和。《左氏春秋·哀公八年》载：“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及稷门内，或为季孙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闻之，一夕三迁。”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即：“吴军进到泗水地区时，鲁大夫微虎气愤至极，计划夜里袭击吴王住处。他把自己的私人武装七百人集中起来进行体能测试，最后挑选了三百人，其中有孔子的著名弟子有若。当队伍行进到曲阜城南的稷门里边时，有人对季康子说：‘这样的行动对吴军构不成大的损害，我们反而会许多优秀人才牺牲，不如停止。’于是停止。吴王听了之后吓得一个晚上换了三个住的地方。”

岩仓具视曾有中国鸦片战争所以失败，是实行郡县制导致了我国士气衰颓所致的说法。对于岩仓氏的此观点，贺卫方表示赞同。贺曾在其微博中写道：“秦废封建，置郡县，将全国划分郡县以朝廷命官治之。初衷追求统一，后果则是消灭了地方自治共同体的成长空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官员们既无封建契约纽带令其忠于地方，皇帝亦无力全方位监控，统一帝国遂成为一盘散沙。岩仓具视叹鸦片战争中国之败盖因郡县制令士气衰颓（有其道理）。”[16]

另外，前面《左氏春秋》引文中讲到的海径，这里也有必要说明一下。以前的注者江永将其定在胶东的诸城，甚误。其他的，段玉裁说它是一山在两川之间，也欠准确。当年孟孙氏的成邑面积较大，它西部统辖到现在宁阳县罡城镇，在此整个大汶河以南的地界上，均一马平川，其中并没有山。而海径，它当指的是该地区内中部偏北，两片大的水面之间的一条平路。

考察得知，其具体位置在今宁阳县磁窑镇北面稍西，北边隔大汶河与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驻地相距10余里，南距宁阳与曲阜间西部界山石门山的石门山口30里，正好在现在泰安通往曲阜的104国道上。现在，附近还有前海子与后海子两个大的自然村落，以及名字也叫前海子与后海子的两片大的洼地。它们虽然名字是前后之分，实际上是东西排列。前海子村在后海子村的西面稍南，而洼地前海子又在前海子村的西面稍南。稍有不同的是后海子村在前海子村的东面稍北，但大洼地后海子在后海子村的东南方向。在古代，大的水面就叫海子。实地考察时，当地上了年纪的人讲，两个海子村都是以地而命名，所谓的先有“两海子，后有俩海子村”是也。当地人另外告知，以前两个海子里都有水并且常年不干，没有了水只是近来十几年间的事。

齐鲁炊鼻之战发生于前516年，战场也是在孟孙氏封邑成的地界。

炊鼻之战爆发的前一年，鲁昭公因灭季氏不成而出奔齐国，此事也前已提及。就像俄罗斯总统普京2014年的利用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出逃到莫斯科之后，他利用此事肢解乌克兰、强占了原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一样，齐国当时也借此挑起了对鲁战争，大军直奔鲁国的北部边境而来。

孟孙氏成邑当时的主管是成大夫公孙朝。他便主动与当时主持鲁国大政的季平子商定，先用自己所管辖的成邑诈降，来引诱麻痹齐军，然后鲁国大军聚集，在该地区对齐军进行勇猛沉重的打击。结果，战斗按照公孙朝所设想的进行，最后取得了胜利。

《左氏春秋·昭公二十六》中对该战斗的具体记载是，战斗正式开始之前，“成大夫公孙朝谓平子曰：‘有都，以卫国也，请我受师。’许之。请纳质，弗许，曰：‘信女，足矣。’告于齐师曰：‘孟氏，鲁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请息肩于齐。’齐人围成。成人伐齐师之饮马于淄者，曰：‘将以压众。’鲁成备而后告曰：‘不胜众。’”；战斗的具体经过是，“师及齐师战于炊鼻。齐子渊捷（字子车）从泄声子（野泄、谥声子），射之，中盾瓦，繇朐汰轴，匕入者三寸。声子射其马，斩鞅，殪。改驾，人以为駿戾也，而助之。子车曰：‘齐人也。’将击子车，子车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车曰：‘众可惧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带从野泄，叱之。泄曰：‘军无私怒，报乃私也，将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竖射陈武子（齐国田氏宗主、字子疆），中手。失弓而骂。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鬓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无奈亢诸？’对曰：‘谓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为颜鸣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颜鸣去之。苑子之御曰：‘视下！’顾。苑子拂林雍，断其足，鑋而乘于他车以归。颜鸣三入齐师，呼曰：‘林雍乘！’”

以上的两段话语，翻成现代语言即：“战役之前成大夫公孙朝主动对当时鲁国主政的季平子说：‘建设都邑就是为了保卫国家的，请让我们把齐军引到成城方向来，把他们打败。’季平子同意了。公孙朝又说：‘为了让您相信我们，给你留下人质吧。’季平子不同意，说：‘不用，相信你就是了。’公孙朝于是便送信给齐军说：‘成邑作为鲁国破落户孟孙氏的封地被剥削的太重了，我们现在想投降你们，获得休息的机会。’齐国军队相信了，向该方向开进。但是当他们的人靠近，饮马于成城北面的柴汶河时，成邑的武装却不让靠近，袭击他们。齐军问是什么原因时，公孙朝说：‘是为了迷惑自己部下，不让部下知道自己准备投降的事。’在鲁国军队做好了充分之后，他便告知齐军说：‘不投降了，大家不同意。’”；“鲁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展开决战的地方叫炊鼻。战斗进行的非常激烈，齐国军队凶狠，并有高层亲自参与搏杀，鲁国军队则同仇敌忾，勇猛顽强。交战中齐顷公之孙子渊捷在追赶鲁国大夫野泄时一箭射穿了野泄的盾牌，然后箭头又进入车的轴部三寸。野泄则射对方的马，箭射在马脖子部厚的皮套子上之后，还把马射死了。子渊捷换马车时，鲁国士兵以为是季氏司马駿戾来，前来帮助。子渊捷说：‘我是齐国人。’鲁国士兵听后便马上对之进行攻击。当子渊捷射死了一名鲁国士兵，负责驾车的御手说再继续射时，他说：‘鲁国士兵非常可怕，不可再激怒他们了。’齐军上下都粗野的很，齐国大夫子囊带在前来对付鲁大夫野泄时大声叫骂。野泄警告说：‘两军对战不是私人打架，不要骂人。否则我也骂你。’子囊带不听、继续骂，野泄便与之对骂起来。季氏家臣冉竖在战斗中射中了齐国田氏第六代宗主田成子的手，田成子手中的弓掉落了，他也骂人。冉竖后来与季平子讲：‘有一个看上去很有身份的人，白脸黑发浓眉，很会骂人。’季平子说：‘此人肯定是田氏宗主田成子。你与他对骂了没有？’冉竖说：‘那么有地位的人，我哪敢与他对骂？’鲁国勇士颜鸣和林雍在战斗中产生了矛盾，林雍不再给颜鸣当车右，下了战车。齐国大夫苑何忌发现后过来割去了林雍的耳朵。这时颜鸣已经远去，苑何忌的驾车人便提醒苑说：‘看他下面。’苑便回来又砍掉了林雍的脚。林雍后来是蹦着乘上别的战车回来的。在林雍未回来之前，颜鸣并未因其与自己此前有过不愉快而弃之不管，曾三次呼喊着‘林雍快来乘车’，而冲入齐军寻找他。”

以上这场激战的战场炊鼻，《左氏春秋》以前的注者均未注出。根据以上记述而实地考察得知，它就在成城遗址西北八华里处，北面距柴汶河约两华里，具体地点在今宁阳县华丰镇南粱父村与胜天庄村之间。原来为一人鼻状、深灰色石灰岩小山。与当时鲁国再北面博邑附近的石灰岩小山龟山一样，已被近人长期采石而炸掉，仅存遗迹。现附近除了有大面积的石灰岩岩石裸露于地表之外，还有些废弃了的石灰窑。不用说，以前人们在此生产石灰，就是用的该山山石。访问附近上了年纪的村民，告知说此地以前确实有过东西长约里许的黑灰色石头小埠（小山头），但不知其名字。清人聂剑光在《泰山道里记》中曾这样记道：“大汶口东南三十里为粱父山，平衍突出……诸葛亮幼从父为粱父尉，父卒后徙居南阳，好为梁父吟，谓此也。今其村称为粱父云。”[17] 则此炊鼻小山，即聂氏所言之粱父山。

要之，宁阳县南粱父村附近隔柴汶河，以北虽然也有两个村庄，一个叫东粱父，一个叫西粱父，但那里皆是平畴田园。去年冬季里笔者驱车前往考察时，看到的是到处都是其中种着西红柿的蔬菜大棚。东粱父村与西粱父村在行政上不隶属宁阳县华丰镇。它们在行政上与前述阳关邑和龙乡城一样，现在均隶属泰安市岱岳区房村镇。

这里另外顺便提及，鲁国当年博邑附近的龟山，聂剑光在《泰山道里记》中也有记述。其中写道：泰安“城东南二十二里，有横埠状类龟，埠北之田曰龟阴。按《水经注》：‘博县北有龟山，山北即龟阴之田。’《春秋》定公十年，齐人来归龟阴之田是也。”[18] 聂这里讲的龟山，具体位置在今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桂林村。笔者此处也实地考察过，它比以上讲的炊鼻破坏得更严重，现在只有一大的石坑残存了。

鲁国与齐国的曲阜城郊之战发生于前484年。《左氏春秋·哀公十一年》中记道：同年春，“国书、高无平帅师伐我，季孙谓其宰冉求曰：‘齐师在清，必鲁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从公御诸竟。’季孙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间。’季孙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则君无出。一子帅师，背城而战，不属者，非鲁人也。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子何患焉？……’季孙使从于朝，俟于党氏之沟。武叔呼尔问战焉。对曰：‘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懿子强问之，对曰：‘小人虑才而言，量力而共也。’武叔曰：‘是谓我不成丈夫也。’退而搜乘。孟孺子泄帅右师，颜羽御，邴泄为右。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樊迟为右。季孙曰：‘须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门之外。五日，右师从之。公叔务人（公为，昭公之子）见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谋，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

该书同处对该战役的具体记述则为：“师及齐师战于郊。齐师自稷曲，师不逾沟。樊迟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请三刻而逾之。’如之，众从之。师入齐军。右师奔，齐人从之。陈驩、陈莊涉泗。孟之侧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谁不如？’曰：‘然则止乎？’不狃曰：‘恶贤？’徐步而死。师获甲首八十，齐人不能师。宵谍曰：‘齐人遁。冉有请从之三，季氏弗许。’……公为与其嬖童汪锜乘，皆死，皆殡。”

以上两段话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即：“前484年春，齐国军队由将领国书、高无平率领在清（今济南市长清区境）集结，季孙宗主季康子获知情报后便与其家臣冉求商量对策说：‘齐军在清集结，一定是前来进攻我们，怎么办？’冉求回道：‘你们孟孙、叔孙、季孙三位，一位留守，两位跟随鲁君去边境防守。’季康子说力量不行，不能那样。冉求说，‘那就在国内近郊地区打击敌人。’季康子同意这样做，但与孟孙何忌和叔孙州仇商量时，二位未置可否。冉求便对季康子说：‘如果他们不同意，那就不让国君出去。您一个人率师，背靠城池而战，不参战者，不算鲁国人。鲁国各家的战车比齐国的战车要多，就是您一家的，也多于他们，您犹豫什么？……’季康子带领冉求朝见鲁君后，他的部队驻守在鲁侯朝宫附近的党氏沟地区。期间叔孙州仇前来问仗如何打时，冉求回答说：‘你们有身份的人都有长远考虑，我怎么知道？’孟孙何忌接着逼问时，冉求含有讥讽对方之意地说：‘本人是小人，只能量材做器，量力而行。’叔孙州仇听后说，‘冉求这是在讽刺我不敢面对强敌啊。’回去以后检阅自己所属的战车兵，准备抗敌。鲁国军队分成右、左两军对敌。右军由孟孙何忌的儿子孟孺子泄率领。颜羽担任驾驶孟孺子战车的御手，邴泄担任保证孟孺子战车安全行驶的车右。冉求率领左军，管周父担任驾驶冉求战车的御手，孔子学生樊迟担任保证冉求战车安全行驶的车右。樊迟当时才刚过二十，季康子看了后对冉求说，‘换换吧，他太年轻了。’冉求说：‘不用。他虽然年轻，但能服从命令。’季氏的部队集中了七千甲士，还有冉有从武城带来的三百名徒卒，老者与年幼的守卫鲁宫，部署在曲阜城的南门一带。五天的时间里，鲁国军队的右军也全部到齐。看到这种同仇敌忾的情景，以前出走君主鲁昭公之子公叔务人感动得哭了，说：‘我以前说过鲁国的坏话，说它徭役多，赋税重，主政的无能，士没有必死之心，国家没有希望。既然说过这些了，我自己就要努力做到！’”；“鲁军与齐军战于郊地。齐军自稷曲方向而来，鲁军这时还在党氏沟后面不发起进攻。樊迟对冉求说：‘不是不能打败齐军，是大家对你还未完全相信，请重申号令，冲过沟去。’按照樊迟说的，在主帅冉求重申了作战纪律之后，大家跨过党氏沟，一起向齐军冲了过去。期间，孟孺子泄率领的右军一度被齐军打败。齐大夫陈驩、陈莊追赶右军，一度追过泗河。鲁大夫孟之侧沉着对敌，自己走在败阵队伍的后面殿后，后来对人说起时称：‘在后面的原因是马走不快。’军官林不狃同伍的人问：‘走不走？’林不狃说：‘谁不知道走？’此人又问：‘那么是停下来吗？’由于右军退却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林不狃答曰：‘停下来抵抗就更好吗？’林不狃在缓慢后退时被杀。冉求所帅左师在此次战斗中共杀死敌人甲士八十，齐军溃不成军。夜里侦查人员报告说，齐军已经逃跑。冉求请求追击，季康子没有允许。……战前被人们同仇敌忾情景而感动哭了的公叔务人当时是在右军参战，与他的爱童汪锜一起，战死在一辆战车上。战后，都被隆重安葬。”

上面提到，鲁国军队的右师在战斗中一度后退，鲁大夫孟之侧在后退时殿后，表现沉稳。对此，孔子曾给予赞扬。《论语·雍也》中记述道：“子曰：‘孟之反（即孟之侧）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此话翻译成现代汉语为：孔子赞扬说，“鲁大夫孟之侧这个人不自夸。军队后退时不怕危险，负责殿后。快到城门有人夸他负责殿后勇敢时，他说：‘不是有意在后面的，是马走不快。’”

对于公叔务人所喜爱年轻人汪锜的在此战斗中战死，以及学生冉求在此战斗中所发挥的作用，孔子也曾给予高度评价。对于汪锜，《左氏春秋》在同年中记道：“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对于冉求，该书同年中则记道：“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孔子曰：‘义也。’”由孔子这里的充分肯定冉有的军队武器装备改革，想到，本人以前常讲孔子包括政治体制在内，在许多方面是个向后看的人，看来并不全对。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讲“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有其道理。

这场鲁国军队打败入侵齐军的战斗，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这样的记述：“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这里的年份与地点均有误。上溯计算司马迁所说年份，是在鲁哀公八年，而此年并未有冉有参与的鲁国与齐国作战。这里的郎，则明显是郊字的误写。结合上述《左氏春秋》中关于该战斗的较详细记述，考之于曲阜附近的实地，则此次战斗具体地点在今曲阜市西北部的姚村镇地界。或许，郊之战就是姚村之战，这里古今都是兵家相争的战地。

现代国际政治学与战略学的研究表明，外交是一国国力的重要构成，则春秋时代鲁国已早谙知此道，曾几次使用外交手段使敌对的齐国受到重创。

前面已提及的前589年联合晋国、卫国对齐国的作战，具体经过是，龙乡城之战鲁国受到重创之后，派其外交家臧宣叔“如晋乞师”，说服了晋国同意出兵相助。晋军的领兵主帅是身残但志壮的正卿郤献子郤克。

鲁军在季文子率领下与晋军、卫军联合后，从卫邑莘一路东向追击齐军，于同年六月十六日进至靡笄山下（今济南市南之千佛山）。次日，因此地附近全是丘陵不便车战，晋鲁卫联军又稍回向西，在鞍山（今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风景区内之马鞍山）之前布阵。随后，晋鲁卫联军与齐军的大战便在马鞍山与今济南市大明湖之间十余里的地界上展开。

齐国原来的后退，本来是有诱敌深入之意的。齐顷公在此次开战前曾夸下必胜的海口，要“灭此朝食”；齐战将高固则在正式的战斗打响之前用石头击伤一晋军，将其俘获上战车，回来之后又战车上系上桑树根，在自己的营垒之前巡行高叫“余勇可贾”。《左氏春秋》一书中记述的他们的原话分别是：“余姑剪灭此而朝食”；“欲勇者賈余余勇。”

但是，此次战斗开始后不久，齐军就败下阵来。抵挡不住联军的凌厉攻势，被追得绕华不注山转了三圈。《左氏春秋》中的原话是，“逐之，三周华不注。”华不注山即现在济南市东北二十里处菜园庄附近小的山丘华山，本人大学时代听了老师“鞍之战”古文讲解之后，为了亲临古战场其境体验而攀登过，则齐军此时已被晋鲁卫联军从原战场开打处逐出了四十里。

齐军后退过程中，统帅齐顷公战车的偏马被华泉附近的大树绊住了，动弹不得。恰好，晋军将领韩厥也追到了跟前。眼看着就要被韩厥俘虏了，齐顷公的车右逢丑父灵机一动，以主子的口气让齐顷公下车去附近的华泉里取水，自装齐王。

逢丑父冒充齐王被俘后，齐顷公才得以脱身，逃回临淄。晋国军队东进至齐国腹地马陉（今青州市西南之马山）后，齐国被迫求和，于同年七月归还了齐鲁龙乡城之战中侵占的鲁国北部领土汶阳田。

前面已提及的前484年联合吴国对齐国的作战，据《左氏春秋·哀公十一年》的记载，具体经过是，郊之战之后的同年夏天，鲁国通过外交努力争取到了吴国出兵援助，组成联军联合讨伐齐国。

战役开始后，同年五月，吴鲁联军收复鲁国失地博邑（在鲁阳关邑以北二十里牟汶河右岸，城址尚存，村名旧县，今属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五月二十五日到达嬴邑（故城在今莱芜市西北的羊里镇城子县村）。五月二十七日，吴鲁联军与齐军的大战在艾陵（今莱芜市苗山镇以东常庄地区）爆发，联军最后获得胜利。

战斗结束之后，吴王夫差把俘虏的齐军高级将领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以及战利品革车八百辆、甲首3000等，献于鲁哀公。其中，所献战俘国书，就是齐国同年春天发动侵略鲁国的郊之战的主帅。

与此次战斗有关的两件事在此值得一提：一是该战斗开始以前，吴王夫差看见了鲁军将领叔孙州仇，问他担任的什么职务，答曰司马。夫差便以铠甲和宝剑相赠，并且勉励他说：“要完成你们君主交给你的任务。”叔孙州仇不能回答。正好孔子的弟子子贡在旁边，替他回答说：“州仇坚决听从您的指挥”，并替州仇对夫差表示感谢。二是当吴王夫差把俘获的齐军将领国书献给鲁哀公之后，鲁哀公曾将其斩首，并让大史固把国书的头颅放在一个新的篮子里，回敬给夫差。国书头颅下面铺的是黑色丝绸，上面还系了个组带，组带上写了“上天如果看不到此人那些不正当行为的话，怎么会使下国获胜？”《左氏春秋·哀公十一年》中两处的原话分别是“州仇奉甲从君”；“天若不识不衷，何以使下国？”

五、鲁国其他的几个特点

除了以上所述诸项之外，春秋时期鲁国的以下几点也值得在此加以论列，其中包括了他们的讲究法治，他们的决定事情比较民主，他们的卿大夫们为官清正廉洁，以及他们的比较重视科学技术等。尽管在程度上有差别，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也与当年雅典的做法十分相似。

中国晚清以前无法治。中国近代意义的法治思想、法治文本与司法实践是近代才从西方引进的无疑。但是，秦代之前的中国是有与西方近代法治相近的法治思想、法治文本与司法实践的，尤其是春秋时期的鲁国。这与我们前述的当时的鲁国有与之相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以及有社会契约与权利主体等存在，有关。

当时的鲁国，在此方面有三个比较显著的实例：一是其君主主要是公平断狱，有相争双方仲裁人的角色；二是卿大夫们之间也可以通过打官司来处理双方之间的矛盾与争执；三是鲁国建有象魏，象魏是保存法典、公布法令的地方。

关于这里第一点的实例，有前已提及的《左氏春秋·庄公十年》中所记长勺之战前鲁庄公的“大小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之语可以为证。

第二点的实例，《左氏春秋·昭公十二年》中记曰：“昭子朝，而命吏曰：‘诺将与季氏讼，书辞无颇。’”这句话翻成现代汉语即：“叔孙昭子上朝后对有关的吏员说：‘我叔孙诺准备与季氏打官司，诉状要写的圆满些。’”

第三点的实例，鲁国朝宫雉门附近有建筑物象魏。象魏是专门用来保存鲁国法典，即鲁国“旧章”的地方。同时，象魏也是向国人公布法律法令的场所。《左氏春秋·哀公三年》记载，鲁宫大火时，“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这里的象魏，东汉经学家服虔注曰：“当时象魏悬挂法令使万民知晓之处，因名法令亦曰象魏，即旧章也。”

关于鲁国当时的军政之事要民主决策，此点除了我们前述的它的卿大夫会议能决定军国大事，以及其国人（乡人）能与会参与国家与地方的军政大事决策之外，其卿大夫会议也有否决权利；主政者用人不耻下问、请教高人；被用之人敢于直面否决主政者，也是其政治民主的表现。

《左氏春秋·哀公七年》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季康子欲伐邾，乃郷大夫以谋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将焉保？’孟孙曰：‘二三子以为如何？恶贤而逆之？’对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鲁德如邾，而以众加之，可乎？’不乐而出。”以上话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即：“季康子想要攻打邾国，就设享礼招待大夫们来一起商量。大夫子服何说：‘小国用来事奉大国的，是信；大国用来保护小国的，是仁。违背大国，这是不信，攻打小国，这是不仁。百姓由城邑来保护，城邑由德行来保护。丢掉了信和仁两种德行，就危险了，我们还凭借什么？’孟孙何忌说：‘各位意见如何？哪一种意见好我就采纳哪种。’大夫们回答说：‘大禹在涂山会合诸侯，拿着玉帛的有一万个国家。现在还存在的，没有几十个了，就是因为大国不养育小国，小国不事奉大国。明知必有危险，为什么不说？鲁国的德行和邾国一样，用大兵来施加压力，对吗？’大家不欢而散。”

《论语·雍也》中记载：“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欤？’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欤？’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欤？’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另外，该书同处中还记载：“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我必在汶上矣。’”

以上两段话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即：“季康子向孔子请教，问：‘仲由，可以让他主持政事吗？’孔子回道：‘仲由这个人做事果敢，让他主政有什么不可以的？’又问：‘端木赐，可以吗？’孔子回道：‘端木赐这个人通达事理，让他主持政事有什么不可以的？’再问：‘冉求，可以吗？’孔子回道：‘冉求这个人多才多艺，让他主持政事有什么不可以的？’”；“当季康子派人请闵子骞出山去做费邑宰时，闵子骞对来人说：‘坚决为我辞掉！如果再来对我讲这事，我就到汶河以北去，不再在鲁国了。’”从孔子、闵子骞以上对季康子讲话的态度和语气来看，他们倒像是当代美国选民与其总统对话时的态度和语气，平等而无拘束。

关于他们当政者的为官清正廉洁，《左氏春秋·襄公五年》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同年冬“季文子卒。大夫入殓，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为忠乎？’”

以上话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即：“鲁国正卿季孙行父去世。按照礼仪，大夫人敛时鲁公要在场。家臣要准备器物作为葬具。看到的是，他家里没有穿丝绸的妾，没有吃粮食的马，没有收藏铜器玉器，一切用具没有重复。有君子知道了季文子对公室的忠之后说：‘辅佐了三位国君而没有私人积蓄，难道不是忠吗？’”要之，此处的君子之言，实际上是讲的季文子忠于国家、忠于国家正卿的职守，而不是作为虚君制之下的一位鲁君或几位鲁君。

关于鲁国当年的重视科学技术，此点也是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季氏曾重用善于革新兵器的冉求并取得了郊之战的战斗胜利之外，另有事实可以加以证明。季武子与其所属大夫申丰，二人曾一起讨论防雹与贮冰防病防灾等问题。虽然与相近时代的雅典人一样，其中有宗教迷信的成分，但也包含有不少科学知识与科学思想。

《左氏春秋·昭公四年》关于此事的记载如下：“大雨雹。季武子问于申丰曰：‘雹可御乎？’对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觌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穷谷，固阴冱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宾食丧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牲、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其出入也时。食肉之禄，冰皆与焉。大夫命妇，丧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献羔而启之，公始用之。火出而毕赋。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夫冰以风壮，而以风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遍，则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雷不出震，无灾霜雹，疠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风不越而杀，雷不发而震。雹之为灾，谁能御之？”

以上话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即：“天在下大雨并伴有冰雹。季孙宿便问：‘能否不让天下冰雹？’申丰回答说：‘圣人在上，没有冰雹。即使有也成不了灾。与之有某种关联的一个事情，我可以对您讲一下。在古代，太阳在虚宿和危宿的位置上时（夏历十二月）藏冰，昴宿和毕宿在早晨出现时（夏历来年的四月）开始取冰。所藏之冰取之于深山穷谷，凝聚着寒气。冰取出来之后，用之于朝廷上士大夫们的迎宾、用膳、丧事、祭祀。藏冰的时候，用黑色公羊和黑色黍子来祭祀司寒之神。取冰的时候，门上挂上桃木弓、荆棘箭，来消灾。冰的收藏与取出都按时令。凡是禄位足以吃肉的官吏，都有资格用。大夫、命妇死后要用冰洗擦身体。祭祀司寒之神之后而收藏，奉献羔羊祭祖之后打开冰室。国君最先使用。大火星出现时而分配完毕。大夫命妇以至于老病者，都能分到。藏冰时，山人在深山中凿冰，县鄙之人负责长途的运输，舆人负责近处搬运，隶人负责收藏。冰因风而坚固，也因风而取出使用，它的收藏周密，它的使用普遍。普遍的藏冰用冰了，会冬无暖冬，夏无阴寒，春天没有凄风，秋天没有苦雨，雷鸣不伤人，霜雹不成灾，瘟疫不流行，百姓不死于传染病。现在河川池塘里的冰弃之而不用，风不散而草木凋零，雷不鸣而人畜伤亡，冰雹成灾，谁能够防止它？”

另外，季武子父亲季文子的做事与思想方法，在此也值得一提。季文子凡事三思而后行。对之，季文子去世十八年后出生、作为隔代后辈的孔子知道后很是赞赏。他并且认为在季文子做法的基础上，还可以再进一步。《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思可也。’”

六 余论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英国是一披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综上所述，则我国春秋时期的鲁国既实行虚君君主制，又有卿大夫会议决定军国大事，并且其国人（乡人）也得以部分地参政议政，与之相同，也是一披着君主制外衣的贵族主政的共和国。

实际上，对于有关的历史，与本人相近的学术观点，我国学术界以前已经有多人提出过，只是未引起更多人的重视而已。比如，梁启超1899年在我们前已提及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中讲到：“中国周代国体，与欧洲希腊国体，其相同之点最多……周之一代，纯为贵族政治，在周则有周召单刘，在齐则有国高，在鲁则有三桓，在郑则有七穆，在晋则有乐郤胥原范荀，在楚则有昭屈景，皆相持一国之权，欧洲人所谓少数共和政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日知先生曾在《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一文中讲，“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中国），那时既没有统一的帝国，也没有专制制度的国家。”[19] 与此同时，笔者大学时代的中国先秦史老师徐鸿修先生则在文章《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进一步指出，我国周代是一带有贵族共和国色彩的贵族专制政体。[20]

徐先生的文章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反响之时，也正是本人当他学生之际。不知是否真实，对于徐先生的该文章，当时的师生间相传着，连中共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也发话给予了肯定，讲什么是一篇真正的博士论文。徐先生当时已是奔六十之人，本人虽然对胡肯定先生文章的态度表示赞赏，但对其 “是一篇真正的博士论文”的“赞语”则心里一直觉得别扭。曾想，难道胡认为徐先生是位年轻新人？另外，胡是在为了显示自己的高雅有意使用时髦名词？那个时候，大陆才刚刚开始试着培养博士而还没有培养出来，不像现在，博士成批的制造出来，水平已水的不能再水。

在此顺便提及，胡用“一篇真正的博士论文”赞扬徐先生上述文章之时，也正是大陆当局试图在大学里搞一点民主竞选之际。记得，当时北京有刘少奇的儿子刘源等人在大学里竞选北京市的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当时也有一位历史系刘姓的高年级同学站出来竞选济南市的人大代表。

总之，我国近代知名史学家夏曾佑说“中国之有周人，犹泰西人之有希腊”，正确。只是，其该话语的部分稍加改动，改作“中国之有春秋时代之鲁国，犹泰西之有古典时代之雅典”，更为贴切。

另外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左氏春秋》，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的说法不确。《左氏春秋》是一部独立的史书。二者虽然在内容上有一定关联，但著史主旨却相去甚远。《春秋》是王权主义和极端道德主义的史观，而《左氏春秋》有虚君君主制思想与自然道德主义的倾向。此点，其中充分肯定了包括季氏在内的鲁国各公族保卫与治理国家的丰功伟绩，以及其中秉笔直书了齐襄公与其妹妹文姜通、季康子妹妹季姬与其叔父季鲂侯通等，便是明证。[21]总之，本文一开始时提到过，西汉哀帝时的今文家说《左氏春秋》不传孔子之《春秋》，该说法有其道理。

注释：

[1]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前言第26页。

[3] 魏收：《魏书》卷九十一《江氏传》。

[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前言第25页。

[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62-1463页。

[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95页。

[7] 《泰安区域文化通览·新泰市卷》，泰山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页。

[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86页。

[9]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61页。

[1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第四册第62页。

[11] 白寿彝：《悼念顾颉刚先生》，《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1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58页。

[13] 日知：《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民主政治》，《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14] 聂剑光：《泰山道里记》，舟子等点校，山东友谊书社1987年版，第51页。

[15] 泰安市泰山区、郊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泰安市志》，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664页。

[16] 贺卫方：《封建制与郡县制》，贺卫方新浪微博2013年12月19日。

[17] 聂剑光：《泰山道里记》，舟子等点校，山东友谊书社1987年版，第45页。

[18] 聂剑光：《泰山道里记》，舟子等点校，山东友谊书社1987年版，第46页。

[19] 日知：《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20] 徐鸿修：《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21] 分别见《左氏春秋》桓公十八年、哀公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