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激进化：经济危机时代的发展探索
在目前被称为“中国崛起”的这个发展阶段，其实依旧是“今天的你我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1933年的生产过剩性危机。而危机之所以尚未发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于中国在秦朝时就完成了至今为欧洲人所渴望的大一统。一个庞大的大陆型国家，可以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遭遇生产过剩之初，国家提出“两纵三横”、“五纵七横”的思路所在。乃至于今天的“一带一路”，成立亚洲投资银行，把过剩化的工业化大生产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甚至是中亚、西亚的基本建设，也都是源于这一思路。
这一思路颇似当年的罗斯福新政中的新国家主义。从1998年遭遇生产过剩，到现在15年间，国家大约已经投进去了15—20万亿。台湾或韩国因为幅员狭窄，没有办法再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自身的基本建设，就只能向大陆转移。大陆吸纳了各种各样其他小经济体的生产过剩，由此继续维持了15年。
而下一步继续维持的办法就是城镇化，把几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人为扩大城市这个巨大的资本载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发展战略。
问题在于，生产过剩在西方最终造就经济大危机，并走向战争。二战把所有生产过剩型的国家在欧洲这个小小的半岛型大陆上所形成的生产能力摧毁了，而二战的胜利者，恰恰是具有幅员辽阔的大陆这一优势的国家：美国和苏联。此后形成了双寡头地缘政治垄断的冷战秩序，这一框架到今天仍然被我们的整个思想理论界延续着，很难突破。
即使你用冷战意识形态和后冷战意识形态对上世纪下半期的历史做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往后我们还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吗？不能。因为前面是金融化的汪洋大海。
金融具有流动性，并派生出集中性和短期性。这一“新三性”和当年的资本主义批判者们所提出的“老三性”寄生性而导致腐朽性和垂死性相一致。金融资本可以在0.6秒之间完成结算，每一笔金融虚拟资本的网上交易都可以以毫秒计算。它高流动性的特点导致任何实体经济、资源经济、自然经济，都在它面前败下阵来——因为你耗时太长，再短的实体经济也是漫长的。
在我们走向生产过剩这个阶段，最后摸到的石头是罗斯福新政。二战之后，美国占有全球60%以上的黄金，可以发行全球货币。而中国有条件走金融化所主导的全球化吗？看看亚洲，无论是韩国、日本，还是我们的兄弟台湾，没有一个能走得进去。
亚洲是一个原住民大陆。西方在推进殖民化的时，在亚洲只殖民化了一些小经济体，亚洲完全被殖民化的只有菲律宾一家，被殖民了400年。日本至今是百分之百的原住民，整个朝鲜半岛是百分之百的单一民族。中国、印度、南亚次大陆都是原著民。美国、澳大利亚的原著民人口不到5%，才能建立起所谓的现代制度。各位年轻的朋友，我们这代人做梦，好不容易算到了梦醒时分，你们不要沿着我们的梦魇之路走下去了。摸着石头过河，摸到现在，如何应对全球化与金融化？少数精英朋友们已经兜里装着绿卡，把老婆孩子全送出去，他们是裸商、裸官、裸教授。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把自己送出去的，留下来的人怎么办？
因此，在这百年的激进化过程中，有些不那么激进的人试图走一条另类的路——伴生着中国形成国家主权的过程的百年乡建。
1950年代以前，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完全没有治理能力的、被破坏的传统大陆国家，1950年以后则是一个通过三次土地战争后，相对而言没有严重负外部性的主权国家。
什么是主权国家的负外部性？发展中国家深陷发展瓶颈无法自拔，往往因为其大多数国家在形成主权时候都是交易形成，导致维持主权的经济资源被跨国公司占有。这个负外部性使维持主权的成本是一个交易过程，支持所谓现代政体的议会、总统制、国防军制、高等教育西方制等东西都是高成本的。如今大多数被作为案例的现代发展中国家，三分之一以上财政是宗主国给的，不给就垮，而给的条件就是听话。因此，多数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爬不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形成主权时没有经过惨烈的革命。而中国经过革命之后，他的主权曾经一度是去外部性的。
百年的乡村建设，正是激进斗争史之外的救国实践。清末民初，传统国家政权解体，而民国试图照搬西方国家政权尚不能成立的阶段，礼崩乐坏，乡村社会一片衰败。同时期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等自上而下的救国思潮。而主张平民化的乡村建设恰恰是自下而上，在国博的“复兴之路”展览中，它被归为“其他救国实践”。
自清末民初至今，历史上大约有三次乡村建设：
第一次是官民合作，1904年清末起于河北的定县翟城村，世遭逢乱而有乡绅维护自治；兴于1920年代，军阀混战、地方割据的情况下，弱势中央默认地方割据势力邀请社会力量化解乡治缺失；衰于政府力推的保甲制度转为劣绅化和1937年的日本侵略。二战后民国政府又建设华西试验区，这是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建立的乡建实验。早期乡建派中，晏阳初流亡海外、卢作孚自杀、陶行知病逝、梁漱溟相当于右派，唯黄炎培幸免。
第二次是官方主导的乡村建设。1950年实现了和今天大包干一样的小农经济，而分散社会是无力抗御任何资本的剥夺。1949年建国时，经济上要搞的是民族资本主义，而到了1953年，要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从私人资本原始积累到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这个过程中，高度分散的小农，都有交易费用问题，因此形成由国家主导的乡土社会的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是必然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乡建派在做的事情，比如重庆的晏阳初拿着美元在做的，延安其实也在做。无外乎就是合作社为载体，实现乡村良治。所以延续到五十年代，民众已经被广泛动员，自然可以实现良治，这个世界上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全民实现动员的。你们注意，中国是妇女就业率全世界最高的，制度遗产导致我们今天妇女就业率仍然高达84%，全世界第一。其实无外乎就是因为当年你们的奶奶们参加了解放妇女的识字班。当一个可以无偿得到财产的革命被大多数小资们都接受的时候，大家就都被动员起来了。
1950年代形成的组织建设一直延续到70年代国家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基本完成。进入大生产之后，不再需要从农业提取积累，农村又恢复了大包干。纯从财产关系角度来说，毛和邓做的事情并没有本质差别。
第三次就是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以民间为主体的新一轮乡建运动。这个后面再讲，下面分析中国前两次乡建运动的历史背景与经验。
成本转移与乡村自治：乡建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清末洋务运动失败，民国民营经济失败，最后才转向四大家族。过量的工业化代价、城市化代价转移到乡土社会，破坏了乡土社会。传统乡村社会的乡绅无法再担任保护型经纪作用，从而导致劣绅化，因此才有诸多从乡村自治思路出发的乡建乡运动。民国年间的乡村建设有600多个团体，1000多个实验区，这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数字。
民国早期有一批政府官员认识到必须救民于水火，于是他们辞官回乡做乡建。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第一个是临时大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孙发绪，到定县发现了翟城村这个样板，在整个定县推广。在民国第三个年头，定县就成了村治模范县。在1904年，翟城村已经是一个2000人的村，如今是5000人的大村。2000人在西方已经相当于一个城市的规模，所以他实现的是一定范围内的在地化自治。
孙中山的秘书姓黄展云是国民党的福建省委书记，辞官不做，到福建长乐的营前村，兼并了周围两个村，将所有收益用于本地，做乡村自治。冯玉祥的副官也在河南信阳实现了村一级的自治，在这个三不管地区可算成功，但因为他得罪了当地兵府一家的势力，最后被暗杀了。
张謇早年的南通试验区，可称之为“县治的成功”；同理，卢作孚的北碚实验区，可称为“镇治的成功”，它是一个完全在地化的过程，把所有地区形成的所谓产业收益全都用于当地的社会福利建设、教育建设、基本建设等等；而梁漱溟在邹平的实验则是村治的成功，这是一个县-镇-村三级的治理实验。
黄展云在长乐所做的商业街，与我们今天的也很相似，只是他的收益留在当地，没有被资本所占有。今天我们很多地方政府搞办公大厅，多功能集成到一块，这个事梁漱溟30年代早就干了，他当年搞乡镇府合署办公，所有部门集中在一个办公室，别让老百姓跑那么多衙门。
沟口雄三先生有一句很著名的分析，解释民国年间的乡建和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制度建设，他说这虽然在中国是否存在阶级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毛和梁有对立。但在建立新中国的局面下，这两条道路却显现出由于两根稻草被捻成一根绳子般的协调。梁漱溟后来和毛泽东在合作社组织化向城市做多大的剩余贡献上，跟毛发生了冲突，但之前，在延安土改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对于建国如何维持一个不同于西方阶级社会的社会存在，梁漱溟曾经和毛泽东在延安有过彻夜长谈。
当年的乡建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留下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无法对外剥夺，只能对乡村进行剥夺，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摧毁了乡土社会。另外一是大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出现了白银外流，导致白银危机，民国政府不得不放弃银本位，改行法币制，使得经济从通货紧缩到了通货膨胀。加之1937年中日战争，导致中国把有限的贵金属全部跟美国换得军事援助，中国的通货膨胀持续到金圆券改革再次失败，整个中国金融垮台，政府意义上的现代化在1948年彻底失败。军队没有军饷，摧枯拉朽一般，被游击队方式的共产党夺取了政权。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获取政权之后都面临的是经济危机，导致革命产生的政权往往短命。中国怎么解决的呢？农民战争中的农民要的是什么？分地。于是88%的农民人口回家种地了，有吃有喝；新政权只管10%—12%的城里人就够了。小车挑担，就能把农产品剩余拿来养活那城市人口，9个人养活一个人有什么不能养的呢？恰恰不是现代化救的中国，是传统的乡土社会回归小农经济，救了1949年深陷危机的中国。
中国工业化进入新一轮工业化是1950年开始的，为了方便的从农村占有剩余，推进了农村的组织化。后来直到工业化完成，才对农村实现去组织化。50年代的改革是高度集体化的高度组织化，目的在于服务于国家工业资本，方便从农村提取剩余，成为了唯一依靠内部原始积累完成工业化的大型发展中国家。
完成了工业化最难过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中国形成了工业化大生产，进入了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外资导致严重外债，不还就导致国际关系破裂，还就陷入深重的经济危机。中国我们每次经济危机也都是向乡村转嫁，导致了三次上山下乡，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了4000多万不能就业的劳动力。到1980年以后，这些人得回来，城市又遭遇危机，待业青年总数也是4000万，接着又是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庞大的农村承载了危机代价，它是一个劳动力蓄水池。而城市是一个资本池，资本池的代价不由资本自己承担。这是中国成功的秘密之一。
1980年邓小平恢复了农户经济之后，农发组的故事其实就在讲是当年如何做组织创新的。到今天，中国又面临着分散农民再组织化、再制度化的问题。1950年代资本的力量尚不够强大，而今天以民间为主的乡村建设，不仅面对着国内三大资本崛起，和资本过剩向乡土社会转嫁成本的历史过程，也面对着中国不得不加入全球化，在全球化条件下，全球过剩资本又向实体经济转嫁代价的过程。
代价转嫁被我归纳为“成本转嫁率”，它所对接的是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或萨缪尔·阿明的依附理论。在金融资本阶段，世界金融资本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金融资本核心，金融资本的核心已经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锻炼成熟。去年10月份，西方六个主要金融资本经济体联合形成的货币互换协定，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欧盟、瑞士，现在所有国家的流动性都等同于我的流动性，以你没有流动性短缺国家的利率来向我支付，意味着我完全可以随时消弭金融危机。在核心之外的，就是所谓半边缘国家：你认同我的普适价值的意识形态，按我的要求构成你的国家制度，那就是金融无边疆——把你的资源产生的收益为我占有，这种条件下，你的实力决定了你可以作为半边缘，或者半核心国家。剩下的不认同的国家就仍然构成金融高边疆——用自己的本币来货币化你的资源资产，用自己的资本市场来资本化你的产业经济的国家，就一定被边缘化，如果你们成了，这世界没秩序，金融资本核心就会崩溃。
只要你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代价之下，它的成本会不断的向你转嫁，你的实体经济和资源经济就很难维持，除非你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间能够良性互动的善治。正如梁漱溟所说，他毁远远不如自毁。我们越多地接受成本转嫁，就越多自毁。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努力未必都是成功的，但千万不要庸俗地把井蛙眼中的成王败寇当做是真实的历史。我们今日强调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乡土社会，是有这些早期努力作为基础的。
自由与包容：当代乡建的精神内核
2001年对中国来说是个大年，对我们的同胞台湾来说也是个大年，因为2001年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在同一个半天、相隔一个茶歇加入了WTO，纳入全球化，共同承载全球化的成本转嫁。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重启了自下而上依靠民间力量的乡村建设，截止到目前，中心参与建设的市县级的乡村建设试验区就经达到10多个，涉及到近50个村，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非常广泛的社会运动。
目前的工作有五个主要内容：第一个就是在农村开展的生态农业，搞合作社；二是在城市建消费者的有机消费合作；三是接着就是打工者融入城市的服务中心；四是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让他们下乡支农；最后一个是如何复兴农村文化，这五大系列构成现在中国大陆上的大乡建系统。
当年梁漱溟、晏阳初都说我们下乡来要搞农民运动，结果我们发现农民不动。凡是下过乡的人都知道，要想让农民动起来是很难的，尤其是发动合作社，他只要不能马上见到眼前的好处，一定不跟你干。你想让他搞有机农业、生态化，如果你不做，让他自己去做，不可能。所以，我们最开始在村里面搞的时候，发动合作社，搞有机农业，一定要靠我们自己先做起来，同时，要从文化活动入手，文化建设是最低成本，最高收效的工作。组织了方方面面农民所需要的社会组织，像老年协会、妇女协会，而不是上来就搞合作社。
中共十七大、十八大的国家战略中，开始讲生态文明，讲生态化的发展，讲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所有大企业也以有机生态作为自己的LOGO了。我们发动青年学生下乡、动员农民，如何让他们进入合作社，如何在城市郊区开展多样的市民农业。如果按照传统的经济观点，农村是活不起来的。如今政党谈生态文明，也认同组织化，乡村建设走到今天已经可以做一些经验总结和经验归纳了。
最近，我们利用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战略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开展了一些和百年来的激进的现代化进程有关的、去激进化的乡村建设经验总结工作。我们虽然沿用了“乡村建设”这一概念，但其实际的内容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乡村全面复兴。
这一百年来，乡建过程本身其实是一个社会多元化的群体在乡村建设这个大的平台上互动交流包容、最终走向大众民主的社会运动过程，源于我们对于激进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精英民主有一种实质性的不认同。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实现的精英治理，都带有精英专制的特点，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只要是精英治理，一定会出现所谓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资本化的过程一定是少数资本占有者获得利益，社会资本的资本化过程的收益也主要是精英占有。
但目前在世界上，几乎找不到任何大众民主的成功范例，因为大众的利益是更为多元化的、更难整合的。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定义，中国大陆的“大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可以定义为小资产阶级，而小资最难形成所谓的自觉阶级。它不是一个自我意识、自我定位非常清楚的一种社会群体，每一个小资的利益都很小且目光短浅，因此你很难让小资们达成一致。他们并没有任何自我认同的可能性，往往会跟随着任何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宣传，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口号。很多学者都认为自己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为大众呼吁，但大众本身却几乎无立场。
所以当我们从事当代乡村建设时，继承前辈知识分子的理念，认为这个平台本身应该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平台，是自由进入、自由退出的，它不是被某一种精英群体所垄断的，它应该是大众的旗帜。但当大众擎起这面旗帜的时候，又能看得到每一个高举这面大旗的个体背后都有蝇营狗苟的这一面，你得承认小资的这一面，承认他们是大众的主体，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包容。
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道德感往往很难接受这个道理，所以乡建者总说，我们只不过是多了一份包容。要想真正做到大众民主，想让人民有意识规则、形成自我组织、具备自我力量，就一定要有一个渐进的包容过程。
我常说，乡建本身就是一个“四无”平台：没有领导班子、没有上级组织、没有人固定做筹资、没有纪律约束——进退自由、爱来就来、爱走就走。在管理上，我们倡导大众民主，讲究多元文化。如今乡建已经变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在200多所高校中，已经加入到支农活动的青年学生已经有20多万，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动员运动。
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知识生产、我们的教育是否还能符合现实的需求？这种教育已经被当年的陶行知先生批评过了，他说——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
1926年陶行知先生的教诲，今天不知道还适不适用，但我们还是记得的好。
原文载于澎湃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