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季民初的过渡时段，遗存的士与新生的知识分子共存，那一两代读书人的心态和行为常有相互覆盖的现象。像章太炎这样最后一代的士，早年处于思不出其位的时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时的议政就是参政；晚年却不得不议政多于参政，有时甚而不问政治，恰体现了从士的时代转化为知识分子时代的社会大潮：他们在思想上仍欲为士，但社会存在却分配给他们一个越来越近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给这批人的生涯增添一笔悲剧的色彩。
1900年严复至上海，太炎曾将其著作呈上，欲得“大将为施绳削”。严复对其文章至为欣赏，赞太炎能“自辟天蹊，不以俗之轻重为取舍”，实希望他专意于学术。但太炎则以“嵇康之遇孙登”来比喻他和严复的交往。按《晋书》说嵇康从孙登游三年，临别时孙登劝嵇康避世不出，“康不能用，果遭非命”。太炎此比虽示谦退，显有不听劝而终欲入世参政之意。然嵇康虽欲用世而不容于世，太炎之言不免有点谶语的意味。后来章氏虽不至死于非命，但其参政论政也多不能为世所接受。
“政治家”或“文章士”？
章太炎不但好论政，也善论政。前者为时人所共知，而常为研究者所忽略；后者则一向甚少得人首肯。刘成禺说太炎“与人讲音韵、训诂，不甚轩昂；与人谈政治，则眉飞色舞”，则其喜好可见一斑。章氏自认其长于论政，更在其学问文章之上。据周作人回忆，清季太炎在东京讲学时，已颇叹世人不了解他，常对人们只请他讲学不满；他曾一再十分认真地对弟子们说：你们不知道，我所长的是谈政治。周氏在北伐期间一时激动曾写过一篇《谢本师》，那里面也说，他知道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
可知太炎自诩长于政治决非虚言，但章氏弟子大都不同意老师的自定位，以学问名家的黄侃即觉太炎论政是“用其所短”。周作人也说：东京听讲的学生们都读过太炎的政论文章，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却仍以为老师的伟大一在反满，二是学问，实在看不出多大的政治才能。北伐期间太炎颇热衷于“反赤”，周氏乃因“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与一些学生一起对章表示不满。其实反满何尝不是政治活动，何以革命就“伟大”，反赤就“不高明”？这多半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评价，并不足说明太炎是否真正长于政治。
章门许多弟子基本是文化人或学问中人，对实际政治了解不足，很可能看不懂老师的政论文章，恐怕未必真知其师。太炎弟子中能对老师稍具“了解之同情”者，大约要数鲁迅。他以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所以他给章太炎的定位，乃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有一点大体不差：言革命时的章太炎，正处时代思想言说的中心；而其学术贡献虽大，却未必总能占据当时学术言说的中心。
鲁迅强调：“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这里当然也还有一个差异，即何者可算“战斗的文章”，恐怕太炎自己与鲁迅的标准就未必相同。与周作人一样，鲁迅对太炎晚岁的政治表现也甚不以为然。若依太炎本人的意思，后来许多人认为其“反动”或“落伍”的那些政论，应该也都很有“战斗性”，不仅不是什么“江郎才尽”，或者还是“瘐信文章老更成”呢。但鲁迅能认识到太炎的政论超过其学术业绩，已属甚少见的知音。
的确，太炎的学问，当世即甚少有人置疑；而其论政，则向为人所轻，早年便有“章疯子”之称。据说此称号最初还是太炎自己使用，但很快就成为论敌习用的诟骂；三人可以成虎，重复的次数多了，人们多少要受其影响。结果一般多认为太炎论政的文字，不必认真看待。民元时统一党等合并为共和党，太炎颇有异议，连函张謇陈述其见解。张謇颇不以为然，在其日记中说：“连接章函电，槎桠特甚，乃知政治家非文章士所得充。”
张謇虽是状元出身，后来却长期进退于官商之间，致力于“官督商办”的实业，所以不免感觉太炎迂腐，所言不切实际。然而另一位曾经为官，后终老于学界的金毓黻则看法不同，他在1920年说，“章太炎氏之学，精约独至，前无古人”。然“考其成功，乃在流离颠沛之时，迫而后出”。到“近三五年，处境渐亨，著述之业，转见衰歇；间有言论，乃近政客”。金氏显然不看重太炎的政论。
章太炎究竟是个“政治家”还是“文章士”？我们如果细读太炎的《自定年谱》，里面除少年时多涉及其读书外，其成年后讲述政治活动和言论的内容，远远超过论学者。可知太炎的自选身份认同，恰是一个主要关怀政治的士人。周作人指出：太炎对政治的关怀本是“出于中国谬见之遗传，有好些学者都是如此，也不能单怪先生”。去除其褒贬的春秋笔法，此语终点出有意参政乃中国士人的传统，还算稍有所见。
传统的士人把“立功”置于“立言”之上。章太炎曾两次为自己寻墓地：民初被袁世凯软禁时选择葬在“攘夷匡夏”的明刘伯温墓侧，1936年国难危重时则选抗清英雄张苍水墓侧；其自选的盖棺定论恰侧重于“立功”而非“立言”，且均以“攘夷”为标帜（不过前者抗元而“匡夏”有成，后者抗清却失败，大致合于当时的国势）。鲁迅说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上世纪50年代的浙江省长谭震林说其是“反帝哲人”，两者合起来最接近太炎的
自定位。
一语足定天下安危
像章太炎这样最后一代的士，晚年虽基本以讲学为主，看上去很像专业知识分子；但他们确如周作人所说，是与传统士人一样参政不成之后才做学问。尽管他们常常被迫（而非主动）回归学术，大都出于天下无道、不得不退隐以挽救人心的被动选择。其要想参政的传统情结一直都在，且“出仕”的愿望到老并不稍减。一有机会甚至一有可能，他们仍旧要“出山”身与直接挽救世道的努力。
太炎参政愿望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1923年拥黎元洪反直系时，他有一次与人论及内阁总理人选，发现拥黎派诸人或不愿出山、或能力不足，皆有不合适处；而他自己则不仅会“毅然不复推辞，且于草昧经纶，亦自谓略有把握”，几乎是毛遂自荐了。但黎元洪等或与张謇看法相类，并未认真考虑太炎的愿望。太炎直接参政的机会不多，然其在民国历史关键时刻的策论，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不仅不是隔膜的书生之论，且都颇能切中时弊。
章氏的政治主张，多本“天下为公”的理念，而少注意一派一系的私利。辛亥起义后，太炎首先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继而先主张建都武汉、复主张建都北京，更参与筹组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统一党），皆实行其自定位的“任调人之职，为联合之谋”的宗旨，而有悖于他所在的同盟会一党的利益，故颇为革命党人所侧目。
民元时中国军政势力形成三大中心，除北京外，尚有黄兴任留守的南京和副总统黎元洪坐镇的武汉。太炎上书袁世凯，教之“以光武遇赤眉之术，解散狂狡；以汉高封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律藩镇之术，安慰荆楚”；希望获得真正的全国统一，进而使中国“复一等国之资格”。这是广为引用的名句，但引者多受国民党（同盟会）观念影响，以此诟太炎以革命党人身份而助袁。其实章太炎以国士而献策于中华民国新任大总统，追求的是国家的安定统一，自不必以党派观念而非议之。
若就其策略具体言之，则不仅不是什么书生迂论，反处处是切实可行的要着。但当时的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皆顾及自己派系私利，而不以太炎所论为然，致民元时大好局面，迅速被破坏。充满希望后的失望，远甚于无望。民国乱象的造因之一，即是许多人的极度失望。后之研究者多从革命党观念看问题，独归咎于袁世凯（甚者复又归咎于中国文化）。且袁氏固然自私，党人也多乏公心，恐怕双方都有相当的责任。
进而言之，袁世凯不能用章太炎所献方策，自有其特定的考虑，但不能据此说太炎的谋略不高明。当时参谋次长陈綾也曾对袁世凯献计，欲逐步化解废除各地军政势力，其计大致即由前引太炎一段话化出。惟陈之所虑皆以巩固袁个人地位为先，而不以全国的真正统一为重；结果在增强中央政府权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南北的畛域之见，为后来的南北对立伏下隐患。
据说章太炎在民元进北京，见了当时的参谋次长陈綾就视为“中国第一等人物”，但同时也指出，“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盖陈知章所献方略之功用，而章知陈识其策，惟其心不全在“国”，反多顾及一方之私利。后来太炎去世，陈綾称世无知音，并云他是真知太炎者。陈氏明确指出：章氏一语，足定天下安危。
中外之别大于内部政争
民初的中国，列强实际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故有内政与外交实已打成一片而不可复分之说。既如此，攘外与安内也就成为一个问题的两面了。1913年外间传言袁世凯欲称帝，章太炎就对他说：“夫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
与章太炎一样，孙中山也注意到那时俄、日两国对中国的影响力。不过章主张借攘外以安内，而一向主张利用外力于内争的孙中山则意在先安内后攘外。孙在1922年曾说： “在列国之中，有两个国家，尤其和我们休戚有关。这就是我们的近邻日本和苏联。假如这两个国家都成为我们的盟友，当然最好，如果不能，至少也要获得其一，我们的革命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两位老革命党所关注所思虑的相同，而实际的策略则相去甚远。这正是老同盟会人章太炎后来激烈反对国民党联俄的根本出发点。换言之，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已认识到其统一中国的努力势必与列强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故他们原则上坚持收回在不平等条约中丧失的国权，在策略上却以为不妨在获取全国统一的斗争中利用外力，待取得国家统治权后再向列强挑战。但熟悉史事的太炎则认为，中外之别大于任何内部政争，中国历史上在内争中引入外力的结果通常都对中国不利，故他强烈反对即使是策略上的引外力入中国，并根本视之为“叛国”。
五卅?件使章太炎态度一变，因外患显然压倒了内忧。他在致黄郛的信中说，他不赞成孙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但孙氏“反对他国之以不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沪汉变起，全国愤然，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当时段祺瑞任命黄郛为外交委员，黄辞谢之。太炎以为，“为人格计，固应如是。但此次交涉，匹夫有责；督促政府，仍宜尽力”。当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出现冲突时，后者要让位于前者；国家需要与个人出处有所矛盾时，国家需要应该优先。
北伐前后，章氏突然异常活跃，不仅大发政论，更或直接或间接奔走于各军政势力之间。太炎在北伐前夕本来支持黎元洪联合奉系打击吴佩孚，后来见奉军的张宗昌部用白俄军队打中国人，即以为是“叛国之罪”，旋转而联吴反奉。到世传冯玉祥接受苏俄援助后，太炎于1925年末发表通电，说冯玉祥既“与俄通款”，则其“叛国之罪既彰，外患之罪斯立”。他的结论是：“中国主权，重在法统之上；苏俄侵轶，害居关东之前。”两害相权取其轻，故当舍奉而讨冯。
北伐军兴，章太炎因国民党军用俄国顾问，视联俄的南方为“卖国”，所以站在北方一边，并支持他几年前曾经反对过的孙传芳讨赤。时北洋军阀方自内斗不息，而太炎则早见到北伐军的厉害，故力劝吴佩孚等“将北事付之奉晋，而直军南下以保江上。开诚布公，解除宿衅，与南省诸军共同讨伐。志在为国，不为权利；虽有小愤，待事定而后论之”。他并预言，若反赤方面不能团结一心，则“巨憝不除，虽有金汤，危如朝露；猝被俘虏，要领即分；何地位之可冀、恩怨之可复哉”！
若从国民党立场看，章太炎此计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惟太炎既视联俄的南方为“卖国”，所以决心支持“反赤”的北方。假如跳出国民党比北洋军阀更“正确”的南北之见，纯粹从军事战略角度言之，则太炎的战略眼光，实较北洋号称能战的吴佩孚为高，安能以书生陋见视之。倘吴能听章之言，则北伐的进程绝不可能那么顺利。但吴未将南方力量放在眼里，仍全力打击北方的冯玉祥。结果北伐军一举而定三湘、迫武汉，待吴醒悟，为时已晚。
太炎虽然深“苦主兵者不能尽听吾言，乃令丁零群丑，轶荡中原”；然似也早知其所谋难以扭转世运，在几年前就作一印云“亚父者范增也”，此时更感到“恐终身遂与此翁同揆”。其实范增也须遇到项羽一类人主才可稍有作为，北伐时反赤一方的“群帅”是否有项羽一类人物已很难说，关键在于他们并不准备像项羽任用范增那样借重太炎。这些军人恐怕更多像当年的张謇一样，视太炎为不能从事实际政治的“文章士”而加以利用罢了。
到1927年，章太炎在其六十岁的《生日自述》已有“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之语。既然已有“兴亡”发生，太炎只能由兼善天下转为独善其身，不得不退出政治而泛舟江湖。北伐军占领江南后，太炎所考虑的重点已是保持“名节”。他认为，“拔五色国旗立青天白日旗，即是背叛中华民国”。虽然“自恨学行之薄”，不能像范桀、王应麟那样足不履新朝之地，但决心“宁作民国遗老”。
民国的隆中对
然而，到“九一八”之后，严重的外患使章太炎面临一个身份认同的挑战：作为“民国遗民”，他可以不认同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人，他却不能忽视国家这一实体正在遭受侵略这个现实。太炎最恨政府不抵抗，但他一开始尚处沉默，因为“拥蒋非本心所愿，倒蒋非事势所宜，促蒋出兵，必不见听”；除了沉默，别无他法。1932年东三省全部沦陷后，太炎终不能再沉默，不得不公开表示“搁置”其“反对一党专政”的主张，支持中央政府，将其爱国落实到国民党“党治”之下的整体中国之上。
当日军对华北威胁日急时，太炎又给当局献策，建议将北方之中共力量“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盖“与其使察、绥二省同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党之为害为轻也”。
此计的倾向性且不论，从策略角度看，的确高明。首先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而共击日本，最合时宜。从国民党的私利看，若中共得绥远，即处对日之最前线，此时为自保也不得不与日寇死拼；则国民党不仅可省下“剿匪”的兵力以对外，而日军亦必因与中共的交战而削弱。倘若中共竟不去前方，在国人面前须有个交待，则因不抗战而大受非议的南京政府在国内的地位也可稍有改善。
但那时的当局者恐怕敌视共产党不亚于日本军，太炎此计终未见听。不过这一次不听，局势很快就发展到对国民党当局极为不利。到1935年，章太炎观察到：“为今日御敌计，欲乞灵外援而人不助我也；欲改良政事而时不我待也；欲屈志求和而彼谋求无厌也；欲守险穷山而入不可复出也。”这一分析，实将国民党政府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尴尬局面说得透彻无比。太炎以为，虽然第四策“差可苟延祚运”，但也只能是“姑经营以待末路”。
后来国民党果然退入西南“守险穷山”，其结局也基本如太炎所说是“姑经营以待末路”。抗战后虽也曾复出，几年内即不得不退出大陆，“转进”台湾。则章太炎当初的预见，实不亚于诸葛孔明之隆中对。1935年时即能有那样深远见解的，举国似未见第二人，实?名副其实的国器。可知太炎自谓其“于草昧经纶略有把握”，所言不虚。
有人或指责章太炎一生论政，立场反复，变化频仍，缺乏原则性。其实章太炎论政有一特定原则，即他自己所谓“但论今日之是，不言往日之非”。这也有其思想基础，他早就注意到“丘壤世同，宾萌世异”的历史规律，故“上古以来，百王有政教，各持一端”。这样，“欲经国宁民者，不得不同于世俗”，而世俗又是在不断变化的，“昔人所即是非，亦与今人殊致”。民初中国政治局势变化急剧，既然侧重“今日”之表现，则其所论必因时因事而变。
不过太炎变的只是态度，所据的原则其实是不变的。他一向主张中外之别大于国内的派系之分，1925年曾明言反对“广东的党政府”（包括中共及正与其合作的国民党）。盖“共产是否适合我们的国情，还在其次。现在的共产党，并非共产党，我们可以直接称他‘俄党’。他们不过借着‘共产主义’的名目，做他们活动的旗帜”。然而在“九一八”之后，当华北的宋哲元欲以共党分子之名制止学生运动时，他又主张“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论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态度似乎数变，而立场则始终如一。
观章太炎一生论政，秉持只看今日，不计以往的原则，似乎非常实际；而其所论，又常从理性出发，即揆诸当时局势选出最佳策略而进言。且其论政多从中国整体出发，眼光远大；所献之策，常常是最应当做的。不过，实际政治最好也只能在“最应当”和“最可能”之间妥协：上焉者或因不得已而妥协，下焉者根本就选取对当局之个人或政团最有利者而为之。太炎计之所出，有时要求领袖要有天下为公的愿望，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性；而民国政治人物，似又不能不顾及本派本党利益，实难超越。结果太炎所献之策，几乎无一被采纳，故给人以所论不中的印象。
有人或者会说：既然所献之策无一见纳，实说明都过于理想而不切实际。其实不然，所谓切合实际，主要看是否具有可行性。观太炎上述各策，明显对各当局者有利，且并无太多实行的困难；只是当局者另有所虑，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盖前述各当局者，派系的私见往往超过理智的判断：凡事不仅要对自己有利，还希望完全不对他人有利；即使是所谓“双赢”的局面，也不愿接受。结果还是自己吃亏，利了他人。这中间的互动关系相当微妙细致，此处就不能详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