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强大了，有实力有本钱，想叫人见识和折服，总想显摆一下--以前的时代是穿件新衣着双新皮鞋戴块新手表，现在时代是有一栋豪宅一辆豪车，手握权钱牛气冲天。坊间，如此场景我们见多了：一个以前毫不起眼，甚至寒碜过日的人，突然间阔了，他总要用某种方式摆显一番。这是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一种基本人性，也可归于中国特有的"面子文化"。 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它具有催人奋进的正面意义，阔气和幸福不能总偷着乐，总要与人分享，让人知道，显摆一下也未尝不可。坊间这种那种庆典就有着这样的意味。
可是在我们数十年形成的习惯性语境里，只要仔细品味，这许多场景还有着"出口鸟气"的报复意味，也就是说，其人的庆典--快乐地宣泄，总要抓住其人自认的某个仇敌（或卑贱的弱势者，或看不起但具某种实力者）羞辱一番，仿佛不羞辱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快乐。换言之，中国坊间包括寻常人事的庆典，就具有这么一层政治意味（叫乡邻政治或家庭政治），足见"凡事政治化"在中国无处不在，这是庙堂身体力行、坊间深度浸染的结果，我们也承受着这样的结果。
具体地说，在社会公共生活层面，其"政治向度"是通过国家主流媒体传导的，所传导的不仅是经过筛选即选择过的内容，也传导相应的思想方法，而相关内容时时变，可这种思想方法却未改变，往返重复，也就向坊间定向渗透，因而，对于坊间时而说出"很政治"的话，不必大惊小怪，也不能认为坊间（比如出租车司机）很懂"政治"--长期专制体制之下，民众对不时变化的"国家政治"总是雾里看花，所津津乐道的只是"政治"的影子的影子，于是预言、谣言、流言和误判遍于大街小巷。所以，国家层面的公权力机构也承受着这样的结果。比如中日友好，在20世纪80年代是不争的现实，可在当下，只是缩减主某些正直而智慧的精英的认知，一种私下场合的交谈，而在公众场合，是以羞辱日本为能事的，好像不如此就不能体现民族立场和政治正确。其实这样的"政治正确"并不是国家层面上的"政治正确"，但它却在坊间大行其道。又比如在全民奔小康--法制与民主时代重新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文章在主流研究院和主流媒体上频发，如此政治正确是不是误导？
凡事讲究"政治正确"，但在社会生活中所践行的恰恰"政治不正确"，把"不正确"认定为"正确"，这是我们社会的普遍现实。
二
寻踪溯源，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某些高级智库--精英知识分子的大脑，把这种带羞辱性、恐吓性的宣泄斯文化即理论化了，于是粗暴粗鄙的羞辱恐吓（既定的思想方法）披上了一件文绉绉的斯文大衣，在我们的主流媒体串通无阻，客观上也就与坊间积淀的政治化思维相呼应。
于是我们看到，伴随中国国力（主要是硬实力）的增强，几年前喧哗的"中国可以说不"已悄然化成某些中国精英的"中国意识"，并在此（包括羞辱性、恐吓性的理论）基础上着力宣扬"中国意识重建"工作，就是或明或隐地以当下流行的"中国特色"为政治界限，把被国人一度（如清末民初和1980年代）认可的世界即国际标准--政治经济游戏规则（包括人权和民主理念），视为一种对中国的殖民，即一种对中国的侵略和强加--对中国的羞辱，所以中国应该拍案而起，蔑视和否定那些"国际准则"即西方标准，建立起"中国标准"，或叫"中国模式"，而且有一种把"中国模式"推向世界的强烈冲动（某高端精英就发表过盛赞前一届中央常委制分头管理的文章）。
从原发和理论意义上，"中国模式"的内涵应该是丰富的，有跟现在的"世界模式"有趋同的一面（这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但在一般受众所接受的社会层面，却是非常逼仄而狭隘的理解："党说了算"即"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没有说的，决不能触碰；"一把手"只要有所"吐露"有所言，那些精英就开足马力，牛气冲天地做过头阐释，圈定"精神实质"，唯恐民众不理会其"精神实质"，于是辅以民族主义立场，张扬"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好像"中国模式"只跟中国文化传统和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相汇合（殊不知三四十年前的中国，在主流媒体里，"兴无灭资铲封"，后者与前者严重对立），而跟世界潮流--世界大势无关，他们所认定和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世界潮流中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只与中国文化传统相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本来具有开放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土壤中就成了封闭的马克思主义，威权、专制和专政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和本质，即马克思主义原教旨。
三
我对这一问题的认真检视，却是受了钟明奇《世界的眼光，中国的方式--有感于'葛浩文之问'》（《文学报·新批评》2014/9/11）的触发。我基本认同钟文的观点；在我看来，钟文是以文学方式的"葛浩文之问"触及了这一问题。
比如，有"中国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之称的葛浩文（西方人士），他的所谓国际公认的小说创作标准，乃是西方标准。这也包含1905年定一在《小说丛话》中所说的"以西例律我国小说"这一事实。难道我们可以说，所谓国际（世界）公认的文学标准就是西方的标准，就是殖民的标准，先前中国国力弱而接受，当今中国国力强可以对它"说不"，要另起炉灶？"葛浩文之问"所包括的认为中国小说作品中人物大都缺乏深度、中国传统章回体结构和写作方式、缺乏国际视野，就是殖民者嘴脸的流露？所幸，钟文没有滑入这一民族主义"泥坑"，而是认为，"与其要求中国当代小说家按照西方的小说标准来写作，毋宁让他们遵照世界上一切优秀小说的基本特点来写作，更切合实际。"结论是"世界的眼光"和"中国的方式"。这就是说，世界小说标准是西方最先践行并总结的，它具有人类意义而被全世界接受，"世界眼光"或叫"全球视野"得以形成，东方作家如日本川端康成、印度泰戈尔、土耳其帕慕克、中国莫言、类似印裔奈保尔的中国高行健等，他们的作品都具有"世界眼光"，但他们都显示各自的"民族之根"，拿我们的话，就是"中国的方式"。
这跟当今世界体育所依据的世界规则即西方标准的道理是相通的。某一个评判标准即精神认知，都是在先发国家具有绉型，在参与者越来越多，各种情形纷纷出现，然后进行修订，它符合人类的竞技心理，又能给成功者和失败者应有的尊严，使成功者志得意满，失败者心服口服，让后来者更有信心地应对挑战，所形成的体育精神就是世界性的。比如足球世界杯，我们中国是什么时候才产生强烈的关注和参与的兴趣，并把此提升到振奋国家形象这一高度的？严峻的现实是，我们的足球屡战屡败，足球内部的腐败乱象让国人摇头兴叹，难道我们可以说；不行，现行的世界杯竞技规则代表了西方殖民者的喜好，是对东方和世界后进国家的羞辱，我们要制定一个先进的、高于西方标准的规则。依国人习惯语"我说了算"的思维，用"统一战线"之术，表面上让一些参与国家认可，而成为与西方对着干的"国际规则"，能成功么？肯定不会成功，因为今天的世界，体育虽是脱离不了政治，但独立于政治，通行的国际竞技规则并不是政治干预的结果，而是依照"五环"即世界精神（包含人文精神）共同探讨的结果，今天我们中国也参与了其中的探讨，现在的世界体育竞技规则虽不尽善尽美（因为时代是发展的，实际情形是变化的），但显示了"可以更加完美"的方向。这等于说世界（人类）是可能拥有一个引人向上标准的，这就是世界的客观标准。
文学--人类的精神样式及评判标准与全球化是相互促进的，它的"世界眼光"（标准）已然存在（包括上世纪德国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从中国《老子》汲取营养），它的民族或叫国度的方式，是"世界眼光"的基础，这正是文学（文化）不同于体育竞技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民族性"或叫"国度性"涵养并推动着"世界眼光"的长盛不衰。
我把这种认知称之为"姗姗迟来的觉悟"，是值得称许的。
不过，钟文所谓"中国的方式"也是宽泛的，对它的阐述是浅尝辄止的，因而，它言称"写出伏尔泰所说的'国家的特殊气质'"在我看来也是"浮云"（）。我能理解，在当下的中国语境，能写到这种和编辑能够放行的地步，已难能可贵。只有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切身体会的人，能从钟文所举的数个文学实例体味出"中国的方式"（ "国家的特殊气质"）的精神方向，而一般的读者--更不要说执行意识形态指令的书籍检查官，那些前面说的某些精英心目中的"中国意识"，则把"中国的方式"的精神方向往时下叫得起劲的"中国模式"上靠。
这么说，"中国的方式"呈两个不同的精神方向，而钟文则在此分岔之处停顿下来（点到为止）。
这就意味着，在我们国家，对国际、世界和西方及其标准的重新撇清，是件郑重的、丝毫不能马虎的政治大事。按理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32个字，跟人类（世界）文明是接轨的，可实际的宣传上，却避开这"接轨"的一面，而强调其"中国特色"的一面，所谓"中国方式"就寄寓于这"中国特色"之中。所以，与其说"接轨"不如说"脱轨"--特行其是，但在我们的主流媒体上，各类精英"与世界接轨"的说辞十分明朗，实际操作上却是"脱轨"，强调"国情"。
在此基础上张扬"中国特色"其实就是对世界即人类标准的持续性撇清。
四
从一个国家的正常发展，这样的"撇清"，是必要的，强调"中国气质"也是正常的，但是，显示两个不同的精神方向也是中国的现实，也是现实中国的复杂所在。因而，"姗姗迟来的觉悟"本身也需要"撇清"。
于是我们又会发现，一种强调"中国特色"的精英之言，是扯不上这个话题的，或者说是负面意义上的"撇清"。
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一种"撇清"的姿态，只不过它在当时被一股改革开放的正气所遏制，犹如强弩之末，但它仍存极大的反制力量，在80年代末卷土重来，虽受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反拨，却根系完好，形成某个"轴心"，不时借助主流地位"亮剑"。别的一些"改革"，偏了错了受追究，而这样的"亮剑"，即使错了，没事，比如当年一位老作家在《中流》发文章把莫言的《丰乳肥臀》定性为"反动而又胺脏的文学垃圾"，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奖，国家立即予以承认，但也不提此前的政治批判，这就告诉人们，此前的"亮剑"是权力的指使，凡听从权力的不必耽忧，该升官的升官，该发财的发财。老作家魏巍振臂一呼公然对抗改革开放，他死后仍得到"中共优秀党员"的封号，他有权力可依持也。所以，奉权力发声的精英有恃无恐，不过这类文章十分空洞，充斥权力的恐吓，其理论成色与文革中蔚为大观的张春桥姚文元梁效初澜们的理论如出一辙。这也说明，写这类文章的不管是社科院院长，还是马列主义研究所和名牌大学的教授，名义是"研究"，其实是贩卖文革中"继续革命"理论的果实，延续其思路。他们远没有张春桥姚文元深刻，只是显示延续其思路的一种深刻，见证了文革果实正被当作一些精英的思想资源。做这种活容易，名义上"研究"，实际上搬的旧利器，连灰锈也不必擦拭，就成了佐证"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核心理论，名利双收，所以"名正言顺"，有足够的时间精力贪腐和乱性。
我们还看到，这种"撇清"之下，无须清算文革，连三年困难饿死数百万和数千万之争，也提高到"被某些西方媒体和一些敌对势力所利用"的高度（《社科报：西方炒作中国"三年饿死几千万"用心险恶》，2014/9/22凯迪网）。在基本正常年景下，不要说饿死数千万，就是饿死数百万，都应该深究。这样的深究，是为避免将来万千国民生存悲剧"重演"。至于《中国社会科学报》和《红旗文稿》(2014年第18期)同时发表社科院长王伟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资产阶级"这类话只是拾张春桥们的遗唾。张春桥时代特权肆虐，特权们因没有个人财产尚可称"无产阶级"，今天像王伟光们是"无产阶级"吗？不要用"资产阶级"贬性字眼，就用"中产阶级"这一中性字眼吧，王伟光们当然属于统治阶级，怎能假装说自己是"无产阶级"，还要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维稳"就是一种"专政"，诸多维稳者嘴里说的实际做的，在"反贪"之镜下一目了然，岂不是像鲁迅说的，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这算不上社会科学研究，充其量一种政治表态罢了。还有，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王院长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用于国际场合，又如何处理和解释"中国融入全球化"？难道这就是"中国气质"？
两种社会意识的撕裂并交锋"声声慢"，"犹还乱"。 蓦然回首，我们中国仍在"灯火阑珊处"。我还是用一文学实例照应全文（参看李云雷《赛珍珠：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载《南方文坛》2014年第3期）--
赛珍珠和中国有着不解的缘分，她于1892年出生在美国，出生后才三个月，便随着做传教士的父母来到了中国，在她前四十年的人生中，大都在中国度过。她在长江边的镇江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她在南京生活了十二年，在这里的一座阁楼上，她几乎完成了所有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38）的作品。1931年，她写的《大地》在美国纽约出版，引起轰动。《大地》所讲述的是一个农民如何变成"地主"的故事，也即是说，她所展示的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一个贫苦的农民如何创业，如何买地，如何娶妻娶妾，最后如何成为一个大家庭的家长，以及当地有名望的地主。因20世纪中国的"新文学"有着不同的视角与思路，鲁迅、茅盾、胡风等人对赛珍珠持批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1950年的《文艺报》上，亮剑式的批判如《赛珍珠--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美国反动文人寒珍珠剖析》等文章。而全球化的今天（2014）对寒珍珠及其作品的认识已回归常识，李云雷说，与一些作品中的中国人的形象被"丑化"相比，她在她的小说中所塑造的是更为真实的中国人，在她的小说中，中国人不再是奇怪、神秘、阴险、难以理解的人种，而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相似，在大地上生存的人群。
赛珍珠写出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气质"。我以为，真正认识中国传统，当今中国人之于赛珍珠，就是一种富有正面意义的"觉醒"，而当今王院长们批判理论的溯源，及其理论生命力的判断，他们"撇清"的实质，他们所谓"中国传统"，不是很清楚么？
2014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