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获知雷达兄的噩耗，是2018年4月1日清晨。其实31日深夜我的手机滴了数次，决非一般性的广告，我恍惚中似有感应，睡不安稳；原来是省作协江子等几位文友发的，他们都知道我与雷达交情深笃。
看着“雷达老师去世了”短信，我懵了。我不信，可还得相信。我又盯着座机上“来电显示”，雷达兄2月15日10：53（大年30）来电（我原来想在那天下午去电“节日问候”）。没想到却是他与我最后的一次通话！
近两三年，电话中他多围绕着“身体不适”的话题，比如“上二楼就喘气，肺不行”、“这是老病”、“到北戴河住一段”，自然有写作话题，比如讨论他的散文写作，他在文艺报新开的“雷达观潮”的专栏文章。我几次建议他抓紧时间写自传，“雷达自传”肯定有价值，他没明确表态，但对我的建议心有所动，或早已谋划，先后传来3篇有自传意味的散文初稿，如《新阳镇》《多年以前》《黄河远上》，我在电脑中设置了“雷达自传”文档，期待他一篇接一篇写，形成系列，有一定篇幅时候，再统一梳理一下，看看缺少什么，然后补上，这也是自传的一种样式。后来他告诉我，《黄河远上》已在《作家》杂志上发表，在我看来，他的自传写作已经悄悄开始，从较易入口的乡土、故园、童年入手，不过我也意识到，他爱惜羽毛（杨光祖有过类似评价），他惦量过如何真实记录那段特殊年代特殊心迹，是自传不能回避的“难题”，还有，他难以安下心思集中一段时间写自传，于是他踌躇，踌躇着他的书写仍趋于自传的方向，他的散文书写跟一本正经的自传书写也就区别开来，成了不是自传的自传。
大概有了手机，这些年我与他通信的频率少了，我从早年的每星期一信（书信）到每月一信数信（电子），写信未有中断，而他回复也是几信一回到数月一回，呈减少之势。我总是以为他忙，身处文学中心嘛，不分退休前退休后，总有文事相緾，而不会想到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在我的印象中，中年写出《冬泳》的他身体素质不错。他虽少回复，却盼我多来信，有时他打电话问我在忙什么，我就知道他等我来信了——我的来信触动他的精神生活，成了他一个精神的窗口口。他惊奇我在南方的基层竟了解许多政事和文事，让他扩充见闻。我在他面前毫不含糊地表达我对时事文事的看法，有时介绍一本好书或好文章，他均宽容地受纳。他赞赏我的率真。他时而简短回复，一是基于礼貌，二是鼓励我继续写，让通信之链不中断。我把给他写信当作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精神激活的一个通道，当然也是对他的尊重，友情的珍惜。
为写信我记录了他2/15电话：“伯勇吗？给你拜年。弟妹好吧？你的身体还行，我主要是气喘，是多年积下的老病。我这本散文集（《黄河远上》）要年后才出来，你留一个地址，给你寄一本。我们结识几十年啦。这一阵我住在北京。”我当天给他的信也是他收到的最后一信。36年心息相通精神相诉戛然而止……
我立即跟雷容发了唁函，他回话说“父亲晚上起来解手，觉得不舒服，睡觉没再起来，抢救无效。4月4日在八宝山开追悼会。”我当即说：“明天我乘飞机赴京，送大哥最后一程。”
我把赴京参加追悼会告诉江子，江子说雷达很关心江西文学，一直站在中国文学的前沿，对文学症候做出精准的辨识，他嘱我替江西作协送一个花圈。
二
这天上午我关在房里枯坐，觉得身旁发生巨大的崩塌，一派空惚。一位好大哥突然就走了，一位三十六年结伴同行文学路的诚挚师友说走就走了。我悲从心来，悲伤之雾将我笼罩。“追忆雷达”油然占据了我的心胸。
拿今天的眼光，一北一南，一个文坛中心的著名评论家，一个偏僻小县的文学赶潮人，因时代风云而际会，且长育友情之树，不啻天方夜谭，却是事实。我打开电脑，很快从中国作家网首页看到了雷达逝世的相关消息和文章（如李敬泽为《雷达观潮》写的序文）。一会儿我复身枯坐，咀嚼“永别”的滋味，回想与雷达兄交往几十年，珍贵的见面却是数次，回想我和他如流泉荡漾几十年的情谊，这情谊之船突然折桨潜入了幽冥之乡。
我盯着书厨一排“雷达著作”。他每出新书会寄我一本，但他最初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的《小说艺术探胜》（1982），却是我1983年8月12日第二次邮购所得，这是“1982年第2次印刷”的（1982年秋我在一位赣南日报副刊编辑家里看到了这本书，非常喜欢，向出版社写信，两次邮购方如愿以偿）。其时我告别12年的知青下放生涯，在一个山沟的县级水泥厂务工，文学梦想腾起，开始叩笔文坛，30多岁年纪不轻，建有家室，但读书——求知欲十分旺盛，不但订阅了多种文学杂志，还频频邮购书籍，书刊到手便细读，仍想做人生一搏，于是熟悉雷达的文章，于是跟《小说艺术探胜》等精神食粮相遇。
我知青时代的沉沦消磨了我的人生锐气；因阅读和写作，蛰伏心底的“不认输”“再拼搏”的精神冲动却激发出来。阅读和写作成了我精神的触发和激发的重要方式，它们汇成一体推动身体孱弱的我而精神高扬，成了我后来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主动的写作姿态。而我主动、接连地与雷达兄写信，成了我几十年重要的精神生活，“精神”奔迸，开花，结果，当然，我也把他的来信当作我精神的拐杖，创作希望和友情延续的助推器。中年的我有幸结交了远方的一个珍贵的师友。
当年他在评坛斩露头角，且他的文学评论处于一种井喷态势，在《小说选刊》《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文学刊物上频频亮相，我十分赞赏他的文评。首先是“术”的考虑，读他的评论文章深化所评析作品的认识，从而提升自己创作水平；但我更从他文评的情气势交融，感受到青春力生命力的涌动，虽然我未能对此明确辨识，可是正合我当时的心境。也就表明这种激情奔突的文气之下，不甘平庸施展精神抱负的热血性格。我也有这样的性格基因。
我与他相遇相识是一种偶然，也是特定时代的一种必然。在这冬去春来意气风发的时代之下，有着相似或相近性格基因的南北两人得以相逢。
我走出校门到乡村滚打的十多年以及刚进城工作，“未敢翻身已碰头”，遍体鳞伤——后来我知道自己的遭遇实在是“小儿科”，可当时自己积有这样压抑性的精神郁结，需要一种富有个人性的倾诉或者说释放，或者说寻找精神的解放，通俗地说，当时自己有一种“投石问路”的精神渴望。它部分地体现在我的“通过写作改变环境和命运”的俗念上，可我已有正常的工作（单位），我更渴望一股精神力量激活自己沉重的“翅膀”，文学就恰好成了方式和通道，依凭文学，我抓住了自己青春的尾巴，重燃了青春激情。非目的而合目的，我在乡村务农、建房成家立业——我落沉乡村深处，也成了我日后的创作资源。
其实这样的认知并非个别，而是普遍的，比如远在北京的雷达。我以我的方式“接近”着雷达。在读了《小说艺术探胜》，我在扉页写下“立足个别，生发开去，艺术角度突出且鲜明。”但意犹未尽，我也感到书中某些不足，跟谁讨论？只有直接跟雷达交流了。可我不知道他的通信地址，我把信剪了一个角寄由人民文学转交（他们一定知道雷达地址），由于直抒了胸臆，我身心放松，也不在意对方可能不回复。
我找出装订成册的电子稿“雷达来信”（2002年我初学电脑打字，试着把一百五十多封雷达来信打出，后来双方就是电子信了，他的电子信也有九十多件），又读了他给我的第一封信（1983/9/28）。当年，他的坦诚热忱令我吃惊——
……你的信寄到了人民文学，我不在那里工作，信给延搁了好久，直到最近才转到我手中。我的回信晚了，深盼得到你的谅解！
读完你的信，我很激动！你犹豫再三才写了这封信，可这封信给我的鼓舞力量是你自己也许没有料到的。它让我沉思和惊醒。虽然这几年来，我不断收到一些青年朋友和文学爱好者的信，但大多是些称许鼓励之词，你的信则不同，肯定中有否定，并帮我思考今后怎样提高的问题。这样的帮助，有今天是何其难呵！
你说你是个工人；工人却具有许多专业人员还不具备的胆识，眼光，从全局考察文学评论的方法，这不能不叫人表示佩服。你所说的诸点，正是我思考着并且苦恼着的问题。我早已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但总是替自己开脱，总是抱怨生活，抱怨自己是个编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文章，没有法子。一句话，把自己的提不高，全然推到了客观条件上去了。这是低能儿和弱者的逻辑。看了你的信，我想，读者寄希望于我，我的劳动已经不断地得到读者的承认，同时也受到了读者的善意的批评，一个人生活的价值，不正在此中吗？我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去适应读者的要救亡呢？想到这里，我觉得一切烦恼、一切抱怨，全部不值得再提了。我应该让自己来个精神解放。
我在《文艺报》工作。我是六十年代的老大学生，原籍在甘肃，在那里读完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十八年来，在北京干过许多与文学不沾边的工作，长期专业不对口，直到七八年，才算归于“正果”。我六十年代写过一点小说、散文习作，其后一直辍笔。七八年以来才开始文学评论的写作。我的写作，完全是在业余坚持的。
看了你的信，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觉得你完全可以作为朋友来看的。如果有空，盼常联系，也希望你讲讲自己的生活、工作情况。依你的见识和水平，仅是个工人，简直让我不能置信（我无瞧不起工人的意思），你平时在做些什么？
这样我与他就联系上了。他的信令我感动，并我推动我。我向他敞开心胸，如实介绍了我的情况。他第二封信以后就称我“伯勇同志”了，1987年10月开始，他又称我“伯勇弟”了。我对他的称呼由“雷达同志”转为“大哥”，我增强了文学创作的信心。1984年我调入了县文化馆。他读我寄去的短篇小说，进行分析，把我介绍给他的家乡甘肃的《飞天》杂志，有时也介绍给别的文学杂志，他告诉我他文学评论的写作，吐露一些写作苦恼；“我目前苦于没有很好的论题，你帮我想一想吧。”因此我的信很多内容倒是谈当下的文学，我自己也努力阅读和思考，争取给他提供些许有价值的参考，在与他“对话”中我自己也得到提高（他希望我成为他的对话者），比如我在文学评论上的写作就大有长进。
1985年1月他又出版了文学评论集《文学的青春》，他题赠“伯勇友惠存”（盖了印章）。1987年他出版评论新集《蜕变与新潮》，他题赠“伯勇友教正”，因书名他吸收了我的意见，他在后记中说，“我有幸置身于文学潮流从事评论工作，首先要感谢新的时代。在政治狂澜的颠簸中，在钳口不言的岁月，在干校的泥泞路上，正处于青年时代的我却消极地随波逐流；进入新时期，我的沉睡的灵魂苏醒了，虽是人到中年，但那颗心反倒搏动得剧烈起来。我还要感谢身边的师友，远方真实的朋友，报刊的编辑，评论界的同行……”他与我不正是殊途同归，终于相遇吗！
他写信说：“你说过，知我者雷达一语，我要同样说，知我者伯勇！……后记中有‘远方真实的朋友’的话，那主要是指你。”
这一后记显露了他生命生活的底色——个人化的生命密码。如果时代一直这样行进，这也会成为他自传的精神基础，他晚年写的《新阳镇》《多年以前》《黄河远上》等自传性文章会含另一种文质，或另辟酣烈深沉的篇章。
短短几年，从《小说艺术探胜》到《蜕变与新潮》，显示了他精神突进的轨迹，显示了他向时代文学，也是他自己的精神高度的基础和气魄，他即将冲刺的《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础石》《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虚墟上的精魂》《心灵的挣扎》《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等厚重之作等待他一一揭幕。这是他精神激越的一个时期。我有幸在远方而与他相伴随行，见证了他这段精神飞扬心潮激荡的时刻。
1987年9月14日他写信邀我来京，“你到北京，我们好好聊几天，你就住在我这儿，有自行车，我们可以出去玩。至于南京或不去，我尚未定，也可能不去，等你。我因母病，20日左右去陕西，在那里一个礼拜回来，也可能把母亲接回。等回来再联系。希望回来就能看到你的信。”同年10月1日他的信：“这次总算在长安众友人的帮助下，把老母接回北京。因母病重，我这月笔会、讨论会之类皆不想去，打算一一辞谢，这样，我也可以专心等你的到来。”“你何时来，请发电报，发到家中即可，我定会去接。假若万一出现差池，你下车后，可乘九路汽车，到大北窑下车，然后转402路汽车，到长城饭店（亦即亮马桥下车）……”（我是回到赣南上犹的家才展读这封信的。）
这样我从家里（赣南）出发，乘长途汽车到南昌，从南昌文友那里拿到火车票，登上火车。这样的远足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我心潮澎湃，坐硬座也满足。我无从想象那个地方，但我坚定地奔向那个陌生之地。那天清晨到达北京，出站时东方微红。我按着他信中提示连转几路公共汽车，找到了他在京郊麦子店（他的前期许多文章都显“写于京郊”字样）的家（后来他的家搬到安定门外东河沿再搬到华威北里），这样我们由通信几年第一次见面。我脑中留下了京城扩容前城乡交接的郊区印象。我也没有料到，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临京郊麦子店……
斯人已去，青春热血犹存。同样是民族奋起，文学的青春，志同道合者敞开心扉，我是蹒跚起步，而雷达兄是长风突进。那是个激情燃烧、重返青春的年代。
三
4月2日下午6时多飞抵北京，我夹在人群中出站，这时我把机场当火车站，耳边响起雷达大声呼我的声音。2001年7月8日我同江西作家一行从俄罗斯海参崴路经哈尔滨到北京（我早把行程告诉了雷达，电话中他嘱我在车站出口处一定别走，他来接我），人潮如涌，喧哗不止。同行的文友帮着附近寻找，后来我还是回到出口处，听见他叫我——他从地下商场一路叫我的名字过来了。我随他来到他华威北里新居。我就睡他书房的单人床，他说他平时就睡书房。我知道，深夜写作灵感骤至，方便起床。书房就是一个小小的空间，作家需要这么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空间，这样物质——环境的改变得之不易。我们用一天从许多杂志摘下并编辑了他的文章，又用一天同游北京图书大厦和王府井书店。10日深夜他送我上火车。他考虑我坐的硬座，返身给我几百元说路途遥远转臥铺用（他几次寄钱给我贴补家用）……
2010年5月下旬，中国小说学会首届小说节在南昌举行，我和江西几个作家参加了，我又与雷达兄相会，也有幸见到了好几位熟悉其文但未曾谋面的作家评论家（如杨显惠、方方、严歌苓、赵本夫、李星、阎晶明、李建军、王春林、杨剑龙、江冰等）。因雷达是小说学会会长，是中心人物，少不了各方应酬，我只是不近不远呆着，决不显示与他的热络。深夜他来到我的房间，我们也就聊谈了一会，他鼓励我会上发言，说水平不会比别人差，我终于没发言，只是倾听。后来我把比较几位专家发言的意见告诉给了他，由此我也建立了当下文学评论界状态的印象。
2011年4月中旬，因我和一位乡友飞赴沈阳采访上犹籍长征英雄的事迹，回程乘火车，转到北京受到上犹乡友的接待，我特地看望了雷达兄，他走出潘家园接我。一不小心我们又见面了。对于投缘者，比如雷达与我，会面竟在我们中年的某个地点和时间，好像此前的生活和奔波、顺境和逆境都是为奔这一天做准备。两人地处南北会面亦不易，可上苍突如其来又提供机会。那天中午我在他家度过，他家仍是十年前样子，不时电话响起，有时嫂子去接，再由大哥接，大都文友打来的。可见他文场磁力不减……
已入夜。我接着打的来到潘家园来到雷达家。我的城市方位感差，但一进入楼房电梯我就觉得相当熟悉了。秀清嫂子在家，雷容陪老家人外面吃饭去了。嫂子给女儿雷冰打电话，要她提几份饭菜回来。小厅设了灵堂，中间是大哥的遗像，两边摆满了花篮，从挽幛知道兰州大学、甘肃天水县、新阳镇等单位，众亲友，贾平凹、雪漠等文友（更多的花圈花篮在八宝山）。花篮摆到家门口。设了签名簿。从祭台上的摆设，亲人的祭拜，不断有亲朋好友进来祭奠，送上奠礼抚慰家人，我又知道北方（甘肃）的家奠仪式同南方（赣南）相近。我跪拜致哀，千里奔丧为跟大哥作最后的告别。然后我坐在一边，默看周遭的一切。
居所又装修过，客厅若有改观（大哥早就说煤气管老化，房子要装修，2015年3月我的长篇《抵达昨日之河》研讨会在中国作协举行，会后大哥自己开车送我回下榻的宾馆，在我住房聊谈，他说“房子正在装修，很乱，下次去吧”）。我记起那次研讨会我乘大哥的小车在宾馆小道掉头，他开车的顽韧模样，当时我为他捏一把汗！就像他进入老年学会电脑，也学会了开车。他有股“坚持”的拼劲。
书房依旧，那张我睡过的小床依旧。两个装满书的书厨摆上小厅。我愿今夜睡小床，就地回想那年小住，跟大哥在一起的时光。我曾对大哥说，我来就住书房吧，哪知道机会正在减少和失去。嫂子说客人都住附近的旅馆。这也意味着我向书房告别。
雷容领着客人回来了，他拉着我的手说话。我记起1987年到他家他是个少年，如今他也入中年——显现中年的成熟。他要独挡一面了。我能想象这些天他忙得焦头烂额，暗暗自责：昨天自己在电话中要他办理花圈等事呢。他说：这几天我没睡，实在太突然，我爸31日下午两点多就没用了，是肺纤维衰竭，不是癌症的癌症，能挺过十多年已很不错了。我不敢睡，怕爸报梦，我要把悼念搞得体面一些。我先给几个朋友打电话，以后全国都知道了，铁凝、钱小芊、阎晶明等作协领导都来了。送花圈事我太忙了，要给中国作协说，阎晶明具体负责。嫂子说，晶明来过几次。
嫂子、雷容、雷冰向来人说，我从江西来，是雷达最要好的朋友。
我跟阎晶明熟，打电话说我从赣南到雷达家里，参加雷达兄追悼会，请他分别给办江西作协和我个人送的花圈。
来人多，事多，屋里有些纷乱。随后我被雷容安排住在附近一个旅馆。
四
4月3日雷容同一班年轻人继续忙追悼会的事。我一直坐在客厅，我以自己的方式“陪伴”，也就目睹他甘肃老家的家人逐一跪拜祭祀，目睹他岳丈家人、亲友等祭悼，脑子里不断浮现相关的场景。这是特殊的“乡土”聚会。在首都这样的知识分子之家，家族、乡土依然是浓郁的存在。远方家乡的乡土情愫在这里汇聚，流淌。
自然，雷家人也一直如此存念和续结乡情。“京效麦子店”应该是个桥梁。
雷达60年代到北京工作，成家和建房都在北京的郊区“乡村”，我1987年9月到他家做客，就住在“京效麦子店”他自己做的四合院。我在1989年写的《与雷达第一次相会》记下了我当时的感受：
踏上京郊宽展的柏油马路，城市旋律的滚动已经微弱多了。北国农村苍茫而雄浑……当我叩响一个四合院又一个四合院，最后还是踏上了一个四合院。院内一株梨树一株枣树，叶子已稀疏丁零，仍是老到的苍绿。那半高不矮的院墙石块参差，一定是你们亲手堆砌而起的了。院子门口有座大磨盘（你评贾平凹的《模式与活力》大概由此而引发的吧。）你写的《关于城市与文学的独白》，里面描写的，不正是这乡土一隅？在城市你感到周围景观与你对立，在乡下你感到周围与你亲和。你是个与乡土有着不解之缘的人呵。
从老家人外表能识出“西北神韵”。他们的交谈所隐现的世界是养育少年雷达的乡土世界。雷达的散文《还乡》（1991）有一段：门楣上写着“耕读第”三个大字的家门，陇东南一带，即使赤贫的农家也不忘在门上漆这三个字，表示对农耕、读书、孝悌的敬重。这个门我不知进出过多少回了，此时跨入，顿感生疏；异母兄嫂、侄儿女辈蓦然相见，大有“相对如梦寐”之感。亲房本家一些上年纪的人，朗声呼喝着我的小名，跺着泥鞋来了……
他们有些话我能听明白。他们回忆，几十年前（1970年）他们到北京找雷达，而雷达随单位的职工去了五七干校，他们扑了个空。在那个年代，雷达能解决什么？但延续乡情则是肯定的。非常时期，乡情仍是最靠谱的依持。我顿然想起，好几年前一次电话，雷达高兴地说办成一件事，就是把一个老家侄女什么的调进了北京工作，朋友肯帮忙。他如释重负，颇有成就感。他愿意让我分享他的喜悦。他明白自己非权势人物，也不善于搞关系，以前他在信中说过他“活动”（交际）能力差，可他认定这事要办，就硬着头皮找人，靠朋友相帮。毕竟在京几十年，应该为老家做点什么，仍基于他心头化解不开的乡情。
乡土之情化作了浓浓的情感维系，缘有现实的激活。有时现实激活的另一面就是缘于现实生活的遇阻。这种情形之下，遥远的故土成了心灵依傍的故乡，“寻根”于是悄然开始。1990年4月9日雷达信中写到——
上月14日至26日，因老母精神、身体不好，又想念我（我也想她），遂踏上西去列车，在陕西杨陵（我姐处）勾留十日。感慨颇多。这是我下台（李按：离开《中国作家》杂志）后自费省亲，沿途挤车，看动荡时态中劳工流动，体味各种心境。老母已八十一岁，神志不清……隐隐有种担心，但愿老娘能调整一下心态，好转。……最后几天假期，我到了故乡天水深入到农村老家。二十二年未回过，一朝踏上黄泥路，登上渭河桥，进入低矮的旧居，看不认识的侄儿、媳妇们活碌，无限感想。小时候，每年寒暑我都在此度过。给亡灵烧了纸，拜了家神庙（在一山头，修葺一新），惘然地回来了，似失落了许多……（不久他写出散文《还乡》。）
3日下午，雷达岳丈家的几个亲人聚集客厅，他们或许以前来过昨天来过，今天再来，看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生离死别，上天让大家在今世相逢，他们也是做最后的送别。他们都有五六十岁了。嫂子向娘家人介绍了我。
他们中有人记起，问我：“你是从江西来的？那年是你担着行李一家一家敲门，是我们把你带到雷达家的。我有印象。”我说是。当年雷达岳父他们在场。31年了，他们还记得我是雷达——麦子店的客人。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乡村，何况住了四五天，乡人就记住了，他们把我也看作村子的客人。这是山乡常情。那年那月，赣南的桔子、板栗和晚花生刚上市，新鲜，北京市场不缺这些农产品，我以此表达诚心，自然也表达赣南的乡土之情。乡土之情把我们维系。
雷达1987年11月5日的信说，“我们初次见面，但已很知心”，“我很庆幸有此良朋。我们的友谊应该永远长存，你的性格（持之以恒）决定了这一点。”
他们也没料到，我们又见面了。
我又记起那次（1987）还见了雷达的老母亲和他在西安某大学工作的姐姐。他姐姐壮实，“北方大姐”的模样，她护送母亲从西安转到北京，好像在我到来后第三天就走了。小孩上学，嫂子在附近的医疗所上班。上午大哥骑单车去上班（最后一天他陪我游颐和园），晚上我同他就在附近散步（有个湖），去过那个医疗所，谈得最多的是乡土文学。开头他嘱我：你少来北京，别呆在屋里，去城里逛逛，感受一下北京。我买了张北京交通地图，照图往返。我下午乘公共汽车回到大哥家，老人在家。他臥室床头贴着贾平凹的小条幅：“平和大涵之心天马行空之志霸悍大方之文也雷达先生长安平凹”。写字台前的墙壁上贴着钢笔小字：“当我像嗡嗡作响的陀螺高速旋转时就自然排除了各种干扰，恐惧和烦忧（居里夫人）”。墙上还贴着吴天明导演，张艺谋、吕丽萍、梁玉瑾主演的电影《老井》的剧照。
老人身体不好，历经风霜，苍老，躺在睡椅上。（老人完全不像《黄河远上》一书中的照片，富有坚韧、睿智女性知识分子气质的模样，岁月、人生催人老啊。）我尊敬老人，可我生性木纳，又是南方人，找不着与老人聊天的话题。其实她在悄悄观察我，我感觉到她目光深邃。后来我又知道，老人足不出门，却敏感地感知这个世界。第三天下午，我逛城回来跟她聊天，我告诉了我家和我的情况。她说：“你是个好人。我叫达学帮你。”（多年后我读了披露雷达父母身世的文章，方知她是个有学识和精神定力的老派知识分子。）
雷达给我他即将在《当代》发表，评张炜长篇小说《古船》的文章《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的清样，叫我再校对一下（我已读过《古船》。后来我把这份清样带回了家）。他在这篇文章结尾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百年千年孤独的马贡多镇被一场飓风从地球上刮跑了，洼狸镇却在经受了生关死劫、凄风苦雨之后站定也脚跟……地下河又出现了……《古船》既有民族心史的深掘，又留出很多正在我们时代展开的难题。我认为他胆识非凡，思想激荡，出手迅捷，写得到位，乡土情思如地火奔突。写“洼狸镇”一定有他对自己乡村故土的联想。
雷达在《黄河远上》一书的开篇《新阳镇》说：天水农村的风俗情调与《白鹿原》或高建群《大平原》里的关中农村极为相近，原来，一切皆缘于一条伟大的渭河。河流意味着源远流长、神性和灵性，它既是物化之境，也是心灵之境。它也贯串在雷达的生命和写作之中。
五
雷达评《白鹿原》的《虚墟上的精魂》与《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属于基于乡土感受和认知的同一精神谱系，都体现为80年代精神的开阔性和乡土纵深感。乡土（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内在性、参与性、延续性、嬗变性、鲜活性即生命性——宏观与微观融为一体。《古船》和《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是中国80年代文学耀眼的存在，当然也是一定语境中的精神产品。近年张炜在一篇访谈中说到，《古船》翻译成外文时，他也把雷达这篇评论收进书中。
“乡土文学评论”是雷达文评的重要组成。是雷达评论的视野和基石，是其评论的血肉经络，构成了评论的“灵与肉”，在此基础上，化作情气势为一体的文风（刘再复说他拥有一种“理性的激情”），他也就与别的文学评论家区别开来。我为什么强调“语境”？因为中国作家（包括雷达）对语境十分敏感，趁着合适的语境，作家的思想力创造力极大地释放；要是语境淹滞，作家作自我调整（设限），创造力也就迟钝甚至萎缩了。
1987年9月我告别麦子店的前一天，雷达带我进城溜达，去了几个书店，他买了几本书（其中有钱穆的中国文化研究书籍），也给我买了几本书。他带我进一个路边小店，说他《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即将在《当代》发表，应该庆贺一下！他非常在意这次成功，他心志高昂，冲上了评论的置高点，这置高点既是他的，也是文坛的、时代的，这样文学就胜任做时代的思想引擎。他要我点菜，我只点了两个菜，他说我太节俭，他还为我不喝酒遗憾。这篇雄文他收进了《文学活着》（1995）。但我也发现，他没有收进《雷达自选集》（文论卷）（2006）。然而，他又把这篇收进了《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2010）在我看来，可以隐约看到变化的语境让他敏感而斟酌，可他最终还是坚持了什么，这种“坚持”伴随他走向生命的终点。我还感觉，与“坚持”相伴的是他的精神矛盾。
因为中国的乡土与民族灵魂铸造的内在关联性，以乡土文学评论为重要内容的雷达文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评论的重要面相，某种程度也体现了“中国思想”——改革开放年代的“思想呼吸”，雷达文评也就具有了思想的重量和精神的分量。从这个角度，上面所示贾平凹的把握是准确的，近年刘再复说“如果没有雷达的声音，中国当代文学肯定会增添一分寂寞”也是有的放矢。时代给雷达以舞台，他顺势而上，刻苦持恒，写出了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雄文，被刘再复视为共和国第三代文学评论的杰出者。（《致雷达文学批评研讨会》2013）张炜今年还说对《古船》他的“第一部长篇格外看重。当时认为它就像生命一样珍贵……那种青春的勇气，生命的饱满，却完全不是文学技巧所能弥补和取代的。”（见《小说评论》2018第一期）“青春的勇气，生命的饱满”也正是与时代紧密契合，“雷达评论”的精神征候。我们同时看到，文学和时代的精神价值，总是通过菁英的“坚持”（对雷达来说是伴以克服精神矛盾）而熠熠生光。
3日下午，天气转冷，由20多度降到十几度，天气预报说明天15度。雷达的新著《雷达观潮》《黄河远上》由老家一班亲友相帮运回，堆放在书房。嫂子代为赠书，她分别在给我两书的扉页盖上“雷达印章”，写上“2018.4.3北京”。世事难料，过年时大哥说要给我寄书，不过一个多月，大哥就撒手人寰！
晚上，雷容带我去一个特色餐馆吃海鲜。同行的还有他姑妈的儿子和他另一个亲戚，他们都是年轻人，我才知道，雷达的姐姐仍健在。他们商量明天去八宝山开追悼会的事，那边由中国作协组织，这边组织亲属驱车前往。我对小伙子说，当年我见过你妈妈，而且说了“印象”，他们都说是。这样又说到雷达的母亲。我对雷容说：我认识你奶奶，一次同你父亲相聚，我说起一次因治母病而拒绝外出，而这次外出者遭遇车祸，是母亲保护了我，你父亲说你奶奶病重，他奔西安而去，而避免了一场“风波”带来的麻烦。雷达曾感慨说母亲拉了他一把。这是实情。但这次雷容他们还说了实情中的实情：那时老人在西安，知道形势汹涌，立即联想“又要搞运动啦”，为北京的儿子担心，于是以病重为由把雷达召到西安。
1989年5月12日雷达（此时他主持《中国作家》杂志）信中说：“最近以来，我好象与评论完全脱了节，心中颇为苦闷……我本月十五日（后天）去上海参加‘四十年文学国际研讨会’，一点准备没有，去听，然后转赴兰州、西安，也有探望老母之意，月底返京。”接下来是一段非常时刻。同年7月8日他信中说：“大家似乎都在等待中呢。”我照常频频去信，谈文学也谈些家常。无意中大概也帮他消弥苦闷。同年12月2日他的信说：“这些年来，我们相交甚深，你在文学上对我启发甚大，永远感谢这友情，没想到，我最好的朋友会在我从未到过的江西，也人间大奇……有几个月了，我与人不来往，下班后足不出户。但从今年二月二十八日下水至今，坚持了冬泳，有乐趣。”
1990年9月23日雷达信中说：“我欣赏于你的成熟和淡泊，大受启发……我的状态忽然好转了，预感到还会写一大批东西。”同年10月13日他在信中说：“我不可忘记我是吃评论饭的，还是要在这条战线上冲创。”（1999年5月雷达到南昌开会，我专程接他到我家里做客，他在我家住了一晚。）
席间，我们三个谈起这次追悼会，雷容说，白烨用心撰写了一对挽联。他亮出手机。我看了，写得到位。他俩说起一些人对逝者的评价，我突然说：“雷达逝世，也象征了一个评论时代的结束。”两个年轻人不语，稍后雷容说：“我只听李叔叔这样说。”我明白这是两代人对当代文学理解的差别。
我因结识雷达，因自己“双栖”小说和评论，也为着浇灌与雷达友情之树，我扬鞭奋蹄，深深淌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迁，熟悉许多有影响的小说，熟悉中国几代文学评论家的文章，熟悉文坛风云，自然也体会了文坛“语境”的变化，大概我处“江湖之远”，文坛潮起潮落荣辱盛衰也看得真切。文学评论上，雷达可以做得更好，可他做的亦无所多让地成为当代的上好，他展现了自己的高度，不期然也标识了时代的高度——时代高度总是通过特定的个人及其文章来体现。所谓时代，当包括文学在特定时代的真实位置以及作家的应和。这涉及“时代的客观要求与个人努力”的一致和不一致，即挣脱局限的不可能和可能。以此观照中国历史，除个别年代个别环境，所谓“最好的文论”其实都不是“应该最好”而是“可能最好”，后来人受到的就是这些“可能最好”的滋养，在“可能最好”的“肩膀”上拓进，雷达面对传统资源（中国现代文论）是这样，后来人面对雷达评论也是这样。
我这么想，愈是觉得“精神矛盾”于雷达及其写作无可回避。
六
4日早上6点多我随雷家亲属赶赴八宝山。天气冷，雷容叫我呆在车里。参加追悼的人陆续赶到。人越聚越多。会场两边挂着白烨撰写的长幅挽联：
风范长存
质朴做人重情尚义高风亮节昭后人
强悍为文志高气扬锦绣华章傲群雄
我与阎晶明兄见面，他说两个花圈作协统一办理，并嘱我开完追悼会跟他走。与会者在“留言簿”上签名并题写，有人写了几页，我挥笔写了“大哥一路走好/伯勇弟”。每人领一份印刷精美的《雷达同志生平》和一朵小白花。追悼厅两边摆放着许多花圈，有单位和杂志社的（当年雷达在许多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有作家和友人的，我逐一细看。我看到了“江西省作家协会”和“李伯勇”的花圈。约有三百人。
9时，追悼仪式开始。因有“雷达生平”，没有“致悼词”这一环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钱小芊等一行置前，与会者四五人一排，向雷达三鞠躬，然后绕场一圈，与左边立成一排的雷达亲属一一握手。我看着雷达大哥安详的遗容，热泪盈眶，从此再也见不着大哥了！一切如潮涌来，一切随风而逝，一如雷达与我的友情。
市声熙熙，喧哗攘攘，人世滔滔，沧海横流，我与雷达的友情不可能而可能，从无到有，从通信到相见，互为知己，互为惦记，互为激励，共织文学梦想，犹如一颗种子，发芽，生长，扎根时代和土地，几十年下来长成一株绿树，这一幕幕悄然展开，随大哥永别而定格并消逝在时间之海。“千林风雨莺求友/万里云天雁断行”。（黄庭坚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云际会，我与雷达的交情同样是转型时代的产物，携带各自情感和生命印记，因而又是独特的。
1991年12月25日雷达的信谈到他母亲的病逝：“我母亲已于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二时，与世长辞。我们赶到时，她老人家刚去世四十分钟，令人无限悲痛……每天吊唁者络绎，送挽幛者二百四十多人，陕西作协闻讯，几个朋友也赶来了，《延河》《小说评论》都送了花圈。‘悼词’评价甚高。火化后，又将骨灰安葬到公墓，立了碑，我就赶回来了。至今，我还陷在缅怀母亲的悲哀中，总感到自己不孝，对不起她老人家，心中忧苦、自责。”
——27年后我们却在此地为大哥最后送行。
“雷达形象”在我心中再聚合，我不由自主对雷达兄再追寻。自这次赴京与大哥永诀，我这一精神活动便开始了。
因为自律、内敛和本能的“隐秘”自持，即使三十年书信不断，友情深笃，互诉心灵，我从他文章和信中感觉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但我察觉他也有一个隐秘的，时而有所显露的精神世界，简约地说，他常常流露精神矛盾。从现代人角度，这是真实的，正常的，也是必然的；从一个当代著名评论家的精神结构，“精神矛盾”是“正常的存在”。他毕竟是中国转型时期的文评大家，拿《雷达生平》的话就是，“雷达同志是伴随着新时期文学历程并始终活跃在中国文学最前沿的批评家，是当代文学思想和艺术发展的重要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如刘再复所说，“雷达的声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个响亮而不可替代的存在，所以，雷达的精神矛盾自有其个性特征，也应该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个精神课题，不仅是他个人的，一个中国作家——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是时代和社会的，有着普遍性。
追悼会后，我向雷容家人辞别，登上中国作协机关用车。我见到了专程从西安赶来的李国平兄（《小说评论》主编），我坐在他身旁。他跟中国作协的人熟，大家一起交谈。“逝者雷达”自然成了话题。我只是倾听。
有人说雷达是好人，没伤害人，但近年评了一些不该评的作品。我想，文坛是功利场，一些人出于各自考量请他“指点”，他自然不能免俗；我更知道，他还有“不甘退场勉力发声”的心志。前者属于他世俗方面即浅层面的精神矛盾；后者则是他性格即生命本体的精神矛盾。他年事渐高，且有顽疾，精力不逮，自己的“风景”淡出，他不是不知这是客观规律，可出自心底的失落油然迸发，于是寂寞（他去年12月6日手机短信：我看了几次[邮箱]，都没你信，很惦念）。这也是常处“中心”的人的一种精神常态吧。他也知道激流勇退，正如1989年12月2日信所说，“关紧大门，切断那方面思维，我正在练，学王蒙”，但真正修练到心体同步是不容易，此乃性格所定，也是社会情势所定。
我还听出了另外的含意，就是以他的评论实力和知名度，他可以对一些真正的好作品发声，在文学“第一时间”发文，就像当年他评《远村》《红高梁》《古船》《白鹿原》等作品一样。这是大家对他的期待，自然也是一种善意的批评。换言之，文学（时代）的要求同他的发音有差距。其实，振聋发聩的好作品不是说有就有的，何况雷达的身体状况不佳，精神状态也不怎么如意。但是，他仍是有所坚持、悄悄坚持——坚持现实主义评论，如为杨贤惠《夹边沟纪事》写下题为《阴霾里的一道闪电》的序文；如他曾请刘再复为自己的评论新著作序（雷达1988年6月2日信：“刘再复同志给我的序写出了，写得非常精彩，题目叫《灵性也激活了他的思索》”），此书没有出版，但在2014年出版的《重新发现文学》把刘再复的近期文章《致雷达文学批评研讨会》用作序文；201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揭榜和他的主持性发言（他担任中国小说学会长）也可见一斑。这里还有读者期待过大，而他不愿做评坛风云人物的反差——他这一“现状”意味着他耽于精神矛盾。
我是《小说评论》的作者，国平兄对我有所了解，他说：“雷达是位大写的评论家，保持了正直和公正。”他又问我：“是不是？”我点头。
我在1991年为雷达《民族灵魂的重铸》一书以“雄健，犹如一棵树”为题的短序说：“雄健既是雷达文章的精神内蕴，也是他的文风光采”，“他属于情感情绪型的评论家，但又不缺少相当的理论深度。”“依他的气质、秉赋、性格，面对滔滔而来的文学潮流，雷达能坐得住吗？”这不正是雷达的“写作情状”吗？优点缺点尽在其中，所以一些时候在别人看来，他又坐得住（情绪有时朝向“正”，有时朝向“负”）。生活的惰力无所不在（如以前雷达就说他“贪玩”），雷达又是以“时刻准备启程”，以“摆脱懒惰的重负”，因而，他有时“借机”发声，是对自己摆脱懒惰的一种努力，客观上响应了文坛的呼唤。还有，上面已提及，沉浸于写作是他重要的精神和生命方式，让脑子高速运转，也就忘掉了身边“各种干扰，恐惧和烦忧”。这也表明他与精神矛盾相伴随行。
特定情境中社会菁英的精神矛盾，雷达亦然（上面说过他爱惜羽毛，时而内心收敛，不轻易吐露），许多人熟视却无深思。但无论如何，雷达守住了正直和公正。
七
随车到中国作协，我去阎晶明兄办公室，跟他聊了好一会儿。我认识晶明也是多年，1988年他在山西《批评家》做编辑发过我评雷达新书《蜕变与新潮》的大块文章，可以说，我们因雷达兄而结缘。如今他是中国作协领导层的一员，雷达追悼会就是他具体抓的（开始我并不知道）。我们说起雷达兄的病症及治疗，都有所知有所不知。他说过几天他还要去雷达家看看。他又说，出席追悼会的有三百多人，没有预想的多。这当然有他的参照。（文艺报载，为表达对已故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的怀念之情，7月21日，由甘肃省文学院等编辑出版的《挥别大师——当代中国文学视野中的雷达》一书首发暨赠书仪式在雷达的故乡甘肃天水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甘肃省文联主席李燕青等一行出席。）在我，却没有这样的感触，因为我来自另一个场域。
中午晶明同我在作协食堂用餐。我5日下午乘火车离京，他嘱我住作协招待所。
下午我呆在招待所。天气冷。我没外出，时而透过窗子看屋后面的工棚，有务工者进出，有人在喂鹅，让人联想乡村的残留。这时下雪了，稀疏的雪花飘洒。我读晶明送我的几本书中的一本《文字的微光》，先翻到最后一页“2016－4－12”条目——
你在一夜间听到太多关于家族、关于故乡的故事，那么多熟悉的人、淡忘的人，他们或者已经故去，或者臥床不起，让你想起他们的音容，以及他们曾经的英姿，你因此不但回到了童年，而且感觉自己回到了原形。有一种亲切、动情而又束手无策的无力与自我羞愧。
我又被触动。我不但回到了万物复苏踌躇满志的80年代，回到自己离开下放地、一切重新开始的瘦弱原形，那时自己确实是束手无策的无力与自我羞愧。又联想雷达兄的远去，雷达回故里的感觉也是这样罢。自与雷达相遇，我的身心悄然振作，奋斗的方向更加明确。接下来我的一切改观了。虽然在生活上甚至在身体上仍遇低谷（雷达写过一篇文评《动荡的低谷》，“动荡的低谷”其实也是他某些时段精神状态的写照），我坚持下来，雷达成了我重要的精神引擎。
不由自主我又延续方才晶明说的雷达追悼会“没有预想的多”的话题。
我想，这与文学圈和语境的变化有关。我和晶明一直追踪当代文学，熟悉雷达的文评，自然知道雷达在新时期——当代文学思想和艺术发展的影响和意义，这样的“认识”只是“小圈子”，更重要的是，时代情境和语境的变化，文学在事实上已不是万目所瞩，即文学落潮，不要说读者，就是那些新生代作家也陷入“无主题变奏”，往往规避严肃而有难度的写作，或者感悟不到何谓真正的高原高峰，文学的俗化滔滔，以文学为重要载体体现民族热血与心跳的年代已然远去，所以，文坛上下（通过互联网）获知“雷达逝世”的消息，知道“雷达其人”，心灵上却没能产生共振。只有来自80年代深处，最诚挚的友人才会放下手中的一切为他做最后的送行。但三百多人参加悼念，也说明“新时期文学精神”已经积淀并延续着，雷达“不孤”，80年代文学精神已积淀下来。
当然这也同雷达自己的“文势”消长有关。由于内外合力所产生的雷达的精神矛盾（包括精神痛苦）在“文势”上会体现出来。雷达的精神矛盾非单一而是多层面的，他自觉不自觉、消极或积极应对，既是他个人的，也是时代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国人的普遍状态。他的文评承载如乡土、中国知识分子、时代社会等现实主义精神课题，他的文评践行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昂扬行进，他淹滞寂寞，他处低谷亦动荡，在精神矛盾中他又能迸发精神的闪电，他永远保持着前行的姿态。他的文评就体现为时代的精神深度——一个时代的本质。如假以时日，他会以自己精神迂回的方式完成他的“自传”的。
下午4点雪下得大一些，一阵雨夹雪。天地灰蒙，车顶上着一层白雪。……
正是清明时节。6日中午火车进入江西境内，一派清绿，沿途可见一簇簇扫墓人，墓地祭有红色黄色的纸花。此情此景其实也显现一个新的时代；我凝视包里取出那朵精致的小白花——北国的小白花，告别雷达，也是告别一个逝去的文学时代。我从京城祭奠归来……
2018年9月下旬上犹
[说明：这是原文]
载《中国作家》2019年第一期（纪实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