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李伯勇散文集《九十九曲长河》，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
我们生活中一些人和事已然“去场”——时间的逝川让它“去场”，但它仍“在场”，皆因当事者心灵（已汇入民族心灵）深处疼痛不息——精神疼痛在场，于是“在场”就获得了恒久的意味。——题记
1
2015年10月24日在济南跟年近九十的舅舅首次相聚，我回到生我养我的南方家乡，不觉又是两个月，舅舅又回到我的记忆——想象中。
倘说记忆即想象，那是基于已经建立印象的想象，基于“原型”现形的想象，有迹可循的想象，跟那种无原型可依持的想象是不同的，这么说，我对舅舅的想象就经历了由后者而前者——由虚幻而实在的递进过程。六十七年啊。赣南与济南相隔辽阔，但无海峡这种深巨的相隔，相别竟也历经近七十年的时间鸿沟。这次相见，让我在自己六七十年的生命历程上首次将舅舅清晰地定格，舅舅所携带的那段大历史开始在我的心理场域清晰起来，而此前对舅舅的想象，宛若离地数十年的风筝，终于归结于舅舅这个具体人——具体的耋耆者，由年轻到年老的九十年也隐匿在他此时的神态中，舅舅是株生于南方而数十年挺立于北国的老树。
2
我对舅舅的想象横亘半个多世纪的时空。
数十年来我和我七姐妹对舅舅的想象，由于我们都没亲眼见过舅舅，那只是基于相片——那个时候拍照并不流行，在小县城只是局限在一个国营照相馆，因而照片显得珍贵。1945年姐姐出生时，舅舅为着谋生离开家乡已辗转外地。当然我母亲父亲脑中烙下了舅舅的音容相貌，他们给我们讲舅舅所依据的是真切舅舅的青春原型——在县中读苦书的零丁少年的原型，为着生活而毅然扑向外部世界的原型，这个原型在他们心目中永远定格。依凭照片和书信，漂泊异乡的舅舅汲出我父母的想念之情，化成了艰苦生活的一种心灵的抚慰和信念，尤其是我母亲，她从小与舅舅相依为命，她对舅舅的关切和祈祷化成了她生活的定力。她对舅舅的亲情因关山阻隔岁月如水而弥深，在亲情认可上她从不怀疑从未退让，公然称许她的弟弟，而在那个政治运动频仍恐惧常袭的年代，像我父亲那样的中学教师对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不虞的亲人的情形是三缄其口的。
这一切在我年岁渐大时才慢慢明悟的。我读过许多同代人的回忆录（如张戎《鸿》和彭小莲刘辉《荒漠的旅程》），由于长时期的政治高压，我们一代两代与知识分子家庭息息相扣的人对自己在“旧社会”浸染的家庭和亲属总是讳莫如深，仿佛逃离瘟疫一样不让自己知道其来历，结果对自己家庭和亲人的来龙去脉非常陌生，后来就是怀旧，由于没清晰的基点，怀旧也是笼统空泛的，始终有一股隐隐的痛和荒，以及空茫。（这种对亲人、故园和同时代人雾里看花所引起的疼痛和空茫是那个年代普遍的精神症候，不过也成了探求真相的精神动力。）
大概“公家人”（教师）的父亲晚年怀旧，也是时代比以往宽容，对往年真实生活的谈吐中，他与舅舅有限的交往——年轻舅舅在家时与父亲肯定亲近过，当舅舅外出，父亲就凭已然建立的印象加上若干书信维系这种情愫——就浮现了，父亲比母亲更知道意识形态情境中如何藏身，言词如何过滤，因而我在父亲面前听见的对舅舅及舅舅家的情形也是时断时续。而母亲一生是家庭妇女，她对舅舅的回忆更带有纯粹的亲情，但舅舅离家在外是怎样一个生活情形，她无法想象，她更关注的是舅舅成家及子女，在听到舅舅第三胎生了个男孩（即秦松），她是怎能样的欣喜啊，逢人就讲“我弟弟有后了！”这也是世俗女人一般有的现象，出嫁的女人心里总念记着娘家的香火相传，这也是富有中国传统精神在传统女性上所体现的一种忘我的“凝视”即企盼。
当然我也在偶然中听别人讲起舅舅（包括小时与舅舅结识过的亲友和在济南工作的上犹人），这都是即兴的、碎片化和外在的。
——我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延续着对舅舅的想象，知道济南有这么一个亲人这么一家子跟自己相连。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与舅舅频频通信，我对舅舅依然是想象。
3
舅舅最初给我的印象——我心中建立“想象舅舅”这一“基点”，却是舅舅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
我从小知道舅舅在济南——一个遥远的北国，是通过舅舅的照片。我姐姐（1944生）比我长几岁，她或许在襁褓中见过舅舅。舅舅1945年寄给我父母的一张一寸黑白照片：一头茂盛的黑发，衣着学生装，脸上扑闪着稚气。时年他18岁在杭州。足见年轻奔外地的舅舅对我父母的深情，对家乡的依恋返顾。其时我还没来到人间。这张照片以及后来舅舅寄的几张照片，我家都保存下来，先是由我父亲，后是由我姐姐，再后由我保存。我还收藏了舅舅于1980、1990年代寄的两张彩色照片。我正是依凭这有限的照片想象着舅舅。
最先一张黑白照片很小，比现在的一寸照片还要小。这种照片今天只会用在身份证上，可它却跨越70年的时空，尽管它陪伴我数十年，我只知道这是年轻时候的舅舅，而不知其具体的时空内涵。
一张舅舅舅母结婚的2寸相片，是在照相馆照的，相片下方有“青岛国营美丽”印刷字样，背面竖排写着：“姊夫、姊姊：我们结婚了。自楷启文 青岛 1958、2、8日”记得还有一张舅舅以雪地为背景的小照片（正是这样的背景建立了我对于北国冰天雪地的印象），一张舅舅同他一个堂兄弟合影的半身照。
那时肯定还有舅舅写给我父亲的信，以及没有照片纯粹的书信，我见过信封和信（我也就熟悉舅舅中规中矩却透出灵气的字体），可那时我不认识，也不感兴趣，认为通信是大人的事，我只注意照片，舅舅就是这个样子。当时的我无法、也不可能知道父母因这张照片激起的情感波澜，更不知道舅舅当年离开家乡十几年后竟在青岛建立他的家庭，但我知道父母以此为荣，觉得舅舅有出息，特别是母亲，她把荣耀和满足传导给我们，嘱我们好好念书，小小的我（当时读小学三年级）为远方有个能干的舅舅而得意，也觉得要好好学习。未见面的舅舅成了我苦读奋发的一道精神源泉。
一个人是否有文化意识跟其有没有文化没什么关系，我母亲一辈子是家庭妇女，没读过书，她就具有文化意识。这跟她的家庭，以及她对家庭的感悟有关，更对她在一种有时是时政有时是我父亲给的逆境而产生的精神反抗有关，她祖父是个拔贡（县城有名的读书人）这一传统意识浸入了她的血液，至少她可以在我们兄弟姐妹面前口无遮拦地诉说她祖父如何读书成才的故事，而我父亲知道政治禁忌而回避不谈。我母亲的母亲过世早，她在姐妹中居大，她的父亲出走，后来另娶也另过，她两个妹妹自小给人做童养媳，她带着舅舅（舅舅小她3岁）从小就跟着她祖父，直接料理他们生活的却是她的大伯父（几十年我们弟妹都视他为亲外公）。她祖父是清末的拔贡，在县城颇有名望，不时受邀参加一些家庭的“典祖”祭祀活动，受到了尊重，这样的尊重是无法用吃穿物质进行替代，我母亲耳濡目染懂得了读书、立志、成才的道理，所以她为她弟弟终于读书出头而由衷欢欣。
其实舅舅走上读书成才之路并不平坦，这个中的一切是在近些年我听别人讲起，也听舅舅在电话中讲起才知道的。简单地说就是，舅舅童年困苦零丁，他祖父要送他做木匠，而他想读书，他祖父就说：“你考不上前三名就别读了。”结果他名列第一，还享受了县中的助学金。家庭涵养读书的“种子”，其时县里开办了富有现代气息的中学，“读书”的愿望在舅舅心中真切起来。
说起县中——县初级中学，那时叫继春中学，是抗战年代到赣南做行署专员的蒋经国派了年轻实干的王继春到上犹做县长（1939），当时县里没有中学，学子只有到邻县读中学，王继春力践蒋经国“建设新赣南”，抱着“宁叫一家哭，不要一路哭”宗旨，向富裕户派款子而建起县中（初级中学），各村（保）也建了小学，县中招聘了好些江浙教师，后来又办了高中部，设立了奖学金，短短两三年成了赣南最好的县中（当年蒋经国称它是全国一流的中学），舅舅有幸赶上了趟。80岁的舅舅回忆说：“我有机会在初小毕业后，能顺利地上初中，初中毕业后，县中又办了高中部，而且还达到了享受公费上高中的待遇（吃饭不要钱），这样家里就没理由不让我继续读书求学，而且是上大学，学的数理化。”
这在当年还是幼儿的我，依照县里读小学读初中读高中再考入大学的现实情境，想象着舅舅基本还算顺利的读书之路，心里也植下“只有读好书才能到外面闯事业”的憧憬。在我的心目中，有出息的舅舅很强大（拿现在的话“很牛”），在同学面前也不时炫耀一把，别人真实想法我不知道，自我激励的效果是达到了。当然这种炫耀也是基于我家弟妹多而贫困的现实，学习中生活中遇到挫折和挑战，人必须依持一种精神力量。舅舅成了我理想的具体化身。其实新的社会大学知识分子的声誉正每况愈下，我们小县城习惯随顺的人早就抛弃了尊重读书人的旧习，无视于舅舅的“读书出息”，幸亏幼年的我秉承我父母对读书成才的倚重，从而内心注入了奋发上进的精神动力。
我读初一（1961）临近放寒假，学校要各个班组织突击挑塘泥，劳动的气氛热烈，我做学习委员要拟写跟别班的挑战书，我明显受到班主任的宠爱，得意洋洋，不久突然不知什么原因，一次晚自习，刚大学毕业执教的班主任竟在全班同学面前斥责我，用词刻薄，我受不了，当即爆口“我舅舅……”，我蔑视一切，一股莫名的冲动驾驭着我，我脸走色，双手痉挛，两股战战，说不出话来。这是我人生遭受挫折的一次预演。班主任愣住了。记得有几个同学把我送回家。气急败坏中我把舅舅当作回应的武器，真是可笑幼稚之至，当然是无效之举。班主任的吃惊不在于我抬出了我舅舅，而是我因激动引起的身体变症。第二天我觉得难堪极了。后来我没再做班干部了，我的情绪低落了许多，可“舅舅”仍在我心中，一直是我精神的源泉。
4
因照片（尽管只有几张），想象中的舅舅始终是个坚实的存在。当然，更多的是，舅舅写给我父母的信，逢年过节他汇的钱。当年我总是以为自己家困难，而舅舅在大学教书有钱，所以他就寄了，而不知道，舅舅在乎老家在乎亲人，我母亲对他的关切和关爱、他对我母亲的感念都异乎寻常，我母亲成了他思念的寄托。他年轻外出，接受了新思想，懂得男女平等，他为我母亲没文化而嗟叹。1950年代后期我二妹三妹四妹接连出世，舅舅写信批评我父亲把母亲当作“母猪”，我偷偷看了舅舅的信，感觉到了舅舅对我父亲的不满。
随着自己年岁增长，我发觉我母亲在一定程度承担并显示了舅舅母亲的情怀，俩姐弟惺惺相惜，舅舅尽绵薄之力回报。就在我母亲出嫁到李家之后，这种挚情没有褪化而浓烈有加，尽其所能帮助舅舅，而读中学的舅舅体会尤深。在2015年这次初见舅舅，他讲了这么一个细节：那时他读中学，没有水鞋，只有穿布鞋上学，所以鞋跟沾水容易穿眼，我母亲悄悄地为他续鞋桩，那是在油灯下一针一线纳鞋底的细活（之前还要打布壳剪鞋片），母亲肯定续过多双，北国的舅舅回想过这种温馨的场景。可以说，这种温馨成了舅舅心怀故土最关键的元素。
舅舅年轻时肯定想过回家，但这念头一直在延宕之中，归结于经济原因是容易的，于是两地遥远几乎成了无法克服的障碍。那时普遍工资低，我做小学教师的父亲就这么认为，何况舅舅不时寄钱来，用钱糊车轮不如寄给我家抵用，舅舅以寄钱加写信的方式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和报答。后来舅舅成家更有了有形的拖累，回老家也就无限期悬置起来。至于舅舅离家之后如何奔波和苦读——考上上海的交通大学，尔后在济南的山东大学谋得一个教书的位置，在家乡的我们是无法想象的。至于我们到济南看舅舅，山重水长，更是不可能的。
现在想来，是“不得安稳”让舅舅不敢下决心回一次家乡。
但舅舅心中的家乡情是炽热的。“新时期”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舅舅因公出差到江西的景德镇，他跟家乡阔别多年终于踏上了江西的土地，激动不已。他写信告诉了我们，我读了他这封信，感觉到了他的欢欣之情。赣北的景德镇离赣南仍是遥远的，舅舅没趁机回一趟上犹老家，工作在身是个重要考虑，交通不便是个客观因素，他的老家不成其家（早已凋零瓦解），他只能看我母亲三姐妹，当然县城还有秦家亲脉，但对舅舅来说都相当陌生了（舅舅已不会说家乡土话），惨淡相对如何诉说？亲人和非亲人会理解他的诉说？有可能倒引出不必要的歧义。这些都是他对“回家”再三掂量的因素。今天我也想到了，还是“不得安稳”这一心结让他“回家”之念继续延宕。
1950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思维造就了官员也造就了百姓，我所在的上犹在50年代就发生了缘由姓氏矛盾，一位16岁当红军荣归故里的长征英雄出席有“污点”本家亲戚饭局，立即遭到别姓“贫下中农” 举报揭发，“与坏人称兄道弟严重丧失阶级立场”，他受到严厉处分，他不服而申诉，导致他竟被划了“右派”，因而“家”不是好“回”的，在中国数十年的风云变幻中，一个扑进新系统的人回到他原来置身的旧系统是危险的，在外叱咤风云意气风发却在家乡获罪的人事决不是个别的，这在全国各地都一样。“回家”成了陷阱和畏途。舅舅肯定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即使是“新时期”，舅舅内心继续保持着“不得安稳”的思虑。
“不得安稳”也是舅舅大半生的生活和精神写照。
[补记：2016年7月3日晚舅舅在读了拙文后，电话中他又说起：1950年代他一个中学同学已在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前景看好，因回了一次家乡上犹，被家乡人嫉妒，以“家庭背景问题”为由投寄告发信，组织上对他进行调查，一晃几年，问题没查出，他的仕途就此卡壳。他告诫舅舅千万别回家，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有人看你过得好就生忌恨之心，无中生有或小题大做“以革命名义”告发你，让你不得安宁。足见当时人心莫测，也证实了我的上述分析。]
虽然他寄的照片（单人、两人合影和全家合影）上都显现安稳之气，确实表达了生活的某种安稳（90年代寄了几次合家照片就传导出安稳之相），可在他心中——受现实时局的触发——总有“不安稳”之虞，于是盼望能有更加安稳的生活，这种安稳及安稳感既是时代和社会的，也是他自己的。因为文科跟政治相连，舅舅选择了理科——他虽然读的大学理科，教的理科，作为城市大学的一名教师，对政治风向十分敏感，因而他力求的安稳就是自我保护，守住自己得来不易的生存之地。
还有，不安稳也是舅舅从小到大生活的一种基调，因为在社会这个大海洋，个人是那么孱弱无力，但舅舅从来不是，也没有坐以待毙，总是利用一线之机做自己的努力。人世的奇谲在于，天无绝人之路，一个人在困境绝境中总会碰上机缘，这种机缘既是指贵人，也是指境遇，人逮住了，命运于是柳暗花明出现新的面貌。舅舅小时在家乡求学就是这样的，他已初尝甜头。就是说，他在县中度过了一段求学的安稳期，即有书可读，其实日常生活并不安稳，不过又被时代的大风大浪吞噬了。舅舅像一片离开家乡和亲人之树的树叶在时代中飘摇，那岁月和情景我们无法想象，在时代的急流中，他终于没有沉入水底而是探出头来，在遥远的北国成了一棵绿树。
尽管进入了山东大学教书（5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青岛），舅舅的薪水不多（这是普遍的现象），他陷于拮据之中，连替换的衣服也没有。冬天室内幸好有暖气，可以窝在屋里不出来。这时舅舅得了肺病，住进了青岛医院，因医院是他们学校办的，他也就意外地享受了进口的药物治疗（如在别地则不堪设想）。要出院了，因赶制新衣服而又在医院呆了几天。——这一切舅舅都没写信告诉给我父母，否则我母亲会牵肠挂肚地难过。
接着舅舅又得考虑成立他的新家了。这张摄于1958年的结婚照片和舅舅寥寥数语的题签，显示了舅舅新生活的开始，表达了舅舅趋于生活安稳的神情。依家乡习俗，舅舅结婚的年纪显得大了。对舅舅来说，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来自不易，他是幸运者，他从此定居济南，是他从未想过的。“人要努力，贵人相助”是舅舅的人生经验，我咀嚼着，也践行着，化着了自己的人生经验。
——这些都不为小县城的我们所知，却都是舅舅“不得安稳”的具体内涵。
时代继续着波谲云诡，决定了舅舅的生活、我家的生活——中国无数知识分子的生活不得安稳……
寻常的几张照片，竟蕴含着人生如此奇崛的时空。
5
我1980年代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也不时给舅舅写信，他对我的努力是嘉许的，希望我有更大的出息，他把我的“文学出息”看作是对我辛劳母亲最好的抚慰，当然他内心依然保持着来自他祖父—— “立德立言立功”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中国坊间这一传统依然根深蒂固。1987年他寄来了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言辞典》，书上用毛笔题写：“祝伯勇多出佳作 秦自楷胡启文 1988、7、22”，并附短信：“伯勇：你好。初读‘中国名言辞典’觉得内容还可以，也许对你有参考价值，故寄你。关于你的中篇，不要寄来了，在济南我可读到。读后如有评说，再寄你。最近高温天气来到中国，不知上犹情况如何，请建议你父母注意休息，少在太阳下走动。自楷 7、22”1991年12月他还寄来山东大学出版社的三卷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长篇小说研究专集》。2015年与舅舅相聚，我才知道舅母胡启文当时在山东大学出版社工作，他们寄来了我需要的精神食粮。
舅舅也知道我父亲晚年对我母亲不好，1988年寄的全家照背后写着：“芳姐：这是在1985年，济南趵突泉旁边照的一张全家照片，依次为老二秦林、老三秦松、弟媳胡启文、弟弟、老大秦怀青。我们全体都祝福姐姐姐夫健康长寿，伯勇等在事业上取得很大的成就。自楷 济南1988、3、20”
从舅舅寄来的全家照，可以看出舅舅已入安稳之境。新编的上犹县志和上犹中学校志都录有他的“条目”，但这些“事功”舅舅在信中都没有提及。不过舅舅却是准备回一趟老家，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大环境和家庭年龄小环境，舅舅终于盼来了安稳之境。可是1993年初（刚过农历新年）我母亲突然脑溢血而病故，这对舅舅的回乡热念不啻釜底抽薪，他再也见不着体恤他的姐姐了，数十年前的1945年姐姐送他出城门的相别竟是永诀！见不着应该见到而未能见到的亲人，“回家”的意义黯淡了许多，热望也急剧降温。因城市建设，舅舅县城的老家也被拆除了。此时舅舅年岁渐高，他家里也担心他回上犹遭遇不测。不过他要儿子秦松趁出差韶关回了一趟老家。其时我一家住在文化馆，见了表弟十分高兴，我陪伴他奔赴乡镇分别看望了两个从小抱养出去的姨婆。一次舅舅真准备上路回乡，但舅母病变和病逝，归乡又被搁置了，而且就是舅舅有此雄心，子女们也会劝他，还是让数十年前的家乡揣在心头吧。
可以肯定，舅舅就是回来，在变化深巨的县城也一定“找不着北”了，已逝的亲人和巨变的故土只能让人陡增惆怅……
由于不时跟舅舅通电话，我竟产生经常见他的感觉，缓解着我一度强烈的见舅舅的愿望，也就推迟着“济南之行”。 我总想顺畅些再顺畅些奔赴济南，这“顺畅”跟舅舅常念的“安稳”的内涵不一样。有我对工作对家计的考虑，有我对写作的考虑。我主攻长篇小说，当一个长篇小说的绉形在我心中一闪，就像发现一个泉眼，我就迫不及待全身心投入地做“田野作业”“读书”“构思”的准备，当“作品”呼之欲出，我又连续几个月躲到一个地方写出初稿，接着请人打出电子稿，联系出版等事宜，有关写作的事一件件纷至沓来。但人总有松弛下来纯粹“静夜思”的时候，我为一直没去济南看望舅舅而愧疚。从电话中得知舅舅健康，我也就顺延着看望舅舅的念头。眨眼我也退休几年，“看望舅舅”强烈起来。
6
终于在舅舅近90岁的2015年10月我和家属、妹妹奔赴济南，我平生第一次见舅舅。现实中的舅舅与想象中的舅舅终于重叠。
表弟秦松在济南站接到我们一行。在今天看来平淡简朴的山大教授楼单元房我和舅相拥，我流泪了。舅舅激动地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终于我见到了老家的亲人！”
因我母亲比较瘦小，我想象舅舅也是小个子，加上舅舅高龄，身材会更其瘦小，近九旬高龄舅舅身材的挺直高大超出了我的想象。他同我们去山东大学校门口合影。平时他就在这一带散步，他半个多世纪的生命融入了这所学校。他谢绝学校领导安排的更加现代舒适的新房。屋内的摆设依然是80年代的样式。我注意到那个座机，舅舅就是通过这个电话与家乡相连，与世界相通。在时间的河流中，在社会的风浪中，在自身的心灵和情感的波澜中，舅舅健朗地胜出，江流归海波不兴，满目青山夕照明，这样的图象本身就发散着一种平步从容自强不息的文化意味。
从此，我以亲眼看见的年老舅舅进行想象了。为数不多的几张相片联贯了时间之链，相片后面的时间之流隐现舅舅生命的旅程。对我，舅舅还是存在太多的空白，这是自然的，但也激起我探寻的兴致，于是在跟他平时电话交谈中有些“空白”突显而具体起来，也能感觉他一直在意即一直未能放下的某个心结。可以说，他这一心结也直通着现代进程中我们民族的心结。
舅舅和我的首次相聚，只是人世间舅甥情谊的一件寻常“草根”事，可同样离不开时代波涛的裹挟，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从独特意义上，因“青年军”事，舅舅的生命轨迹正与“抗战胜利70周年”相连。于是，当舅舅拥着我说“抗战胜利70周年”并非他有意的攀附，却显现不可或缺的“肉身以道”的“空白”：他不在这“举国庆典”的“老兵行列”里，却是这“抗日老兵”中的一员——事实是一些老者就是“抗日老兵”却在名份上一直未得到承认，于是内心仍有着隐痛。不过对这样迟来的荣誉他淡然以对，他曾在的地方又是他不在的地方，他不在的地方却是他在的地方。在与不在，生命投入了，他在，由此绵延几十年的内心痛苦表明他在，“荣誉圈”里他却不在，然而他又为别人的荣誉而欢欣，为别人迟来的笑声而欢欣，等同于自己得到了名誉，伴随他大半的生命和精神负荷也就随风而去，他又是为自己欢欣。
我们生活中一些人和事已然“去场”——时间的逝川让它“去场”，但它仍“在场”，皆因当事者心灵（已汇入民族心灵）深处疼痛不息——精神疼痛在场，于是“在场”就获得了恒久的意味。
于是，不期然我又触及舅舅一段生命的轨迹——我对舅舅的一段“空白”。
7
为弄清照片背后几个模糊的字，我打电话问舅舅（2016年1月10日下午），他确认是1945年当青年军照的，而且这次通话我又得知他在当年赣南“十万青年军”的来龙去脉。（李补记：因舅舅逝世，2017年8月29日舅舅的女婿路晓辉发来了《抗战老兵》，知道这位舅舅张姓同学叫张佑昌，我仍相信这位张先生是上犹人或赣南人。这篇文章附后。）
1945年舅舅在县中读高一，报名参加了“青年军”。 当时学校答应了“战事结束，可以回校继续读书”的要求。其时日冠正逼近赣州，全民抗日正处艰苦卓绝阶段，1944年任赣南行署专员的蒋经国组织“十万青年救国军”。 且不说民族大义，这不啻给小县城苦闷的知识青年寻找“生活出路”的一个契机。于是赣南各地报名者众，有男也有女，舅舅也参加了“十万青年军”（上犹不少知识女性也参加了），随队奔赴抗日前线（许多人仍留在家乡）。舅舅的“找出路”意味着离开家乡和亲人，扑向无可预测的未知之途，对于一个血气方刚，苦闷却不甘沉沦的青年，一隅家乡多么微不足道，像巴金《家》《春》《秋》所揭示的挣脱“封建大家庭”是那个时代青年人普遍的选择。家乡总是同父母亲人相连；对舅舅来说，体恤他的祖父病故，心疼他的姐姐出嫁，他的父亲出走另过，家已破碎无可留恋，他也就随县城一些青年人出发了。毋宁说，外面天地广阔，像别的热血青年一样，舅舅为寻找属于自己日后的安稳而甘愿奔向这种“不安稳”，走向抗日战场在所不惜，也义不容辞。
“十万青年军”意味着经受短暂培训就要上战场，三个月光景，日本投降（1945）了，青年军也就面临遣散回乡（他们连枪也没摸过）。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一些人回家了，可舅舅不想回家，因为家里无安稳可言。这时（1945）他们正在杭州，他选择了“继续读书”，为考大学一搏——这一切只是最近几年舅舅在电话中说的，当年我父母对此所知甚少，做小孩的我更不知道——扩大地说，当时百废待举，许多有为青年选择了“读书成才”之路，舅舅所在的团队有一伙想读书的青年，这也意味着必须经过考试（这也说明大学教育家们的治学依然严谨，不会以“参加抗战”为政治由头降低成绩标准），舅舅以县中的学习底子接受了挑战，在数十人的考试中，他进入了前五名而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炎黄春秋》2016年第1期李锐老在《选拔第三梯队的有关回忆》一文说：“当年交通大学是全国最难考的大学，高中毕业后我不敢考交大”），他学的理工，在学校享受了助学金，1952毕业即进了山大教书。在不安稳中舅舅又度过了一段安稳的学习时光。
文革中“十万青年军”却定性为“反动组织”，它被污名了，凡参加者都受到严厉的审查，舅舅概莫能外。驻校军宣队用了很大力气对付这一“敌情”，他们一厢情愿地想查证我舅舅是这一“反动组织”的高级卧底，赴上海等地进行“外调”。像全国许多地方一样，那时的掌权者都以非白即黑，把想象当作事实，无时不在的敌情观念对待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把众多无辜者推向了敌对阵营，不过大学就是大学，比起疯狂的地方仍保留着理性，他们还是依据了事实，发现对舅舅的举报是假的，这事也不了了之，舅舅继续在山大教书。然而，这个心结一直是他的难以承受之轻，他无法彻底决了结，因为当年他们是秉怀民族大义满腔热血上路的。
现在舅舅告诉的情况是：他一个在北京的张姓同学，当年同他一样参加了青年军，也一样考上了大学，后来他留在在学校教书，而这个同学为“干革命”去了北京，在某大学共青团做一般的团委，因家庭出身不理想，后来又调离到某中学，1980年代再回到大学。张先生同样遭受了“审查”的经历，由于其人当年选择做行政工作，更受到“革命”的排斥，当然其人对此更加耿耿于怀。去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同学向学校提出“青年军算不算抗日远征军”的问题。经过查证，1945年国共的重庆谈判，周恩来同意把青年军看作抗日。张姓同学又把问题反映到国务院，国务院明文答复可以，这个同学每年可享受5000元政府津贴，还主张舅舅去申诉。（作为本文附录的《抗战老兵》写得较详细。）
舅舅无意再经受一番折腾，他也不在意津贴，而是看到“青年军”数十年的污名（被视为反动组织）终于得到雪洗，十分快慰。还人生还历史一个公正，舅舅成了在世的见证人和幸运者。他经临的这个“场”早已成过去，可由于这个“场”数十年被污名而“挂”住了他，转眼间，“污场”又成了盛誉之场，不期然延伸了“在场”之役，但他淡泊以待——他淡泊地面对自己的生命之场。他来到“人生长河”的入海口，情境交融，壮阔安详从容成了物我融汇的旋律，你不在的地方正是你在的地方。
8
（这一节是舅舅于2017年5月9日晚去世后的加持。）
2017年5月10日我收到了秦松表弟发来的唁函：“哥，我爸爸于昨晚过世。”唁函极短，足见哀情之深。我顿时怔住了，不禁洒泪，我连续告诉了我的几个妹妹，并商量了远在老家的我们的悼念方式。我们来不及急奔济南与舅舅作最后的告别。在我也忘了问舅舅这次的“急走”之因，倒是稍后我一个妹妹告诉说，是舅舅不慎摔跤而引起迸发症，导致心力衰竭。很快我又收到舅舅在北京某大学任教的大女婿路晓辉在第一时间写的哀悼老人的第一篇文字，回忆舅舅最初给他的印象。我哀伤不已，2015年10月的拜见舅舅，是最初也是最后的一次相见。
那次济南相聚后，我跟舅舅多次通话，他都是一种安详乐观的态度，讲得最多的是他那段“赣南抗日青年军”的事，因北京他一个相同经历的同学终于获得“抗战老兵”称号，他积压心头的一块阴影消失了，但他不愿折腾搞材料，取得奖章，长河落日，辽远、绚丽而平静。不过我心里对舅舅这段经历不是很清楚，就是说，我能以平常心明白他这段人生经历，但不太清楚实际发生了什么，比如如何当兵，又如何在浙江转去读书。
2017年8月29日，我收到路晓辉发来的回忆舅舅的文章《抗战老兵》。这下我就更清楚了，还纠正了我文章中不准确的地方。得到路晓辉赞同，我把《抗战老兵》纳入了我这篇长文（我仍无法确定这位张佑昌先生是舅舅的上犹老乡或赣南老乡）——
2016年早春的一个傍晚，妻从学校操场完成了例行的“绕圈+老父电话”运动后，回家对我说：岳父希望我们去拜访一下他当年的老同学，张佑昌伯伯。
张老伯从外语学院离休将近 30 年了，一直和老伴儿在家研究党史和抗战史。电话里得知我们将前来拜访，连声表示欢迎欢迎，激动和兴奋的言语让我和妻感到很温馨。第二天我们刚走到他家附近，远远地就看见张老伯顶着一头雪白的银发迎在了楼门口，那凛冽寒风中翻飞的银发让我和妻顿感心里热乎乎的……
简短的寒暄之后，张老伯和他老伴儿用亲和的话语、慈祥的微笑、和许多早已卷边发黄的照片和文字资料，把我们带入了 70 多年前那个隽永绵长的历史画卷……
张老伯与岳父早年在杭州是中学同窗，伴着“姑苏城外寒山寺”的钟声，这些寒门学子曾经历了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日日夜夜……当时抗战刚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在国共两党各自打着心里的算盘、大地焦土上仍然处处狼烟缥缈的动荡年代，能在西子湖畔眺望三潭印月的波光粼粼和远处雷锋古塔的幽幽背影，实在是因了蒋经国的一句承诺……
1945年初，蒋公子在江西发动并组织了“赣南抗日青年军”。当时虽日寇已成颓势，但“落水狗”还是狗，冬天的蛇“死而不僵”，同时“虎父焉有犬子”信念强烈地刺激着蒋公子的那一腔热血，他在江西各地号召青年学生参军上战场，并庄严承诺：打败日寇之后，一定让你们“优先”再回到学校学习……当然，这里有一前提，那就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一句台词：如果你还活着……
当时岳父在（江西）当地有名的县高中读书，拿的是今天称谓的“全额奖学金”--免学费还管吃住，全因为入学考试是了前三名。能以“探花”身份进入街坊和邻里老少皆仰慕的学府，背后一定饱含着出身寒门的岳父当年难以想象的艰辛。原以为这引以为豪的“幸福”会平静地延续，突然的某一天，蒋公子的“征兵”告示冷冰冰地贴在学校大门口，血红的章印在清晨朦朦胧胧的薄雾中赫然醒目……
虽然每次拜见岳父时，老人断断续续地诉说了许多往事，但当时看到“血红章印”后老人的心绪却并未直言。前几年，易中天“品三国”里的“逻辑推理”对我极有启发。依据推理，其实不难感受到老人当时辗转反侧的思绪：
要上战场吗？
要放弃这百般艰辛才得到的求学机会吗？
我会在战场上死掉吗？……
“拯救民族于危难”的思想境界估计与青年岳父还有些距离，当然这青年也绝非“商女不知亡国恨”。他最终还是去了，推理告诉我们其实因由很简单。
徐静蕾在“一个陌生女人来信”中为上街请愿的女学生设计了这样的镜头：同学都去了，我当然……
是的，同学都去了，…… 这简单的因由足以诱发 5.4 运动、知青插队、4.5 天安门事件，甚至是后来的6.4 。所谓当初的政治觉悟往往是后来的“有心人”张贴的“标签”而已。因为同学都去了，学校可能要暂时关门，即便不关八成也是“师大女附中”了。即便千般纠结，情感朴素的青年也不至于愚钝如此，也许上战场也能改变命运，况且不是还有蒋公子的那个承诺吗……
谁知不到3个月，当初这“都去了”的冲动竟为老人带来了好运 --- 日寇投降了。在鞭炮齐鸣和锣鼓喧天的气氛中，老人（可能）暗自庆幸自己还活着、庆幸曾经参加了准备为国捐躯的抗日国军而没有“临阵脱逃”，当然更惦念那个曾经的承诺……唯一的遗憾是：枪，都还没有摸过……
去岛国自由行时曾深深地感受：台湾民众对蒋介石公的印象一般甚或可以说“差评”，但对蒋经国还是充满着敬仰，岳父应当也同感颇深。或许是当初哪个“庄重承诺”余音尚存，但我更相信那是蒋公子“一诺千金”的做人信仰。很快，尚在兵营周边逗留的岳父和伙伴们就收到了通知，可以报考杭州专为这些青年军学子们设立的学堂。考试对原本就书本深厚的“探花”而言如同伸手探囊，3个月的兵营生活不过是稍稍长点儿的“暑假”而已，况且还有署着蒋公子大名的《赣南抗日青年军》遣返证，名列前茅的考试成绩加上“满分”的政审资质，很快岳父与张佑昌老伯等一批背景相同的年轻人，成了西子湖畔的同窗。……
老伯母亲切地给我们的茶杯又续满了水，书房中弥漫着龙井茶的清香和淼淼升起的水雾，茶壶碰撞着茶杯发出了清脆的声响，一下子让我从张老伯徐徐展开的那个已经久远的历史画卷中惊醒，很快地，老人家又将我带入了另外一幅簇新的画卷…….
2015年一天，电视里出现了抗战胜利70周年的 9.3 大阅兵。那隆隆驰过的东风战车，呼啸而去的歼20战机方队，胸前挂满勋章、颤巍巍行着军礼的抗战老兵等镜头，伴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深深地触动了岳父和张老伯压抑了几十年的神经…….当初谁能料想：那个不到仨月、枪还有没摸过的国军之旅，日后竟成了岳父和张老伯们几十年的梦魇。
岳父曾几次跟我提到：张老伯思维敏锐、处事果断又不失谨慎……尽管文革已然过去40余年，但对这段历史和历史的经历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论。延续“文革”遗风这些人仍然是“有历史问题”。张老伯坐不住了，愈来愈宽松的政治环境，加之早已是无所顾忌的“风烛残年”，老人毅然找到学校组织部：
组织上应当把我定为 抗战老兵！
一个难题摆在了组织部部长的办公桌上……正视历史错误需要执政者极大的勇气，好在今天的部长要纠正的应当属于“前任”。但即便如此，过程仍然坎坷……
“您的请求有什么理由啊？”……
“我这一生的历史问题不就是参加了国民党的抗日青年军吗？这还不是理由？”
“您能拿出什么证据？有什么人能证明吗？”……
老人一下子就乐了，“解放后的历届运动，三反，五反，反右，直至文革，我历次写的交代材料快超过史记了。你们随便去查查即可……”
面对厚厚的发黄的散发着漫长历史长河气味的档案材料，组织部一切想得到的证明证据应有尽有……妻很多年前曾对我说：小学二年级时经常半夜醒来看到父母凑在昏暗的白炽灯下，低声商议交代材料该怎么写？谁能想到：当年的那些无奈竟成了今天的“铁卷”……
但即便如此，坎坷还在继续：
“您不是，枪都没有摸过吗？怎么能定为抗战老兵？”……
李云龙有一句经典台词：吃的是灯草灰，放的是轻巧屁！老人一下子就不干了：“当年说我有历史问题时怎么你们没提摸枪？参军时谁能预见到日寇投降？
战场上哪颗子弹认得谁是“探花”、谁是村夫？”……
反正当年的陈案与自己无关，组织部长感到没有必要再计较，申请材料报到学校，再报到教育部、文化部、中组部，当然也借助着 9.3 大阅兵中那个“颤巍巍”的军礼，很快地，三部委联合给张佑昌老伯颁发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张老伯抚摸着烫金的勋章，眼角微微闪着水光……这个勋章终于给老人70年前的那段经历定义了本该属于他的历史本色。张老伯收到勋章后第一时间，给我的老岳父打了电话：你的情况与我完全一样，你也应当去申请，我已经把那坎坷之路基本疏通了……这，就是老岳父希望我们拜访张老伯的初衷。
我把张老伯所有的资料拍了照片，当然包括那个烫金的勋章，通过手机发给了妻弟……
岳父看到这些照片的情景如何我并不知晓，但推理告诉我：老人默默地久久地看着那个勋章，70多年来的历史沧桑如大海翻腾的波涛，汹涌而起又渐渐平复…… 历史终于给了老人公正的评价，老人可以坦然地面对身后，老人给子孙们带来了自豪…..
后来妻弟告诉我，老人不打算去申请了，再大的荣誉也比不上现在生活的平静，过去曾经的伤疤不想再一一去揭开，过去的就过去吧……妻弟最后还透露，一次老人在家属院的老伙计面前拍磁卡瘦骨嶙峋的胸脯展示了我印象里的第一次“不谦虚”：老子是当年的抗战老兵！
2015年12月—2016年4月 清明节
2016年7月4日补记
2017年9月8日再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