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照理说，自80年代中期“文化寻根”的文学运动给作家一个崭新而深刻的思维与视界以来，以乡土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古船》《白鹿原》等总是独领风骚，但我们在赞叹的同时，以似乎揣有一种预感：这类小说已把乡土民族的文化性格精髓的揭示穷尽了。人们难以想像，继续朝这条艺术之路前行，还会有激荡人心的大作品出现，因为一个时代自会有穷尽某种形式内容的艺术产品相对应，即某种形式内容的作品登上和占据了艺术高峰，后来者只有另辟蹊径。
可是，随着一批成功的探索民族灵魂反映乡上精神的长篇小说的相继出现，李佩甫的《羊的门》在世纪之交又实实在在的出现了，人们同样感受一股新异的震憾，一股新的艺术审美的冲击。这就更使人相信，“走向文化鸟瞰的高度使我们看到文学探索民族灵魂的远大前景”。（雷达《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因为我们已真切地感知，我们无法跟这块土地割裂；何况，当代文学趋于成熟，加上现实生活的不断触发，我们可以日益清醒地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更从容地关切这块东方的土地了。
一个严峻的事实倒是，尽管长期以来我们血肉与共地生于斯长于斯，但我们仿佛一直生活在别处——生活在我们人为编织一厢情愿的理想或幻觉的半空中，没有或不曾好好地睁开眼睛真切地打量这块土地——真切地感知与历史文化土壤不可割裂的生存。我们一旦以主体的姿态面对这块土地，就会发觉我们其实并没走远，几代人身上仍跳荡着大体相同或相近的心音，只不过面容——时代特征的投影不同罢了。当然，面容不同，也说明渗进了新的时代的血和肉，已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积淀。但在种种面容上，我们仍可发现许多似曾相识的东西。
《羊的门》正是挖掘这种积淀的大作品。它对中原农民——民族文化性格又一次作了深邃而深刻的揭示。从40 年不倒的呼家堡村支书即头人呼天成与刚刚“上路”就不断地筋头翻转的县委书记即后起之秀呼国庆，我们感受到了历史的张力、拉力和惰力——历史的合力，这块浸透历史文化汁液的土地既推动他们，又深层地制约他们。
不过，与其说《羊的门》通过呼天成呼国庆做了这种成功而深刻的揭示，成功地塑造了这两位呼家堡不同年代的头人（头羊），不如说《羊的门》更成功地裸示了数十年来呼家堡“村妇村生存”的生活现实与精神现实。
在我看来，《羊的门》不俗的思想艺术成就，并不是发现和塑造了呼天成呼国庆一年老一年轻的乡土头人的典型形象，而在于，它时而自觉时而不自觉地对“村妇性生存”作了全息的概括与裸示。通过呼家堡，这部长篇以全息的镜头，凸现了“村妇性生存”的生活本相和精神本相以及给新时代留下长长的阴影与尾巴。呼天成呼国庆的成功和失败都蕴涵在这种村妇性生存的境况中。在这里，呼家堡只是中原农村的一个缩影的标本，但在相当程度上，凸现了一个时代中国农村最基本最显目也最滞重的生活特征与精神特征。
二
村妇性生存导致的村妇精神正好与鲁迅所深刻揭示的阿Q精神相衔接，两者各自显示了不同时代的国民的精神特征。在20世纪初，通过《阿Q正传》，鲁迅概括出国民最含民族劣根性的生存世相与精神状况：阿Q相、阿Q精神。这是长期以来皇威耸然皇权肆虐下国民的精神状态。这是无从选择的选择。可以说，当年鲁迅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贬斥意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阿Q精神、阿Q性生存已不怎么带灰色的贬斥味，而呈中性化了。其实，阿Q 精神也是人类的一种特性，一种支撑，它体现人在某种极为不利的境况也不致使自己陷人绝望的一种文化本能。任何人身上都有阿Q精神的因子。
同样，20世纪末《羊的门》所揭示的村妇性生存、村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呈中性意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家持文化批判的锋芒主要集中在呼天成呼国庆等几个主要人物身上，那些弱小人物的村妇意识却不经意地得到了显豁。自然，贯串着作家的理解、同情和悲悯。正是这样，在对中原以呼天成呼国庆为主轴的全方位生活的描写中，以呼家堡为基地的村妇性生存得以习焉不察的裸示，因而更具叩击心智反复玩味的艺术效果。
村妇性生存——现代中国乡村国民的精神特征的充分揭示是李佩甫的一个贡献。这里，我们既看到了乡村民众的顺从、善良与热情，也看到了他们的被动、等待与茫然，他们缺失的正是立足乡土的主体精神。许多时候他们是在微笑、欢呼和感激中失去这种主体精神。他们或长或短横亘着一个精神解放的过程即扬弃村妇意识的精神过程。在这一过程，充斥着中国现代生活进程全部的艰难与复杂，决绝与缱蜷。
三
1925年，鲁迅写的《好的故事》把村妇村女当作美丽乡景好的故事的重要组成，无论是岸上风景还是水中倒影天上流霞，他都把村女置其中。这里他是以包括村妇在内的动态风景表示着他的憧憬，显然，村妇是一个清新健美的形象。但是，他早在1921年初写的《故乡》对现实中的村妇如豆腐西施杨二嫂，又禁不住失望和嘲弄了。也许，他已写过《阿Q正传》，在后来的村镇乡土小说里，他把封建礼教重压力栽害下荒芜麻木灵魂（通过九斤老太、祥林嫂等村妇）的揭示当作了创作主旨，在这些村妇身上，连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影子也没有了。
眨眼过了半个世纪。在中原乡村呼家堡，另一种生活场景另一拨成为生活主人的村妇款款登场了。
此时，村支书呼天成已当稳了村里头人，深居简出，但呼家堡的一切由他继续操心归他安排，他已责无旁贷地担承起历史重任：改造这块“绵羊地”，为呼家堡人争利益谋利益，让呼家堡显赫于天下，同时继续体味、享受和释放高高在上的威严高贵( 17岁进京参观故宫，皇宫的高贵、威严、雄伟、辉煌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成为他这个以“玩泥蛋蛋”自居并自恃的人的信仰与信念。
在六十年代初，还是个村副书记的呼天成，为着要确立他的领袖意识，他是借助一个个即单个的“他”或“她”即设立对立面来表现威严的，比如让偷窃庄稼的人站在村口示众，他一声骂“贼”就镇住了村里几百口人，从中他更发现了这块土地上的人很软弱，卑琐，怕威权，怕孤立，趋势，怕抛出多数人之外。这里，呼天成不是从书本上，不是从上头的报告，而是像看着一棵树从地上长出来，从最普通的生活最熟悉的人发现人们对于权力的崇拜和畏惧，在许多场合“多数人”本身就能体现一种咄咄逼人的权力，应该去争取和营造哪怕是一时的，表面的“多数”。
然而，呼天成毕竟是苦家出身，吞噬过艰辛苦难所以他对村里百姓保持着真诚的同情心与质朴的乡里情怀。恩威并施之中，他不断加深了对这块土地人情世故的体察。比如他临危保护省里大官（副书记老秋），挽救和提拔年轻人，不求回报的感情投资，沉得住气，敢于承担责任，凡此等等，都是他在这块土地上体味出来感悟出来的，因而他的所作所为充斥着这块土地的底气、灵气和霸气。
七十年代正是文化大革命肆虐城乡的年代。虽然《羊的门》对此背景一直没有清晰地点明，但呼天成受此熏陶与触发则是肯定的。我宁可这样以为，作者有意淡化这种背景的浸染，是突出呼天成威权高峰期滋长的雄心壮志：在这块土地上种下地的声音，只留下他一种声音，让他的声音化成呼家堡人的呼吸，他以“给予”的大智慧大技艺为制高点，由呼家堡做实验，整体性地改造呼家堡这个国中之国的国民性，是他的弹精竭虑所在。只不过在呼天成，并不是这种理念的自觉贯彻，更多时候更多场合他是饱蘸热血情感，感性地进行实施。他这种“封闭性”改造当然违背历史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更可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文化动乱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必然性，在国人“村妇性生存”覆盖面增大之日，正是“村妇化生存”形成和强化之时。这一切在呼家堡由呼天成一步步“种”出来。当然，这种“种”自有呼天成特色，他时时需要即使处在暗中的对立面，他需要较劲斗争，这样他的生命始终处于高度激活状态，大气豪气源源而来。
秀丫在呼家保奇特的命运最能体现惊心动魄的村妇性生存的历程，从中，也充分展示了村妇性生存的诸般特征。在秀丫身上，既是村妇性生存的最佳视角和起点，也是村妇性生存最深刻最绵长最隐秘的所在。
秀丫原来是很柴很瘦的女人，下雪天滚在呼家堡草庵的一片零乱的麦草中奄奄一息。是支书呼天成救了她，并且把她许给孙布袋。这里，有呼天成发自内心的怜悯之情，有着兑现对孙布袋许诺的考虑，也有着作为村里当家人居高临下的“给予”之念。他崇尚仁至义尽，向来好事做到底，把她交给孙布袋时，还叫队上保管拉去半车红薯、半布袋小米，让赤脚医生给她看病打针，还叫队里再给置一床被褥。
这无论对孙布袋还是对秀丫都是雪中送炭的义举、壮举、神圣之举，对村里的震动可想而知。尽管孙布袋把自己的“脸”借给呼天成用过几次而受尽了屈辱，埋下了“怨尤”，但此时他只有感激复感激了。
女人的感激最内在、最炽烈、也最持恒。秀丫正是这样。她一旦恢复过来，长成漂亮白胖的“大白菜”，就急于把感激付诸行动。某种程度，她也感激孙布袋，作为他的女人，她滋润了他的生活。但她知道自己的终极恩人正是支书呼天成。自然她反复比较了这两位男人之后，全身心不由自主向呼天成倾倒了。她大胆而热烈地向他献出自己的身体。她说：“恩人，你是我的恩人哪。”说着，她就那么双膝一屈，在他身后跪下了。依附，归顺，感激，喜悦，企盼，都在她这一跪中。
应该说，年轻气盛、向来不把干巴巴的媳妇当妻子看待的呼天成，是难以抵御这种诱惑的。就在他简直炸成一片疯狂的火海，猛地扑在那“叫叫肉”上时，村里的狗格外刺耳地响起来了，紧接着，狗一群一群地窜进场里，场院里到处是狗的狂叫声，片刻之后，又有“沙拉、沙拉”的脚步声响起（这是孙布袋忍无可忍的反抗，这也说明呼天成不可能不遇到抗阻）。这时，呼天成清醒了。他遇上了干扰——潜在的对手。而他正是不怕对手不怕较劲的人。从此以后，在借老曹之手把村里的狗宰光，又跟不时在耳边那种“沙拉”脚步声较上了劲。他能够忍耐和等待，能够不动声色地声东击西，能够不乱方寸地实施他的宏图大业，即呼家堡的集体梦：一排排一栋栋整齐划一的两层楼房（楼房的格局一模一样）；井井有条的学校、医院、浴池和村舍周围的工厂；地下新村——坟墓也是整整齐齐，一排排一方方一列列，每个坟墓前都有碑刻的编号，每个编号上都有规定的顺序；每个村民基本相同的工资… … （在八九十年代，他领导的呼家堡集体事业又有了原先不可设想的、突破性的大发展）就这样，他能在一次次肉欲面前止步。
不过，在往后秀丫穷追不舍欲将身子奉献给他时，他凭籍由孙布袋暗地里交给八圈再转到自己手上的易筋经，练起了气功，这样他既能一次次在秀丫（奉献的胭体面前陶醉，同时在这具丰美的胭体面前屏声静气地止步。他不是酒色之徒，而是有坚实的信仰，他是呼家堡一中原大地的灵魂。
尽管这样，秀丫还是心里只有她，依然一次次向他的场院跑，要向他献身。可以肯定，在她已成为呼家堡的普通一分子，自然天天能听见他的压倒一切的声音和身影，熟悉有关他威权恩惠的神话般的传说，因此，在她对他的渴中，威权与情感交织在一起。有别的男人，但几十年不倒的头人呼天成只有一个，何况他在以后安排她当上了赤脚医生。因此，在九十年代呼天威过六十花甲面临退休的时候，秀丫年轻的女儿小雪儿走进他的茅屋解开扣子，准备用青春的身体作为生日的礼物向他进奉。虽然她妈影响和开导过她，她的确也是自愿的。
毕竟小雪跟秀丫是两代人，可以肯定，她远没有她妈那种源自内心的执着而炽烈的感激和痴恋；秀丫在执意向呼天成献身的漫长岁月，倒常常喷涌出女人性而不是村妇性，因而显得可爱，令人同情；然而，小雪即使感激呼支书救了她一家，也当会知道她爷孙布袋的悲愤以及一次次对呼支书无力但勇敢的较量（抗争），何况在她爷死后，呼支书仍粗暴地鄙视和贱踏她爷（在孙布袋坟前，呼天成叫秀丫“脱”)，因此，她对呼支书的感激充斥世俗的考虑，“加加担子”，给她安排好前途，有体面的工作，能做体面的人。可见，“村妇性生存”已渗透在这块土壤里——新一代幼小的心灵中，小雪们已过早地村妇化了，这不能不令人深感悲哀。
如果仅仅以秀丫母女做实例，还不足以说明呼家堡“村妇性生存”这一现实。充其量，秀丫母女只能说明人的尊严、个性趋于萎缩的事实，从某种深度体现了较彻底的“村妇性生存”罢了。
“村妇性生存”指涉一个地方的生活― 精神状况，显然，应该以更多普通人的生活即广度上方能得到有力的印证。从这点上说，秀丫母女对威权的认可、倾倒、依附与渴盼，只是呼家堡“村妇性生存”的个别例子。
事实上，呼家堡“村妇性生存”早就开始了，也泅漫着。因为头人呼天成要确立领袖地位，种下一种声音，实施他整齐划一统一分配的“集体蓝图”，实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世界，就必须以村民的绝对服从和顺从做基础，即是说，以村民的村妇化做基础，呼天成需要并借助村妇性生存这一现实，反过来，呼家堡的村妇性生存也少不得一个强有力的带头人专制者。随着呼家堡村妇性生存的强化，呼天成的地位与威权也同时强化。
不过，从个人品质领导才能人格魄力，实在非呼天成莫属。他熟谙乡村的底脉，有着乡村的灵气、智慧的霸气，而且他能自觉修养，身体力行。比如一个人要活气，活小，要舍得感情投资；关键时刻他能挣脱血缘网络。他公然反对老舅为垂危的的娘求神拜佛，娘死后，他也是在地下新村给她一个普遍的编号；他生活简朴，从不沾铜臭（口袋里从不放钱）为呼家堡集体事业操劳数十年。因而，呼家堡的村妇化进程相当迅捷，村人不会感到别扭，更不会感到痛苦，何况呼天成不时善于借别人的“脸”——树立对立面，让村人觉得自己卑微，觉得自己生活在大多数人的阵营里，特别安全无比幸福。
在秀丫踏进呼家堡之前，这个村的八婶、半大孩子二兔、光棍孙布袋、木匠刘全、阉猪的老曹、民间艺人八圈、认错床的民兵队长等都在呼天成面前一一地溃败。他抓住乡民怕作为贼的缺点和弱点，让他们卑微，自惭形秽，挺不起胸膛，夹着尾巴走路，这不正是落威落势的乡村小媳妇—— 村妇的形象么！正是呼家堡，显露和弥漫着农民一民族性格的最核心处隐藏着的永恒一村妇性，借用别尔嘉耶夫在《 俄罗斯灵魂》 的话说，“不是永恒——女性，而是永恒——村妇性。”“大家转化成女人，懦弱、战战兢兢，拥抱着空气”。“这是因为，过于生活在民族一自然村为基础的集体主义，其中并没有能够加强个性、尊严和权利的意识。”
到了七十年代，呼家堡这种“村妇性生存”已蔚为大观．彻里彻外成了生活现实与精神现实，呼天成对呼家堡的统治已驾轻就熟，他的威望由人向神转化。
呼天成继续施用他的法宝：把人分成一个个层面，比如“队委会、”“扩大队委会”“模范会”“骨干会”“积极分子会”“贫协会”。他用这些极简单的形式，使人心有了等级感、颤栗感、满足感，自觉地趋利避害；不断给全村人上“集体意识课”。这时，他胸有成竹地发起了“斗私”运动。
“斗私”第一步就落在“窄过道儿”于凤琴头上。她没别的毛病，就是人太精明，干啥事算计，不吃亏。毫无疑问是现实生活强化了她这种行为（当然也是村妇性的一种体现），但没人去责怪这种生活，而是去责怪这种尖钻的人。从生活本身说，村妇性生活就是平庸平静的生活，人却需要得到刺激和乐趣，人多么喜欢斗争啊！所以，一旦出现邻里口角纠纷，呼天成顺势导演了一出“晾晒灵魂”的悲喜剧。他知道，在乡村里，斗“私”最容易，人人都认为别人有私心，却从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的私心最大，这就需要思想大扫除。
然而，这次斗“私”一开始却逮住于凤琴的对手绵善人德顺先开刀。先是坐着检导，后是站起来坦白，就像开斗争会一样。幸亏德顺平时口碑尚可，晾了三天也就打住了。接下支就把那些惧内，那些出工不出力的，一个个掂出来，跟德顺站在一起，听大伙骂他，其中自然跑不了孙布袋。会开到第七天，德顺受不了，夜里偷偷地找到呼天成哭诉，只有向他哀求（呈一副十足的村妇相）。
于凤琴在女劳力的会场“晾私”。她站在一个窄窄地小板凳上“狠斗私字一闪念”，接着是揭发。站在小凳上的她再次抬起头时才发现，村里的女人是多么恨她，她的人缘多坏。揭发的人都气鼓鼓地戳上她的鼻子。开初是旁姓的妇女揭发，后来同宗的婶子、大娘、妯娌，她的二嫂、三嫂，她的婆家妹子，也都一个个上来了。有的女人用袖筒里藏着的大针扎她。她彻底孤立了，比狗屎堆还臭了，她成为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了。最后由于受不了，她吊死在树上。“村妇性生存”终于显露出狰狞恐怖的一面。
女人们人人自危。要不是呼天成暗示和安慰，秀丫也会“上去坦白”的。人们经受着这种残忍的精神煎熬，呼家堡温情脉脉的面纱几乎荡然无存。秀丫暗中受呼天成的保护，一直平安无事，这种时候她心里还是惶惶不安，禁不住说他“太狠毒”，然而她还是喜欢他！
其实，何止是秀丫一个人持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感情！
于凤琴的自尽，村里自然会激起轩然大波。可是，呼天成就是呼天成，他一点不慌乱，坚持初衷，继续推行“思想大扫除”。他巧妙地、不动声色地、居高临下地把揭发过死者的女人一个个推上灵魂的晾晒台，把人人有私心，人人都得过“筛”的网撒向每一个角落，使这些女人在会场上一个个举手露丑。数天前是勇敢凶狠的揭发者，转眼就成了狼狈的众矢之的（有的人吓哭了）。客观上也起到抚慰于凤琴家人的作用。这是大灵魂（呼天成）镇伏小灵魂（村妇）的心灵角逐，不用说，呼天成是赢家，其他人都是输家，可呼家堡人更加尊崇和信赖他，呼家堡女人身上的村妇性生存就彻底形成了，推而广之，也就形成了整个呼家堡的村妇性生存格局；呼家堡人心荒芜心灵萎缩。
这种精神状态只会导致一个失却生机死气沉沉的世界，可是在呼家堡却再次出现轰轰烈烈的景象，人们继续狂热着——
呼天成带头献木，呼家堡掀起拆旧宅建新村的热潮。他把工作事故巧妙地转化成英雄表彰，设置英雄榜，利用人们爱受抬举的习性，将麦升（于凤琴的男人）、徐三妮等人的断指挂在上面，进而促成人们向断指鞠躬的呼家堡仪式。后来，他又倡导按“十法则”（规定的村歌、村规、评议、学习、选拔、民兵巡逻等）生活和劳动。
这种单一的，重复的劳作，单一化、线性化的思维却谱写了呼家堡一时的辉煌，还是女人走在全村的前头，刮起了一阵女强人的旋风。女人们一个个上房，村里排房一半的墙都是她们垒起的。
这是个极能迷惑人也感染人的现象，许多人当时就认定这是个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可是，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面，人们很快就发现这只是一种过度膨胀即虚热的现象，都觉得被嘲弄被欺骗了，人们遍受精神创伤。村妇性生存才是那个时代的呼家堡真正的生活风貌。血缘关系，趋向集体、精神萎顿、害怕孤立、依附、感激报恩、愚昧顺从、和众、无主见、琐碎、谨小慎微偏要逞强逞能、不敢承担责任、等待别人安排、喜欢斗争、无限的忍受力等成了它的全部内容（连耍小聪明、嬉笑也在被追究之列）。在呼家堡，呼天成并没有如此提倡，相反他赞赏和提倡集体的英雄主义，以身示范地教身边的人如何要有信仰，要活小，要有沉稳劲，要使呼家堡集体家业不断壮大，也可以说，他决不希望呼家堡人像落威的小女人（外表是风风火火的大女人，其实心灵上都是小女人）。但是，村妇性生存恰恰就成了这种历史的副产品，贯串于呼家堡数十年的历史过程，并且带进新的时代。
五
自八十年代中国进人了新的历史轨道，敞开国门，经济建设，对生活质量的提高成了切实的生活内容，这新的历史阶段跟刚刚过去的昨天甚至前天不可同日而语。就在呼家堡，我们也不无惊讶地看到，又是呼天成带领创造了奇迹，实现了新的辉煌，他又成了新的历史的英雄。那种村妇性生存― 精神内颓似乎没有给呼家堡带来任何的负面影响，这种现象似乎从未有过，仿佛呼家堡人从来就是底气十足意气风发，像永远打足气的气球，无论朝着任何方向，只要轻轻一拨，都注定会跃在前头。
准确地说，这是带头人呼天成有植根于这块热土的坚定信仰、坚忍精神、把既定的农民智慧乡土资源发挥到极限的结果。数十年才有这种既深远又薄削的历史文化积淀，通过呼天成集中地体现出来。这也说明，即使是与过去很不相同的新时代，它必然保留着刚刚告别的那个时代的惯性和阴影，有的时候这种惯性和阴影起相当重要而关键的作用，呼天成就是这方面集大成者。
他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有深透的了解与把握（如他一声吼“贼”就令卑微的乡亲自惭形秽；他认定落难的秋书记将会东山再起），舍得花血本打开血路（如打开北京的面粉销路；用巨款疏通关节曲线救呼国庆），用感情加高价加等待取得技术成果（如不厌其烦仁至义尽地对待董教授），用“洗手会”方式惩治“私”心膨胀者，用晾着不用的方法治本地的人才…… 这一切都明显地充满人治色彩。
他和他的呼家堡所利用与得益的都是“关系资源”，因而他能一次次改变或影响市委常委通过的决定，他因此倍受关注和器重，声誉如日中天，给呼家堡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特征都在他身上得到鲜明的反应。
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人，时向的推移，这些“关系资源”终究会褪色和失去，人的现代化即提高人的素质才是根本― 这是一切实力中最可宝贵也是最靠得住的所在。显然，这方面呼家堡有着不同忽视的缺失即隐忧。质言之，这块受“村妇性生存”染浸的土地是会难以为继的。相当程度上它靠呼天成苦撑；但面临退休，且身体不好的呼天成也觉得力不从心了。他也看出了呼家堡“后劲”乏力，所以决定把在外面“翻了船”的呼国庆要回来，当他的接班人。其实，呼家堡“村妇性生存”正是他种植的苦果，已显现出群体的缺限，这才是必须认真对待的。“时光荏苒，斗转星移，漫长的六十年过去了，在呼家堡，他已先后领导了四代人，呼家堡也成了平原上最有名的村子。有一天，他忽然说，他老了”，他不能不老，他比他的生命还要苍老。
正是在他说自己老、也觉自己老的时候，在呼家堡却涌起了一阵阵恐慌：“没有呼伯，我们怎么活呢？”这里，“村妇性生存”的一幕幕又令人激动而心酸地出现了。
在呼天成因病住院的日子，呼家堡几乎每天都有人到村口张望，不惜把自己站成一棵树，看看这位大恩人是否回来了；一位七十六岁的老太太拄拐在村口等了八天，为的是要他安排她死后葬在地下新村的位子；只要他一句话一个手势，人们就举起森林般的手予以响应和照办；人们死死记住他六十岁生日的日子，纷纷表决心以优异的成绩献礼；为表感激，秀丫的女儿小雪自愿向他献身；在他发高烧时，呼家堡的人们全都涌到村街上，静静地等待他的消息，当听说他想听狗叫，老闺女徐三妮（七十年代她是村里的女英雄哩）带头跪下，趴在院门前，大声地学狗叫，全村男女老少也都跟着学起了狗叫… …
在这里，“村妇性生存”以它的鲜亮与沉重，又出现在新的历史场景中。
然而，毕竟是崭新的时代崭新的生活，新的生命肌体已经涌现。呼家堡也是这样，“这块铁板出现缝隙了”——
值呼天成六十岁生日期间，面粉厂的刘庭玉要脱离集体，带着老婆孩子走。这不啻是一声炸雷！呼天成的心被狠狠地扎一下。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的呼家堡人习惯从自己的经验中找办法。村里从上到下都等他拿主意。大家在他倡导的会上，七嘴八舌地定出“捆”、“吊”、“停水”、“断电”、“株连爹娘”、“隔离反省”、让婆娘们戳其媳妇从而达到劝阻不走的目的。还是那些肉体折磨精神折磨的老套套。这些并不是呼天成的旨意，而是遭受过类似折磨的呼家堡人的拿手好戏，村妇意识开出的新花，可见“村妇性生存”还笼罩着呼家堡的精神空间。呼天成也知道，这种种办法只能起震慑众人的效果，对刘庭玉已不能起作用了，因而使出“和庭玉见个面”的招数，这是他最高规格也是最震慑人心的杀手铜，可刘庭玉还是不告而别。这说明，苍老的呼天成对今天呼家堡崭新的现实，无从也无力进行把握了。这还说明，植根于“村妇性生存”上的精神架构正面临颓败的命运，真正的历史新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日于上犹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