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孔子之前已有了“仁”的概念与“仁爱”的思想，孔子第一次明确地把“仁爱”作为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把“仁”界定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又提出了“汎（即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孔子高度肯定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行为，强调“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他反对滥用权力，以随意的态度使用民力，主张以庄敬的态度尊重、呵护百姓。他讲五种美政“恭、宽、信、敏、惠”，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批评不教而诛等虐、暴、贼、吝四种恶政。唐代韩愈的“博爱之谓仁”即来自孔子的“泛爱众”、爱人民、保护老百姓的思想，可见“仁爱”是普遍性的爱。朱子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

“仁”的内涵包括了尽己之“忠”与推己之“恕”，这两者是一体之两面，是互动的。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自己想要在社会上站得住，同时也想到别人，让别人也站得住；自己想通达起来，同时也想到别人，希望别人也通达起来。另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也就是尊重、宽容别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指出：“‘为仁之方’在于‘能近取譬’，即谓为仁之方法在于推己以及人也。‘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所谓忠也。‘因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恕也。实行忠恕即实行仁……孔子一贯之道为忠恕，亦即谓孔子一贯之道为仁也。为仁之方法如此简易。”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乃是仁的本旨。‘立’是有所成而足以无倚；‘达’是有所通而能显于众。自己求立，并使人亦立；自己求达，并使人亦达；而善为人谋。简言之，便是成己成人。‘能近取譬’，则是为仁的方法，即由近推远，由己推人；己之所欲，亦为人谋之，己之所不欲，亦无加于人。”爱人就要善为人谋，成己成人成物。

儒家讲“仁爱”讲得很平实，从每个人对父母、亲人的情感开始。“仁”是以亲爱亲人为起点的道德感，首先是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然后把它扩充出去。孝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爱父母兄弟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基础性的情感，是人们对爱的生命体验的开端。人能够以这种爱为基点，然后推己及人。至于儒家的爱亲，并不是无限度的，它是有一定的节制与尺度的。孝悌只是“仁爱”中之一，并不是“仁”之全部，恰如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爱亲人推到爱陌生人，由爱百姓推到爱万物，爱草木鸟兽、瓦石山水。宋儒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是一种宇宙家族的思想，包容性很强，表明天、地、人、物、我之间的情感相通，痛痒相关，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同情心、爱心与正义感。这也就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谓生态环保的意思。

历史上，在中华各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仁爱”逐渐成为传统价值体系的内核。广义的“仁”包括仁、义、礼、智、信“五常”，狭义的“仁”则是五常之一。“仁爱”也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四维八德的基本精神。“仁爱”思想具有草根性，是各民族老百姓的基本诉求。各种蒙学、家训及口耳相传的人文教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这种大爱精神普及到千家万户，传承于世世代代。“仁爱”也是历朝历代官德的中心内容，为官之道首先要讲爱心，关心百姓疾苦，仁民爱物。“仁爱”在今天公民社会的公德重建中有着巨大的生命力。

在中外各文明对话、交融的过程中，“仁爱”思想及其“忠”与“恕”的价值原则，一直起着积极的作用。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慈悲”与儒家“仁爱”相辅相成。伊斯兰教的教义也讲“仁爱”，古代有的回教思想家融通儒回的“仁爱”，有很多建树。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儒耶两教在“博爱”与“仁爱”的异同上有争论也有融合。在世界各种版本的《人权宣言》中，在《世界伦理宣言》中，中国的仁爱忠恕之道都成为其中重要的精神或原则。

“仁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现代社会、国家、个人的发展，必须以“爱人”、“成己成人成物”为前提与目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仁爱”是廿四个字的总的基础，尤其是“和谐”、“公正”、“敬业”、“友善”的发祥地。

（原载2014年7月22日光明日报国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