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萧萐父先生（1924-2008）是我国现当代中国哲学史家、人文学者、诗人哲学家。他对中国哲学史教材编写、方法论探索、王夫之哲学、道家风骨说、佛教证悟论、明清启蒙说、近现代蜀学等领域都有研究与创获。他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刍议》《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吹沙集》（三卷）等论文、著作的学思创造，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型的重要成果。萧先生的启蒙观的要旨，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自己的现代性的根芽，强调本土文化中孕育了现代性。他主张的是中国式的启蒙，是中华文化主体的彰显，而不是全盘西化与全盘式的反传统，驳斥了中国自身不能产生现代性因素的西方偏见，这就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也就蕴含了“启蒙反思”。
关键词：萧萐父；早期启蒙说；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哲学史；主体性
一、萧萐父先生的学思历程
萧萐父（1924-2008），祖籍四川井研，出生于成都，哲学家与哲学史家，中国哲学史学科的重要建设者之一。194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194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至1955年任华西大学、四川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1956年到中央党校高级理论班深造，1957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同年秋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此后一直在该系任教，曾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他是国际知名学者，是国家重点学科——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创建者与学术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首任主任。社会兼职有：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联顾问，国际道联学术委员，中国《周易》学会顾问，国际中国哲学会国际学术顾问团成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著名的船山学和“明清早期启蒙”学专家，曾多次参加或主持国内外举行的学术会议，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要著作有：《吹沙集》、《吹沙二集》、《吹沙三集》、《船山哲学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合著）、《王夫之评传》（合著）等，主编《哲学史方法论研究》等。
先生治学，首贵博淹，同时重视独立思考，独得之见。先生对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对从先秦到今世之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的重建，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与卓越的贡献。他会通中西印哲学，以批评的精神和创造性智慧，转化、发展儒释道思想资源。为总结历史教训，他从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意识切入，尽力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引入螺旋结构代替对子结构，重视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强调普遍、特殊、个别的辩证联结，认真探究中国哲学范畴史的逻辑发展与哲学发展的历史圆圈。他与李锦全教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累计印行了十余万册，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十多所学校采用，培养了两代学人，被译成韩文与英文，产生了广泛影响。先生又以不断更化的精神，由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咀嚼，提出了哲学史的纯化与泛化的有张力的统一观，努力改变五四以降中国哲学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简单比附、“削足适履”的状况。
先生治学，宏观立论与微观考史相结合，通观全史与个案剖析相结合，提出了两个之际（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社会转型与文化转轨的概观，提出并论证了“明清早期启蒙思潮”的系统学说，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先生的原创性智慧表现在其学术专长----明清哲学，特别是王船山哲学方面。他以对世界文明史与中华文明史的多重透视为背景，提出了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与源头活水的观点，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影响甚巨。他的“启蒙”论说实际上早已超越了欧洲启蒙时代的学者们的单面性、平面化与欧洲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
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与哲学思想资源，萧先生以宽广的胸襟，悉心体证，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坚持殊途百虑、并育并行的学术史观。他重视一偏之见，宽容相反之论，择善固执而尊敬异己。他肯定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连续性、偶然性及内在的张力，异质文化传统的可通约性，古、今、中、外对立的相对性，跨文化交通与比较的可能性。萧萐父先生还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界少有的诗人哲学家。他晚年一再强调中国哲学的诗性特质，从容地探索Logic（逻辑）与Lyric（情感）的统一，并认定这一特质使得中国哲学既避免了宗教的迷狂，也避免了科学实证的狭隘，体现出理性与感性双峰并峙的精神风貌。
二、萧萐父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主体性的创获
改革开放刚开始，1978至1979年中外哲学史界著名的芜湖会议、太原会议，1981年杭州宋明理学讨论会等，都是很重要的会议。中外哲学史两个学科长期在一起讨论，对教条化、庸俗化、贫乏化的苏联日丹诺夫式的哲学史方法论给予了检讨。关于哲学史研究的对象、范围、重点、方法问题一直是萧老师等前辈们思考的重点。萧先生讲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认识的历史，以此来定义哲学史，以区别于哲学与非哲学的界限。大家都知道，当时哲学界有一个认识论的转向，这个认识论的转向使萧先生的认识史观特重梳理、筛选宗教、艺术、道德、社会、政治、法律资料中涉及的规律、本质的哲学问题。至于这些学科中的具体问题，则由这些学科自行解决。如若把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加以定义、研究，则一定关涉上述各学科里面的本质、规律等哲学问题。萧先生以黑格尔—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哲学史观与列宁《哲学笔记》的有关论断为方法论主调，且受到前面所说的哲学界“认识论”转向的影响。
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九校合编的，萧先生与李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就是用“螺旋结构”“历史圆圈”“范畴研究”“哲学史是认识史”等路数来重新架构或解读中国哲学的，力图从此前的泛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同时，作者非常有深度地研讨了中国哲学的范畴问题。我们知道，要了解中国哲学的范畴问题，首先应对此加以提炼与辨析。我们须探讨中国哲学的天、人、道、气、性、命、心、理、德、知等范畴，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认识论学说及如何与西方哲学相比照并加以调适上遂的发展的问题。且为了使这些哲学资料更加适合于我们的学子讨论和阅读，就须在教材中梳理出这些主要思想之逻辑发展的规则、轨迹。作者从中提炼出一些非常具有价值的范畴和范畴体系来加以建构。
萧老师他们反省中国哲学（史）以及方法学的建构时，特别重视的还有他们的前驱，像郭沫若、侯外庐的研究范式。张岱年先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写了《中国哲学大纲》，出版了一个小本子，但却湮没无闻，一直到80年代初期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后才有了一些影响。张先生是以范畴论的方式来写这部大纲的。任继愈先生挂帅主编的几个版本的《中国哲学史》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特别是四卷本的那套，文革前已出版，1979年又重新修订出版，成为我们好几代学生重要的教材和参考书。这些都是萧先生那一代人思考中国哲学及其方法论的重要前史。特别值得参考的是，他们用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来指导中国哲学的研究，重视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对哲学观念的影响，重视发掘被正统史家所湮没的民间下层的思想代表等，都值得珍视。
萧先生的学术境界是“通观儒释道，涵化印中西”。他力图会通中西印哲学，非常重视中西印各哲学传统的发展。金克木先生、汤用彤先生都是他的老师，彼此之间特有会心。萧先生以批评的精神和创造性智慧，转化、发展儒释道、诸子百家思想资源。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他从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意识切入，尽力突破“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引入螺旋结构代替对子结构。对子结构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的这种结构。萧先生重视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强调普遍、特殊、个别的辩证联结，认真探究中国哲学范畴史的逻辑发展与哲学观念史发展的历史圆圈。萧先生由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咀嚼，提出了哲学史的纯化与泛化的有张力的统一观（纯化是把哲学问题提炼出来，泛化是还原到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或某个部类中去），努力改变五四以降中国哲学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简单比附、“削足适履”的状况。这可以说是萧先生方法学思考的理论贡献。
萧先生的学问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他尤其重视两头，一是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理论，二是中哲史的学问基础。就后者而言，他在目录学、文献学方面很有功夫。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为我们上研究生课程时，就开设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课程。这门课多次开，每开一次，补充修改一遍，辗转多年，形成了这本研究生教材，于1998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又于2017年由文津出版社再版。萧老师曾说：《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只是为了使研究生继踵前修，尽快地进入学术前沿；同时强调义必征实，言必有据，提倡严谨笃实的学风。本书综合了文献学、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史源学等多门学科。老师采用了以每个时代主要思潮为经，以人物或著作为纬的写法。本书首先确立了中华民族古史的价值与意义，表达了他的古史观及文化观，超越了“信古派”与“疑古派”的观点。本书介绍了中国传统治学方法，朴学的主要成就与近代学者对朴学的进一步发展。本书强调了地下考古的各种文字与新材料和经学为代表的上古文献的重要性。作者善于从各学科史料中发现哲学史的新材料。本书反映了萧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认识，开辟了宽阔的研究路径，表达了他广博的胸襟与“通观”“涵化”的学术追求。本书体现了萧先生的为人与为学，人风与学风。
三、萧萐父的启蒙观主张中国式的启蒙，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
关于萧先生的“明清早期启蒙思潮”的内涵、意义与价值，陈来教授与高瑞泉教授的讨论，[1]极具启发性。
有的同志认为，今天思想界有关“启蒙反思”的论说与萧先生的“明清启蒙思潮”的论说是针锋相对的。我的理解恰恰相反，我认为两者恰好具有一致性。在一定意义上，萧先生的启蒙观或启蒙论说包含了“启蒙反思”的意蕴。萧先生并未照抄照搬西方启蒙时代的理论，也没有照抄照搬“启蒙反思”的理论，而是从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出发，从健康的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现代化）出发，作出了深刻的反思。诚然，他坚持启蒙论说，反对取消、解构启蒙的看法，不同意把启蒙心态视为“有问题的心态”。[2]然而实际上，萧先生强调的“启蒙”，内涵十分丰富，不是近代西方的“启蒙”所能包括的。在此，我特别要谈谈本人过去忽略的方面，近年来我已开始重视全面地理解萧先生的启蒙论域。[3]
第一，萧先生的启蒙观的要旨，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自己的现代性的根芽，强调本土文化中孕育了现代性。他主张的是中国式的启蒙，是中华文化主体的彰显，而不是全盘西化与全盘式的反传统，他驳斥了中国自身不能产生现代性因素的西方偏见，这就疏离、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也就蕴含了“启蒙反思”。
萧先生论证“中国式的人文主义思想启蒙”，探索“中国式的思想启蒙道路的特点”。[4]他特别重视“自我更新”，“即依靠涵化西学而强化自身固有的活力，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消化西学，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晚年的萧先生特别指出：“早期启蒙说”的深刻的理论意义，首先在于“驳斥了国际上普遍存在的中国社会自身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性因素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有自己内发原生的早期现代化萌动，有现代性的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一部中国史，并非如西方学者所说‘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在中国人当中，并不缺乏对于公开地自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的追求，任何否认中国人同样应该享有人类的普遍价值、把中国人看作‘天生的奴隶’的种族论的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5]
第二，萧先生的启蒙观，特重非西方民族与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之体认，批驳了西化派否定中国有自己的哲学、有自己的认识论的看法，批评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的意涵。这恰好是“启蒙反思”的题中应有之义。萧先生批评西化思潮，特别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对本土哲学智慧的漠视与曲解：“到了近代实证科学思潮兴起并传入中国以后，一种以解剖学为基础的崭新医学及其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开始拒斥传统的中医学，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被认为违反实证科学而陷入困境，《周易》也被看作充满神秘象数的一座迷宫而无人问津，中医与《周易》的会通关系渐趋疏远了。”[6]“在中国，历史地形成了医易之间互相会通的文化传统。三才统一的宇宙模式，动态平衡的系统思想，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范畴体系，乃是医易相通的逻辑基石。”[7]他对古代医学与易学中蕴藏的有机整体、动态平衡、生命信息、生理节律等予以高度肯定。
第三、萧先生的“人论”超越了启蒙时代的“人的重新发现”。萧先生说：“启蒙，是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主题。启蒙的核心是‘人的重新发现’，是确立关于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特别是确认每一个人都有公开地自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并且以人道主义原则为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原则和普世伦理的底线，反对任何形态的人的异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一历史进程至今也没有完结。”[8]萧先生在具体讨论“人的发现”时，时时突破了这一范围。
杜维明指出，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不同，西方近代的人文精神“并不能把人摆在宇宙大化的格局中来讨论，它只是把人当作一个与自然异化、与天道异化而独立出来的一种浮士德式的人。也就是说，这种人的特点在于，为了得到新的经验、新的真理、新的价值、新的成功，即使要出卖我的灵魂也在所不惜。无疑的，这样一种精神表现为‘以动力横绝天下’，它虽成就了鬼斧神工，繁兴大用，以至凿凿然不知其何所止境。但是它只是一种气命之伸展和周纳，而无托体之基，无精神归路，其结果当然也为人类带来很大的灾害。”[9]胡治洪总结杜维明的看法：“西方‘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突出抗衡与制约关系的民主及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即为启蒙理念系统的核心与实质。这一系统发展出一种强势的人文精神，但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排斥性的人文精神……”[10]萧先生对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义、片面民主、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等给予了系统批判，对传统人文精神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精神的差别有系统的论说。
综上所述，萧先生通过对文革的反省，针对国家、民族文化建设的现实、紧迫问题，着力于西方启蒙理性与启蒙价值的引入，特别是发抉中国传统中与之相契合、相接植的因素（例如他下过功夫的明清之际思想家们的新思想萌芽等）。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萧先生是一位东方、中国的有底蕴的知识人，其论说启蒙的时代又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开端，在现代性的弊病暴露无遗之际。在这种背景下，由这样一位中国杰出的诗人哲学家，一位生命体验特别敏锐的思想家来论说启蒙，其启蒙意涵已不是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的内容，而恰恰超越了启蒙时代的启蒙精神，包涵了诸多反思启蒙或启蒙反思的内容。他实际上有着双向的扬弃，意在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恰好低估了萧先生的思维水平与他的启蒙论说的意义。
四、萧萐父推动并引领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船山学研究
萧萐父先生是著名的船山学专家。他对船山的研究约可分为三个阶段，以1962、1982、1992年纪念船山逝世270、290和300周年为契机，三阶段都有其代表作。萧先生研究的特色有三：一、投注了情感，焕发了诗意；二、深研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共同体，尤其阐发了船山的新贡献；三、建构了船山哲学的逻辑范畴系统，推进了研究方法论。四、培养了学生，形成了团队，传承了学术。
萧先生研究船山学，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代表作是他于1962年船山逝世270周年，两湖（湖北与湖南）在长沙合办的王船山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和《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此次会议的发起人和主持人是敝校前辈老校长、哲学家李达先生。萧先生这两文是重头文章，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上下册），将此二文分别放在哲学类第一篇和史学类第二篇（第一篇是敝校前辈史学家姚薇元先生的文章）。
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代表作是萧先生1979年撰写的《王夫之矛盾观中的“分一为二”与“合二而一”》（又名《王夫之矛盾观的几个主要环节》）和1982年湖南衡阳王船山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即由若干篇论文（《王夫之氤氲生化的自然史观》《王夫之理势相成的人类史观》《王夫之认识论的辩证法》）组合成的大文章《船山辩证法论纲》（又名《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以上两文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萧先生主编的《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后者又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集》。这两个集子，为1982年湖北省、湖南省分别组织召开的、纪念王夫之逝世290周年的会议论文集。
第三阶段是先生晚年，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去世，属于先生学术总结的阶段。1993年底，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船山哲学引论》，主要汇编了他前两阶段研究王夫之的成果，还附录了他研究黄宗羲、傅山、晚明学风的论文。这一著作当然是先生研究王船山的代表作之一。在此期间，先生的代表作应为《船山人格美颂——为纪念王船山逝世三百周年作》（又名《王船山人格美浅绎》），收入罗小凡、王兴国主编《船山学论》（船山学刊社1993年版）和先生的《吹沙二集》（巴蜀书社1999年版）。此文言简意赅，富有深意。该文的写作背景是作者遭逢了生命中的坎坷，两年不许招生授课。在这种背景下，作者的内心世界与船山发生了共鸣，尤为呼唤做人的担当，歌颂独立不苟的人格与真善美境界的追求。这一阶段的、同时是先生研究船山的总的代表作，应是先生与许苏民教授合著的《王夫之评传》，是书于2002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萧先生把王船山放在明末清初的文化背景及早期启蒙思想家群体中予以研究。他继承侯外庐先生的早期启蒙的讲法，并扩而大之，又掘井及泉。他有诗云：
船山青竹郁苍苍，更有方颜顾李黄。
历史乐章凭合奏，见林见树费商量。
他认为明末清初学术范式与风格有了重大转型，离开、扬弃了宋明道（理）学主潮，转向经世致用、核物究理之学，由虚返实，成为中国学术近代化蜕变之滥觞。如李贽、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王船山、方以智、陈确、唐甄、颜元、李塨等思想家，形成了一文化共同体，激荡起新思潮。这一思潮摆脱了宋明道学的“囚缚”，实现了学术的多元转向，并在哲学上有所创新。先生指出，这种转向，还不只是所谓的由宋学转向汉学，由性理空谈转向经学考据，值得重视的是此期间的通史之学、诸子之学、新兴质测之学，以及披着经言、考证、复古等外衣的启蒙思想，这些思想继续发展，直到与近代传入的西学合流。前述的先生与许苏民教授合著之《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对这一思潮之总体及主要代表人物作了深入探讨，是有关这一断代思想史的扛鼎之作。
在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潮中，先生尤重王船山的研究，抉发了船山在思想史上的特殊贡献。先生认为，船山以“入其垒，袭其辎”“六经责我开生面”“推故而别致其新”的方式，遵循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从思想实质上总结并终结了宋明道学。在本体宇宙论上，船山以“气本”与“气化”相统一的理论，取代朱熹、王阳明，复归张载之“正学”。在人性论上，船山以“性日生日成”“未成可成，已成可革”的创见，总结、超越了宋明道学有关人性问题的争论。在认识论上，船山以“己”“物”相依，“知”“行”统一，“以理御心”，“入德凝道”的系统学说，把宋明时期的致知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在人文主义方面，船山以“依人建极”的原则，深入“古今之变”的研究，创立了“理势相因”“人文化成”的历史进化论。由此出发，在“天人”“理欲”关系问题上，摆脱了宋明道学“理欲”对立、“存理灭欲”的旧思想轨道，提出并论证了人不能“任天而无为”，而应当“竭天成能”“与天争胜”“以人道率天道”，成为天地的主人。船山认为，理欲并非对立，而是“有欲斯有理”，不能“禁欲”，也不能“薄于欲”，应当满足人的自然欲求，在丰富的感性活动中去充分实现人的价值和人的本质。船山还呼唤体现“大公之理”的“明日之吾”，乃是一个早期启蒙者所向往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以上是先生总结的王船山有别于前贤的哲学创慧。
五、萧萐父吸收和发扬了近现代蜀学，重识中华文明
中国历代文化人几乎都难以离开乡土风教的影响，而乡土风教的形成和发展又是因缘和合而成。近代四川大家辈出，成就斐然。萧萐父先生无疑是走出夔门的一位文化大家。他一生贡献给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及教书育人的工作，为后人树立了一座丰碑。萧先生一生有浓厚的家乡情结，他受到四川学人的各方面影响，对古今四川学人如数家珍，推动近现代蜀学的研究。
萧老师的父亲萧太公参（字仲仑，又写为“中仑”）先生也是近代蜀学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四川井研县，与廖季平先生同乡。仲仑先生曾私淑于季平先生。廖先生还是师祖父母仲仑先生与杨太夫人正萱（字励昭）先生的证婚人。廖先生晚年曾较长时间借寓于仲仑先生自宅“叒茇”之内，还将自己整理《内经》的手稿赠与仲仑先生。
著名哲学家唐君毅先生曾在回忆青年时代的文章中谈到仲仑先生为他讲授《庄子》的情景，在他心中播下了一生玄思才情的种子。唐先生说他“十一岁时入高小，是成都省立第一师范附小。我记得每周星期一第一堂是修身，由省立第一师范校长祝屺怀先生亲自教授。国文是萧中仑先生教。[11]第一篇是《庄子》的《逍遥游》，第二篇是《庄子》的《养生主》。
萧先生晚年还反复思考近代四川学人的学思，如廖平、蒙文通、刘咸炘、林山腴、赵尧生、周太玄、唐君毅等。除了萧先生个人生活经历中有着蜀中贤士的身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近代蜀学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多棱镜。
萧先生曾经这样评述过“天才学人”刘咸炘的思想：
衡论先生之学思成就及其历史动力，似宜更深一层，将其纳入当时整个时代思潮而观其动向，与并世同列相较而察其异同。他生当晚清，面对‘五四’新潮及开始向‘后五四’过渡的新时期。中西文化在中国的汇合激荡，正经历着由肤浅认同到笼统辨异，再向察异观同求其会通的新阶段发展。在其重要论著中，已有多处反映了这一主流文化思潮的发展趋势；通过对比中西思想文化的异同，而力求探索其深层义理的会通，找到中西哲学范畴的契合点。[12]
萧先生将刘咸炘思想视为近代启蒙思潮发展史上的一环；他用一个现成的例子向我们说明，在“守旧”与“开新”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二者可互为条件。记得萧老师曾经说过，20世纪40年代，他在朱光潜先生的课堂上第一次听说了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名字，也由此接触到其思想，欣喜异常。但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在晚年阅读《推十书》时，偶然发现刘咸炘已于20世纪20年代就读到过克罗齐的译著，并且留下了中肯的评述。一生未曾出川的刘咸炘并非仅仅埋头古书，而能涵化新知，所以萧先生说他的学思正说明了“由肤浅认同到笼统辨异，再向察异观同求其会通的新阶段发展”——而这正是“后五四”时代的象征。萧先生纵横古今，他将四川学人的思考纳入其大系统之中，其用心这就是要阐明中西文化交融互动的重要性以及中华文明之路具有其独特性。
萧萐父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表彰唐君毅思想的大陆学人之一。1988年，先生与周辅成、李锦全、方克立先生等赴香港出席“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晚生随侍在侧。先生在《论唐君毅之哲学史观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读〈中国哲学原论〉》一文中，凭借他深厚的哲学素养，凝练地揭示出唐君毅哲学及哲学史著作的大脉络，至今仍可视为进入唐君毅哲学思想的门径。萧先生揭示出唐君毅哲学的根基即在“道德自我的建立”，其意义就在于人之所以为人，定要摆脱钱权拜物教、功利主义的束缚，真正实现个体的道德价值；他又进一步指出唐君毅学思之渊源：“迪风先生于世纪初拟著《人学》之宏愿，终由君毅继志述事，积学求真，以‘充实而有光辉’之形态完成之。”[13]萧先生是当代船山学研究的巨擘，他在评述唐君毅对于王船山之研究的时候，高度肯定了唐君毅船山学研究的基本论点：“他（唐君毅）明确判定：‘船山之学，归在论史。’‘船山之学，得力于引申横渠之思想，以论天人性命，而其归宗则在存中华民族之历史文化之统绪。’这都指明，船山哲学之致思进程及价值取向乃在于继天道之善，立人道之尊，而归宗于人文化成论。”[14]同时，萧先生也认为，唐君毅对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思想尚未能作通盘细致的考察。萧先生在第二次唐君毅会议上发表论文，对唐先生哲学思想，特别是唐先生思想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唐先生的宗教观及宗教系统理论，乃至唐先生晚年大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三向九境论，作了全面肯定。[15]他对于唐君毅思想的评论，今天看来，仍有极大的意义。唐先生学术思想在海内外有着重大影响，不少唐君毅研究者也曾引述萧先生的相关论述。
萧先生反对将中国思想文化一元化，甚至于他在论述中国文化起源的时候，也接受了近代学人的古史多元论，受到蒙文通先生“古史三系说”的影响。古史多元论无疑是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突破，它突破了上古历史一元论。萧先生接受了古史多元的观念，也为他说明中国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找到了更加有力的根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在武汉大学读大三的时候，曾偕师母同游峨嵋，写下了十四首《峨嵋纪游》组诗。没想到这十四首动人心魄的诗作后来由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费尔朴、加籍教授云瑞祥翻译并选入诗集《峨山香客杂咏》之中。诗集中英文对照，先生的十四首便这样厕身于李白、杜甫等大家名作之列。
萧先生之近代蜀学研究最值得重视的是，先生把蒙、刘、唐先生置于他长期思考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问题，及重估重识中华文明的诸问题之中。总之，我们认为，萧先生得益于近代蜀学，又自觉继承了近代蜀学精神。
六、萧萐父学术的多面相
萧萐父先生的学问是博大的而不是偏枯的。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只是萧萐父的一个领域，绝不是他的全部。他有博大的气象，这当然是指他的心胸、意境，也指他在理论建构上与学术上的多面相。他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理论与历史的功底，融会贯通。他的理论贡献在启蒙论说、传统反思、哲学史方法论、中国哲学史及辩证法史等方面；他的学术贡献在于他深度地、极有智慧地探讨了中国哲学史的多个面相，在经学（主要是《周易》）研究，在儒、释、道的研究，在汉唐、明清、现代等断代哲学史的研究上，他有创新见解，又开辟领域，培养人才，使之薪火相传。
关于《周易》，萧萐父考察了易学分派，提出“科学易”与“人文易”的概念，倾心于“人文易”，指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乃“人文易”的核心，提示“人文易”内蕴的民族精神包括有时代忧患意识、社会改革意识、德业日新意识、文化包容意识等，重视反映人文意识新觉醒的近代易学。
关于儒家，萧萐父肯定了《礼运》大同之学，孟子的“尽性知天”之学以及分别来自齐、鲁、韩《诗》的辕固生的“革命改制”之学，申培公的“明堂议政”之学，韩婴的“人性可革”理论“皆属儒学传统中的精华；而子弓、子思善于摄取道家及阴阳家的慧解而分别涵化为《易》《庸》统贯天人的博通思想，尤为可贵。”他肯定《易》《庸》之学的天道观与人道观，指出：“所谓‘至德’，并非‘索隐行怪’，而只是要求在日常的社会伦理实践中坚持‘中和’‘中庸’的原则，无过不及，从容中道；这样，在实践中，‘成己’‘成人’，‘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就可以达到‘赞天地之化育’的最高境界。重主体，尊德行，合内外，儒家的人道观体系也大体形成。”萧萐父阐释了儒家的儒经、儒行、儒学、儒治的传统及其多样发展，特重对儒学的批判与创造转化。
关于佛教，他透悟佛教哲学的一般思辨结构（缘起说、中道观、二义谛、证悟论），重视解析其哲学意义，对佛学中国化过程中极有影响的《大乘起信论》，对慧能，对《古尊宿语录》，对禅宗的证悟论都作过深入研究而又有独到的见解。
关于道家与道教，他对老子、庄子，对道家人格境界与风骨、隋唐道教、黄老帛书都有精到的研究。我在旧作中写道，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学术界“涌动着一个当代新道家的思潮，萧萐父是其中的创导者之一。他是热烈的理想主义者，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积极的入世关怀。他在90年代倡导‘新道家’，当然与他的际遇和生命体验不无关系。他是一个行动上的儒家和情趣上的道家。他的生命，儒的有为入世和道的无为隐逸常常构成内在的紧张，儒的刚健自强与道的洒脱飘逸交织互补为人格心理结构。要之，他肯定的是道家的风骨和超越世俗的人格追求与理想意境……相形之下，他对儒、道的取向又确有差异。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对儒学的真精神采取宽容的态度，也不妨碍他自己的真精神中亦不乏浓烈的儒者情怀，他所批评的是儒学的负面与儒学的躯壳。”
关于汉至唐代的哲学，他对秦汉之际，对杨泉、鲁褒、何承天、刘禹锡、柳宗元等都下过工夫。
关于明清之际哲学思潮，是他的专长。他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这一思潮，把这一段哲学史作为一个断代，作为哲学史教材的一编予以凸显并细化，又特别深入地研究了王夫之、黄宗羲、傅山等代表人物。他是当之无愧的王夫之专家和明清之际哲学的专家。
关于现代哲学思潮，他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诸流派及其他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方面，他对李达、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冯契等人作了深入研究，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方面，他对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作了深入研究，他还研究了梁启超、刘鉴泉、蒙文通等学者的思想与学术。他还开拓了中日思想的比较研究领域，支持了楚地简帛的研究等。
作为思想家的萧先生，虽然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但他做的是有思想的学术。他致力于发现与发掘中国文化思想内部的现代性的根芽，因而与持西方中心主义的启蒙论者、食洋不化者划清了界限；他发潜德之幽光，重在表彰那些不被历代官方或所谓正统文化重视的哲学家、思想家，重在诠释、弘扬在历史上提供了新因素、新思想、新价值的人物的思想，因而与泥古或食古不化者划清了界限，这就是“平等智观儒佛道，偏赏蕾芽新秀”。他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努力发挥儒、释、道及诸子百家中的丰富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特别是本土文化中蕴含的普世价值，并尽其可能地贡献给世界。
作为学者的萧先生，堂庑很宽，学风严谨，所谓“坐集古今中外之智”。他希望自己与同道、学生都尽可能做到“多维互动，漫汗通观儒释道；积杂成纯，从容涵化印中西”。有人以为萧先生属侯外庐学派，但他晚年否定了这一点，他强调他的确受到过侯外庐先生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到过汤用彤等先生的影响，甚至受后者的影响更大。他曾检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认为那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萧先生晚年更重视经学，曾与笔者多次详谈三礼，详谈近代以来的经学家，如数家珍。他也重视儒学的草根性，多次讲中华人文价值、做人之道、仁义忠信等是通过三老五更，通过说书的、唱戏的等，浸润、植根于民间并代代相传的。
作为教师的萧先生，一生教书育人，认真敬业，倾注心力；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他对学生的教育，把身教与言教结合了起来，重在身教。他强调把道德教育、健全人格的教育放在首位。晚年他对笔者谈过青年学人的培养问题。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尽量给中青年提供各种机会与条件，如出国，晋级，享受特殊待遇等，多方照顾，到学校争取一些利益，这是对的。但年轻人要经得起磨砺、坎坷，对他们不要溺爱，而应适当批评、敲打。他认为，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现代仍要讲义利之辨。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要把根扎正。他下功夫培养各领域的学生，除了他的专长明清哲学之外，他还有意识地开拓了《周易》、儒学、道家与道教、佛教、现代中国哲学、出土文献中的哲学等领域，培养了这些领域里的学术专才。他还鼓励学生自愿选择、从事政治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他一再主张甘坐冷板凳。
作为学科带头人的萧先生，有着开放、宏阔的学术视野、杰出的组织能力，敏锐地把握海内外学术界的动态，让本学科点的老师与同学拓宽并改善知识结构，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的方式，实现并扩大对外交流，虚怀若谷地向海内外专家请益。他有凝聚力，善于团结、整合学科点老、中、青学者，以德服人，尊重差异，照顾多样，和而不同。他有全局的观念与团队精神，事事考虑周围的人。如上所述，他很有学术眼光，深具前瞻性，开拓了若干特色领域。
作为文人的萧先生，兼修四部，文采风流，善写古体诗词，精于书法篆刻，有全面的人文的修养与文人的气质。他对分科过细的体制内的教育多有批评。
萧先生的精神遗产，表现在其人格风范、社会影响、精神感召、学术思想、教书事业、培育人才等各个方面。传统儒生一般在社会政事、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上都有全面的建树与发展，萧先生则是在当代社会具有类似全面性的知识人！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注：
[1] 参见陈来：《历史自觉和文化主体》，《读书》2008年第5 期；高瑞泉：《芳情不悔说启蒙----读萧萐父<吹沙三集>、<萧氏文心>等著作的体会》，《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5期。这是2008年有关萧先生思想研究的十分重要的成果。
[2] 萧萐父：《自序》，《吹沙三集》，巴蜀书社，2007年，第1页。
[3] 参见郭齐勇：《萧萐父先生文选序》，载萧著《萧萐父文选?上》，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4] 萧萐父：《文化反思答客问》，《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第60、61页。
[5] 萧萐父：《“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与许苏民合作），《吹沙三集》，巴蜀书社，2007年，第46、48、49页。
[6] 萧萐父：《〈医易会通精义〉序》，《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第585页。
[7] 萧萐父：《〈医易会通精义〉序》，《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第587页。
[8] 萧萐父：《“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与许苏民合作），《吹沙三集》，巴蜀书社，2007年，第40页。
[9] 东方朔整理：《杜维明学术专题访谈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4页。
[10] 胡治洪：《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第162页。
[11] 唐君毅：《怀乡记》，《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449页。
[12] 萧萐父：《〈推十书〉成都影印本序》，《吹沙二集》，巴蜀书社，2007年，第458--459页。
[13] 萧萐父：《论唐君毅之哲学史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读〈中国哲学原论〉》，《吹沙集》，第552页。
[14] 萧萐父：《论唐君毅之哲学史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读〈中国哲学原论〉》，《吹沙集》，第563页。
[15] 参见萧萐父：《“富有之谓大业”——1995年8月在宜宾唐君毅思想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吹沙二集》，第483—494页。
原载：《中国哲学史》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