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各大宗教的博爱思想建立在彼岸取向世界观基础上，墨家的兼爱虽接近于博爱，但因为没有彼岸世界观，所以不现实。中国文化建立在此岸取向世界观基础上，故适合于仁爱之道。这是儒家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原因之一。】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仁爱、兼爱和博爱的看法。所谓“仁爱”，实际上是讲爱是有差别的。人不可能无条件地爱全世界所有的人，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去爱所有人；仁爱主张在承认差异现实的基础上，以理性的态度来爱。虽然仁爱的最终目的也是要包容全天下，让全天下人情同手足，但是在现实操作的时候还是讲爱有差等的。这也就是《孝经》的有名说法，“人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但是墨家认为，这个世界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战争和冲突，主要是因为人们只爱自己的家人、亲人。因此墨家主张“爱人之父若己父，爱人之子若己子”。这就是所谓兼爱。
究竟我们该怎样来理解仁爱和兼爱呢？大家仔细想一想，像佛教、印度教以及一神教（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东正教），实际上都主张博爱。如果我们把人类“爱”的类型进行一个区分，一种爱是有差等的，就是仁爱，另外一种是爱无差等，可称之为博爱或兼爱。虽然“兼爱”和“博爱”有区别，不完全等同，但还是比较接近的。如果我们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爱”来看，可以明显发现，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几乎各大宗教或文化都倡导后一种，就是所谓“博爱”，或者说“兼爱”。我们除了能在希腊文化中发现博爱精神外，还知道基督教讲人人平等，倡导“博爱”。佛教更加倡导众生一律平等，是要给人世间所有的生命以同样的关爱，包括花鸟虫鱼草木，都要同样去爱。道家其实也接近“博爱”。我们从庄子和老子思想来看，他们对爱是一种比较超然的态度。如果说道家也有爱的思想，这种爱是更倾向于博爱而不是仁爱的，尽管爱并非道家的主要诉求。
那么，迄今为止，多数伟大宗教或文化都在传播“博爱”，唯独儒家讲“仁爱”，这是不是说明儒家仁爱思想太独特了？另一方面，如果墨家的兼爱更接近各大宗教主流，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会消失？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世界观预设问题。
我们知道，上述提倡博爱的宗教或文化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相信这个世界为幻（或在道家，对人间世界持超脱或否定态度）。而墨家由于缺乏彼岸世界观，所以命运不同，最终趋于消失。所谓相信世界为幻，比如佛教讲大千世界如梦亦如幻，如露亦如电，像露珠电光一样不真实。我们研究希腊哲学，发现古希腊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人间世界的强烈不信任。古希腊学者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大地山河是稍纵即逝的、变幻莫测的。所以认为哲学的智慧在于找到这个变幻不定的世界背后的真实。其中柏拉图把人类所有的活动分了好多类。像艺术，包括音乐舞蹈绘画等，都不是很高级的人类活动。因为这种活动仍然不能够摆脱对经验世界的依赖。而像数学和几何相对于来说是更为高级的。因为数学和几何应该有一些符号来构建，这些符号虽然是从经验当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但是一旦提炼出来以后，就不再依赖经验，单纯通过一些几何图案，通过一些数字符号进行运算，对经验世。所以几何学真理是绝对的合乎逻辑，数学的相关内容一旦得出来的，只要大前提是正确的，后面结论一定正确。所以他认为数学几何就比艺术更高级，但是数学和几何没有哲学那么高级。哲学是人间所有活动当中最高级的，因为哲学家运用的是纯粹理念、概念思维。同时这种纯粹的概念建立在自身的逻辑自洽中，来达到对真理的认知。所以哲学家是最理想的统治者。虽然经过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有所否定与超越，但是亚里士多德其实没有完全抛弃柏拉图的理念论。他讲形式和质料的区别，实际上是把经验世界看成一堆杂多的质料来对待，要靠形式来规范。柏拉图式的恋爱是纯粹精神之爱，双方没有任何感官接触，我想是对另外一个人的灵魂的欣赏。所以柏拉图讲的爱实际上带有“博爱”的性质，因为这种“爱”超脱了人伦情谊。
再例如一神教。一神教是相信世界末日迟早要到来的，只有世界末日到来的那一天，上帝才会真正降临到我们身边，对每一个活着或死去的生命做最后的审判。而任何一个灵魂，只要他没有被上帝做最后的审判，他最后究竟能不能够得救都是没有答案的。所以大家渴望最后审判的到来。这也体现了基督教的基本假设，即认为此世界不是最后真实。而在犹太教、伊斯兰教当中，都有世界末日的说法。它背后的假设，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大地山河，是上帝在几天时间内一次性地创造出来的，是上帝意志的产品。那么上帝既然有能力在几天时间内创造这个世界，它当然随时可以把它收回去，而且上帝一定会把它收回去。只有上帝把它收回去的时候，意味着它对人的考验才告一段。在这样一种世界观之下，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是可疑的。这天空大地，这一切的一切迟早有一天是要结束的。或者是变成其他样子的存在，比如新天新地。不管它最后变成什么，我们今天的世界甚至于宇宙迟早是要结束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天人合一有什么意义吗？既然天地迟早要消亡，再追求与它合一还有必要吗？这说明站在不同世界观的立场上，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正因为一神教和印度宗教都建立在以这个世界为幻的基础上，不以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为真实世界，所以他们讲博爱，是建立于彼岸世界观上。对人间世界的不信任，成为博爱的重要基础，因他们觉得人间所有人伦关系迟早都是会消亡的。从佛教和印度教的六道轮回看，这个人今生今世是我的父母，他来生还是我的父母吗？我下一辈子可能变成一只鸡，变成一头猪，变成一条鱼。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要把此生父母看的那么重要？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人讲我的父母造就了我的生命，我对他们的感激还有比这更大的吗？但是从生命六道轮回无止境的角度看，所有的生命都是微小的，你只是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被父母生下来。我们不能说任何人的生命是父母创造的。从基督教的角度讲，我们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到教堂里去，你跟你爷爷，跟你奶奶，跟你的祖父母，都要以兄弟姐妹相称。 或者你要称呼你父亲为兄，叫你母亲为姐。因为所有的生命只有一个真父，就是上帝，所以大家都是平等的。只是在人间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他是我的父母，他是我的兄弟，但在相对于永恒无限的生命旅途来讲，这只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只有某种特定的而不是永恒的意义。因此，父子关系、君臣关系不具有绝对的重要性。
然而中国文化是一此岸取向的文化，视此世界为唯一真实，所以倾向于把君臣父子关系绝对化、永恒化。我们读《易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这显然建立在天地世界观的基础上。所谓“与天地准”，“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均预设天地是最大的存在，没有什么比天地更大。这个天地可以称作宇宙，或称为六合。既然它是唯一的真实，人的生命永远逃出不了天地范围，就是死后化为灰烬，依然在天地之内。同时，中国文化对死后生命究竟是不是不朽没有一个绝对的说法。《论语》里说敬鬼神而远之。中国人对于人死后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唯独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不以死后存在作为活着的目标。死后生命形态，比如鬼，不是我们的追求目标。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死后生命形态才是活着的目标，才是生命的归宿。 因为只要不摆脱肉体，我是不可能升天堂的。所以，活着的目的是为死后能更好的活着。从佛教的角度讲，这叫因果报应，你今生做的事要来世才受到报应，所以人活着是为了死后更好的活着。虽然当今有很多中国人相信有鬼神存在，但是他们也绝不是为了死后变成鬼以后更好地活着而规划今生。中国人对死后生命，并不是非常积极的态度，这就决定了此生此世的人间关系，如父子、君臣关系，如兄弟、朋友、夫妇关系，对他们来说就是最现实最重要的关系。而在这样现实中，人和人的关系必定是有亲疏远近之分的，所以爱有差等。因为不是以死后世界作为衡量今生今世活法的主要标准，在这种情况下，爱只能从现实的人伦关系出发，而现实的人伦关系有差等，因为我们不可能对所有人的感情同样深厚。
然而，中国文化在此岸取向之下，不以人的肉体感官及情感世界为罪，或需要摆脱的对象。相反，中国人千百年来皆相信理想的生活应该是人的肉体感受、情感心理及精神理想融合无间，没有冲突。所以《乐记》讲“血气心知之性”，《礼运》说圣人以人情为田，所谓人情就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之类的情感心理。到了戴震还在强烈批判理、气二分。其实，即使是程朱理学，也讲理、器不二，道不离器。这种生命观的重要结果就是，人们主张爱的直接基础是情，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情感心理。比如孟子从恻隐之心、也即不忍人之心来讲仁。仁爱以不忍人之心为基础，必然是有差等的。因为人对他人的感情自然有程度之分。
在此岸取向世界观下，“兼爱”或者“博爱”是万万不可以接受与认可的。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此岸世界观决定了，我们的爱是爱具体的个人，即把另外一个人当作一个完整的生命对象（包括他的肉身、情感和思想等等构成的一个总体）来爱，是以“他这个人”而不是“爱这回事”为目标。这样的爱是绝对不能机械地普遍化的。我们思考一下，假设我现在听说我的父亲生病了，我恨不得不吃不喝，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治好，否则我没法安心工作。而如果按照墨子的说法，“爱人之父若己父”，那就得对全世界任何一个父母也要这样去爱，也像在我父母生病时一样地魂不守舍，想尽一切办法。全世界天天都有做父母的在生病、在去世，我如果都要像己父一样去爱，那我时时刻刻都无法安心，没法活了。所以墨家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那么佛教及其他宗教的博爱为什么又行得通呢？这是因为在彼岸取向世界观下，爱不是爱具体的个人。佛教把爱说成慈悲。在佛教世界观下，人都是有情的，故有男欢女爱，但也因此苦海无边。你们爱自己的家人，爱你父母，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兄弟姐妹，这些恰恰是你们痛苦的根源，这叫做“执”。他们看到你们受难，想来拯救你，是出于悲悯之心，严格说不是出于爱你这个人，而是出于“爱这回事”。基督教意义上的爱，更不是爱具体的个人。基督教认为爱唯一的根源就是上帝。如果我在人间对某一个人表达爱，是因为我接受了上帝的爱，我把上帝之爱分给你。这也不是以某一个具体的对象为爱的目标。相比之下，墨家由于没有此岸世界观为基础，它的爱，即兼爱，就很难支撑，因为它只能变成爱具体的个人，而这是不现实的。
所以，从比较宗教的角度来理解，今天中国人还是只能走仁爱而不是兼爱或博爱的道路。因为我们依然是此岸取向的文化，不得不以人间活生生的人伦关系为本，我们不可能像基督教那样真的相信灵魂存在，我们也不可能像佛教那样相信投胎转世。我们既然没有这种信心，就还要生活在这活生生的人伦关系中，就还要用儒家仁爱的方式。儒家之所以比墨家更有力量，是因为儒家更契合中国文化这种世界观，而不一定是因为儒家学说在理论上一定比墨家更加有说服力。佛教讲博爱和道家趋泛爱，能在中国文化中立足，是因为中国人在现实生活当中爱得太累了。中国人可能愿意在适当的时候享受一下博爱的抚慰，但一回到现实，就又只能走仁爱之路了。这样佛教的博爱好比甜点，儒家的仁爱好比大米，是每天都需要的。甜点虽好，但不能每天当饭吃的。总之，儒家终究更合乎中国文化的实情，所以成为国人生活的正统。
（江南书院2019年7月25日夏令营发言，此个有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