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清王朝走向崩溃之际，船山学被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楚乡贤集团发掘出来，并在谭嗣同等思想家的推动下名闻海内。民国以来，中国哲学学科逐步形成，船山学被纳入哲学史叙事之中。随着研究的深入，船山思想的特殊性逐渐受到重视，船山及其所代表的明清之际思潮，逐渐从宋明理学的余脉中脱离出来，获得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船山学在地方学术、比较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研究领域，正大有可为。
在封建王朝走向崩溃之际，船山学被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楚乡贤集团发掘出来，并在谭嗣同等进步思想家的推动下名闻海内。民国以来，中国哲学学科逐步形成，船山学被纳入哲学史叙事之中。随着研究的深入，船山思想的特殊性逐渐受到重视，船山及其所代表的明清之际思潮，逐渐从宋明理学的余脉中脱离出来，获得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以侯外庐、萧萐父为代表的哲学史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启蒙思潮为切入点，深刻揭示了船山学的独特性。近40年来，多元化的研究范式进入船山学研究，取得了别开生面的成果。船山学在地方学术、比较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研究领域，正大有可为。
王船山：从声名沉寂到声名大彰
王船山这位杰出思想家在当前的知名度很高，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的知名度甚至大过朱熹，因为他是作为朴素的唯物论者和辩证法思想家被写入中学教科书的。但船山不像朱熹、王阳明那样，生前就声名鹊起，也并未在身后不久即被人们当作瑰宝发掘出来。
王船山之所以长期声名沉寂，主要是因为他身处天崩地裂的明清之际，也不愿意向时代妥协。他24岁时入京参加会试，遭遇农民起义，道路不通，因而不得功名。清军进入湖南后，他一度加入永历政府，因奸臣陷害，险丧性命；又遭清廷通缉，从此隐姓埋名于山野，著述不容于时。
清乾隆年间，已去世80年的船山迎来第一次影响力扩大。乾隆三十八年（1774），四库书馆开，王夫之的一些著作寓目于四库馆臣。收入《四库全书》的有《周易稗疏》《书经稗疏》《诗经稗疏》《春秋稗疏》四种；另有两种著作《尚书引义》与《春秋家说》“存目”。至此，船山进入了官方的学术视野，但此时对其的官方定位还只是一名地方性的经学家。
船山真正以其本然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已是晚清。19世纪中叶，湘军横空出世，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将所能收集到的船山著作刊印出来，即金陵本《船山遗书》。这套书已涵盖了今天《船山全书》的七八成。由于湘籍官吏的推崇，船山学逐渐从湖湘先贤之学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显学。
晚清知识界对船山学的认识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到维新变法前。这一时期船山的影响力扩张主要表现为曾国藩等湘籍官员对他的推崇，他们试图从船山的学术主张中提炼出一种不同于旧时代的新意识形态，以应时局所需。船山反对中央集权与皇权专制，主张地方自治，迎合了地方督抚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政治需要；他关于“理势相成”“因势求理”的辩证思考，又启发了郭嵩焘等洋务派求新求变的政治探索。第二个阶段是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代表人物是谭嗣同。这一时期船山的书籍、学问、思想已经广播开来，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他在知识界已是无人不晓。
船山哲学与中国哲学史
民国以后，船山学的研究逐渐书斋化、学理化。为船山寻找恰当的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定位，成为研究者开展船山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1919年，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开启了传统学问的科学化、学科化。受此影响，1930年至1933年，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问世。不过，有关船山的简介与思想举例，只见于第十五章《清代道学的延续》第二节《颜李及一部分道学家》。结论是，颜元的思想是王夫之思想的延续，而王夫之思想又是张载思想的延续，也即宋明理学的分支。
这一看法在冯友兰晚年出版的三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1980）中得以延续。在该书中，船山哲学单有一章，名为《后期道学的高峰——王夫之的哲学体系》：“历史家向来认为明末清初有‘三大儒’：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王夫之的贡献是旧时代的总结。”自冯友兰始，将船山看作是理学的殿军加以研究，成了学界的认识基础。
相较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代稍晚的《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著），对船山的重视程度大幅上升。该书以哲学问题为区划开展讨论，《宇宙论》这一条目下的《大化论》介绍了船山的《易》学思想，强调船山是“宋以后哲学家中”“最善于言变”者；《致知论》则指出船山的“行可兼知”是对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反动，又不同于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是一种新的知行学说。张岱年的大著对于船山的重视，说明截至该书成书的1937年，学界已然认可船山是哲学史上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
船山哲学与现当代新儒家
同样将船山视为宋明理学一支的著名学者，还有与冯友兰同时代的熊十力，由他的弟子与再传弟子构成的现当代新儒家心学一系，在继承熊十力看法的同时有所突破。
熊十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船山学专家，他只在《心书》《原儒》《读经示要》《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中捎带讨论船山；但熊十力可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船山哲学领悟最深的学者。他对船山哲学精神概括如下：“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熊十力对自己一生之学的概括，也是这八个字，可见船山对熊十力哲学影响之深。熊十力重视《易》学，与他早年熟谙船山《易》不无关系。他的“体用不二”“两端一致”等思想与方法，也多有吸收船山处，并有所发挥创造。熊十力对船山哲学的研究是涵化性的——包涵其中，化为己用。至于熊十力对船山学的定位问题，从他扬宋抑汉的学术倾向和对船山归宗横渠的批评来看，他无疑是将船山之学视作宋学一脉看待。
熊十力的学生唐君毅是船山学研究中取得极高成就的学者。他说：“明末顾黄王诸儒，乃直承宋明理学家之重德性之精神，而加以充实扩展……王船山之论性与天道，过于重气，诚不如朱子、阳明重心与性理之纯。然重气即重精神之表现，由精神之表现以论文化，又较只本心性以论文化者，更能重文化之多方发展。”从王夫之承袭宋明理学家之精神的说法来看，唐氏认可船山与宋明理学的继承关系。其中“重精神”之说，有唐氏自己哲学的影子。在他看来，整个客观社会都内在于人的精神自我之中，一切人类文化也就是“精神之表现”。唐氏注意到船山对气的具体性的重视，他在《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系统阐述了这种具体性，这就是唐氏的“事理”说，是对船山哲学不同于理学主流的理论特色的发现；同时他也注意到了船山“事理”说在明清之际的群相，发现、重视“事理”是明末遗老的特色。这就较之冯友兰、熊十力又进了一步，注意到了明末清初这一特殊时段的哲学特色。
曾昭旭是船山学的大家，其《王船山哲学》一书是海外专门且全面地研究船山哲学的集大成之作。曾氏对船山的定位又前进了一步：“船山之根本思路，即是适与其前之宋明儒相对反，又与其后之清儒对反者，故顺程朱陆王之方向以了解船山固为一误导，而下齿船山于颜习斋戴东原，则尤属诬枉。则就此表象而言，船山之地位，殆属一孤儒，孤者，不与他为类之谓也……然船山实非孤儒也，其学实足承先启后而为明清之际一大关键也。”曾氏强调船山哲学宗旨与思路相较于理学与清学的特殊性，乃至以“孤儒”命船山。但这一论说，只是就“表象”而言，继而曾氏从“民族慧命”的高度承认了船山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从冯友兰、熊十力到唐君毅、曾昭旭，船山学的学术特色逐渐发掘了出来，学术界对于船山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给予的历史定位也越来越具有特殊性。
船山哲学与明清启蒙说
船山历史定位的特殊性发掘到一定程度，意味着船山可以为他所在的时代——明清之际，在哲学史上开辟出一个独特的历史阶段。对此，萧萐父的早期启蒙说不得不提。萧萐父是船山学研究的大家，他自1960年代开始研究船山。关于船山哲学的研究，主要收于1993年出版的《船山哲学引论》。2002年他与许苏民合撰的《王夫之评传》则是其一生船山研究的总结。可以说，是船山哲学启发、推动了他的明清早期启蒙说。
萧萐父认为，中国的哲学启蒙客观存在，从17世纪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历时近300年，共有5代哲学家。其中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等是第一代。1995年，萧萐父与许苏民合作出版了《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该书使用了明清启蒙这一概念取代了“早期启蒙”，并将时代前推了100年。这近400年共分为三个阶段，王夫之等学者是第二阶段的代表。毫无疑问，萧萐父对王夫之和他所代表的明清启蒙第二阶段用力最深。他称赞船山为“著作极为宏富、思想博大渊深的一代启蒙大师”；称赞其所在的时代——明清之际——为中国历史上两次“大转折时期”之一，两个“黄金时代”之一（另一个是“周秦之际”即轴心时代）。
在萧萐父看来，王夫之在两个方面体现并代表了启蒙精神：其一，对于专制的反抗。萧萐父最看重的是他对于封建礼教的批评，特别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其二，船山基于对理学的批判而又推陈出新。明清启蒙说一经提出就反响热烈，得到了以冯契为代表的众多学者的高度认可，也影响到了中国哲学史的书写。由萧萐父、李锦全主编198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将明清之际单独作为一编书写。这一断代方式，在2004年由冯达文与郭齐勇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中得以延续。
不过，时至今日，由于学术关注点的转迁，明清启蒙说似已不再是研究中国哲学必须提及的话题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清启蒙说的消亡，它仍然是研究明末清初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绕不过去的思想立场，是中国哲学学科前进历程中的一座丰碑。
船山哲学与马克思主义
前文提到船山作为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与辩证法家的身份，事实上，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和萧萐父的船山学研究，都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对此，李存山有一系列文章详细阐释。
船山思想中有许多方面可与马克思主义接榫。比如，“能必副所”思想，他的气本论，特别是他将气视为实有而非具体的自然物，与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的说法相近；“无其器则无其道”的思想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类似；“动静皆动”的动静观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世界不断运动变化的认识一致；船山“理成势”“势成理”的理势观，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以上这些可以列入教科书的内容，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船山学研究的共同成长与双向影响而发展出来的。李达、嵇文甫、范寿康、吕振羽、张岱年、侯外庐、萧萐父等多位专家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研究，极大推动了船山学研究的发展。其中，嵇文甫、侯外庐、萧萐父尤以船山学见长，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船山学研究，在学理上推动最大。
总结与展望
以上我们概述了船山的学术、思想在其殁后300多年来的反响与影响。其间，船山之学经历了被发现（清乾隆年间）、被重视（清咸丰年间）、被视作政治口号与理论武器（咸丰—辛亥）、被研究与定位（民国至今）的过程。对船山的研究有涵化式的（谭嗣同、熊十力、唐君毅），有哲学史式的（冯友兰、张岱年、萧萐父）；研究船山的立场有马克思主义式的（嵇文甫、侯外庐、萧萐父），有儒学式的（冯友兰、熊十力、唐君毅、曾昭旭），有启蒙式的（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以时代演进为线索，船山的影响虽然经历了由政治（晚清）到学术（民国以后）的过程，但从影响面的广度上看，仍是随着船山研究不断深入而扩张的；对船山学特殊性的认识则经历了类似于螺旋式上升的轨迹，如从一开始对其区别于旧学问的特殊性的强调（晚清），到视其为儒学、宋学之一部分加以研究，再到将他看作一个独特的历史阶段的代表性人物（启蒙说），这是一个特殊—一般—特殊的递进过程。
近年来，船山学研究呈现多元化的状态。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径路百花齐放。例如，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一书，就使用了近年来在国内俨然成显学的解释学作为研究方法。除解释学外，以现象学为方法的研究成果近20年来也十分丰富，展现出较高的思想深度，如陈赟的《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船山思想在近现代思想界的接受情况，陈炎的《发现王夫之：晚清以来的船山升格运动》是近年来该领域的代表性成果。
以下就船山学研究的未来略作展望：
其一，从楚学、湘学等地方学术的视角研究船山及船山学史。这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船山思想的来源。对于船山的学术交游、师承、家学方面的线索掌握得并不多。哲学史的研究是鸟瞰式的，青睐有思想高度、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但如果希望真正做到对一个学者知人论事，还需要补足哲学家与哲学家之间的思想桥梁。二是船山思想的传播途径。这也是本文的宗旨，但还很不够，值得继续拓展。三是楚学与湘学基本精神的探索。船山作为一座思想高峰，可以通过研究他来连接两湖学术，延续并塑造地域性的文化特征。
其二，船山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继续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船山学。二是研究船山学究竟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多少影响，对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塑造有多大作用。
其三，比较哲学视域下的船山学研究。不同的思想传统，都可以作为他山之石来帮助我们的研究，如道德情感主义、社群主义、生命哲学等。同时，境外的船山学研究，特别是东亚的研究成果也值得重视。
作者：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国学院教授；杨柳岸，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摘自：《船山研究》202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