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萐父（1924-2008），祖籍四川井研，出生于成都，哲学家与哲学史家，中国哲学史学科的重要建设者之一。194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1951至1955年任华西大学、四川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1956年到中央党校高级理论班深造，1957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同年秋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此后一直在该系任教，曾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他是国际知名学者，是国家重点学科——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创建者与学术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首任主任。社会兼职有：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联顾问，国际道联学术委员，中国《周易》学会顾问，国际中国哲学会国际学术顾问团成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著名的船山学和“明清早期启蒙”学专家，曾多次参加或主持国内外举行的学术会议，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要著作有：《吹沙集》、《吹沙二集》、《吹沙三集》、《船山哲学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合著）、《王夫之评传》（合著）等，主编《哲学史方法论研究》等。与李锦全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曾获原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一、坎坷经历
萧萐父于1924年1月24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生经历两个社会、多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萧萐父有家学渊源，他的父亲萧参（字仲仑，又写为“中仑”）先生是近代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仲仑先生出生于四川井研县，与廖季平先生同乡，曾私淑于季平先生。仲仑先生乃蜀中狷洁独行之士，老同盟会员，辛亥之后学优不仕，教书为生，有道家风骨，又精于医道。萧萐父的母亲杨励昭先生也善诗词、工书画。他们家与蒙文通、唐迪风先生等川中硕学鸿儒过从甚密。
萧萐父幼年及青年时代正值近代蜀学空前发达的时代。他自幼涵咏诗词，从父亲友朋论学谈艺之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他又时时关注民族命运，在童年时便接触到了清末印作革命宣传品的小册子，其中有《明夷待访录》、《黄书》、《扬州十日记》等及邹容、章太炎的论著。萧萐父当时未必能完全理解这些书籍的内容，但是已经感受到中国士人敢为天下先、勇猛精进的精神。1937年，他考进了成都县中，校园后有个大污水塘，老师们郑重介绍，此乃扬雄的洗墨池，说扬雄当年如何勤苦好学，认许多奇字，写了不少奇书。仲伦先生认为新式学堂的教育有极大的局限性，命萐父先生休学一年。在这一年中，萐父先生随父及其他蜀中贤士上峨嵋。其间观前辈学人论学和诗、摩挲古物、开拓胸臆。仲伦先生还命他在这一年中，以朱笔点读《汉书》与《后汉书》，闲暇即吟诵《昭明文选》。这些严格的国学训练为日后萧萐父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青年萧萐父影响最大的还有几位文史老师，特别是讲授中外史地的罗孟桢老师。他的充满爱国激情而又富有历史感的讲课，深深地吸引住了班上的许多同学。罗先生偶然讲到刘知几、章学诚论史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等素质，激发萧萐父写了一篇《论史慧》的长文，这是他的第一篇论史习作。在民族忧患意识和时代思潮的冲击下，萧萐父泛读各类古今中西书籍。在高中二年级时，风闻冯友兰先生来成都讲学，萧萐父与几个同学逃学去旁听，听后还争论不休，并因此而读了冯的“贞元三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等，以及当时流行的一些哲史书刊。这些，都为他后来选择哲学系这个“冷门”作了铺垫。
1943年他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当时的武大迁到四川乐山，哲学系仅十几位同学。几位教授自甘枯淡、严谨治学的精神使学生们深受教育。那时武大哲学系所开的课程几乎全是西方哲学。在乐山期间，他修过张颐（真如）、万卓恒、胡稼胎、朱光潜、缪朗山、彭迪先先生的课，胜利复员回珞珈山之后，他修过金克木先生开的印度哲学的课。以上诸先生对他影响很大。萧萐父在大学期间阅读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1947年，在万卓恒先生的指导下，萧萐父完成了题为《康德之道德形上学》的学士学位论文。
他关切国事民瘼，思考世运国脉。在大学期间，他参加学生进步组织，发起、编辑《珞珈学报》。1947年在武汉大学发生的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时，他任武大学生自治组织的宣传部长，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他参加反美蒋的活动引人注目，被特务监视。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委托同学们代为謄抄的，为逃避追捕，他潜离武汉，返回成都。
1947年毕业后，他到成都华阳中学任教，同时并受聘到尊经国学专科学校讲授“欧洲哲学史”，主编《西方日报》“稷下”副刊，积极参加成都地下党组织的活动。萧萐父于194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党组织委派作为军管会成员参与接管华西大学，后留任该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
1956年他进中央党校高级理论班深造。同年，应李达校长的邀请回武汉大学重建哲学系，1957年正式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并从此长期担任哲学系哲学史党支部书记、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一职。在这个岗位上他兢兢业业地工作了40年，以此为基地逐步建立和形成了具有武汉地区特色的中国哲学史学术梯队，在全国文科理论界，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文革”期间，萧萐父被定为李达“三家村黑帮”，横遭迫害。虽经历被抄家、挨批斗、住“牛棚”，但他矢志不改，在襄阳分校住牛棚放牛劳动改造的日子，他已开始《王夫之》一书的写作、已开始对中国从明清之际到现代思想启蒙之坎坷道路的思索。
1976年到1988年的十多年里，萧萐父与中国广大知识分子一样，迎来了学术的春天，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文，并于1978年接受教育部组织九所高等院校联合编写哲学系本科生《中国哲学史》教材的任务，他与李锦全教授担任主编。该书以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建构中国哲学，揭示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规律。该书得到广泛认同，累计印行了十余万册，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十多所学校采用，培养了两代学人，被译成韩文与英文，产生了广泛影响。80年代，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先后发表了《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等重要文章。他通过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王夫之哲学的研究，探寻中国现代进程自身的源头活水，认定中国有自己的现代化内在的历史根芽。在中国新一轮的文化大讨论中，独树一帜地提出了自己的“明清启蒙史观”，深受海内外学者的关注。
萧萐父曾多次到欧洲、美国、新加坡等地出席国际会议，又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等校访问、讲学。他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与人共同主编了《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主编了《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玄圃论学集》、《众妙之门》、《传统价值：鲲化鹏飞》等书；出版专著有：《吹沙集》三卷、《吹沙纪程》、《船山哲学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合著）、《王夫之评传》（合著）等。
萧萐父于1982年被评聘为教授，1986年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先后被评为武汉大学“优秀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教书育人优秀教师”等，于1999年离休。
萧萐父是人师。他学风严谨、被褐玉身、浩然正气；教书育人，重在身教，杜绝曲学阿世之风。自1978年招收硕士生，1987年招收博士生以来，他先后开设了“哲学史方法论”、“中国哲学史料学”、“中国辩证法史”、“明清哲学”、“佛教哲学”、“道家哲学”、“马克思的古史研究”、“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等课程或系列专题讲座，为中国哲学史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研究与教学人才。在长期的教书育人过程中，他提炼出了二十字方针：“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这二十字已经成为珞珈中国哲学学派的精神纲领，先生以他的人格魅力深受珞珈学子的爱戴。
晚年萧萐父满怀对中国文化和武汉大学的深情，将自己的诗集、文集及与夫人卢文筠教授合作的书画集，交由武大出版社出版，这套精美的《萧氏文心》四卷，为我们展示了一位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底蕴和优良传统。
萧先生因病于2008年9月17日在武汉辞世，享年84岁。当时武汉的报纸评论为：他代表了这个城市的高度。
萧萐父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火凤凰吟》，如今先生凤凰涅槃，魂升天国，然先生留下的丰厚精神财富和不尽慧命，如珞珈香樟，四季长青；定将庇荫杏坛，嘉惠学林。
二、生命智慧与学术贡献
现代社会使很多人成为片面或单面的人，使很多知识人堕落成为人格分裂的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萧萐父是全面的人，是保存了古代遗风的刚正不阿的现代知识分子。他有强烈的现代意识而又有深厚的传统底蕴，是集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家、学者、教师、学科带头人、文人于一身的人物。今天我们研读萧萐父的著述，可以感受到他在用思想家的眼光来考察思想史、哲学史，他是有思想的学问家，也是有学问的思想家。
萧萐父治学，首贵博淹，同时重视独立思考，独得之见。先生对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对从先秦到今世之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的重建，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与卓越的贡献。他会通中西印哲学，以批评的精神和创造性智慧，转化、发展儒释道思想资源。为总结历史教训，他从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意识切入，尽力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引入螺旋结构代替对子结构，重视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强调普遍、特殊、个别的辩证联结，认真探究中国哲学范畴史的逻辑发展与哲学发展的历史圆圈。先生以不断更化的精神，由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咀嚼，提出了哲学史的纯化与泛化的有张力的统一观，努力改变五四以降中国哲学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简单比附、“削足适履”的状况。
萧萐父治学，宏观立论与微观考史相结合，通观全史与个案剖析相结合，提出了两个之际（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社会转型与文化转轨的概观，提出并论证了“明清早期启蒙思潮”的系统学说，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先生的原创性智慧表现在其学术专长----明清哲学，特别是王船山哲学方面。他以对世界文明史与中华文明史的多重透视为背景，提出了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与源头活水的观点，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影响甚巨。他的“启蒙”论说实际上早已超越了欧洲启蒙时代的学者们的单面性、平面化与欧洲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
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与哲学思想资源，萧萐父以宽广的胸襟，悉心体证，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坚持殊途百虑、并育并行的学术史观。他重视一偏之见，宽容相反之论，择善固执而尊敬异己。他肯定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连续性、偶然性及内在的张力，异质文化传统的可通约性，古、今、中、外对立的相对性，跨文化交通与比较的可能性。萧萐父还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界少有的诗人哲学家。他晚年一再强调中国哲学的诗性特质，从容地探索Logic（逻辑）与Lyric（情感）的统一，并认定这一特质使得中国哲学既避免了宗教的迷狂，也避免了科学实证的狭隘，体现出理性与感性双峰并峙的精神风貌。
作为知识分子的萧萐父，从青年时代开始，追求民主、自由，积极参加过40年代末的民主运动；一生坎坷，始终关心国家与人类的命运；从反右到文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既被批判又批判别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曾经目眩神移，迷失自我”；文革之后，痛定思痛，反省自己；愈到晚年愈加坚定地以批判与指导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自命。他既继承了儒家以德抗位的传统，又吸纳了西方现代价值；既正面积极地从文化与教育方面推动现代化，又时刻警醒现代化与时髦文化的负面，与权力结构保持距离，具有理性批判的自觉与能力。晚年，他一再呼唤知识分子独立不苟之人格操守的重建，倡导士人风骨，绝不媚俗，并且身体力行。他被褐怀玉，以浩然正气杜绝曲学阿世之风，绝不为了眼前名利地位而摧眉俯身事权贵。萧萐父具有人格感召力。
作为思想家的萧萐父，虽然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但他做的是有思想的学术。他致力于发现与发掘中国文化思想内部的现代性的根芽，因而与持西方中心主义的启蒙论者、食洋不化者划清了界限；他发潜德之幽光，重在表彰那些不被历代官方或所谓正统文化重视的哲学家、思想家，重在诠释、弘扬在历史上提供了新因素、新思想、新价值的人物的思想，因而与泥古或食古不化者划清了界限，这就是“平等智观儒佛道，偏赏蕾芽新秀”。他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努力发挥儒、释、道及诸子百家中的丰富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特别是本土文化中蕴含的普世价值，并尽其可能地贡献给世界。
作为学者的萧萐父，堂庑很宽，学风严谨，所谓“坐集古今中外之智”。他希望自己与同道、学生都尽可能做到“多维互动，漫汗通观儒释道；积杂成纯，从容涵化印中西”。有人以为萧萐父属侯外庐学派，但他晚年否定了这一点，他强调他的确受到过侯外庐先生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到过汤用彤等先生的影响，甚至受后者的影响更大。他曾检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认为那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萧萐父晚年更重视经学，曾与笔者多次详谈三礼，详谈近代以来的经学家，如数家珍。他也重视儒学的草根性，多次讲中华人文价值、做人之道、仁义忠信等是通过三老五更，通过说书的、唱戏的等，浸润、植根于民间并代代相传的。
作为教师的萧萐父，一生教书育人，认真敬业，倾注心力；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他对学生的教育，把身教与言教结合了起来，重在身教。他强调把道德教育、健全人格的教育放在首位。他认为，年轻人要经得起磨砺、坎坷，对他们不要溺爱，而应适当批评、敲打。他认为，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现代仍要讲义利之辨。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要把根扎正。他下功夫培养各领域的学生，除了他的专长明清哲学之外，他还有意识地开拓了《周易》、儒学、道家与道教、佛教、现代中国哲学、出土文献中的哲学等领域，培养了这些领域里的学术专才。他还鼓励学生自愿选择、从事政治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他一再主张甘坐冷板凳。
作为学科带头人的萧萐父，有着开放、宏阔的学术视野、杰出的组织能力，敏锐地把握海内外学术界的动态，让本学科点的老师与同学拓宽并改善知识结构，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的方式，实现并扩大对外交流，虚怀若谷地向海内外专家请益。他有凝聚力，善于团结、整合学科点老、中、青学者，以德服人，尊重差异，照顾多样，和而不同。他有全局的观念与团队精神，事事考虑周围的人。如上所述，他很有学术眼光，深具前瞻性，开拓了若干特色领域。
作为文人的萧萐父，兼修四部，文采风流，善写古体诗词，精于书法篆刻，有全面的人文的修养与文人的气质。他对分科过细的体制内的教育多有批评。
萧萐父的学问是博大的而不是偏枯的。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只是萧萐父的一个领域，绝不是他的全部。他有博大的气象，这当然是指他的心胸、意境，也指他在理论建构上与学术上的多面相。他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理论与历史的功底，能融会贯通。他的理论贡献在启蒙论说、传统反思、哲学史方法论与中国哲学史及辩证法史的架构等方面；他的学术贡献在于他深度地、极有智慧地探讨了中国哲学史的多个面相，在经学（主要是《周易》）研究，在儒、佛、道的研究，在汉唐、明清、现代等断代哲学史的研究上，他有创新见解，又开辟领域，培养人才，使之薪火相传。
关于《周易》，萧萐父考察了易学分派，提出了“科学易”与“人文易”的概念，倾心于“人文易”，指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乃“人文易”的核心，提示“人文易”内蕴的民族精神包括有时代忧患意识、社会改革意识、德业日新意识、文化包容意识等，重视反映人文意识新觉醒的近代易学。
关于儒家，萧萐父肯定了《礼运》大同之学，孟子的“尽性知天”之学以及分别来自齐、鲁、韩《诗》的辕固生的“革命改制”之学，申培公的“明堂议政”之学，韩婴的“人性可革”理论“皆属儒学传统中的精华；而子弓、子思善于摄取道家及阴阳家的慧解而分别涵化为《易》、《庸》统贯天人的博通思想，尤为可贵。”他肯定《易》《庸》之学的天道观与人道观，指出：“所谓‘至德’，并非‘索隐行怪’，而只是要求在日常的社会伦理实践中坚持‘中和’、‘中庸’的原则，无过不及，从容中道；这样，在实践中，‘成己’‘成人’，‘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就可以达到‘赞天地之化育’的最高境界。重主体，尊德行，合内外，儒家的人道观体系也大体形成。” 萧萐父阐释了儒家的儒经、儒行、儒学、儒治的传统及其多样发展，特重对儒学的批判与创造转化。
关于佛教，他透悟佛教哲学的一般思辨结构（缘起说、中道观、二义谛、证悟论），重视解析其哲学意义，对佛学中国化过程中极有影响的《大乘起信论》，对慧能，对《古尊宿语录》，对禅宗的证悟论都作过深入研究而又有独到的见解。
关于道家与道教，他对老子、庄子，对道家人格境界与风骨、隋唐道教、黄老帛书都有精到的研究。我在旧作中曾写到，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学术界“涌动着一个当代新道家的思潮，萧萐父是其中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是热烈的理想主义者，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积极的入世关怀。他在90年代倡导‘新道家’，当然与他的际遇和生命体验不无关系。他是一个行动上的儒家和情趣上的道家。他的生命，儒的有为入世和道的无为隐逸常常构成内在的紧张，儒的刚健自强与道的洒脱飘逸交织、互补为人格心理结构。要之，他肯定的是道家的风骨和超越世俗的人格追求与理想意境……相形之下，他对儒、道的取向又确有差异。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对儒学的真精神采取宽容的态度，也不妨碍他自己的真精神中亦不乏浓烈的儒者情怀，他所批评的是儒学的负面与儒学的躯壳。”
关于汉至唐代的哲学，他对秦汉之际，对杨泉、鲁褒、何承天、刘禹锡、柳宗元等都下过功夫。
关于明清之际哲学思潮，是他的专长。他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这一思潮的全盘，把这一段哲学史作为一个断代，作为哲学史教材的一编予以凸显并细化，又特别深入地研究了王夫之、黄宗羲、傅山等个案。他是当之无愧的王夫之专家和明清之际哲学的专家。
关于现代哲学思潮，他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诸流派及其他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方面，他对李达、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冯契等人作了深入研究，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方面，他对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作了深入研究，他还研究了梁启超、刘鉴泉、蒙文通等学者的思想与学术。
他还开拓了中日思想的比较研究领域，支持了楚地简帛的研究等。萧萐父培养了很多学生，这些学生在中国哲学史、文化史的各领域继续跟进他的开拓，予以补充或深化。他也鼓励他的学生按个人的兴趣向科技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传播学发展。
三、启蒙与启蒙反思
萧萐父的启蒙观或启蒙论说包涵了“启蒙反思”的意蕴。萧萐父并未照抄照搬西方启蒙时代的理论，也没有照抄照搬“启蒙反思”的理论，而是从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出发，从健康的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现代化）出发，作出了深刻的反思。诚然，他坚持启蒙论说，反对取消、解构启蒙的看法。实际上，萧萐父强调的“启蒙”，内涵十分丰富，不是近代西方的“启蒙”所能包括的。
萧萐父的启蒙观的要旨，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自己的现代性的根芽，强调本土文化中孕育了现代性。他主张的是中国式的启蒙，是中华文化主体的彰显，而不是全盘西化与全盘式的反传统，他驳斥了中国自身不能产生现代性因素的西方偏见，这就疏离、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也就蕴含了“启蒙反思”。
1987年，萧萐父说：“中国的现代化，决不是，也决不可能是什么全方位的西方化，而只能是对于多元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作一番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选择、文化组合和文化重构。因此，就必须正确认识到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必要而且可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据或‘源头活水’，也就是要找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文化接合点。这是目前应当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萧萐父不希望继续陷入中西对立、体用两橛的思维模式之中。
他认为，所谓启蒙，是中国式的人文主义的启蒙，是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失去主体性的，走别人的路。他强调的是“中国有自己的文艺复兴或哲学启蒙，就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在特定条件下展开过这种自我批判。” 他的关键性的思路是“从我国17世纪以来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探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 与西方思想家视西方启蒙为绝对、普遍的立场，绝然不同。
萧萐父论证“中国式的人文主义思想启蒙”，探索“中国式的思想启蒙道路的特点”。 他特别重视“自我更新”，“即依靠涵化西学而强化自身固有的活力，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消化西学，重建“中华文化主体”。 在本土文化中，例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那里，就孕育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胎儿。
晚年的萧萐父特别指出：“早期启蒙说”的深刻的理论意义，首先在于“驳斥了国际上普遍存在的中国社会自身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性因素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有自己内发原生的早期现代化萌动，有现代性的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一部中国史，并非如西方学者所说‘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在中国人当中，并不缺乏对于公开地自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的追求，任何否认中国人同样应该享有人类的普遍价值、把中国人看作‘天生的奴隶’的种族论的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
萧萐父的启蒙观，特重非西方民族与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之体认，批驳了西化派否定中国有自己的哲学、有自己的认识论的看法，批评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的意涵。这恰好是“启蒙反思”的题中应有之意。
萧萐父肯定“中国文化要走自己的路”与“寻根意识”，强调“‘无形的根’，那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真道理’，即具有普遍价值的民族精神，乃是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源头活水”；“西方文化的道路和模式却并不是绝对的和唯一的……西方现代文化是欧美各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仍然是民族性和个性很强的东西，尽管其中寓有世界性的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现代化要走自家的路（但不脱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并不是错的。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的问题，确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他说：“长期以来流行一种见解，即认为中国哲学注重伦理学，着重讲修身；而西方哲学才注重认识论，着重讲求知……应当突破欧洲近代实证论者的狭隘观点，看到哲学史上提出过的认识论问题。” 这不仅是对冯契先生的肯定，也表明他自己的学术径路与工作重心。萧萐父十分重视中国哲学史上的认识论，曾下功夫研究了汉魏之际、明清之清的认识论问题。他很重视中国先哲“察类”“明故”“求理”的过程与特色，又重视辩证思维。他指出：“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辩证理性思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民族智慧中的辩证思维，既区别于印度，又不同于希腊，而有其自身的历史特点和逻辑发展……作为认识成果的辩证法，也同样表现为一系列范畴和规律在历史上的依次出现并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得到理论总结……历史上的辩证法的认识成果，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并非完全表现为哲学理论形态，而是以不同程度的抽象、多种形式的范畴表现于各种思想文化的史料之中。” 他重视史家、兵家、农家、医家、天学、数学及政论、文艺评论和学术史观中的辩证智慧。
萧萐父批评西化思潮，特别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对本土哲学智慧的漠视与曲解：“到了近代实证科学思潮兴起并传入中国以后，一种以解剖学为基础的崭新医学及其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开始拒斥传统的中医学，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被认为违反实证科学而陷入困境，《周易》也被看作充满神秘象数的一座迷宫而无人问津，中医与《周易》的会通关系渐趋疏远了。”“在中国，历史地形成了医易之间互相会通的文化传统。三才统一的宇宙模式，动态平衡的系统思想，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范畴体系，乃是医易相通的逻辑基石。” 他对古代医学与易学中蕴藏的有机整体、动态平衡、生命信息、生理节律等予以高度肯定。
对于气论与传统思维，对于中国哲学的诗性特质，萧萐父有很多发明，又特别发挥王船山诗化哲学与历史文化慧命，指出：“船山多梦，并都予以诗化。诗中梦境，凝聚了他的理想追求和内蕴情结。”“船山诗化了的‘梦’，乃其人格美的艺术升华。”“船山之学，以史为归。……通过‘史’发现自我的历史存在，感受民族文化慧命的绵延……” 他对道教、禅宗等的思想方式与人的胸次、境界、性灵的关注，都与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不可同日而语。
他对西方从16世纪以来的“科学—理性”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从维柯到法国百科全书派，从黑格尔到摩尔根、孔德、斯宾塞等所持的普遍主义的、单线演化论的观点予以扬弃。 以上表明，萧萐父的启蒙论说，恰好超越了西方从启蒙时代到康德的启蒙论说，包容了也超越了今天“启蒙反思”的内容。
由于萧萐父有非常深厚的人文底蕴，又处于今世，故他的启蒙观，尤其表现在对天与人的关系，人的终极信仰，人与自然，以及有关人的全面性、丰富性的阐扬上。人不是单面的人，人不只是个体权利、利益、智力的集合体；启蒙也不意味着个体权利、知性与个性自由的无限膨胀；这不仅与近代西方启蒙理性的“人的觉醒”不同，而且包涵了批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工具理性与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萧萐父的启蒙论说包涵了“启蒙反思”。
萧萐父多次谈到人的有限性，人的缺失、弱点，人对自然与超自然的敬畏等，他不仅重视人文，尤其尊重、重视天与天道，尊重、重视地或自然，重视天地与人的贯通，重视世界上与本民族之大的宗教传统，全面理解个体人与天、地、他人、万物的关系，自身身体与心灵的关系。因为在中国哲学文化中，儒释道资源中，人文不与宗教、自然、科学相对立。由上即知，萧萐父的现代“人论”是很丰富的，这才是“人”的真正的“再发现”。
萧萐父对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义、片面民主、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等给予了系统批判，对传统人文精神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精神的差别有系统的论说。
萧萐父的思想、精神中有显隐之两层，显性的是“走出中国中世纪”，隐性的是“走出西方现代性”，这两层交织一体，适成互补。我们对萧萐父的思想，不能只突出其任何一面、一层。萧萐父主张“两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要把‘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结合起来。” 他批判了理性过度膨胀所带来的生态灾难与人之生命的迷惘，批判了历史的虚无主义与道德价值的相对主义。他强调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与当代中国伦理共识的重建，多次参与国际性的“文化中国”的讨论。
萧萐父多次参与国际性的“文明对话”，他一贯充满了文化包容意识与多元开放心态，摆脱东西方中心主义。他说：“对世界文化的考察要摆脱东方中心或西方中心的封闭思考模式，走向多元化，承认异质文化的相互交融”；“东方与西方有共有殊，东方各民族之间、西方各民族之间也各有同有异。” 他主张尚杂、兼两、主和的文化观，在差异、矛盾、对立中互动。这些方法也包含着“走出中国中世纪”与“走出西方现代性”的兼有、差异与互动，一体两面之交叉互动。当然，他的主要思路是，只有从现代性才能走出现代性。
综上所述，萧萐父通过对文革的反省，针对国家、民族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紧迫问题，着力于西方启蒙理性与启蒙价值的引入，特别是发抉中国传统中与之相契合、相接植的因素（例如他下过功夫的明清之际思想家们的新思想萌芽等）。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萧萐父是一位东方、中国的有底蕴的知识人，其论说启蒙的时代又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开端，在现代性的弊病暴露无遗之际。在这种背景下，由这样一位中国杰出的诗人哲学家，一位生命体验特别敏锐的思想家来论说启蒙，其启蒙意涵已不是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的内容，而恰恰超越了启蒙时代的启蒙精神，包涵了诸多反思启蒙或启蒙反思的内容。他实际上有着双向的扬弃，意在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恰好低估了萧萐父的思维水平与他的启蒙论说的意义。
郭齐勇、蔡方鹿主编：《存古尊经观澜明变----“萧萐父先生与蜀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