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就中国哲学而言，要实现理论的独立自主、精神的独立自主，首先要确立其自主性、主体性，确立中国哲学的自信与使命担当。
中国哲学的自立与自信
有的学者按照西方哲学思想的框架、模式、观念、概念和问题，把中国哲学史“肢解”之后重新组装起来，这种做法使得中国哲学思想及其历史丧失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本己性、系统性与主体性。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史，只有思想史，似乎只有古希腊、西方才有哲学。其中，部分原因是对哲学的定义不同，更根本的原因则是缺乏文化自信。我们必须确立起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
中国不仅有哲学，而且中国哲学自有其特点与长处。与西方哲学相较，中国哲学存在自身的特殊性，中国哲学中心论域的天人性命之学就是西方所罕有的。我们强调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因为这是建立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前提。
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哲学是独有的、自创的，有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但绝不是孤绝、封闭的。中国哲学曾成功地消化、吸收了印度传来的佛教，并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这些佛教宗派传到东亚，乃至全球。自明中叶以降，中国哲学又处在与西方文化、宗教、哲学碰撞、交融的过程中。这一过程仍在继续。
中国哲学具有自己的特色，如:存有的连续性与生机自然、整体的和谐性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
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中国人依照着它而生活、实践，它不是与人的生活不相干的教条。中国文化是“尊生”“重生”、创造日新的文化，所提倡的“生生不已”即创造性的本身。“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认为一切都在迁流创化中发展着，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历程，生长衰亡，新陈代谢，永不停息。
西方文化与哲学把自然看作外在对象，中国文化与哲学则把自然看作与人融通为一体的存在，表现在《易传》的宇宙论中，即天地人三才统一，统一的内在本质即“生命”。
宋元明清真正实现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特别是以历史实践证明最适合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三教融合。经学、子学、玄学、理学和中国佛学这样的哲学，只有在中国才可能产生。
不仅要肯定中国哲学的独特性或主体性，还应特别重视中国哲学在世界在未来的意义与价值，即中国哲学中有一些理论、观点、方法，具有普遍性。我们坚持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绝非故步自封、狂妄自大，堕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相反，其内在的要求是生命的活力，即开放多元。其实中国哲学早已走出国门，与外域不同民族的哲学相辅相成，并育而不相害。
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建立在其民族与文化传统上。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化丰富多样且不断变化，但有其内在的、经久不衰的精神，贯穿在民族生活之中，表现在不同的文化门类、领域、层面、阶段。中华民族精神是融合起来了的中华民族共同的相对稳定的宇宙与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是持续不断的一种历史传统，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生存与发展中具有维系、协调和推动作用的活的精神力量。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活的灵魂”。没有这一灵魂，就没有族类的存在。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其中，如“民本”等理念在当下尤有传承转化的价值。《尚书》中“天视自我民视”等说法，表明民本思想的雏形已形成。商周政权的转移使统治集团对民本政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促使民本思想在西周初期已初具规模，后经孔子、孟子、荀子的继承与发展，民本思想达到完备形态，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和特色。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们党确保民主执政、科学执政、有效执政、长期执政的一项恢宏目标和艰巨任务。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民本思想充分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引用“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等经典，强调“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引用朱熹的名言“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并借用这句古语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可见，民本思想在新时代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诸多启发、推动和实践意义。当然，民本思想也有时代的局限性，需要我们在现代论域中加以扬弃与转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近代以来，我国迎接西方挑战的内在思想资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人的前辈和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骨子里是积极入世、进取的，主张与时偕行、变化日新的，是关切国事民瘼、向往大同世界等情结最深的人。他们的为人为学、思想与行为方式，乃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无一不受传统文化的浸润。
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儒家《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作为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铺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儒家的社会理想起着极大作用，而且儒家的人格理想、人格操守也激励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先驱、前辈。“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救民于水火之中，博施济众，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中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受人民拥戴，无不与其人格修养、人格魅力有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蕴着马克思主义信仰与我们民族几代先进分子身上携带的优秀传统精神的契合。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济世救民的情怀，天下为公的理想，百折不挠的毅力，舍生取义的品格，自强不息的精神，辩证中和的智慧，等等，都渗透其间。中国的民本主义、大同理想、内圣外王、知行合一、实践理性等，以及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传统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进行的。无论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社会正义观与社会理想，还是我们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儒家的仁爱、民本、民富、平正、养老、恤孤、济赈、大同、民贵君轻、兼善天下、和而不同、德治主张、入世情怀等等，都是其铺垫、背景与积极的思想资源。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势不可当，但经济全球化不意味着文化一元化。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的历程和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经验表明，现代化不是西方制度与价值的普遍化。西方后工业社会已经暴露出的种种负面效应，鲜明地揭示了西方的制度、理念与价值观存在着片面性、单向度性和“平面化”的弊病。中国需要参照、借鉴西方的制度文明和价值理念，并使某些制度与价值真正在中国生根，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助缘，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有着自己的道路，这缘于中国社会及历史文化与西方不同，正如离开了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难以在本土文化中生根一样，离开了民族化的现代化也是难以成功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参与现代化的积极力量，其主要精神与价值理念，是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依据，是当代中国法治社会的民族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之基础。法治需要信念信仰和伦理共识的铺垫与支撑。如果没有终极关怀与伦理共识，就形成不了一个健康的现代法治社会。
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或网络文化时代的来临，并不意味着民族性的消解，也不意味着前现代文明已毫无作用。面对西方文化与宗教的席卷和渗透，我们一定要有文化自觉与文化安全意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在数千年里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智慧、精神系统、信念信仰、终极关怀、思考与行为方式、伦理生活秩序、价值理念、审美情趣。“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文化固然随时更化，但它有一以贯之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可大可久的根据。新时代的挑战，呼唤着弘扬和培育自己的民族精神，建设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共有精神家园。
21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是告别“西方中心论”，在现代性与根源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各文化民族深化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发掘自己的文化典籍与文化精神，将是未来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种发展态势，它有助于自己民族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也有助于人类文明的多层面开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优秀品质，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而且是中华文化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其内涵亦不断融合了现代性而更有生命力与普遍意义。
（作者：郭齐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50年出土之哲学文献与中国哲学史”负责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