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内在对外扩张问题上有着两个针锋相对的流派。这两个流派的中心目的都是一样——为了对外扩张。但到底是北进还是南进，日本的统治精英一直是争吵不休。所谓“北进论”，就是认为日本的利益是在北方，是在朝鲜半岛，是在中国大陆，甚至是俄罗斯，所以他们认为应该把火力集中到北方发展。
代表的集团是日本的陆军，他们是大陆派，认为要向大陆发展。另外，还有一派认为，海洋、南方才是日本的生命线，因此他们主张“北守南进”，特别是海军统治精英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思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经费，两派各有一批政客、军人和论客来为他们说话。
可以这么说，在战前，“北进论”占主流，原因是日本毕竟是一个后进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避免和欧美、特别是英国产生矛盾，他们把重点放在北方的“经营”，但不管是“北进论”或是“南进论”，其实都是为大日本帝国服务。
直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南进论”和“北进论”的矛盾才获得彻底的协调和解决。但这个南北并进的结果其实是带来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的战败。
在战后的日本，“南进论”是位居上风的。日本的不少专家、学者，包括海军出身的“平成妖怪”中曾根康弘等政客在检讨日本的战败史时，都认为“海洋国家”日本本来就是应该发展海军，重视海洋的。
当然，战后日本“南进论”居主流，还源于一些主客观条件：首先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就注定了日本不可能再以强势姿态北进。另外就是1952年4月28日美国主导的“三大条约”对日本内外政策的规定与制约。“三大条约”是什么呢？首先，是《旧金山和约》的生效，《旧金山和约》虽然让日本从美国的手中获得独立，但却留下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包括中日、日苏之间并没有签和平条约，因此也叫做《旧金山片面媾和条约》。
美国当时纠集不少国家和日本签署和平条约，并不等于说美国要完全放弃对日本的控制，相反的，就在《旧金山和约》生效的同一天，《美日安保条约》也生效了。换句话说，日本刚刚摆脱了美国的统治，但同时又再受到美国的控制。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影响战后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条约，即《日华和平条约》的签署。它意味着日本只承认逃至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决定了日本必须采取跟中国敌对的政策。
这三个条约的生效与签署，实际上也意味着日本在亚洲的生存空间必须向南发展，这就是日本战后“南进论”的基础。
战后日本南进的“总破绽”
正因为日本战后没有经过反思，也没有真正感受日本“南进”失败的痛，所以战前日本人的东南亚观也是一成不变地沿袭到战后，反映在报界，经常可以看见他们的报道方式或者他们的言论和战前是有着持续性的。换句话说，日本人在未对战前“南进论”进行任何批判和反思的背景下，又跑回了东南亚。因此，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在东南亚的形象异常恶劣。
看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南亚各国的对日报道，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有大量批判日本的声音。当时所说的“经济动物”就是指日本，所谓“寄生虫”也是指日本。日本当时有几个典型的东南亚论，其实和战前是一模一样的。其一是“北人南物论”；另一就是“马六甲生命线论”；还有，日本人很早就觊觎印度尼西亚，有的政客索性点名印度尼西亚就是“战前的满洲”。
这个时期，日本的东南亚报道有一个特征，就是大谈“期待”与“不安”论，即强调东南亚弱小的国家对亚洲盟主——日本的期待和不安。“期待”什么呢？期待日本的经济与技术援助。至于“不安”，指的是担心日本军国主义的卷土重来。
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日本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日渐显露了出来。1974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时，泰国发生了“反日示威大游行”；接着，田中角荣和他的女儿田中真纪子到雅加达访问时又遇到了“反日暴动”，甚至有死亡事件发生，迫使他们父女不得不乘直升机飞离印尼总统府。
这个事件对日本冲击非常大，有日本学者称之为“战后日本的总破绽”。实际上，被视为对日感情较好的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较早时就曾经讲过一句经典的话：“日本伸一只手贷款给我们，但另一只手却像魔术般取回多一倍的款项。”
1970年1月，泰国四名学生成立了“反日俱乐部”。到了1972年12月，泰国的高校就展开了为期十天的抵制日货行动，它揭开了战后亚洲青年号召抵制日货行动的序幕。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日本南进总扩张和总破绽的同时，亚洲的格局也有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1972年9月中日关系的正常化。紧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改变和尼克松（尼逊）总统的访华，当时日本国内的论调是，人家乘火车我们要乘飞机，日本要确保对华的利益，要近水楼台先得月。
与此同时，福田康夫的父亲福田赳夫首相在1977年的8月于马尼拉发表了“福田主义”三原则的宣言。“福田主义”三原则是什么呢？首先，是日本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第二，是强调日本要与东南亚各国“心连心”；第三，是主张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后两者其实都是虚的，只有第一点“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才是实的、具体的。但是偏偏第一点已被日本当局全面否定。因此1977年的“福田主义”三原则实际上只剩下虚有其词的两个原则。
回顾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我们还可以发现东南亚对日本的看法其实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是受到美国学者傅高义《日本第一》的影响，许多国家都掀起了师从日本的热潮。新加坡开展了“向日本学习”的运动，马来西亚号召“向东学习”，实际上就是想向日本取经。
但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地要向日本学习、师从日本的时候，1982年以“进出”代替“侵略”的日本教科书出笼了，结果才有了一个旨在消除各方疑虑，强调日本教科书将“照顾亚洲各国看法”的“宫泽谈话”的出现。可是，今天的安倍首相却扬言要抛弃这个谈话。
到了90年代之后，日本进入了“总保守化”时代。这个“总保守化”，不只是政界、经济界，其实还包括日本的学界跟大众传媒界。1993年8月细川护熙的非自民党联合政权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日本革新势力的抬头。恰恰相反，原本相对上还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党在加盟执政党之后，已丢失了往日的活力和自主性。紧接着，更加令人惊讶的是，1994年6月，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出任日本首相，把该党维护和平宪法的建党方针抛弃得一干二净。日本从此丧失了反对战争的主体力量。
同年10月，外经贸部长桥本龙太郎在国会发表了“日本南侵否定”论。他表示对朝鲜可以叫“殖民统治”，对中国可以叫做“侵略”，但是东南亚算不算是侵略？他认为“很微妙”。为什么微妙呢？因为东南亚当时是殖民地，是欧美帝国统治下的殖民地。所以日本是跟白种人在战斗，所以不算是侵略。
桥本龙太郎否定侵略战争而不被摘掉乌纱帽，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先例，这是村山富市担任首相期间难以抹去的污点。
美日安保重新定义后的亚太格局
桥本龙太郎也许因为后来在当首相期间曾到了9﹒18纪念馆，中国有些人把他当成是友好人士来看待，桥本也被定性为相对友好的首相。但是在我们了解他的战争史观的东南亚人看来，他却是一个不敢恭维的日本政客。实际上，桥本的矛头很快地就转到中国。它具体体现在1996年4月17日（也就是马关条约签署的纪念日）美日两国首脑对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中。不知道是不是巧合，石原慎太郎后来提出“购岛论”也是在4月17日。
那么，当时桥本首相和克林顿总统签署的“重新定义”，究竟是什么内容呢？所谓“重新定义”的实质是，日美间的双边条约原本是将旧日的苏联视为潜在对手，现在却转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改变。
另一方面，美日共同防卫的涵盖范围还包括了台湾海峡，这是含有特殊意义的。正是在重新获得美国强有力的支持下，日本对待邻国的态度也有了变化。体现在桥本龙太郎本身的是，他成为了1985年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之后第一个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
与此同时，桥本政权也在1996年悄悄地否定中日在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列岛”）问题上“搁置争议”的共识。在钓鱼岛领土争议中，日本当时在大打四张王牌。这四张王牌，第一是“中国威胁论”牌，第二是“两岸分裂”牌，第三是“经济”牌，第四是“北京怕乱”牌。现在回头一看，“经济”牌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所以日本集中要打的牌就是鼓吹“中国威胁论”。
从这角度来看，小泉时代、民主党掌政期间与安倍政权对中国和东南亚的战略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在鸠山所谓的跟美国较劲全面失败、百分之百听命美国的安倍政权诞生之后，对急于回返亚太的美国来说目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那么，东南亚会受什么影响呢？首先是，在战后冷战的体制下，东南亚各国在传统上唯美国马首是瞻，今天虽有若干调整，但总体来看仍然有类似的倾向；第二，基于自身的求存空间与发展（或者当权者利益），如有可能，不少东南亚国家都不愿卷入大国间的纷争。当然，也有些国家会十分重视实际利益，但不会跳出追随美国的框框。这都是指官方，民间当然也许会有更多不同的看法和声音。
在这样的格局下，被日本视为“潜在对手”的中国，又将如何与东南亚相处呢？针对战后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笔者个人长期观察的结论是日本人不太了解东南亚，或者说不想了解东南亚，或者是以日本为中心。同样的，到了中国之后，我觉得中国其实对东南亚既不了解、也不关心，或者说有些中国人也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想法。
中国要怎样以更为坦诚和成熟的态度与东南亚各国相处和交流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只是强调“强弱论”，或者只关心中国的“崛起”与“不崛起”，而不太重视“是非论”的某些言论界的言论倾向，显然无助于中国扭转当下位处西方与日本舆论攻势的不利地位。
换句话说，对中国而言，怎样向东南亚民众传达其“和平崛起”、“富国、强军”的愿景，在本质上有别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的路线与思维，将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本文为作者不久前在“北大新闻学茶座”的发言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