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是日本战败（日本人称之为“终战”）67周年。按照往年的传统，8月也是日本人谈论战争与和平话题最多的月份。如果说，战后最初的二三十年是主张和平与反思的声音压倒“一小撮”“大东亚共荣圈肯定论”的右翼势力的话，从上世纪90年代“非自民党联合政权”诞生及名为村山政权、实为自民党势力卷土重来之后，日本国内公然为侵略翻案及主张修宪派兵的声音已逐步成为日本论坛的主流。理由很简单，原有由自民党与社会党针锋相对、“国论二分”的“保（守）革（新）对峙”格局，已转换为自民党与另一个与自民党毫无差异的保守党（以今日来说，就是民主党）共同主宰政坛的“总保守化”时代。也正因为如此，日本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历史观摩擦也在加剧。也许最能体现这些摩擦的，就是六年六拜靖国神社的小泉纯一郎当政时期（2001-2006）。

与小泉时代相比较，民主党野田佳彦政权与周边两个大国中国和韩国这回冲突的重点，不在靖国神社等历史观摩擦，而是集中于领土纠纷的问题上。

先谈谈中日两国8月间在钓鱼岛（日本称之为“尖阁诸岛”）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

是谁在绑架中日关系？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最近一系列事件是2010年撞船风波的延续与发展。特别是结合今年4月石原慎太郎选择在华盛顿提倡“购岛论”到日相野田在7月7日表示有意将之“国有化”的动向来看，日本的目的和上回一样，无非是要向国内外宣示其主权及对诸岛“有效的控制”；所不同的是，这回的宣传力度要比上回来得更为猛烈和有计划性。

针对石原的“购岛论”，较早时有部分论者将之限定为“一小撮右翼”的孤立言行，并发出别让一小撮右翼绑架中日关系的呼吁，但事实说明，地方政府首脑石原与首相野田与其说是一个在“攻”，一个在“守”，不如说两者是在一唱一和。石原说，因为国家不出面管，所以东京都只好插手购岛。野田则表示：这件事由不得东京都操心，中央政府已有将之“国有化”的打算。足见两者是你呼我应，堪称合作无间。

不仅如此，就连那自我标榜自由派，对石原诸多偏激言行似乎颇有微言的《朝日新闻》，也迫不及待地挺身助阵，在其社论中表示：从长远来看，国有化对中日两国都是好的，中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日式舆论诱导惯用手法

了解了日本上述“官（中央）官（地方）”与“官民（媒体）”在领土问题上相互呼应的舆论造势或舆论诱导，人们对于接下来日本中央政府是否批准石原慎太郎等人登岛，或者更早之前响应东京都捐款购岛的数目有多少，捐款运动是否成功等话题，大可不必花太多心思去关注与推测。因为，这原本就是日本式调动舆情或舆论诱导惯用的方式与手法。

就以这次日本当局逮捕香港保钓人士24小时后又立即放人的行为来说，如果就此轻易得出野田态度“软弱”的结论，并对日本国内的“舆论压力”信以为真，以为野田将得为此付出极大的政治代价，显然是对日本政治的错误判断和解读。

日方这回为何在逮捕保钓人士后立即放人而不像前年一般闹得满城风雨才退让呢？个中真正原因，也许不是我们局外人所能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东京当局在考虑对策时，不会忽视上回“虎头蛇尾”的经验教训。换句话说，在还未做好和北京全面冲突的准备工作（包括取得白宫的支持或默许）之前，采取较为稳健的态度，以“国内法”拘留和驱逐保钓人士出境，仍然不失为东京的一项应对佳策。毕竟，通过“国内法”“拘留”与“驱逐”的措施，日本已再次达到了其宣示主权的目的。何况这种表面“不够强硬”的姿态必然地会带来日本国内某些舆论的“强烈不满”，而为当局进一步制定相关法律和加强防卫措施，做好舆论的准备。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小撮右翼绑架中日关系”论固然不可取，所谓民间“舆论”比官方还要强硬，或者“民间反中或厌中感情高涨”论，乃至“官方左右为难”论等，其实都是日方放出的烟幕或者是舆论诱导的结果。说得透彻一些，野田与其说是迫于在野党或“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采取日益强硬的政策与措施，不如说东京是按照着原定的剧本，有条理地出牌。

“最佳对策是不让问题凸显”

当然，对于野田首相在领土问题上采取如此急进的态度，日本的统治精英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前防卫大学校长，也是自民党福田康夫政权最得力智囊的五百旗头真不久前便表示：在战后，要改变领土的版图比战前更为困难。这对于实际有效支配的一方是绝对有利的，因此，最好的对策就是不要让问题凸显出来。

针对钓鱼岛问题，他还指出：“尖阁诸岛的登岛事件并非中国当局主导，当局充其量只是默许罢了。”他认为：“日本是实效支配着（尖阁诸岛）的一方，让它维持着平静的状态发展是符合（日本的）国益的。”

但与此同时，这名以“鸽派”姿态出现、学者出身的前防卫大学校长也强调日本得做好防御中国出手的准备。他认为，日本具有不可忽视的防卫力量，只要略为加工，就足以促使对方在出手前不得不再三思考。何况，日本还有美国盟友的大力支持。

从这名具有深谋远虑的保守智囊的上述陈述中，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实效支配（纷争）领土”的一方位处绝对优势，最佳对策就是让它维持平静的状态发展，以便坐享占领“时效”成立的甜果。

二、加强军备的力量，以防中国的抗衡或夺岛。

三、深化美日军事同盟的关系，从而获取白宫强有力的支持。

从这个角度来看，“搁置争议”虽然不是实际占有领土者日方愿意白纸黑字表示同意的方针，但对此采取模糊的政策，促使问题“不凸显出来”，不失为“维持（日本占领）平静状态”的一项政策。从1978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东京公开倡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到1996年美日首脑对两国安保条重新定义前后为止，日方之所以从不否定两国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存有共识，也许正是出自上述谋略的考虑。

刺探北京底线与应对智慧

至于日方之公开声称中日之间没有领土纷争，更是在前年撞船风波前夕，白宫公开表态，声称“施政权在东京手中的钓鱼岛，也在美日共同防卫的涵盖范围”以后的事。

换句话说，在获得美国表态支持的背景下，日本某些鹰派人士试图摆脱原有保守渐进的策略，而采取冒进的政策。特别是对于随时都面临被迫下野的野田政权来说，此举不仅可以转移国民对其消费税等政策不满的视线和捞取政治资本，还可借此掩盖和修补鸠山时期和美国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的裂痕，并趁此良机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关系。不仅如此，日本与邻国矛盾与冲突的加剧，对于急于行使“集团防卫权”和提倡“集团防卫权合乎宪法论”的野田政府来说，还有助于官方做好说服国民的舆论准备工作。

一名在小泉时代积极主张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鹰派智囊就公然倡议野田政府强化对钓鱼岛领有权的主张，并行使集团的防卫权。

他认为，对于日本来说，美国推行回归亚洲战略是一个不可错失的良机。

在一篇题为“中国已不可能有反日游行”的时评中，这位外交官出身的保守派战略家结合薄熙来事件对中国的冲击与中国国内堆积如山的难题，指出以维稳为重的北京政府不可能容许有大规模“反日”游行的出现。

他写道：“2005年小泉纯一郎首相要参拜靖国神社时，我曾向他进言：反日游行不会发生，你大可以不必担忧地去参拜。”

针对这回的领土纷争，他的判断是：“今后，反日游行或者其结果对日本企业的安全的问题，可以不必存有顾虑。”

这名此刻主张力挺野田民主党政权的智囊在官方的决策过程中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我们不得而知，但类似的观点在日本媒体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其基本共同思路有三：

一、美国回归亚洲是日本千载难逢的机会。

二、日本可借此整军，进一步弱化战后宪法的束缚。

三、主张大打“北京怕乱牌”。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最近东海领土纷争与矛盾的加剧，既与日本某些政治家为捞取政治资本有关，也与美国回归亚洲的战略及其表态支持日本不无关系。

与此同时，还与东京对北京政局（特别是十八大之前）的判断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试探或刺探北京在领土问题上所能容忍的底线及其危机管理的能力与智慧，也是东京近来频频出重手的原因所在。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