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日本宪法修改后可能的走向，日本媒体经常散播这样的论调：日本修改宪法充其量只能说是发展为军事大国，但军事大国不等于军国主义。这样的一种言论是不是有道理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日本战后是怎么向邻国解析它的军事政策的。
我们知道，战后日本当局为了消除各国对其军国主义复活的戒心，其对外宣传重点主要是强调他们拥有和平宪法。1977年，福田赳夫也就是福田康夫的父亲在当首相时，还在马尼拉发表了一个"福田主义三原则"。
"福田主义三原则"有三点：第二点和第三点强调的是要跟东南亚国家心连心，要相互平等看待，但是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就是日本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为什么1977年的福田赳夫要强调不成为军事大国呢？原因是，在上世纪70年代，亚洲各国（包括东南亚）都担心日本在搞军国主义复活的活动，特别是三岛由纪夫的切腹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撼，很多国家都认为日本右翼、日本军国主义恐怕要卷土重来。
1974年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东南亚，到了雅加达最后一站，必须以直升机飞离总统府，主要的原因就是当地民众对日本的不满。他们抗议、游行、示威，迫使田中角荣带着他的女儿田中真纪子不得不乘直升机逃离。所以当时日本当局称之为"战后日本南进的破绽"，认为东南亚人还没有忘记残酷的战争，因此有必要向亚洲各国发出这样的信号：日本不会成为军事大国，既然日本不会成为军事大国，哪来的军国主义？然而在小泉时代，"福田主义三原则"已经悄悄地变成福田二原则，即删除了"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福田当年之所以强调不成为军事大国，其潜台词是，军事大国可能会被视为军国主义的前奏曲。
另外有一种言论说，万一日本修改宪法（实际上是势在必行），日本也会遵循和平宪法的精神。对此，亚洲人民肯定会存有如下的质疑：在和平宪法还在推行、实施的时候，日本对派兵海外已情有独钟，一旦宪法修改了，和平精神真的还会继承吗？
针对日本与亚洲各国（包括中国、韩国等）的史观摩擦等问题，今天最常见的对策论是：各方都应该克制民族主义。在这样的一个命题之下，民族主义已被定位为贬义词。事实上，在战后亚非拉反对殖民统治、争取自由独立的运动中，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从来就是一个正面的名词。所谓排外的、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准确的说是指国粹主义，即狭隘的民族主义。谈到民族主义，很多人把帝国主义崇尚的民族优越论，跟广大人民要求民主、自由、独立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很多人陷入了这样的一个陷阱。每当两个国家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总有人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矛头转移到民众感情对立的问题上，好像两个民族之间，或者是日本和亚洲各国之间，莫名其妙地形成感情对立的状态。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先把什么叫民族主义搞清楚。
我发现，不少华文媒体在无意识当中跟着日本媒体滥用"反日"、"亲日"、"排日"、"仇日"等字眼。战前日本传媒滥用这些词汇的目的，无非是要把亚洲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日本侵略，转换为反对日本老百姓，从而激发起日人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绪。因为这里所指的"日"，究竟是日本的侵略政策还是日本的和平路线是不明确的。"排日"或"仇日"的潜台词，则含有莫名其妙地就对某个民族感到厌恶与仇恨。
"反日""排日""仇日"之滥用
实际上，不管是战前还是战后，亚洲人民对日本国策的反感与批判，与其说是来自"仇恨"，不如说更多的是基于是非问题。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所谓"反日"、"亲日"、"排日"、"仇日"的"日"是什么？"日"是日本？是日本人？是日本民族？是日本企业？是日本帝国？还是日本国策？这里面有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那为什么战后的日本媒体仍然喜欢沿袭这样的字眼？
因为以"国益至上"的日本主流媒体，要将亚洲民众批判小泉的错误言行，批判安倍的错误言行，转换成为是反对日本人、反对日本民族。
这就是媒体在偷换概念。日本媒体偷换概念在战前早有前科，没想到战后还要继续沿用。
日本人当中，既有反对战争者、也有积极参与战争者和被动参与战争者，这里面还是可以区分的。用笼统的字眼来表达，既不准确，也容易产生误会。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北京曾经把这一切都叫做"涉日"言论。但认真分析，用"涉日"也不很准确，战前日本的警察治安部门就经常使用这个词，如"涉日言论的调查"等。在战前，亚洲各国基本上是用"抗日"，因为受到了侵略，受到了压迫，所以要反抗。在战前，"抗日"一词的使用还是比较准确的。
今天，我们在使用这一类词语时，应该不怕麻烦，把话讲清楚，比如说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就不要简称之为"反日"。不笼统地使用"反日"、"亲日"、"排日"、"仇日"这些词，是避免混淆是非至为关键的问题。
谈到民族感情对立的问题时，也许还得弄清是非与黑白的真相，各打五十大板论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在谈论中日关系时，有人提倡"大国风范"论，认为崛起中的中国就应有大国的风范，应该采取比较大方的态度。表面看来似乎合情合理，仔细分析，这其实是"强弱论"的思维方式。
跟"大国风范"论近似的，有人认为，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受到列强包括日本的侵略，因此容易患上"受害妄想"症，什么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我想，也许有些个别现象是如此，但更多的情况未必是这样的。道理很简单，假如来者是友善的，为什么要有不良的想象？如果来者不善，反对其实就是正常合理的反应。"受害妄想"症也是东京方面经常要渲染的一个概念，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在一些华文媒体中也常出现。
另外，有人认为，亚洲各国人士一直以亚洲人的角度来看问题，是不是有时也应该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即提倡所谓"换位思考"论。我想，认真比较与考虑双方的立场是对的，但这里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不能离开是与非的基本事实，假如把是非问题混乱了，或者不强调是与非，不去了解，或者不愿意面对历史的真相，这种"换位思考"是不可能正确理解与处理中日关系，或者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的。
"心态改变"论与"恕不奉陪"论
同样的，有人倡议"心态改变"论，即主张改换一种心态来看待日本问题，其中包括对"爱纠结历史"的日本政客处之泰然，忽视他们的存在，采取"恕不奉陪"的态度。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主张以君子态度对待小人胡闹的超然姿态，殊不知不少糊涂史观与糊涂的政治判断，正是在这种不正视日本曲解历史，任由其播种的叫嚷声中生根发芽与滋长的。
最明显的例子是，上世纪90年代曲解历史的教科书出现时，不少日本说客开足马力，四处散播所谓"采用率低于零点几，不足为畏"论，不少亚洲人士信以为真，于是息鼓收兵，等到发现其巨大危害性时，已为时过晚。足见"恕不奉陪"，貌似超然之俗论提倡不得。
除此之外，在华文媒体当中，有时候也会出现"日本已多次道歉"论、"战后日本和平"论乃至积极主张"未来志向"论。但认真分析，这些高论无一不是源自东京，即典型的日本出口转内销的产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日本和平"论的大前提，是战后的日本受制于和平宪法，一旦和平宪法被对派兵情有独钟的安倍政权所废弃，谁敢保证不以史为鉴的日本不会成为脱缰之野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