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东京奥运年会和大阪万国博览会五彩缤纷的大演出相比较，“明治百年祭”也许规模不算庞大，但论其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因为它牵涉到如何评价近代日本百年史的严肃与敏感的话题。
正如前面所述一般，当时日本社会正呈现“国论二分”的状态。对于明治以来百年所走过的道路，日本的知识界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正面评价者认为，明治时代英明的圣贤果断地引领了日本人走上近代化国家的道路，促使日本成为亚洲史上最初，也是唯一曾经拥有殖民地的亚洲工业强国。
反对者认为，正因为百年来日本效仿西方列强，奉行“脱亚入欧”“富国强兵”“弱肉强食”路线的结果，日本最终落得一败涂地战败国的悲惨地位，并成为亚洲的孤儿。
对外膨胀的百年史
不少历史学家指出，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就是一部日本对外膨胀的历史。他们对明治“先贤”下列国策的选择，提出了强烈的批判：西乡隆盛的“征韩论”（1873年，明治六年）；出兵台湾（1874年）；消灭琉球国设置冲绳县（1879年），为日本的统合制造既成的事实；军人敕谕（1882年）；教育敕语（1890年）；山县有朋发表“外交政略论”（1890年），主张保卫“主权线（国境线）”和“利益线”；甲午战争（1894年至1895年）；日俄战争（1904年至1905年）。
他们认为，正是在如此这般“国益”“国威”至上、“扩张有理”的国策引导下，日本不断向邻国伸出其魔爪，先吞并琉球、朝鲜半岛，后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并于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全面开展其“大东亚战争”，而最终把日本带到惨败、痛苦的深渊。他们表示，盲目歌颂明治维新“先贤”的功绩及其道路的选择，无疑意味着日本并未吸取历史的惨痛经验教训。
他们主张借此良机，把明治以来错误的道路作为反面教材予以反思，他们尖刻地批判战前的天皇制，以及知识界在战争期间的“协力行为”。
对于明治维新，歌颂者最大的理论依据，或者最大的武器，就是“日本近代化成功论”。
“近代化”路线与“义战论”
所谓“日本近代化成功论”，当然不是始自今日或者“百年祭”的1968年。
早在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醉心西学并已取得一定成果的日本“先贤”就将日本定位为“开化之国”，将中国清朝定位为“因循陋习之国”；于是乎，“文明国”讨伐“野蛮国”就顺理成章，成为了其“职责”之所在。日本就是高举着“义战论”的旗号发动这场战争的。这个“义战论”，既是欧美帝国到海外开拓殖民地的“白人负荷论”的变种，也是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到亚洲各地开疆拓土的“亚洲解放论”的理论雏形与原点。
说也奇怪，对于日本“近代化”靠何起家了如指掌的美国日本史学家、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所长赖肖尔（E.O.Reischaeuer），在1961年出任美国驻日大使后，却在大事鼓吹“日本近代化成功论”“日本模式论”，而成为了礼赞日本“明治维新百年祭”的最大鼓吹者。
当时日本学界称之为“赖肖尔日本史学”。其主要观点包括将日本定位为“唯一以自力发展经济成功的非西方国家”“日本迅速成为产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可以成为后进开发国的模式和指南”“对德川时代的封建制给予肯定的评价”等。这些论点曾引发日本学界的热烈讨论。
针对赖肖尔刻意忽视日本依靠武力、掠夺邻国财富的基本事实，大谈其“近代化”的神话，比我早几年留学日本，致力于研究日本思想史、日本政治史的台湾大学的许介麟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
“‘为什么日本能够这么快速达成现代化，而中国却远远地无法步入现代化轨道？’如果从美国学者‘现代化’这种价值观看来，日本近代史包括侵略亚洲的轨迹，正是可以被肯定的了。”
许教授这番谈话，对于时下某些不明就理、轻率提出“日本能，为什么中国不能？”的“近代化一切论”者，无疑也是敲响了一记警钟。
当然，身兼美国驻日本大使的赖肖尔之所以鼓吹“日本近代化成功论”，称赞日本为“优等生”，也与他当时致力于加强“美日安保条约”的职务，和以美国“国益”至上的基本思维密不可分。时逢日本国内反战声势达到顶峰，日本民众不仅对战前老路深恶痛绝，也强烈批判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他们担心日本再度卷入战争。在反战的游行队伍中，除了“粉碎日美安保”“打倒佐藤政权”之外，另一最常见的标语，就是“反对越南战争！”
对此，赖肖尔最大政绩之一，就是当机立断，镇压撒播“反对越战言论”的舆论界。《每日新闻》国际新闻部长大森实就是在赖肖尔的威压下被迫离开报界的。足见“史学家大使”在那时刻礼赞日本的“近代化”，还有其更深一层的战略意义，而非“纯粹的学术论争”。对此，“大东亚战争”的遗臣们心领神会，自不在话下。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就是在这样的土壤和气候下出笼的。
如何看待太平洋战争
了解了“明治百年祭”围绕“近代化”问题展开论争的现实意义，我们再回头考察战后日本官方与某些知识分子对近代日本史的总结，当局舆论诱导的方向就更加清楚了。
在“近代日本难道一无是处？”议题设定下，出题者真正要说的话是，明治百年并非像反对者所说一般，都是负面的。在反战、厌战、恐战居主流的年代里，当局十分清楚，要全面否定战争的祸害，一次到位地清理民众的不满情绪是不可能办到的。为此，将近代史分割成“光明面”与“阴暗面”两部分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司马史观”，便受到热捧而被誉为“国民作家”。
所谓“司马史观”，简单而言，就是将明治史和后来的昭和史完全剥开，并肯定前者为“光明的年代”，后者为“黑暗的年代”。其弦外之音是，明治以来的对外扩张政策并非全是“无谋”之战和一无是处。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就是日本被迫而战的“祖国防卫战争”“公平的战争”。
他认为，日本之变质是在日俄战争胜利之后，司马辽太郎如此这般重叙历史的写法，对于战败后丧失“民族自信心”，对军国时代日本弥漫不满、悲观、不安情绪的日本人来说，无疑起了激发和重启其“爱国心”的作用。日本的电视台和一部分报刊之所以要反复重播或连载其长篇小说《坂上之云》，是有其道理的。
同样的，在为日本部分战争史“正名”的知识界当中，也有个别被喻为“开明人士”。最著名的莫过于鲁迅研究家的竹内好。竹内是日本亚细亚主义的研究者和阐释者，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是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知名人士，但他对自己在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与向东南亚发动侵略战争行为时，公开发表支持的声明《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却始终不肯认错和收回。
他在战后总结这场战争时，还振振有词地写道：“日本进行的战争，既是侵略战争，但同时也是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因此，日本人对于侵略战是负有责任的，但对于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这一部分，就不能只是要日本单方面负责。”
竹内这种把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予以区分的看法，无疑为后来的村山内阁的外经贸部长桥本龙太郎1994年10月发表的“东南亚侵略战争微妙论”，提供了理论依据。此种旨在减轻战前日本侵略战争的罪行，或者缩短其侵略战争时间段的做法，与“司马史观”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从日本的亚洲扩张史当中剥开，摘掉其“侵略战争”的帽子，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慎防重新包装的“亚细亚主义”
尤有进者，近二三十年来，在人们对战争逐渐模糊与遗忘的年代里，与战前日本军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亚细亚主义”，也有重新被包装与解读的趋势。
针对有关动向，笔者在日本战败50年的1995年曾为日本《每日新闻》“亚洲动向”专栏，写了一篇题为《来自东京、令人生畏的亚细亚主义》的评论。评论着重指出，“亚洲人最怕的就是听到来自东京、形形色色的‘亚细亚主义’”，理由有三：
一、对于不少日本人来说，“亚细亚主义”原本就是一个无法说清楚，但却容易诱人堕入“大国梦”的圈套和陷阱。在一个事事讲究次序排列和力量对比（即弱肉强食，强者有理），且自居亚洲第一的日本社会里，任何形式的亚细亚主义在实际上恐怕都难逃“日本乃亚洲当然盟主”的结论与命运。
二、近日日本国内“美国乎？亚洲乎？”之类的争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美国重视（亲美）派”与“亚洲重视（亲亚）派”之间看法的对立，但认真分析，却纯粹是以日本利益为依归的“日本重视派”。正如战前亚细亚主义其实就是东洋主义的代名词一般，今日日本大众传媒引为时髦、定义不明且轻易使用的亚细亚主义，在精神实质上与样样只照顾日本利益的日本主义并无太大差异。
三、对战前名为“解放东亚”，实为取代白色人种、奴役亚洲人民的战前“兴亚”口号，迄今还有日本人信以为真，或者以此作为借口，否定历史事实。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间接承认侵略中韩的部分史实，但却否认对弱小东南亚国家与民族进行侵略（这其实也正是大国欺侮小国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一部分地方会议冀图通过感谢前皇军“协助亚洲独立”的追悼议决案，更说明了时过50年，不少日本人仍然还无法摆脱和清理战前“大东亚理念”的遗毒与包袱。日本与亚洲对历史的认识与评价的差距，与其说是在缩小，不如说正在日益扩大。
“150年祭”低调中的不低调动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与1968年高调纪念“明治维新”的时代背景相比较，对于当局来说，今年的明治维新150周年已欠缺“百年祭”时动员国家机器，大事渲染的迫切需要。
首先是，自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坛进入“总保守化”的时代以来，日本国内种种为战争辩解、翻案的言行（包括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已逐步可以拿到桌面，成为“舆情”的主流。“明治百年祭”当时旨在分化反战阵营，争取其中的“厌战”“恐战”的“病患者”的策略，基本上已经奏效。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原本遮遮掩掩，仅在日本国内销售的战前理论“ABCD包围圈”论和“近代的超克论”（以超越西学为名，实则配合“大东亚圣战”出笼的构思）等，也有被重新包装和出口转内销的趋势。就连外国人（包括受害的亚洲人）也有人认可或体谅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乃“不得已”或者有其“超越欧美”“驱逐英美”“解放亚洲”的“复杂的”一面，日本人哪有不走出“明治带来战争罪恶”阴影的道理。
“明治维新肯定派”对此感到心花怒放，自不待言。换句话说，对于当局和保守派人士来说，明治先贤的“荣光”及其“英明抉择”（以“富国强兵”和“弱肉强食”为座右铭的“近代化”路线），已经再次获得日本国民“肯定”而达成“共识”，“国论二分”时代对“军国日本”深恶痛绝的“国民情绪”已经不多见。
从这角度来看，与兴师动众，旨在激励“民族自信心”的1968年“明治百年祭”相比较，今年的“150年祭”显得相对冷清和低调，是可以理解的。
也许，当局和保守人士此刻最关心的，是如何集中心思，筹划和落实已成定局的宪法修改大事业。首相安倍晋三就曾扬言要在2020年付诸实现。果真如此，今年的“明治150年祭”虽未大事渲染，但在不久的将来，师从“先贤”路线的安倍政府将会献出其最大的祭品——抽去“不拥有军力”的第九条条文的新宪法，屆时再隆重纪念也不迟。
“明治祭”与当今日本政局走向，看似毫不相干，实则紧密挂钩、互为表里，此其理也。
作者是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本文是作者不久前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主办的“北大新闻学茶座”上的发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