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99年左右通过李慎之先生的文章知道顾准的名字的。之后几年时间里，我搜寻了所有有关顾准的书籍和网上的文章来读，并且写了几篇文章，分别是《顾准和李贽》（2004年7月）、《顾准与海上文明研究》（2005年5月）、《顾准在“文革”中——读〈顾准画传〉》。（2006年3月）
我居住于海陬小城，接触顾准的文章和思想后，一直想着应该让古城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写的文章就力求能够在地方媒体上刊登，也正因此，有些话也就没有完全说出来，因为全部说出来的话，就刊发无望了。虽然如此，几篇文章也终究没能发出来。所幸《顾准和李贽》2005年被《炎黄春秋》（第6期）所刊发，出乎我的意料，让我深感欣慰。
不过，我们现在所处的已经是网络世界，2005年我在“博客中国”上开了个人博客，在“天益社区”上注册了会员，几篇文章都在上面贴出来了，后来又都在“爱思想网”上发表了，也有不少的转贴、转载。这几篇文章后来也都收入到我自己印制的两本小书《顾准与李贽》（2009年）、《四缀集》（2012年）。
今年是顾准的百年诞辰。我决定还是依靠网络，把关于顾准十多年前没说完的话说出来。
2004年我在《顾准和李贽》一文中谈到顾准推崇科学和民主时写到：顾准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极端困境中独自在黑暗中掘进，他在详细考察论证了民主思想、民主制度的发生、发展历史后认为，民主是方法而不是目的，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五四的事业要有志之士来继承。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
只是这样说顾准的民主思想不但过于宏观概括、过于简单，而且遗漏了很重要的内容。
民主的理念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顾准以历史的眼光探索希腊城邦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的轨迹，海上大移民的兴盛，城邦制度的建立、演变，民主制度的确立，比较了作为海上国家的希腊和埃及、两河流域、波斯、中国、印度等大陆国家地理环境差异所导致的不同历史发展道路，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两种不同道路的分野就是从希腊城邦和城邦制度开始的。顾准认为，“城邦制度，是希腊文明一系列历史条件演变的结果。”希腊城邦制度有许多特点：它的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公民、公民权和公民意识，独特的与我国古代完全不同的官制和兵制，城邦对于维护自己国家主权独立的坚强意志，城邦的法治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整套国际惯例和近现代国际法的萌芽，杰出的政治家和灿烂的文化、艺术等等，顾准都一一对之进行分析和介绍，向人们展示了古代希腊文明的绚丽风姿。
顾准列举史实证明了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是“神授王权在一种特殊环境下演变出来的东西，它并不是直接从氏族民主递嬗过来的。”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本土诸邦在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的深刻影响下开始了城邦化和集团化的历史进程。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许多城邦出现了僭主政体，继而以推翻僭主，实现民主的历史演变。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人民推翻了僭政，实行了著名的克利斯提尼改革，使雅典政治兼具“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的两个特色，雅典民主从此确立下来，成为希腊诸邦的范例。雅典的政制演变过程以最后民主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希腊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
顾准特别指出：“希腊史上以寡头和僭主政治为中介，从王政时代过渡到希波战争后雅典民主全盛时代的那两个世纪，恰好是我们的春秋时代。我们的春秋时代，是从‘礼乐征伐’所从出的天王，加上宗法封建的西周制度，过渡到七雄并立，法家兴起，以至秦汉统一这么一个过渡时代。希腊史向民主主义变，我们向专制主义变。希腊史转向民主，出现过Despot——专制君主，然而这个专制君主和希腊人的政治情感格格不入，他的专制权力是僭窃来的，所以在他们，Despot是不合法的，叫做‘僭’主。在中国，专制君主是直接继承天王精神，而且还是经过战争消灭一切竞取这种地位的敌手而后确立的。在此以前，从孔、老、墨、庄、荀、韩，一直都在为它的君临大地出海报，写颂诗，多方宣称这是利国利民的等等。也不必奇怪这种现象，希腊以外的整个世界（也许要把罗马、拉丁世界、迦太基、日耳曼蛮族除外）与中国都事同一律，没有出现过希腊世界那种古怪现象。”
顾准更为重要的思想是论证了议会的演进史，这是顾准民主政治思想最为可贵之处。
雅典的元老院可以说是议会的雏形，但其成员是无给职（不支付薪俸），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国会议员。雅典元老院的作用，似乎没有公民大会那么大，到了罗马元老院，作用就更为显著。罗马的大政方针，全由元老院决定。顾准还指出：“罗马人还有一种‘法律呆子’脾气，大小事情都要通过元老院用立法形式来确定。”
顾准说：“议会，是在孟德斯鸠所称的‘等级君主制’的根子上长出来的。西欧的等级君主制是蛮族在作为罗马帝国的邻人和雇佣兵的时候，从罗马法的契约观念那里脱胎出来的。”顾准还注意到了西方中世纪日尔曼蛮族传统的骑士文明与罗马传统的教士文明并行的特征。他说，与世俗权威并行的，还有宗教权威。“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因为两头政治下最底层的人也许确实捞不到什么好处，体面的人物却可以靠这抵挡那，可以钻空子，不致于像中国那样‘获罪于君，无所逃也’，只好引颈就戮”。“这就是说，君王对所属诸侯（诸侯对从属他的小诸侯和骑士也一样）相互间有比较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上面不得侵犯下面的权利。”“除骑士不尽义务不得享受权利而外，还有：王侯超额索取，骑士可以反抗。这就是英国大宪章（Magna Charta）的来历，也是英、法等国议会的实际起源。”
顾准指出“13世纪初期英国的大宪章，虽然不过是国王和诸侯间的一个协议，然而多种历史事变的凑合，使在其上长出来的议会制度始而是一株不牢靠的随时可以摧毁的幼芽，继而经过克伦威尔（Cromwell）确立了权威，但不免还是典型的贵族政治的装饰品（直到19世纪还是如此），然后发达起来成为一种复杂精巧的、适合广土众民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足以代替它的制度，虽然它极不完善。”
英国近代议会民主虽然是“多种历史事变的凑合”的结果。但是，一旦历史证明了它的优越性，就从英国传播到世界各个地方。李慎之先生曾说，“顾准不但解释了许多困惑人的历史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个哲学上或者发生学上的论断：历史上许多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初始时往往凭借许多条件很难凑合在一起的因缘而以特例发生，然后再传布而成为通例。”
顾准突出强调了议会的演进对促进民主政治的功用。顾准认为 “议会的演进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逐步扩大、民主权利逐步下移的历史。这就是说，开始只不过是等级君主制下封建的权利义务关系，最后成了民主政治唯一实现途径的议会政治。”
“议会的演进史，又使民主政治演进到不同于城邦直接民主的代议政治。”顾准认为这并非表明民主政治的蜕化，而是历史发展的现实性所要求的。现代民族国家不可能做到古希腊城邦国家那样的直接民主。顾准说：“广土众民的国家无法实行直接民主。在这样的大国里，直接民主，到头来只能成为实施‘仪仗壮丽、深宫隐居和神秘莫测’的君王权术的伪善借口。”
议会的发展也催生了政党的产生。通过一个议案时的赞成派，演化为执政党，反对派演化为反对党。也唯有一个有立法权的议会，才使政治和政策，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才能在讨论中出现赞成派和反对派。
我以为，顾准民主政治思想最为重要的是以下一段话，他说：“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其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
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新定义以及议会政治的实质——通过议会运作程序来培育和维持一个理性、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或反对党，从而实现民主制下的“两党制”。这就是顾准所说的议会政治是“民主政治唯一实现的途径”。
2006年3月我在《顾准在“文革”中——读〈顾准画传〉》一文的末尾是这样说的：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伴随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而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是，简单的社会两分法仍然定于一尊，也仍然是社会意识的“主流”。由是观之，顾准的研究当然也存在着局限性，但是，毫无疑义的是，顾准在三十多年前的探索在当时乃至今日，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这里所说的“社会两分法”是指将国家类型简单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非此即彼。自从认同“五阶段论”不适合于考察中国历史进程的观点后，我就已经不认为产生“五阶段论”的思想是科学的，由此也思考过社会发展形态的分类问题。记得多年前看过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一篇文章，里面将国家类型分为民主的国家，专制的国家，由专制向民主过渡中的转型国家三种。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则说：“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政府。第一种类型所包括的政府是可以不采取流血的办法而采取例如普选的办法来更换的那些政府；这就是说，社会建构提供一些手段使被统治者可以罢免统治者，而社会传统又保证这些建构不容易被当权者所破坏。第二种类型所包括的政府是被统治者若不通过成功的革命就不能加以更换的那些政府——这就是说，它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本不能除掉的。我建议，‘民主’这个词是第一种类型的简略代号，而‘专制’或‘独裁’是第二种类型的简略代号。”我以为，这些社会形态的分类方法都比简单地将国家类型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来的科学合理、合乎实际。
从2005年纪念顾准诞辰90周年到现在纪念顾准百年冥诞，又十年过去了。这十年似乎过得非常快，这期间顾准似乎也较少被提起，更别说像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顾准热”了。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迅捷、广泛，中国社会发展变化也日新月异，人们不禁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在资讯发达的今天，顾准的思想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吗?在我看来，只要我们谈论顾准时还不能随时随地地畅所欲言，关于顾准思想的文章的发表、著作的出版还不能完全没有障碍，我们就仍然生活在顾准曾经生活的社会里，顾准的思想就没有过时。
2015年5月21日于海陬小城泉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