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政治学：储安平的专业背景

"众人之事"：储安平对政治的理解

文人论政：储安平的政论和办刊生涯

四九之变：储安平的政治活动

"党天下"："阳谋"成就了政治家储安平

政治家，这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而又不能尽道其详的词汇。60年来，这个词似乎被权势者所垄断，成为位高权重者用以自诩的称号，或是死后的谥号。

其实，所谓的"政治家"一般是指：能够提出符合最广大民众要求、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政治主张，或是能够实施符合最广大民众要求、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政策纲领，对国家或者区域的政治发展、社会安定、民生进步产生重大影响、作出卓越贡献的，从事或积极投入政治的人物。真正的政治家一般都有一个长远的理想目标和核心价值，很清楚自己的道德伦理底线，高瞻远瞩，坚定果敢，意志坚强，有感动人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有比较强的领导能力，能为国家和人民着想，追求最广大民众的自由与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能够最大程度的、积极和具建设性地影响着一个国家、区域或民族的历史进程。

以此观之，那些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福祉而不畏艰险，贡献自已的智慧和力量的人，特别是那些在极其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提出符合民意、顺应民心、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真知灼见，即便他们的政治见解不能见容于当时、没有实践的机会的人，他们也真正是为国为民的政治家。就像在1957年提出"党天下"的储安平。在1957年已经过去50多年后的今天，在21世纪已经到来的今天，我们要说，储安平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非常稀缺的政治家之一。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储安平--

储安平（1909-？），现在一般称他为思想家、学者、政治评论家。江苏宜兴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在校期间编辑出版政论集《中日问题各家论见》。爱好文学创作，为"新月派"后起之秀。1935年考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系，师从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拉斯基教授。1938年，因抗战学业未完即回国，先后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研究员，湖南国立师范学校教师（学校时在湖南安化县蓝田镇）等职。著有《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与印度》。1945年11月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任主编。1946年9月在上海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1948年编辑出版《观察丛书》一套。1948年12月25日《观察》被查封停刊。1949年储安平到北平参加中共领导的"新政协"会议，并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九三《社讯》主编。1957年4月1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集的座谈会上，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石破天惊，撼动朝野。1958年1月，在"反右"运动中被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遭到批判。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残酷迫害。1966年9月上旬离家出走，生死不明，时年57岁。

政治学：储安平的专业背景

1928年储安平进入上海光华大学学习，1932年大学毕业。储安平在光华大学所读何系历来说法不一，有说是政治系，有说是新闻系，也有说是英国文学系。

戴晴女士在《储安平与"党天下"》一文中称："他在光华读的是新闻系，从1928年到1932年"。

章诒和先生在《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一文中认为，储安平在光华大学入的是英文系。

谢泳先生在《储安平评传》中列举了戴晴、陈子善、赵家璧等人的不同说法后，认同了储安平在光华就读英国文学系之说，理由是"赵家璧先生是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的，以他和储安平为同班同学来说，那么储安平也应当是英国文学系的学生才对。储安平的英文也非常好，他在大学时代曾翻译过一些作品，他40年代初写的三本书《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和印度》也都是有关英国历史的，这也许和他曾在英国留学有关。"

后来我在网上读到澳洲季平的《北望长天祭英魂--储安平诞辰九十六周年纪念》一文，其中引证称：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先生看了光华的档案，证实是政治系。

虽然身处海陬小城的我至今未能看到陈子善先生的原文，但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可信的。这有以下几个事实可以作为佐证：

其一：1931年储安平为新月书店编了一本政论集：《中日问题各家论见》，收入左舜生、胡愈之、俞颂华、武堉幹、罗隆基、陈独秀、汪精卫、樊仲云、陶希圣、《贯彻》周刊社、王造时、陈启天、《时事新报》、张东荪、萨孟武、张其昀、梁漱溟、高永晋等的20篇文章，约十多万字，这些各执一词的政论文章的作者多为学界名流和社会活动家，储安平还为这本书作序并书写扉页题辞。当时是储安平进入上海光华大学学习的第三年，只有21岁，即对政治问题如此关注，不正证明了他所念的专业吗？

其二：1935年储安平前往德国采访柏林奥运会，奥运会一结束，他就前往英国，考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政治系。

其三：1938年储安平从英国伦敦归国后，到《中央日报》任撰述兼国际版编辑，其后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从事其所学的政治学专业工作。

其四：1940年储安平任湖南国立师范学校教师时曾讲授《世界政治概论》、《英国史》等课程。1946年到上海后，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讲授的是《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等政治学专业课程。

其五：储安平在作于1945年的《英国风采录》一书（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从内容上看不同于主要记述他乡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等一般的异域采风录，而是以相当大的篇幅记载了英国的"王o后"、"国会o上院o下院"、"内阁o首相"、" 贵族o贵族社会"、"大宪章o自由主义"等政治架构的历史渊源、产生发展变化和现状，即主要是论述英国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明，这也非常符合储安平所学为政治系的专业背景。

政治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肇始于近代西方，在清朝末年传入中国，1903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在中国最早开设政治学课程，至1949年之前，中国约有40所高等院校设有政治学系。当年的光华大学，学界精英云集，储安平在这里接受了良好的政治学专业训练。而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系，储安平师从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费边社成员拉斯基教授。拉斯基的思想是一种修正的自由主义理论，在保留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如个人自由、民主政治的同时，力图将它同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原则调和起来，形成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拉斯基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储安平。

从以上可见，储安平的大学和留学，所念都是政治系，前后承接，首尾一致，政治学确系他的专业背景。至于念英国文学系的赵家璧所言他和储安平为同班同学，可能是不同系的学生在一起上公共课程或者储安平旁听或选修了英文系的课程的缘故，这在1949年之前的大学里是经常发生的。

"众人之事"：储安平对政治的理解

根据谢泳先生新近披露的史料，1936年4月，上海开明书店印行过储安平的一本小册子：《给弟弟们的信》，当时储安平只有27岁，"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现代政治的兴趣"。谢泳先生认为：这是一本普及现代政治常识和道德的公民读本，远比一般教育青年完善人生的道德修养读物有深度。储安平自由主义的思想底色，在这本《给弟弟们的信》中已显示得非常清晰。他在《论政治人格》一章中，把中国传统政治中的"节操"和西方政治中的"Fair Play"对比后，特别提出："本来社会的改革都是缓进的。比如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认清我们未来的领袖；如既认清之后，我们决不再受其他势力或金钱的诱惑。每个人有他每人的政治场合，有他所崇仰的主义与思想。我们平时也必须'公正'地参加任何公共事业，我们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不引用私人，浪费公帑。即使我们要从事达到我们的政治理想，但我们的行为也必须是坦白的、光明的、负责的，而且是合理的，不是捣乱式的、暴动式的。我们必须孕成一种刚正之气，不谀诌，不阳奉阴违，不口是心非，不要以为政途可争权夺利，不要以事业为富贵的附庸。我们对于国事有所发言，必须是善意的批评式的、建议式的，而不是恶意的谩骂式的。"（见谢泳：《靠不住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1936年时储安平正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系就读，很可能这本小册子是他在去英国之前、也就是在光华大学就读期间（1928~1932年）或稍后一段时间（1932~1935年）写出来的。这时候的储安平已经奠定了自己对政治的基本立场和看法，而且他的基本立场和看法已经非常成熟，他一辈子都始终宗奉着，不曾改变过。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储安平创办《观察》杂志时，在杂志的发刊词《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载《观察》第1卷第1期<创刊号>，1946年9月1日出版）一文中，储安平指出："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在储安平的心目中，"政治"不是一己的权势，而是要致力于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是众人之事。

文人论政：储安平的政论和办刊生涯

储安平平生最大的志业是办刊物，希望通过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以促进民生的改善和国家的进步。储安平曾经说："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假如环境允许他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证，他对国家所能有的贡献，未必即在一个部长之下。"（见《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载《观察》第1卷第11期，1946年11月9日出版）这一点跟之后的1947年蒋介石想把胡适等人拉拢到政府中去，傅斯年对挚友胡适说的："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是何其的相像。可以说，文人论政是储安平、傅斯年一辈知识分子终身萦怀的崇高理想。

自1933年起，储安平就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主编《文学时代》月刊。1935年考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系期间，又担任无薪酬、只领稿酬的《中央日报》驻欧记者。1938年，回国至重庆，先后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1940年8月后，辗转于湘、桂之间，在桂林《力报》任主笔。1945年春，在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任主笔。

1945年11月，在张稚琴的帮助下，储安平创办了《客观》周刊，任主编。在刊物的创办过程中，储安平秉持思想自由，在充分尊重个人权利的前提下，寻求基本立场的一致性，充分凸显了自己所具有的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立场。

这一时期，《客观》开辟了一个简短的时评专栏："《客观》一周"，他以"安平"署名，撰写专栏文章，至离开重庆为止，共写了12期。这些文章充分反映了储安平所具有的政治学专业素养和思想意识。

1946年春天储安平离开重庆，《客观》编务由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吴世昌教授承担（《客观》总共出版了17期）。

储安平3月中旬到达上海后，开始筹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9月1日即出版创刊号。这是一份以标榜独立、客观、超党派为立场的刊物，鼓吹自由民主、批评时政、追求科学与理性。在发刊词《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一文中，储安平宣告了《观察》的办刊宗旨和方针，认为："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盈、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也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他表示："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储安平还提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八个字，作为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亦即本刊同人共守的信约"。

《观察》的撰稿人队伍网罗了当时中国的学界精英，涵盖了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对当时与政治生活相关的事件，都以知识分子自由、独立的姿态，做出报道和评论，始终保持着超党派的立场和文人论政的特色，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储安平为《观察》写下了很多政论文章，他的时评政论以扎实的政治学专业知识为根基，具有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思路清晰，语言犀利，层层递进，环环紧扣，充满针砭时弊、指点江山的锐利锋芒。像《失败的统治》、《中国的政局》、《大局浮动、学潮如火》、《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场烂污》、《政治失常》等诸篇，是人们了解那一段历史和当时知识分子对时局看法所绕不过去的。特别是他对当时中国政局中各路政治组织的深刻洞察和先知般的预言，有许多为之后到来的历史所验证，这些真知灼见，即便到了新世纪的今天，仍然让人叹服不已。

1948年12月25日，《观察》终于以"攻击政府，讥评国军，为匪宣传，扰乱人心"的罪名，被国民党查封，勒令其"永久停刊"（储安平曾批判国民党的统治是"一场烂污"）。随后，刊物的主要负责人被关进监狱，储安平本人正好在北方出差，逃过一劫。

1949年年底至1950年夏，《观察》周刊在经历了短暂的复刊、再次停刊，又改组另出《新观察》半月刊，不过这时候的刊物，已经不为储安平所左右，已然不再有先前那样的锋芒了，而是在努力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储安平起初参与了《新观察》的筹建，任特派记者，最终还是离开了《新观察》。因为《新观察》是由新华书店主办的，储安平随后被安排为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1952年夏，又调任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

四九之变：储安平的政治活动

1949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折，这一年，储安平也从以言论报国、不介入实际政治，发生重大的转变，开始从政。

早期的储安平并不热衷于参予政治活动，也不参加政治组织。现在我们看不到储安平在1949年之前有参加政治组织或从事政治活动的文字记载，能见到的是他参加文化、学术社团的活动。

根据谢泳先生的研究，1940年储安平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做研究员时，曾经参加过一个名为"渝社"的社团，这是一个学术性的组织，为首的是周子亚教授，参加的人还有沈昌焕、黄尧、陈纪滢等，最初有一二十人，后来只剩下六七人。当时"渝社"曾以"未来中国的前途"为题进行过两次讨论。储安平在重庆时还曾参加过"文协"。

在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的翌年（1939年），政治学校续签合同时要求以参加国民党为条件，储安平拒绝并离开了学校。

创办《观察》后，储安平更是"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不周旋"，每日只在"寓处、社里、学校三处"往返（见储安平致胡适信，1947年农历大除夕，载《储安平文集》<下>）。

直到1948年12月25日《观察》被国民党查封停刊之后，储安平的政治生活才有了重大的转变。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储安平作为由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推举的14名新闻界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储安平出席会议，参与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

1951年，在友人的推介下，储安平先后加入了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同盟。这是两个得到新当局认可并参与"新政协"的"民主党派"。而就在两年前，他并不认同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曾说："我们可以拿两句话来批评民盟，即'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民盟是一个很勉强集合而成的政团……中国社会上的封建味道本来还很重，民盟的领导人物还大都是前一代的老辈。我们若将民盟的领导人物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政团是非常脆弱的。"他还批评民盟的主要领导人物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 "是过去的人物了"（见《中国的政局》，载《观察》第2卷第2期，1947年3月8日出版）。

1952年9月11日至20日，九三学社召开第二届全国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着重学习并研究讨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方向问题，讨论了九三学社的性质、方针与任务，修订了社章。关于社的性质，社章中表述是"九三学社是以小资产阶级文教科学工作者为主要成分的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政党，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并教育广大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在组织上，会议决定社的中央领导机构由原来的理事会改为社会政治团体通常采用的委员会名称。大会选举产生了社的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储安平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共9人）。

1954年，储安平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当时九三学社共有24名社员当选为人大代表。9月15日至28日，储安平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56年2月9日至16日，九三学社召开第一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大会决定九三学社"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总纲为纲领"，"全面贯彻宪法的实施，坚持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大会号召社员向科学大进军。大会选举产生了由78名中央委员组成的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储安平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并出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九三《社讯》主编的职务。

1957年，经胡乔木的举荐，著名民主人士、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等人的力邀，储安平以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的身份加盟光明日报社，4月1日，《光明日报》党组撤消，储安平正式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党天下"："阳谋"成就了政治家储安平

1957年6月1日，在"诚恳"动员之下，身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召集，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发表意见，帮助中共整风的座谈会上，作了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

储安平的谈话如下：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发言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登。这就是石破天惊，撼动朝野，给储安平带来深重灾难的"党天下" 的发言。

这篇谈话即便放在50多年后、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也仍然让权势者紧张、惶恐，虽则它只不过是说出了一些稍具现代政治学常识的普通话语。

以储安平的睿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他的这一番讲话会引起权势者的极端反弹，要知道他是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新时期"仅仅是有可能到来的1945年就断定"新时期"的民主问题是"有"与"无"的问题；更何况在真正到来的"新时期"里，他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了1950年5月的整风（整肃"打天下"的干部居功自傲，官僚主义与腐化堕落），10月的镇压反革命；1951年5月的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批判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11月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2月的"三反"（ 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整肃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1952年1月的"五反"（ 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整肃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1954年2月的揭发并制止高、饶反党阴谋，10月的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梁思成的建筑思想，批判历史学家尚钺，改组《文艺报》，12月的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2月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1955年下半年的清国家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等等一系列、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

但是，正像他在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针对"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时，多次说过："这句话说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他在光明日报社内部公开大力宣扬："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储安平还说："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

这一次，储安平也是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检查一下"执政当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个雅量"。

储安平的发言虽然具有口语话特征，但却是经过精心准备好了的文字稿，在会上是照着稿子念的。可以说，储安平这一番发言，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重大政治行动。他是在舆论一律、思想一统已然成大趋势的情况下，还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语）。促成储安平采取这样一次政治行动的，除了储安平早年所接受到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现代政治学专业素养的自然发酵之外，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以创办刊物为平生最大的志业，在"新时期"，《观察》的复刊、改组、乃至最后再次停刊，他已完全没有了独立自主办一份同人刊物的权利和可能，他的个人权利所受到的侵害，让储安平不得不"不平则鸣"。

就像他曾经说过的，"从事政治，必须有政治家的修养。第一要看得远，认得清；大的要争，小的就不该争。第二要有气量，唯气量大，才能放弃自己的成见，抑平自己的感情，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此才能顾全大局，争取目的，团结合作，开创前途"（见《中国的政局》，载《观察》第2卷第2期，1947年3月8日出版）。这一次，他是要"争大的"，可惜权势者却没有足够大的气量。

储安平曾经认为，"历史学家及政治家的任务就在要能看到每一个社会现象它在日后所可能发生的社会影响"（《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之不妥》，载《观察》第3卷第16期，1947年12月13日）。他对自己的发言，肯定也预见到了它"可能发生的社会影响"。

在此之后，他在1957年6月8日下午向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递送辞呈、11月12日被民盟中央免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他在1958年1月 "反右"运动中被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遭到严厉批判；他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残酷迫害；他在1966年9月上旬离家出走后的生死不明；无一不加深了他这一次政治行动的影响，无一不加重了他这一次政治行动的意义。

仅此一着，储安平就足以担当起"政治家"这一20世纪下半叶中国极其稀缺的宝贵称号、宝贵赞誉。

就像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社论，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号令的当日晚上，另一位政治家章伯钧说的，"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才有定评……"，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苍黄往复，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看来，储安平作为一位能为国家和人民着想，提出符合民意、顺应民心、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政治主张的政治家，作为一位历史人物，正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知、越来越为人们所赞许、越来越为人们所怀念……

2009年3月7日初稿

2009年4月20日改定

海陬小城，迩室

参考文献：

《储安平文集》（上、下），张新颖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7月。

《观察》周刊影印本，岳麓书社，1999年。

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网文）。

谢泳著：《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9月。

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

谢泳：《储安平评传》（网文）。

储望华：《父亲储安平之死》（网文）。

季平（澳洲）：《北望长天祭英魂--储安平诞辰九十六周年纪念》（网文）。

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