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师带三个学生，这个比例在今天如工业流水线一般的大学里是无法想象的。在这样的师生比例之下，使得燕大的教育在传授方式上不像是现代化的大学，反倒像中国传统的书院。
燕大在聘任教师时，并不把个人的种族、国籍、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当做衡量标准，而是把学识放在首位。
现在的大学比过去，简直是有钱极了。问题是钱怎么花？今天的校长，看起来权力大极了，有时大到连学生宿舍的一个厕所都要过问，但另一方面，办学的权力又远远不够。
前不久，我受邀去北大国务院发展研究院去分享研究燕京大学的心得，席间，杨壮院长问到一个问题：燕大的成材率为什么高？
我一愣，这个问题我虽然在研究中有所注意，但却从没刻意思考过。驱使我花费十多年的时间来研究燕大的动力，与其说是因为其成材率，倒不如说是燕京人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燕京精神”感染和熏陶了我。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我要解决它。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开明程度的提高和相关研究的推进，社会各界人士对燕京大学的认知度和认同度越来越高。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燕大的成材率实在是太高了。这所曾经在世界上名誉一时的大学，存在的时间只有33年，毕业生人数近万人，却给各行各业培养出了最尖端最优秀的人才：以代表中国科技最高学术水准的中科院和工程院而言，燕京就出了57个两院院士。在医学界执牛耳地位的曾宪九、吴阶平、吴蔚然、黄家驷、方圻都是出自燕京的医预系；大家耳熟能详的萧乾先生出身于燕大新闻系，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三位记者也竟然都是燕京同窗；燕大出过的外交人才更厉害，做过外交部部长的黄华，曾经为中英谈判和香港回归立下汗马功劳的周南，还有负责澳门回归事务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陈滋英，都是出自燕京。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集中了当时的中国精英，其中就有7名当年的燕京学生。
其他领域，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作家冰心、许地山、凌淑华，演艺界的孙道临和黄宗江，以及物理学家袁家骝、英国籍女作家韩素音、曾经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刘子健等等……
对比与燕大的成材率，再想想常常盘桓在人们耳际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人才？不由得让人生出一身冷汗。
燕大的成材率如此之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
其一：燕大有钱，延请名师
虽然说燕大在创办之初一文不名，但在司徒雷登往返美国十余次后，为燕大募捐到了足够的金钱来支撑其发展。正巧那一时期北洋政府增加军政费用，克扣教育经费，国立大学的教授们常常“三两个月才能领到半个月的薪俸”。成立之初的燕大，正好借此时机，将一批名师云集燕园：国文系有吴雷川、钱玄同、周作人、钱穆、沈尹默、马衡、陆侃如、顾随……历史系除了洪业，还有陈垣、梁启超、张星烺、容庚、张尔田、邓之诚、许地山、顾颉刚……社会学系有陈翰笙教授“农民运动”，吴文藻教授“社会学原理”，严景耀教授的“犯罪学”和“监狱行政”，雷洁琼教授的“社会福利事业”……
当然，对于燕大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司徒雷登在燕大甫一创办就延请过来协助他的刘廷芳和洪业。此二人各有擅长，刘廷芳长袖善舞，在教会内外乃至留美学界交游广阔。他自称不善筹款，却深谙罗致人才之道。为燕京大学文史奠基的洪业，就是由刘廷芳招募到燕大的，燕大其他名师如陈垣、简又文以及赵紫宸的到来，也全赖刘廷芳的努力。洪业尤其值得大书特书，在笔者看来，在20世纪的历史学者当中，气魄之大和眼光之深远，鲜有出其右者。据刘子健回忆，洪业培养历史人才是很有计划的，主要是断代史。他鼓励学生中郑德坤研究考古，齐思和研究春秋战国，瞿同祖研究汉代，周一良研究魏晋六朝，杜洽研究唐代，马家昇研究辽代，聂崇岐研究宋代，翁独健研究元代，王伊同研究南北朝，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和王钟翰研究清代。此外，研究佛教史的陈观胜、治方志的朱士嘉、治上海交通史的张天泽、研究制度史的邓禹嗣也都悉出洪业门下。这些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皆可谓不朽。
1954年，司徒雷登的自传写成之后，请胡适作序，胡适在序言中专门提到洪业：
我在北京大学既与燕京大学为邻，对他的成长一向非常关心，我相信司徒雷登领导燕大成绩那么可观，主要有两个原由。第一，因他与同人建立这伟大的学府一切有机会从头做起，包括校舍的设计建筑，让这中国十三个基督教大学中规模最大的学府，享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第二，因燕大成为一个中国本色的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燕大的本国学术变现的尤其优越，这是在基督教大学中很特别的。
我趁此向燕京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了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其二：还是有钱，师生比例优
正是有了充足的财力，使司徒雷登有底气做到为了保持学校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师生之间的密切关系，一直在燕大保持了比较优良的师生比例，在燕大历史上，始终没有打破1∶3的师生比例，以至于不少人把这一点作为批评燕大贵族化和低效率的理由。
一个老师带三个学生，这个比例在今天如工业流水线一般的大学里是无法想象的。在这样的师生比例之下，使得燕大的教育在传授方式上不像是现代化的大学，反倒像中国传统的书院。
燕大创办之际，正赶上国内的国立大学的发展高峰，清华和北大仿西方学制已经展现出一流大学的面貌。然而正是在此背景下，以胡适为代表的一干知识分子却不乏忧虑，他们以为中国的传统书院中，蕴含了真正自由与创新的传统：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问上之顾问；至研究发明，仍视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所以书院与今日教育界所倡道尔顿制的精神相同。
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胡适在其母校清华建议仿书院旧制成立了国学研究院。也正是有了如此优良的师生比例，上文所提到的洪业，才有可能为其学生一对一的量身打造其专业方向，开启门径之后，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不惟历史系如此，社会学系、国文系等等莫不如此。
其三：还是有钱，国际化程度高
作为教会大学，燕京教育，自有其独特性。西方教会的办学背景使之在国际化上具有天然的优势，燕京大学尤其如此，燕大在早期以及后来发展时期的教职员聘任上，除了中美人士以外，司徒雷登还格外注意英、法、德、丹、意、日等国籍的人才。
而且，燕大在聘任教师时，并不把个人的种族、国籍、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当做衡量标准，而是把学识放在首位。正是有了充足的财源，保证了司徒雷登的底气。比如燕大的新闻系和社会学系，都是在西方人的主导下成立的。1922年，燕大首度计划把新闻系列入学科建设的日程上，据当年燕大档案记载：“2月，请贝思（C.D.Bess）来新闻系教学三年。”贝思是当时美国合众社驻北平记者，但当年计划落了空，贝思没有请来。于是司徒雷登与美国密苏里大学联系，那里有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向燕大提出聘用聂士芬（Vemon Nash），去协助燕大创办新闻系。1924年的秋天，聂世芬携全家来到了北京，与燕大另一位美籍教授白瑞登（R.S.Britton）一起筹建燕大新闻系。在聂世芬的推动下，燕京大学联合密苏里大学，成立了密苏里—燕京新闻学院。作为亚洲“第一所完全的新闻系”，它所提供的毕业生成为中国当时新闻界的重要力量，抗战时期，驻世界各大城市的记者如任玲逊、汤德臣、卢祺新、徐兆镛、沈剑虹等等，几乎是清一色的燕京人。
燕大社会学系则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驻华同学会步济时（J.S.Burgese）、埃德敷（D.W.Edwards）倡议发起。在步济时的主持之下，燕大社会学系，“成为美国深入中国社会的一个新基地”，同时也很快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和教学这一领域内的佼佼者。后来由吴文藻先生在社会学系主导的导师制，则请到了牛津大学副校长林赛博士（A.D.Lindsay）的儿子林迈可（Micheal Lindsay）出任导师。燕园里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教师，也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据1938年12日《燕京新闻》记载,外国留学生人数为40人，这些学生分别来自美国、德国、苏联、丹麦等等。
国际化不等于西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燕大的国际化，与当时清华的西化还是有较大的区别。清华当时的西化，简要言之，是一切向美国看齐，正如1920年罗素参观完清华所感受到的那样：“清华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来的大学校！”而燕京的国际化则是有更为宽阔的视野，正如一位教会人士在1939年给司徒雷登信中写到的那样：“我不知道地球上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会有如此多类型的人们如此欢乐地生活在一起……我如此热爱燕京。”
在司徒雷登看来，传教士、教会和教会学校不应该单纯地教授人们信仰宗教、背诵教义、遵守教规，而是应该教会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在教义的指导下解决复杂的人生及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柱。在燕京大学的办学过程中，司徒雷登实践了他的理念，在之后的许多年，“燕大一家”的观念几乎深深根植于所有燕京人的生命里。“可爱的社区”，这是包贵思女士称呼燕京的说法。之后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男人还是女人，都重复使用这一称呼。在燕京生活中，“这种社区团队精神的确十分突出，它影响着社区成员的个人性格和道德态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对燕京社区长期忠诚的特有品格”。
如此多的国家的人们在燕京这个“可爱的社区”汇合碰撞，和而不同，践行的正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也正是在这一价值谱系的光照之下，燕京大学在其存在的三十三年里一直践行着“人”的教育，这种教育，不是让人成为机器，而是使之成为“人”，这才是燕京大学教育的核心。
行文至此，或问曰：难道你总结燕大成材率如此之高的原因就是有足够的金钱？答曰：是，又不全是。如果仅仅是因为有钱，今天的大学难道没钱吗？尽管国家教育投入占GDP4%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但不得不承认，现在的大学比过去，简直是有钱极了。看来有钱不是问题，问题是：钱怎么花？今天的校长，看起来权力大极了，有时大到连学生宿舍的一个厕所都要过问，但另一方面，办学的权力又远远不够。
近年来，国人对民国教育关注多多，其实，当我们亟亟去梳理过去的教育为什么成功的时候，我们已经悖离了教育的初衷。教育是恒久的事业，教育是不朽的事业，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为人，而不是为了成功，只有把教育立足于立人，才有可能培养出人才，否则，就是工具。在这个层面上审视当下的教育，我们已经走到教育的反面。“钱学森之问”，其实没有那么深奥难解，我们不能指望沙漠上可以结出艳丽的花朵。
（作者为近代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