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大传统与小传统”

吴远鹏

（一）

“大传统与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这一对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在分析乡村社会文化时提出来的，以此来说明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存在着两种不同层次的传统。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中文译名还有罗伯特·芮德菲尔德、雷德斐尔德、芮菲德、雷德斐等，本文为叙述方便，统一使用雷德菲尔德。

在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也有译作《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认为，人类社会在脱离所谓的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一个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在雷德菲尔德看来，文明社会的这两个部分既缺一不可又相辅相成：“大传统”依赖于“小传统”，并从中汲取营养，由居住在城镇里的社会精英将民间的知识转化上升为精英创造的知识，这类知识也因此被认为是“高雅的”、“上流的”甚至是“神圣的”；而最终，“大传统”又会经过一定的途径对“小传统”发挥作用，塑造和改造相对处于“低等”、“世俗”、“乡土”、“民间”的“小传统”，社会也由此获得变迁与发展。

雷德菲尔德还指出，“大传统与小传统”也可称为“低文化”与“高文化”（high and low culture），或“俗民”与“古典”文化（folk and classic culture），以及“通俗”与“学者”文化（popular and learned culture）等等，但他仍然认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两词较为中立适宜，也较能表达他所指的一个文明中两个传统的意义。他还认为这一观念最适于研究古老文明的社会，例如印度、伊斯兰、中国。

雷德菲尔德出生于1897年，早年在芝加哥大学受教育并参加工作，1926年，他在距墨西哥城不远的一个村庄泰普兹特朗（Tepoztlan）从事人类学调查，并以此撰写博士论文。1930年，《泰普兹特朗：一个墨西哥村落——民俗生活研究》出版。1932年，雷德菲尔德又到墨西哥的尤卡坦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与社区比较研究，1941年，出版《尤卡坦的民俗文化》一书。作为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经进入所谓“文明社会”从事田野调查。可以说，持续16年之久的墨西哥村落社会田野调查与研究是雷德菲尔德人类学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础，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也成为世界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两年之后，雷德菲尔德告别了这个世界。

虽然雷德菲尔德著作的中译本（书名译为：《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译者王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博士）2013年8月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但其“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经传入中国大陆。30年来，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在大陆影响非常深广，因此，回顾其传入中国大陆的历史也就具有学术史上的意义。

（二）

“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之传入中国大陆，最早应该是海外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1987年，余英时先生在大陆出版《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一书，里面有关汉代循吏的研究，就全面使用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框架。不过，这一信息似乎并未引起大陆学术界的注意，有点悄无声息、未起涟漪的感觉。学术界普遍认为，真正让这一对概念为大陆学界所熟悉并引起重视的，首要之功应当归之于1989年从台湾首次返回大陆的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

李亦园先生，1931年生于福建泉州。1948年到台湾就读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师事李济、凌纯声等人。1953年毕业之后，进入“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工作。1958~1960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人类学系硕士学位，之后返台工作。1968年任“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曾被聘为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1984年当选“中研院”院士。2001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澳大利亚葛利芬大学荣誉博士。李亦园先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台湾人类学界的奠基者，毕生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与研究，著作有《文化的图象》、《信仰与文化》《文化与行为》《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鹳雀楼上穷千里》《口述历史：李亦园先生访问纪录》等十几种。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李亦园先生多次到大陆访问、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受聘为中央民族大学、华侨大学、广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山西大学等校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

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李亦园先生应用雷德菲尔德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化，其中侧重点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民俗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中由士绅所掌握和创造的“大传统”与中国民间的“小传统”尽管表现形式有差异，但基本的核心与价值是完全一致的。在李亦园先生看来，这种基本的价值就是“致中和”——一种整体的均衡与和谐的观念。李亦园先生结合“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而提出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被美国波士顿大学社会学家彼得·柏格教授（Peter L. Berger）归纳为“李氏假设”。在此基础上，李亦园先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架构——“致中和：三层面和谐均衡的宇宙观”，这是一个基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传统：比较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多年来对汉人民间宗教、仪式行为与中国人“气文化”研究等实证研究，而提出的描述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内在理念的宏观理论模式。具体说来，这个模型有三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个人系统（人）的和谐。个人系统的和谐又分为内在跟外在，内在是追求我们身体里边的均衡，外在就是利用外在的力量来帮助内在身体的平衡。第二个系统称为自然系统（天）的和谐。自然系统在关于时间、空间上，都有所体现。时间上追求跟宇宙时间的均衡，也就是一种追求跟自然韵律的和谐，在空间方面，最主要的表现在于风水的信仰上。第三个系统，人际关系（社会）的和谐，包括人间的和谐和超自然界的和谐。李亦园先生认为“无论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在这三个层面上都是共同的、一致的，而且相互影响、相互贯通。”

（三）

1989年，当李亦园先生向大陆学界首次介绍“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理论之时，李慎之先生是最早接收到这一学术信息的第一人。

1989年5月，李亦园先生在睽隔了41年后从台湾首次返回大陆，先在家乡泉州逗留一段时间后，到北京拜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之先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职务出面接待李亦园先生，两人在一起讨论了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等很多问题。就是在这次会见中，李亦园先生向大陆学界首次介绍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当时李慎之先生曾敏感地指出“中国大传统的代表是孔夫子，小传统的代表是关王爷”，李亦园先生也很赞同这一论断。

这次在京城的初次见面，李亦园先生感觉李慎之先生“和蔼斯文”，一下子就消除了会见前初见大陆共产党高官惴惴不安的心情。而李慎之先生也对李亦园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人就“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话题进行的探讨，也对他产生很大的启发，并吸收进他的学术研究之中。1994年，他曾将新写的文章《泛论天人合一》寄给李亦园先生，里面就引用了“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观点。1998年，他还在一篇重要的文章《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中特别提到，他十来年前“初闻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于台湾李亦园院士”。

李慎之先生早年毕业于著名的燕京大学，1949年之前就供职于新华通讯社国际部，对于外国的信息历来重视，1957年之后蒙难二十载，1979年复出之后很快又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及分管“国际片”的副院长，从工作关系和历史渊源来说，应该是对外国较为了解的少部分人之一，对于美国学者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理论，他在1989年才经由到访的台湾学者处听说，可见当时中国与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隔阂实在是太深了。

在《泛论天人合一》一文中，李慎之先生开篇就指出：“‘天人合一’（Ｔian Ｒen Ｈe Ｙi）是中国哲学以至中国文化中最古老、最广泛的概念。它不但是中国国家哲学（也不妨称之为国家宗教）的儒家的基本概念，而且是一切其他的思想体系，不论是属于大传统还是小传统，如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法家、阴阳家、兵家、农家、医家，以至风水、气功、武术、房中术……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李慎之先生这篇文章主要讨论的是中国文化“大传统”中的“天人合一”，但在文中还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大传统中的‘天人合一’说已经大大式微，但是在小传统中近年却不但重新抬头，而且日见流行”，并且明确指出传统文化中的“医、农、卜、筮、星、相”，属于“小传统”的范畴。

1994年11月下旬，李亦园先生在杭州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化：20世纪的回顾与21世纪的前瞻”研讨会上发表《中国文化中“小传统”的再认识》一文，再次通过“大传统与小传统”两个概念来论述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李亦园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中代表精英文化或上层士大夫的“大传统”与代表民间文化或下层乡民的“小传统”之间自然有其贯通相扣连之处，特别是在讲究人与自然、超自然，人与人及人体内腑脏之间的合谐上，或称为“致中合”或“天人合一”的观念上，是相当一致的，然而在表现及实践上却各异。大传统着重义理与仪式，小传统则较功利甚至迷信，两者各有其优劣，如何调适转化为现代化社会所用，是研究中国文化前曕性的重点所在。李慎之先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对李亦园先生关于中国文化中的“小传统”论述很感兴趣，据李亦园先生回忆，李慎之先生“对所谓‘小传统’文化较不熟悉，所以在会议休息与餐叙中以及游湖时，经常与我讨论，聚谈极为融洽，留下极为愉快的印象。”（见李亦园《怀念李慎之先生》）

《发现另一个中国》是李慎之先生为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作的序言。如前所述，1989年李慎之先生与李亦园先生初次讨论中国文化的问题时，李慎之先生敏锐地觉察出“中国大传统的代表是孔夫子，小传统的代表是关王爷”，现在为王学泰先生的书作序，李慎之先生却感到有些疑惑了，他说：“我们这个大传统到底有多大，小传统又到底有多小呢？中国人今天得闻孔孟之教的真是凤毛麟角，但是崇拜关公的却不知凡几。倘到海外看，只要有华人处就不能没有关公。我到过澳大利亚的悉尼，华工开采过的金矿早已废弃无人了，唯一中国文化遗迹只有一座关帝庙。开放改革二十年来，中国人移居海外的越来越多，他们带向世界的，我怀疑也是关公多于孔子。研究中国，了解中国人的社会与思想，如果不理睬游民文化这个还活着的传统，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吗？”他认为对中国文化中的“小传统”，实在有必要重新加以重视和认识。

王学泰先生的著作首次将视角投射到从来未引起学术界关注和重视的游民阶层及其文化，而游民阶层及其文化显然属于中国文化中的“小传统”，正是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普遍感兴趣的话题，而李慎之先生的这篇序言写得实在是精彩，又经过初兴的互联网的传播，因此影响非常之广。

而王学泰先生也在2000年于《社会科学论坛》发表文章《传统与小传统》，对李慎之先生的序言进行回应，并对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进行探讨。王学泰认为，以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来考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文明时，中国古代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没有雷德菲尔德说的那样大的差别，“中国自周代以来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城市只是农村的集中与放大，两者并没有质的差别。大传统中的儒家思想正是宗法制度在思想意识层面上的表现。因此生活在宗法制度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对于儒家的基本观念是认同的。”“以农民意识为主体的民间传统与大传统没有质的差别，特别是在价值观念上，小传统是紧跟大传统的。”但是，王学泰先生结合自己长期对“游民文化”的研究也指出，把小传统定位于民间传统的话就应该看到“民间”和属于“民间”的民众不只是生活在农村的宗法农民（或称之为乡民），也应包括游荡在城乡之间的游民。“游民阶层是脱离了宗法网络、没有稳定收入和固定居址的游荡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一群，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与经历养成了有别于主流社会人们的独特的心态。他们创造的文化，并在传承中逐渐固化的传统从价值取向、价值判断、知识谱系到语言符号系统（如游民组织中流行的秘密语）都与大传统有很大的差别。” 游民阶层是不能容于主流社会的文化传统的，受到正统的文人士大夫的排击。游民文化有着强烈的主动精神，因为游民不主动就无法存活，这种主动精神吸引着希望改变生活处境的社会下层民众和一切“有志不获逞”之徒。游民文化自宋代以来影响越来越大，在西方异质文化传入中国以前，能够挑战和抗衡文人士大夫文化的惟有游民文化。“游民文化不仅表现在他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合法或非法的活动上，更重要的是还反映在游民知识分子创作和传播的通俗文艺作品上（所以说游民不单纯是个社会问题，也是个文化问题）。这些作品或演绎游民事迹或反映游民意识，以它的独特性、通俗性和敢于触犯主流社会的规范与禁忌（专制社会的规范禁忌多如牛毛与人性中对自由的向往相抵触）而为广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以“游民文化”作为“小传统”，与“文人士大夫文化”的“大传统”相比较，则雷德菲尔德的理论分析框架还是很可行的。

2000年5月，李慎之先生又撰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发表于《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再次论述到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他认为，作为一种“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不论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还是小传统，也不论大小传统怎样划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这篇文章首先辨析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区别，李慎之先生认为，“传统文化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其中任何一种，不论从今人看来是好是坏，是优是劣，只要没有消失，或者基本上没有受到（1840年以来）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彻底改造的都算。但是它又是一个变化的、包容的、吸收的概念。古老的东西只要慢慢失传了，如《周礼》中的许多规矩、制度，也就从传统文化变成已死的‘文化遗迹’了；外来的东西，只要被中国人广泛接受了，与中国文化接轨而融合，它就可以称是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它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它是不变的，或者是极难变的”，在李慎之先生看来，“文化传统应该是稳定的、恒久单一的。它应该是中国人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根据我近年的观察与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李慎之先生特别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文化。……它完全控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各种表现，尤其是支配了中国政教礼俗。它实际上就是历来所说的名教、礼教、礼法。我现在特别拈出‘政教礼俗’这四个字，以为可以说得更全面、更明白些。凡是能决定支配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政教礼俗的，就是意识形态”，“非常特殊的是：就专制主义之作为意识形态而论，不论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还是小传统，也不论大小传统怎样划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李慎之先生的文章历来为思想界、学术界和广大普通读者所广泛关注和重视，通过这些文章对“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引述，雷德菲尔德这个理论开始引起学界的注意和共鸣。

（四）

说到“大传统与小传统”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有一位学者也是必须要提到的，那就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1994年，李亦园先生在杭州会议上发表《中国文化中“小传统”的再认识》的演讲，其中提到雷德菲尔德，勾起了费孝通先生的回忆。

雷德菲尔德是费孝通先生1949年之后失去联系的老朋友。费孝通先生与雷德菲尔德是在1943年相识并开始密切交往的，不过，费孝通先生与雷德菲尔德一家的渊源还可以追溯到1932年。这一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罗伯特•派克（Robert E. Park）应吴文藻教授之邀来华讲学，其女儿玛格丽特也随之来华。当时还是学生的费孝通先生聆听了派克教授的讲学，和同学杨庆堃一起整理派克教授的讲稿，还积极参与了派克教授在北京的教学实践，而懂得中文的玛格丽特与费孝通等中国学生在接触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3年6月，费孝通先生等六位中国教授受到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邀请抵达美国，开展为期一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在美期间，费孝通先生与已经和雷德菲尔德结婚的玛格丽特重逢。从1943年11月至1944年年中，费孝通间续在芝加哥大学住了有５个月时间，受到雷德菲尔德玛格丽特一家的亲切关照。费孝通先生还和玛格丽特建立起相互合作将著作译成英文的工作关系。这是费孝通先生初次结识雷德菲尔德，但两人在这段不短的时间里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费孝通先生很快发现两人“平行地在研究同一个领域，得到很相近的体会。”费孝通先生还曾回忆说：“我在美国从事编译时经常接触社会人类学教授雷德菲尔德的一家人。他是芝加哥社会学派奠基人罗伯特•派克的女婿，也是接班人。他和我不谋而合，也主张微型分析……”。而雷德菲尔德也曾经在1948年10月底到北京访问，原计划进行讲学与调查研究，但此时的北京正面临战事，在北京停留两个多月后，南下广州。在北京期间，玛格丽特继续帮助费孝通先生将《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中的部分文章翻译成英文。雷德菲尔德回到美国后，还与费孝通先生保持通信往来了一段时间。

费孝通先生很赞赏李亦园先生对文化的层次分析，认为“对中国文化宏观研究或微观研究都应当应用这个文化层次的分析，因为这种文化里存在着经典的和民间的区别，的确可以说在研究中国文化时表现得特别清楚也影响得特别深刻。”

在李亦园先生演讲的触动下，费孝通先生进一步思考、阐释了他对中国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的理解，费孝通先生的这些见解主要体现在1996年3月撰写的一篇长文《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该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中。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中存在着经典的和民间的区别，表现得特别清楚，影响也特别深刻，“这个特点在中国很可能和历史上很早就发生了文字而且是用图形作为符号，因而发展成一套和语言脱勾的文字体系有关”。由此联想到掌握这一套文字体系的“历来被称作士绅的人物”。费孝通先生回忆起在上世纪30年代抗战时期在西南后方进行农村调查时曾注意到这种在社会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知识分子，他把这种人看成是“城乡之间的桥梁”，这些士绅“一般和基层农民是有区别的，但存在着血缘关系，许多是农民出身或和农民保持着亲属关系，而另一方面又大多走出农村，住入乡镇和城市，成为具有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和统治阶级相互沟通，特别是科举时期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大多出于这种人。”费孝通先生当时对这些士绅的观察和研究曾写成一些文章发表（即后来被译为英文出版的《中国士绅》）。

费孝通先生认为，士绅的桥梁作用如果和李亦园先生的“李氏假设”联系起来就找到了大传统的载体和大小传统之间的联系人物。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费氏假设”：“在这些士大夫手上，广大民间的基层思想和愿望整理和提高出了一个头绪，使它们能和过去在民间受到尊重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历史上各代掌握有权力的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维持其地位和扩大权势的需要，编制成一套行为和思想规范。其实就是在民间的实际习俗中通过选择使其能得到历代帝王的支持，用文字表达出来成为影响社会的经典”。费孝通还先生认为，“小传统作为民间广大群众从生活的实践和愿望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它的范围可以很广，其中有一部分可以和统治者的需要相抵触的，在士大夫看来是不雅驯的，就提不到大传统中去，留在民间的乡风民俗之中”，并进一步指出，“大传统之所以能表现一部分中国文化的特点正在于它是以小传统为底子的”。士绅“通过‘难言之’把这些不雅驯的东西排除在以文字为符号的信息系统之外，就是拔除在大传统之外；但并没有在民间把这些东西消灭掉，仍在民间用口头语言口口相传，这就成了‘小传统’，还可以传给后来人”。而大传统在民间发生作用是“因为它仗着这可以超越时间的文字构成的消息系统，从识字的人传给识字的人。这些人又凭他能接触到历代传下来的经验保存了人们生活中有用的知识，利用这些传统知识能帮助别人适应生活环境，成为‘人师’，取得社会的信誉名望和特殊地位，大传统也依靠他们影响着民间大众。”费孝通还认为，“小传统”还存在“地上”与“地下”、显性与隐性的区别，“农民的人文世界一般是属于民间的范围，这个范围里有多种层次的文化。它有已接受了的大传统，而同时保持着原有小传统的本身，有些是暴露在‘地上’的，有些是隐蔽在‘地下’的，甚至有些已打进了潜意识的潜文化。”

应该特别指出，费孝通先生《中国士绅》书中的文章都是完成于1946至1948年之间，当时他已经注意到要把中国乡土社会置于国家、市场所构成的更大社会体系之中来纵向立体地考察，才能获得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并且以城乡关系以及连接城乡关系的士绅为重要的研究对象。1953年，在美国的玛格丽特在与费孝通先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自整理、出版之前翻译的费先生的著作，雷德菲尔德为这部取名《中国士绅》的著作撰写序言，充分肯定费孝通先生观点。

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雷德菲尔德很熟练地使用中国士绅的材料，对中国士绅的上升渠道及其社会生活的表述也与费孝通先生的描述颇为一致，人们很容易看出“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模式与费孝通先生的城乡关系和士绅理论有很大的相似性，有论者甚至认为雷德菲尔德的理论“似乎是脱胎于费孝通的观点”，但雷德菲尔德为了避免给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费孝通先生带来麻烦，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却并不注明引自何人何处的观点（见张江华：《“乡土”与超越“乡土”：费孝通与雷德菲尔德的文明社会研究》，载《社会》2015年第4期）。虽然如此，雷德菲尔德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在概念上还是有归纳和提升的。笔者认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首创权还是应该归之于雷德菲尔德。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历来有“经典文化”与“民间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之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观点与中国的传统说法非常契合，因此雷德菲尔德的学说很快流行开来。特别是在费孝通先生和李慎之先生的带动下，“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并很快逸出文化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范畴，在历史学、文艺学、民俗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都有学者援引这一理论对本专业相关问题进行新的分析、阐释和论述。不过，中国学者在引用雷德菲尔德的理论观点时并不是简单的套用，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形，或加以调整、或加以修正、或加以深入、或加以推进，其结果都是发展和深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

（五）

前面提到，余英时先生1987年在大陆出版《士与中国文化》，最早将“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传入大陆，可惜并未引起大陆学术界的注意。余英时先生使用雷德菲尔德的理论框架来研究汉代循吏的问题，其实已经将雷氏“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理论，阐释的非常清楚、深刻。余英时先生认为，雷德菲尔德观点最核心的部分是：虽然“大传统”、“小传统”是一个复杂社会分立的两端，但“大传统”以“小传统”的文化作为源头活水，经知识精英加工而成，而“大传统”一旦形成，也会以种种渠道流向“小传统”，汉代的循吏就承接起了这种将儒学的“大传统”向民间的“小传统”进行文化传播的责任。余先生还明确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传统历2000年而持续存在，正因为这种“大小传统”之间的顺畅沟通，也使得中国文化大一统能够历久不衰。

近来阅读《余英时回忆录》（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18年11月），却发现余英时先生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哈佛大学就读时，就已经接触到与“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的表述非常相似的学说。

1955年，余英时先生以“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的身份到哈佛大学访学，由于入美签证的问题直到10月底才抵美。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的下学期（1956年2月至6月），余英时先生旁听了三门课程，即帕森斯的“社会系统”（属社会关系学系）、布林顿的“欧洲近代思想史”和基尔莫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所以旁听布林顿的课，因为读了他的一部著作《观念与人》（1950年出版），这是当时的一部畅销书，布林顿在书中指出社会上层有系统的“正式思想”，如西方的“哲学”或中国的“经学”、“子学”，与流行在社会下层的“民间思想”的区别和关系。布林顿认为，向来思想史研究偏重在“正式思想”的范围之内，“民间思想”则未受到同样的重视，也许因为后者寓于一般人的生活方式之中，有时甚至和人的行动难以截然分开。但他强调：思想史家（按：他用的是“intellectual historian”)的全面任务是把从抽象哲学概念到人的具体行动集合起来，使之构成一“可以理解的整体”。布林顿的观点引起余英时先生的学术兴趣，他发现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上层“正式思想”和下层“民间思想”是互通的。以下是余英时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精彩论述：

“我对布氏的观察很感兴趣，因为中国传统时代已有人注意到上层‘正式思想’和下层‘民间思想’是互通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明末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的说法：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

这明明是说：六经起源于‘世之小人’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活动，并非圣人凭空创获的。刘氏在此实已把布林顿所谓‘两端’连成了一体。不但刘氏如此，后来章学诚断言‘道’必求之于‘人伦日用’，以及‘学于众人，斯为圣人’（见《文史通义·原道三篇》），则更做了进一层的发挥。甚至戴震也强调：在人的世界中，‘人伦日用，凡生生所有事……是谓道。’（见戴震〈绪言〉）由此可知上层‘正式思想’和下层‘民间思想’必须打通这一构想，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早已建立起来了。这是我选听布林顿思想史一课的主要动机。”

克兰· 布林顿（Crane Brinton），哈佛大学历史系的资深名教授。1898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1919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士学位，后又获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哈佛大学任教，以研究十九世纪欧洲思想为世所重，是哈佛大学最高学术团体哈佛“院士会”（Society of Fellows）的第二任主席。布林顿一生著作甚多，主要有《十九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美国与英国》《观念与人类》《西欧的考验》，《现代思想的形成》《革命剖析》等。其中以比较英、美、法、俄四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试图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的《革命剖析》一书最具影响。

1959年，余英时先生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在布林顿“正式思想”与“民间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余先生论文最早的构想就是选出一些文化精英和一般人民都关注的共同观念，然后在传世经典和民间记载两大类的文献中详加捜寻，以期发现其间的互动与异同。余英时先生曾有如下回忆：“一九五六年以来，我因受到布林顿等人讨论‘正式思想’与‘民间思想’的影响，很想从这一角度作一次新尝试。所谓‘正式思想’是指文化精英（如古希腊哲学家和中国先秦诸子）发展出来的系统性学术或理论；所谓‘民间思想’则指一般人民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意识。”（见《余英时回忆录》）余英时先生最终选择了“生”与“死”这一对概念，以东汉中晚期方士于吉的道教太平道典籍《太平经》为线索，结合其他相关资料，建构出东汉“民间思想”的轮廓，再进而探究它和当时“正式思想”的交涉，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

虽然从时间上来看，余英时先生旁听布林顿的课是在1956年2~6月，读布林顿的著作《观念与人》在听课之前，布林顿《观念与人》则是1950年出版的，均早于雷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的出版时间，但笔者以为，相较于布林顿的“正式思想与民间思想”，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对概念，从中文翻译的角度来说，字数更少，文字更为凝练，内涵也更加深邃，而且更具学术意味。

钱锺书先生有一句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余英时先生以中国传统思想来与“正式思想、民间思想”，也可以目为“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进行互鉴，可以说是对钱锺书先生名言的一个妥贴而且极为精彩的印证。

2020年7月16日

于海陬小城迩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