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所存在了只有短短的33年的大学，从1919年建校，到1952年被撤消，就像是一颗流星，从天空一闪而过，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虽然曾经是那样光彩夺目——她曾经是中国屈指可数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一。而且，她消失以后一度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政治禁忌，包括她的校友在内，谁也不敢再提起她的名字。因为她的名字和司徒雷登联系在一起，而司徒雷登又和一篇题目叫“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联系在一起，文章又是御笔，自然，司徒雷登就是“钦犯”。
这所大学就是燕京大学，她的创办者是一位叫“司徒雷登”的美国人。就是这位美国人，没有化中国一分钱，在短短的十年内，就把燕京大学办成了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这样的奇迹不能不让“争创世界一流”争创了几十年，至今还未走上正道，甚至连何为世界一流大学都不甚了了的当代的中国大学汗颜。
一、美丽的“燕园”仍在，她曾经是燕京大学的校园，为司徒雷登所精心选定。她的中西合璧的美丽足以和世界一流大学相匹配，虽然现在的“燕园”仍在，但却已经失去了灵魂。
燕京大学正式成立于1918年，司徒雷登是这所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她的创办缘起于美国的基督教在华布道团。民国建立后，美国的在华布道团认为在中国北方应该有一所“与教会事业相称的大学”，于是决定将分属于两个教派的两所神学院(汇文大学及协和大学)加以合并，成立“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由于教派间的矛盾与分歧过大，合并工作一直不顺利。直到1918年，双方决定邀请一个局外之人来担任新学院的校长，这事才算有了点眉目。
司徒雷登是当时双方认定的最佳人选。他年富力强，熟悉教育，而且有其他人难以比拟的中国经历——他从1905年开始就在中国传教，取得的效果不仅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最为重要的是，司徒雷登不属于任何一派，因而能够被各方接受。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于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贰。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即后来的燕大)里能调和中外、折中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这所大学。校长的问题解决了，但之后的合并事宜并不顺利。首先在新的校名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两所神学院都宣称必须使用自己的原校名，否则将不予承认。争执陷于困境。作为中间人的司徒雷登最后只好提出：要么放弃联合，要么双方放弃各自的要求。最后双方都放弃了继续使用自己原校名的主张，而委托司徒雷登去考虑一个新的名称。后来，根据诚静怡博士(后出任中华基督教会总会会长)的提议，新的大学被命名为“燕京大学”。或许是这个名字太有魅力了，以至于让后面一系列的合并事宜变得极为顺利。
但刚刚成立的燕京大学条件并不好，甚至连一个稍微像点样子的校园都没有。据毕业于燕大的冰心先生的老师包贵思女士在她写于1936年的《司徒雷登传略》中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司徒雷登的学生韩迪厚也回忆说，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是这样的景象：那里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马上任。上任之后让他最头痛的就是经费问题。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他回忆道：“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当前的情况却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则没有办法发展。
没有办法，只有自己想办法募集资金。募捐资金难免遭逢尴尬和白眼。他曾经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 他终于募集了一笔资金，并在城外看中了一块地皮以建造一个新的校园。司徒雷登是怎样找到了这个地方，又是如何把它变为燕京大学的新校址呢?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当司徒雷登得知这块地的主人是陕西督军陈树藩后，决定亲自前往西安一趟。最终，督军陈树藩被他的诚意打动，他慷慨的将此地皮以六万大洋的价格转让，并捐出了其中的三分之一作为燕京大学的奖学金。
位于海淀的新校园，就是明代著名书画家米万钟设计和建筑的勺园。1922年，新校址选定后，这位司徒校长聘请了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按照中国文化理念重新进行建筑设计，经过五年的精心构建，新的燕京大学最终落成。这座独特的校园，建筑群的外貌基本采用了中国古典建筑的式样，典雅深沉，古色古香，但内部却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如暖气、热水、抽水马桶，等等。整个校园完全是按照中国园林的设计来建造的，其间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有山有塔，有湖有轩，深得中国美学的神韵。燕京大学学男生宿舍的七个宅院分别以“德才均备体健全”七个字冠名，分别为德斋、才斋等;至于校园中那座倒映着博雅塔影的湖，各位教授提了很多名字，互相不能说服，最后索性叫未名湖。参观的人看过燕大新校园之后，无不夸奖这是中国最美丽的校园。司徒雷登得意地说：“听得多了，我自己也渐渐这么觉得了……校舍本身就象征着我们的办学目的：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或许是由于她的美丽典雅所致，这所大学的校园从此有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燕园”。
如今，美丽的燕园仍在，只是物是人非——校园虽是那个校园，而学校已不是那个学校。1949年，政权更迭，不久，燕大被撤销，并入北大。今日燕大旧址仍有北大最美丽的塔光湖影，却寻不见一丁点儿对司徒雷登的纪念。司徒早年埋葬妻子的燕大公墓早成了社区体育活动场所，他的临湖轩住所已成会客室。不仅是校名，更重要的是校魂，早已经丢失了。现在占据美丽燕园的北京大学虽然被认为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但是，和当年的燕京大学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只能说是一个怪胎，遑论世界一流!
二、“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一校训支撑起了燕大的精神世界，对燕大学生影响深远。司徒雷登自豪地说，他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对学生产生这么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大学之美，美在校园，更在心灵、灵魂、精神品位。燕京大学的灵魂和精神品位集中体现在她的校训上。
校训是司徒雷登亲自拟定的，九个字：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所有大学的校训中最有格调最有意味最为亮丽的校训。校训取自《圣经》里耶稣的两句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一校训对燕大学生影响深远，司徒雷登自豪地说，他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对学生产生这么重大而有力的影响。这一校训也是司徒雷登教育理想的集中体现，她向全世界宣示了学校的培养目标：燕大所要成就的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人。而司徒雷登正是这样的人。也就是说，这一校训所以对燕大学生产生了重大而有力的影响，除了校训本身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校长的典范力量。
司徒雷登在自传《在华五十年》开篇写道：“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他的父母是来杭州的传教士，他在杭州出生，一直长到11岁，牙牙学语之时即操杭音，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1887年他回到美国，1893年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1896年大学毕业，到母校潘托普斯学校当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1899年入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读神学。他在自传中回忆，在第二个学期他感受到要去中国的召唤。但当时的司徒雷登却厌恶到中国，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被当地老百姓戏弄，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但他所信仰的就是一位为了别人肯牺牲自己的神，由此他无法面对内心的拷问。他彻夜反省自己是否愿意抛弃物质因素和人生种种享受而为了信仰的无上价值而牺牲。最终，他决定以一生来回应这份召唤。
1904年，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回到中国，1907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1908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1902年他的二弟受美南长老会委派来杭州之江大学任教。1919年5月，司徒雷登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成为燕大校长后，他从此和燕大融为一体。他多方结识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并在美国各界为燕大筹款。到1937年止，燕大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而1917—1918年，燕大总预算仅为3.5万美元，有87%来自教会捐助;到了1937—1938年，预算便增加到21.5万美元，教会捐助达14%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55%。就连下野军阀孙传芳也向燕大捐了大洋两万元。
燕大有钱了，但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虽然1946年到1949年当过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只能寄居在亦生亦友的美籍华人傅泾波家中。
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燕大。在燕大未名湖的不远处，有一所名叫“临湖轩”的庭院，这是司徒雷登最好的朋友柯里夫妇所捐赠的。当时司徒雷登的妻子已经去世了，他本想住进教学楼或者学生宿舍，但柯里夫妇坚持“要么建造一栋校长住所，要么什么也不捐赠”。司徒雷登后来想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把它拿出来做学校的办公地点，而他只保留了一个小套间。不久，“临湖轩”便成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必定来到这里，给这位受他们尊重的校长祝贺生日。
司徒雷登的夫人是1926年6月5日离开人世的，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
在燕大，司徒雷登对于学生就像是一个慈祥的长辈。在燕大学生人数较少的时期，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逐渐增多，但他依然努力做到这一点。当时燕大有个规定，未名湖里禁止钓鱼，但是有个学生忽视了这个规定，正当他手持鱼竿在未名湖畔悠然自得的时候，一个慈祥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来：“这湖里面的鱼不错吧?”
在社会动荡、思想纷乱的清末民初，司徒雷登清醒地认识到，思想的觉醒和精神上的洗礼，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无比重要的意义。所以，为这一伟大的民族复兴引航，也是燕大校训的应有之义。正像燕大校歌的副歌所唱的：“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在《燕京大学史稿》第六章，“燕京人”的列表中，学校负责人(校领导)、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还有各院系师生都表上有名，但排在这所有人前面的，是为争取中华民族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燕京大学“烈士名录”，“名录”录有魏士毅、刘谦初、张采真、唐振庄等十七人，其中刘谦初、张采真等均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由此可见，燕京大学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所在，而是探求真理、锻造人格、切磋学问的熔炉。学校对学生的培养不是封闭的，对政治也不采取回避态度，而是鼓励学生积极投身时代潮流。历史证明，他的这种教育思想并没有落空，时代变革的潮流极大地激发了燕大师生的聪明才智和学习热情，无论二战爆发前还是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燕大“良师益友，如琢如磨”，“踊跃奋进，探求真理”，培养出了名副其实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一代学人。
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留居危城，坚持办学，在抗战最艰难的情况下，以身作则,忠实履行了他所制定的燕大校训向社会与时代做出的承诺。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就在美国对日宣战当天，日本宪兵队闯入燕京大学校园，开始逮捕燕大校方领导、教授和学生。当时司徒雷登并不知情，他应天津校友会邀请，6日晚去天津度周末。2月9日，司徒雷登在天津下榻处被日军逮捕，押回北京，不久被关入设在山东潍坊的战俘集中营(集中营在现在的潍坊广文中学校园内)，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囚禁生活，直至1945年8月17日，日本天皇宣读《停战诏书》后的第三天才被释放。被关押期间，曾遭受日本宪兵四次长时间的严酷审问，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他交代是怎样把燕大学生送到大后方或根据地的。因为日本宪兵早就对燕大和司徒雷登有严密的监视，并对司徒雷登亲华、亲共的行为恨之入骨。司徒雷登对审问者并不回避自己的所作所为。他说，他非常同情那些无家可归的学生，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们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至于那些学生出走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他从不过问。当日本人追问哪些中国人帮助过他，司徒雷登拒绝说出他们的名字。他对审问者说，中国人帮助他是对他的信任，如果他出卖了他们，不但有负于人家的信任，就连审问者也会因此而看不起他。总之，自己“已经是个老人了，多活几天或少活几天没有太大的关系，听任日本人的处置，但自己决不做任何可能危及朋友性命的事情”。与燕大其他被关押、受刑讯的教职员工一样，司徒雷登真正实践了当初决定留在敌占区继续办学的诺言：决不让自己的行为使燕大蒙羞。司徒雷登在关押期间还继续研究写作，出狱时，“随身带走的只有几包在囚禁期间撰写和翻译的书稿。其中有他的自传《平生自述》、《第四福音小注》，以及吕新吾的《呻吟语》和《四字成语》的英译稿，《论语》的节译稿和附注等”。此时他已年届七旬。
司徒雷登说，他相信永恒，相信灵魂不朽，而他，以他崇高的人格和伟大的教育理想以及燕大的教育实践，实现了永恒和不朽。世界一流大学要有世界一流的校长。司徒雷登的名字和燕大交相辉映，他因燕大而不朽，燕大因他而步入世界一流。
三、司徒雷登的目标是要把燕京大学建设成为“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述任何真理，至于信仰和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之事，学校决不干预。”
作为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虽为传教士，但他秉承的却是思想自由的世界大学教育通则。他在自传中提到：“不能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述任何真理，至于信仰和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之事，学校决不干预。”司徒雷登于1922年即宣布废除学生必须参加宗教仪式的旧例，几年后又将宗教课改为选修，单独成立神学院，与日常教学完全分离。燕大学生不用像其他中国大学那样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也不用唱赞美诗。
作为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自然有着浓重的基督教氛围，但当时的燕大，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却是学术气氛的自由开放。燕大毕业生，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黄华在他的回忆录《亲历与见闻》中说：“在图书馆里可以看到马、恩、列、斯的一些著作的英译本。司徒雷登是基督教徒，但他主张宗教与大学教育分离，学校世俗化，不要求学生信教做礼拜。”
司徒雷登曾说：“我的任务，就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燕大聘请教师有三个原则，一是校方聘请教师的权力不容干涉;二是教师不必信教;三是中外教师按等级同等同酬。按规定，燕京大学的教授月薪360银元，校长月薪500银元，但为了尊师重教，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由于实施了以上三原则，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的燕大，可以说是大师云集，任教于燕园的名师也是灿若繁星，如陆志韦、容庚、顾颉刚、陈寅恪、钱穆、张东荪、洪谦、冯友兰、萧公权、钱玄同、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朱自清、谢冰心、吴文藻、雷洁琼、费孝通、张友渔等，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记者斯诺等人;而像冰心、费孝通等人，则是燕京毕业后，在外国获得学位后再次回到母校任教。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政局动荡，党争激烈，各个大学的学生运动也是此起彼伏，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学运，更是如火如荼。对于当时的学生运动，司徒雷登表现出了比很多大学校长更大的宽容。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的学生在爱国方面一向不甘人后，也参与其中。学校无法解决，只好连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 司徒雷登返校之日，正是南下请愿的学生们返校之时，大会上，司徒雷登先是沉默了二三分钟，然后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大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校长的话顿时让学生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司徒雷登是虔诚的基督徒，并不认同共产党，但是就在他长校时期，燕大的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能够正常地出版。正是由于司徒雷登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共产党主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在这个教会大学中掀起波澜。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当时在燕大新闻系任教的斯诺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共要人，并将亲眼见到的一二•九运动的情况讲给毛泽东听。斯诺回到北平后即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还热情地向北大、清华、燕大的学生介绍陕北见闻，并于1937年3月5日和22日借燕大新闻学会、历史学会开会之机，在临湖轩放映他拍摄的反映苏区生活的影片、幻灯片，展示照片，让国统区的青年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袖的形象，看到了“红旗下的中国”。 抗战爆发后，在司徒雷登支持下，燕大开启了投奔陕甘宁边区的洪流。他的专车还为边区运送了五部收发报机，三箱空气电池，一台内燃发电机，一批照相器材、医药用品和汽油、机油、电线等物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就满脸笑容地对司徒雷登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但吊诡的是，几年之后，“久仰”的话音刚落，这位大救星立即大变脸，对司徒雷登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让人领略了政治权谋大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领。当然，作为教育家和基督徒的司徒雷登，对此是难以理解的，就像毛伟人永远难以理解作为美国传教士的司徒雷登对中国所怀有的那种永远割舍不断的爱心一样。
据统计，从1919年到1952年，燕大办学仅33年，注册的学生达9988名，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黄家驷、侯仁之、吴阶平、黄昆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50余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费孝通、周汝昌、萧乾、孙道临等名家名流不胜枚举。“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3位记者均出自燕大。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燕大毕业者竟达7人之多。就凭这份名单，燕大就足以永垂不朽了。
大师云集也罢，思想自由也罢，固然让燕大因此而成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而不是基督教神学院，但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上世纪初，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1863年—1914年)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设法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了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司徒雷登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弄得我十分紧张，心里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也顾不上看一眼。”
哈佛燕京学社的主要使命是培养汉学人才。为了培养汉学人才，该社在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同时招收研究生，两校合作培养。哈佛大学的东方语文系研究生，预备博士论文期间多资遣来华进修，两年后回国提交论文，方授予东方学博士学位。燕京大学从192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修业两年后撰写论文，由学社北平办公处延聘专家组成面试委员会，面试通过，为“硕士待位生”，毕业时授予学位。此外尚有出国留学生，第一个派赴哈佛大学留学的是名历史系毕业生，四年后获哈佛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回国。为缩短留学生在美年限，学社规定，凡资遣哈佛大学的人员，必须在国内取得硕士学位。为配合研究，学社在哈佛大学建立“汉和图书馆”，专藏中、日文书籍。到上世纪40年代末，馆藏达十万册，为汉学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文献保障。在燕京大学，从1928年起，学社逐年拨款购书，少则三四千，多则万余元。收藏对象主要为线装古籍，亦有部分日文和西文东方学书刊，全部入藏燕京大学图书馆。据查，燕大图书馆成立之初，藏书不过三四万册，因系教会学校，藏书以西文为主。自1928年始，获学社购书款后，不断补充中国古籍，至50年代，所藏图书(不计报刊)约40余万册，其中四分之三是用此款购入。学社在书刊出版方面也是成绩卓著。哈佛大学在美国出版了《哈佛亚洲学报》 (Harvard Journal of Asia Studies)和专刊。从1935年开始编纂《汉英大辞典》，首先在燕京大学协助下，将《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中国韵书、字书上的字词抄在卡片上，作完运交哈佛大学;再由哈佛大学将其译成英文。哈佛大学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中国辞书引文与原文多有出入，遂将部分卡片寄回中国，请人逐条核对。据聂崇歧回忆：“到1951年春，只《佩文韵府》一种还没有核对完”。尽管<汉英大辞典>编纂进展缓慢，而哈佛燕京学社则声名鹊起，俨然成为美国研究东方学的重心。学社在燕京大学创办并出版的《燕京学报》更是名重一时。
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最终与燕京大学一起走完了自己的历程。半个多世纪虽然已经过去，但岁月风尘依然抹不去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的轨迹。
四、我不知道地球上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会有如此多类型的人们如此欢乐地生活在一起……我如此热爱燕京。她泰然自若地处理着一切——所有的类型、所有的班级、所有不同国籍的人、所有的观点和所有的信仰。
燕大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她把基督教精神和现代大学精神完美地结合了起来，中西文化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1919年燕京大学成立后，司徒雷登心中就升腾起一个梦想——燕大要成为“世界大学”，他这样写道：燕大在自身中国化的同时，也要更加深入、明确地走国际化的道路。这样的教育理念源于司徒雷登作为美国人所拥有的视野，更因为他对中国的理解和热爱。他说：“此举的最大益处，即是在整个校园内培养一种气氛，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拥有国际化的理念……因为中国的道德哲学在世界所有文明中最为包罗万象。我的理想同中国彼时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抵触，但我希望中国人民不要在列强的侵略剥削下深信狭隘的爱国主义是唯一救国之路。”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传教士和现代教育家，一个美籍“中国人”，司徒雷登与一些西方传教士的文化观不同。司徒雷登反对文化冲突论，极力主张世界主义文化观。1929年，他在《中国的文化冲突》一文中谈到，中国人应该认识到，真理是普遍的，通过传教机构接受西方知识，并不是要使其西方化，而是要使其具有世界主义的观念。他认为西方的民主思想也不应该被认为是西方的舶来品，因为中国早就有古代圣贤关于民主学说的论述。对民主的追求是基于普遍的人性的，不分中西。司徒雷登认为，他要做的，是要与东方分享上帝给西方的赐福。他认为基督教信仰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而不是对上帝形式上的崇拜，传教士的任务是使整个社会认识到基督教的力量，并以整个世界的社会与文明的进步来体现这种力量，而不是使个别人成为教徒。在他看来，基督教具有自我更新的特点，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它融合了许多民族的优秀成果与智慧，特别是近代，它又进行了一系列适应现代社会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与发展还在继续，而中国悠久的文明中，也有很多值得西方文化汲取的优秀成分。人性以及对道德和真理的追求，中西之间是共通的。
基于这样一种世界主义文化观，在司徒雷登主办燕京大学的27年里，燕大彰显出了鲜明的国际化色彩，日益成为一个如司徒雷登所说的“中西两种文明中那些永恒价值的融合场所”，“推动实现世界主义的中心”。 通过燕京大学的教育实践，他向人们证明了三点：“1.正规的大学标准同公开的宗教目的并不是不相容的;2.一个主要由信奉基督教生活观的人组成的团体会产生一种行善的共同生活气氛;3.那样一所大学还可以证明，信奉基督教对人类各种各样有组织的生活是有好处的。”
在燕大早期，美籍教师为三分之二，中国教师仅为三分之一。为了让大学中国化，司徒雷登广求中国著名学者执教燕大，中方教师很快增加到三分之二。随着燕大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在教职员聘任上，除了中美人士，司徒雷登开始格外注意英、法、德、丹、意、日等国籍的人才。而且，燕大在聘任教师时，并不把个人的种族、国籍、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当作衡量标准，而是把学识放在首位。比如燕大的新闻系和社会学系，都是在西方人的主导下成立的。早在1922年，燕大便把新闻系列入学科建设的日程上，于是司徒雷登与美国密苏里大学联系——那里有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成立了密苏里—燕京新闻学院。作为亚洲“第一所完全的新闻系”，它所提供的毕业生成为中国当时新闻界的重要力量。抗战时期，中央社派驻世界各大城市的记者如任玲逊、汤德臣、卢祺新、徐兆镛、沈剑虹等等，几乎是清一色的燕京人。燕大社会学系则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驻华同学会倡议发起，很快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和教学领域内的先驱。后来由吴文藻先生在社会学系主导的导师制，则请到了牛津大学副校长林赛博士的儿子林迈可出任导师。燕园里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教师，也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到1938年，外国留学生人数为40人，这些学生分别来自美国、德国、俄国、丹麦等等。
在“世界主义”主导下，燕京大学“兼容并蓄”，学术气氛宽松自由。司徒雷登曾这样毫不谦虚地说：燕京的教学研究都是高标准高质量的，至于我本人，在教学研究上则几乎什么都没干，我的职责就是尽量给教师以自由空间，让他们尽情发挥。
这位“燕京大学之父”因此广受全校上下师生员工的敬爱，曾受教于燕大的冰心用温馨的笔调描述道：“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在司徒雷登六十岁生日之际，燕京大学为其举办了隆重的寿宴。当时北平名流几乎悉数到场，司徒雷登高兴之余发感慨，“人只要熬上六十个年头，就可以尽情享受盛宴”。这自然是谦虚之言。其实，他的备受尊敬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这固然源于他对中国的爱和贡献，更在于他的普世——世界主义情怀。在司徒雷登看来，传教士、教会和教会学校不应该单纯地教授人们信仰宗教、背诵教义、遵守教规，而是应该教会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在教义的指导下解决复杂的人生及提供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柱。在燕京大学的办学过程中，司徒雷登实践了他的理念，在之后的许多年，“燕大一家”的观念几乎深深根植于所有燕京人的生命里。正如一位教会人士在1939年写给司徒雷登信中写到的那样：“我不知道地球上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会有如此多类型的人们如此欢乐地生活在一起……我如此热爱燕京。她泰然自若地处理着一切——所有的类型、所有的班级、所有不同国籍的人、所有的观点和所有的信仰。”
“可爱的社区”，这是包贵思女士对燕大的称呼。之后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男人还是女人，都重复使用这一称呼。在燕大的生活中，“这种社区团队精神的确十分突出，它影响着社区成员的个人性格和道德态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对燕京社区长期忠诚的特有品格”。
“可爱的社区”，也是对燕大教育的最高评价。因为燕大教育向全人类展示的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和“世界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但富有魅力，而且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对中国的现代化而言，她也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中西文化完全可以融合，普世价值——世界主义和中国国情完全可以共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