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顺手翻了翻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管士滨译，商务，1964），发现我记录在扉页上的首次阅读时间竟然是1976年5月。那个年头一个接受了一通半吊子教育的高中毕业生由此开始西方思想的启蒙，其结果大概只能是激发出一种半吊子“愤青”心态。不过，很快又读到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1959）和《劝学篇》（群力译，商务，1958），尽管是“二道贩子”舶来的思想观念，但放在今天想想，它们确实让我的启蒙过程明显开始有了中庸的趋势。说不清是什么原因，30年来我再也没有认真读过《自然的体系》。但是，尽管我对作者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点却好象终生难忘了：是他让我第一次刻骨铭心地意识到，应该换一套话语去看待和思考“不自然”的体系，否则脑浆恐怕将永远也开不了窍，最终只有拿自己的心智为某个谵妄的意识形态植物人殉葬了。
去年读了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张绪山译，商务，2004），然后又重读了柳宗元的《封建论》，于是有了一个肯定是一劳永逸的感觉，就是说，特逗。咱这里反了七、八十年“封建”，究竟指的是哪门子“封建”呢？西方的封建大体上说的是在统治阶级内部（捎带着也免不了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划分权利义务界限，不用多说，以这种法理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而柳宗元说的中国“封建”社会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彻底结束了，此后2200多年间再也没有像模像样地复活过，那么，郑重其事地反一个根本不存在或者早就不存在的目标，是不是类似于侯宝林先生的名段子《关公战秦琼》？其实，无论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概念还是通俗的大众宣传符号，乃至作为人人都觉着不言而喻的一个口头禅，把我们这里日常用语中的“封建”改称为“专制”，显然会更加准确，也更加上口，再看看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北京编译社译，商务，1977）、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1992），肯定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反“封建”了，如果这一点变成了我们这里的常识，许多问题大概就容易理解得多。不过至关重要的是，反封建可能或者理应给历史带来什么？如今我已经很固执地认为，是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1999；上海人民，2003）给了我基本的答案，由于亲手翻译并通读大样的缘故，我等于把此书先后精读了四遍，结果是最终让我产生了一种不易之见：它集中体现了反封建——而本质是反专制——应有的核心思想成就与制度成就，同时，就文本本身来说，完全可以称之为汹涌的激情、冷峻的理性、严谨的逻辑和高贵的政治智慧水乳交融的经典范例，这在同类大师们的同类著作中似乎并不多见。
好读书不求甚解已是我的痼疾，为此常觉无奈。但总有些书吸引我感到必须、应该并喜欢反复阅读，比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于晓等译，三联，1987；帕森斯英译本，纽约，1958）。韦伯的体系巨大、深厚而又精细自不待言，尤其是，他把无比庞杂的知识与思想素材有效整合为一个体系的成就，更是没有多少人能够望其项背。但是，也许只有《新教伦理》这个比小册子大不了多少的文本，才能让读者感到大师韦伯的平易近人，以及面对一个体系而产生的阅读快感，大概正因为如此，兰德尔·科林斯（Randall Collins）才说，我们可以把《新教伦理》看成是学术畅销书的写作指南。韦伯之前还从没有人提出，新教徒有一种“伦理”，现代资本主义有一种“精神”，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自新教伦理，韦伯认为这就是西欧和北美独一无二的现代性最关键的来源之一，也是任何其他地方和时代不可能自发走向这种现代性的最关键原因之一。他的自由主义信念和民族主义情结使他深为德意志民族新教传统十分薄弱而焦虑，始终都在担忧这个民族会因为只是积攒了一堆来历不明或不雅的银子但缺少象样的精神本钱而随时在政治上被现代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笔勾销。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教伦理》无疑具有了现代启示录的巨大价值。当然，按照我的经验，如果静下心来，研读《经济与社会》这样的巨著也同样能够产生阅读快感（顺便说说，我指的是那个著名的英译本[加利福尼亚大学，1978]，不是现有的商务版中译本，恕我直言，这个中译本即使让天才读者来读，到最后恐怕也会读成候补傻瓜）。韦伯不是世界史和史学理论、政治史和政治理论、宗教史和宗教理论、经济史和经济理论、法律史和法学理论等等任何一个专业研究领域或应用领域的“职业人”，但他对整个历史现实及其精神的融会贯通和精深凝炼，却超越了任何讲坛畛域及门户之见，这可以说是《经济与社会》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壮丽景象。有人说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毫无疑问，这决非恭维它像一部超级字典，而是说，它使读者随时都有可能体验到一种理性化思想的强大冲击力，这种不动声色但又充满逻辑激情的力量几可谓无法逃避，并且总是在逼迫一个人不由得自问，面对“经济与社会”，或者说，面对历史与现实，我是谁？我的意义何在？不知这其间有没有内在联系，但我认为，从客观上说，韦伯通过《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1998）给出了解答问题的一个途径。韦伯终生都在企盼德意志民族能够成为世界精英之一，但在他那个时代的德国，盘踞或企图盘踞在政治支配地位上的，一如他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等译，三联，1997）中描绘的那样，除了“经济上的没落阶级”（容克地主）就是远未成熟的“政治侏儒”（资产阶级），要么就是“一群没有政治意识的市侩”（工人阶级），急功近利的庸俗经济学通过国家的经济政策而泛滥成灾，以致“德国的任何一个角落现在都是丑态百出，让我们觉着无地自容”，指望这样一堆坯子凝聚成精英民族？韦伯在有生之年好象不再抱有希望了，他把希望寄托在了未来的精英身上，于是我们看到了《学术与政治》的超凡魅力所在——他在呼吁他们去填补价值真空。他的结论是，在价值观混乱乃至缺失的时代，真正的精英不是表现为花里胡哨、信口雌黄地冒充前锋、领袖甚或先知，而是严肃地为自己的价值抉择承担责任，正视当下的历史真相，冷静地追求切实可行的现世理想。不幸的是，这个民族却是在两次歇斯底里大发作又经历了两次灭顶之灾以后，才被迫走上了自己这位先知所预言的道路。假如韦伯再多活30年，没准儿真的会痛惜而低沉地为这代价怒吼一声：活该！
说来值得纪念的是，当年为了打磨自己的英文阅读和笔译能力，我曾对照《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人民，1992）逐字逐句通读了两遍，先是五体投地惊叹译文的绝对准确，然后又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文本本身。作者以那么高度洗练而又激越飞扬的文字完整概括了一个庞大意识形态体系的核心内容，当然只有大师才能这样举重若轻。至关重要的是，不论150多年来各色人等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说如何各取所需，《共产党宣言》的道义感召力和经典性的理想主义情怀大概仍将使任何读者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它毫不犹豫地断定，那个取代了以往旧社会的终极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当然，话说回来，至于大师播下了龙种却不料也产出了一堆跳蚤，这肯定不能全赖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头上，不管这些跳蚤已经发育得多么巨大。（原载《南方周末》，2006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