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庸讳言，如今，众多的学术翻译成品质量之粗劣，已经到了糟践原著、欺骗读者的地步。如果我是一个质朴的文盲，我的头脑可能还会保持一份质朴的简单境界；可如果听多了扫盲者的胡说八道，我肯定会陷入复杂的糊涂状态。问题在于，我们的耳际如今正在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胡说八道。这种乱相的个中原因肯定多多，其中的直接原因已有学者总结认为，艰辛的学术翻译工作往往“得不偿失”，既无法赢得市场的等值回报，又难以获得体制的充分承认。译作的稿酬或版税普遍低于所谓“原创作品”的所得。而在目前学院的考核与职称评定尺度中，翻译作品只能勉强作为参考性的学术成果。在这样的知识生产机制中，投身翻译工作就意味着某种“奉献”，而严谨认真的翻译几乎等于自虐性的牺牲。于是，“胜任的不愿做，愿做的不胜任”，便导致了学术翻译领域中的恶性循环（刘擎，2004年6月23日《东方早报》）。
内地出版业“店大欺客”的嫌疑可谓由来已久。且不管你体制运作是优是劣、编辑水准是高是低，这都是你“内部人”的事情，与“局外人”并无直接关系。但是，你让“局外人”被迫接受一个直接结果，就显得没有道理了，这就是稿酬或版税一直压得太低；而“内部人”的意思好像是，嫌钱少你就别干啊，反正你不干总有人干。一部50年前翻译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三联，1957），当时的稿酬充其量也不会超过千字20元人民币，放在今天，大概最多也就千字百元打发了，增幅仅区区4倍，甚至可能更低，而50年来的物价水平已经跨越了多少倍的“新台阶”（请原谅笔者使用这个恶俗的“公共话语”）？更何况还有许多更加悬殊的横向比较参数。仅此一端，即可反映出这项知识劳动的价值遭到体制贬抑的程度。至于学院圈子里的考核与评价机制强加给学术翻译成果的歧视性待遇，则显得更加匪夷所思。总之，如果劳动者总也不能在你那里得到应有的等值回报，而你却非要一厢情愿地指望甚至强求劳动者本身长期保持个人操守和良心的尊严，结果将是什么也就不用多说了。
相应的还有译者一方，显然，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一项本应通过诚实劳动产生的个人成果最终竟变成了一堆印刷垃圾，哪怕1000页稿子只有10页散发出垃圾味道，这起码也说明了求学、治学态度的不严肃，甚至不老实；如果你嫌稿酬低廉或者嫌成果评价机制荒唐，那完全可以放弃这项劳动另辟名利场，万不该拿着原著和读者开玩笑而浪得虚名。前辈偶有把“银河”译作“牛奶路”者，很大程度上也许应当归因于当时知识界对西方文献的知识系统仍然缺乏总体积累，但在今天还能层出不穷地涌现出类似的常识性低级错误，直至出现了林译《经济与社会》这样的极端事例，无论如何都是难以让人体谅的。归根结底，对待高尚的知识劳动没有虔诚的义务感并不是罪过，罪过在于用伪知识成分亵渎高尚。
从表面上看，我们现在不仅有遍布各地的翻译院校（系），有一支庞大的翻译队伍，有各种各样的翻译机构，而且全国的翻译界还有一个半官方的娘家——中国翻译协会。这种景观在全世界大概只有日本可以一比。但是无庸赘言，我们的翻译教育和翻译“产业”，基本上都是以公务、商务和器物之学的应用翻译为要，无论教程设置、翻译水准评价以及行业规范，从根本上说都是着眼于这些方面的考虑，对人文学术方面的专业训练和素养要求，则完全没有相应的教育和评价标准。更加令人遗憾的是，在事关学术翻译整体品质发展前景的问题上，中国翻译协会的作为几乎乏善可陈。社会对学术译著的需求日趋旺盛，学术翻译应有的水准问题也日趋突出，相比而言，以上种种现状则无异于舍本逐末，而且有着集体无意识的“共谋”性质。
无疑，学术成果，尤其是经典性的学术成果，反映并影响着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品质，因为那是该共同体主流文明的主要标志。同样，翻译介绍这些成果，也反映并影响着作为“他者”的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品质。即使在能够想象到的未来，不同语种的文明之间也不可能实现人人直接对话的交流，更不可能人人使用异族语言直接把握异族文明的主流载体——经典学术成果，即使学术界恐怕也不例外。这就意味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仍将长期依靠翻译这个媒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翻译显然在反映并影响着共同体的文化品质，这一点看来无庸置疑。有学者指出，中国学术界是在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背景下展开学术翻译工作的，而通过这样的努力去学习、了解西方的学术理论，自然凸显了学术翻译的重要地位。如果我们试图构建并发展中国自己的学术知识体系和学术传统，那就必须在认真译介、研读西学著作的基础上对它们的观点、方法等进行反思和学术批判。由此来看，学术著作的翻译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是否有可能读懂或是否有可能进行批判的问题，因为只有在译著具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学术水准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展开有效的阅读和批判。从根本上说，这也是构建我们文化共同体自身知识体系和学术传统、从而提升共同体文化品质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学术翻译事业及翻译界（如果说还有这么一“界”的话），就整体上的制度安排和环境培育两个方面而言，似乎远远不是在追求文化建设的品位和境界，而是越来越助长“劣币驱逐良币”的风潮和庸俗经济学的趋势，这将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对外部世界的误读、误会、误解，同时又将在多大程度上助长本土学术文化和价值取向的混乱与扭曲，也就根本无从估量了。更可怕的问题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共谋”还将持续多久？
有正式报道说，内地现有500多家出版社，其中上百家都在出版学术翻译书籍，每年引进1万多种著作，其中至少数千种需要翻译，涉及哲学、法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等诸多领域。又有非正式统计说，能够气定神凝拿出《第三帝国的兴亡》（董乐山等译，三联，1974）、《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三联，2001）、《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2000）、《封建社会》（张绪山译，商务，2004）、《驯化君主》（冯克利译，译林，2005）、《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2003）那样水平译著的内地译者，目前不超过2000人。倘若这个对比数据大体如实，那么背后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可以说，想象空间无比巨大。更有非正式的调侃估计说，如今“会”英语的内地同胞比各个英语民族的人口总和还多（经验上观察好像也不算虚言）。这样一看，问题就自动冒了出来：一个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英语教学国家，功夫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全国各地公共场合外文标示牌匾上数不胜数的错误也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如果说，越来越多的学术“译著”低劣得令人无法卒读同样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样的人文环境究竟会有何等前景，就实在难以想象了。
虽然中国知识阶层从事外来典籍翻译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严格地说，这种历史却没有产生出同样悠久的传统，无论在理念、规范还是技能方面，始终没有上升到成为一项体现共同体文化品质的志业这样的地位，时至今日，先不管滥俗的商业化环境因素是不是造就了有关当局和有关各方的浮躁心态及短浅目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这里仍然没有特定的机构、象样的资金、公认的规范和完善的制度，来共同打造一种协调、评价和奖优淘劣的良性（良心！）机制。使这种现状继续成为未来的先兆，无论如何都是没有道理的，往严重处说，也是对我们这个文化共同体不负责任。有谁能指望一条千疮百孔的小桥带来康庄大道的感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