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者按：爱德蒙伯克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举世闻名，他的《法国大革命沉思录》集中表明了这一点。伯克对这场革命怀有深刻的敌意，始终坚决反对承认法国的革命政权并要求英国政府对其发动战争。他在书中着重对大革命的人权思想进行了独特的批判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社会及其制度安排的论述。
不过，伯克的思想在时人和后人中都造成了一些理解上的障碍，于是便导致了某种缺乏事实依据的误读，有学者已经恰如其分地指出了这一点。牛津大学近代史研究员、辉格党史专家莱斯利米奇尔（Leslie Mitchell），1993年重新校注了《沉思录》，并写了一篇近万言的长序，对于该书的写作背景、伯克的基本思想以及不应被人轻率忽略的若干解读线索，作出了要言不烦的分析说明，这对《沉思录》（商务印书馆已于1998年以《法国革命论》书名出版中译本）的中文读者似有更进一步的帮助。
正文：
《法国大革命沉思录》出版于1790年11月1日，并且立即成为最畅销书，六个月之内便售出了1.9万册，到1791年9月已经印行了11版。它对一个特定历史背景的集中论述，使它成为政治学者必不可少的范本之一。伯克也许会因为这一成就而感到愉快，但他决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事实：他的著作给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人留下了同样多的教诲。事实上，本书是对一封信所作的答复。1789年11月4日，伯克家族一位年轻的法国朋友，天真地写信请教这位大人物对巴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看法。
这样的咨询极少能得到如此雷鸣般的回应。伯克立即严肃作答，因为在"革命协会"（Revolution Society）纪念1688年光荣革命的一次聚会上，某些与会者认为应当向巴黎的国民议会发出信息，祝贺他们发现了刚刚确立的那些自由。英法两国的政治会因此而搅和在一起。伯克的著作意在为海峡两岸的读者提出一番告诫。
伯克就法国的问题著书立说，这本来就不同寻常。和大多数辉格党人不同，伯克对法国及其政治生活几乎毫无兴趣。可能他在1757年曾渡过了海峡。1775年他肯定曾在法国度过了两个月的时光，但有关这方面的记录，与他的那些政治庇护人、即辉格党显贵相比却少得可怜。即使硬着头皮进入法国，伯克也不赶时髦，宁愿避开巴黎，在奥塞尔（Auxerre）的地方牧师和贵族中间消磨时间。这些人成了他在法国事务方面的主要消息来源。就在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罗金厄姆（Charles Rockingham）与格雷（Charles
Grey）向米拉波、塔列朗和拉斐特高谈阔论的时候，伯克却在倾听那些几乎名不见经传的男男女女的看法。因此，他的思想往往被认为怀有偏见、纰漏多多。汤姆。潘恩（Tom Paine）就认为伯克"对法国事务极为陌生"。有时，伯克宣称法国"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还算优美"。在他比较坦诚的时候，他又为"我所谈到的那个病入膏肓的法国"而深感窘迫。总的来说，他的看法是，"从马盖特桥墩上"望去，法国可能最为赏心悦目。
如果说本书的直接目的是给英国人发出一个警告，那也不尽然。法国大革命只是一个惊动了英国政治意识的稻草人。如果说这个稻草人的穿着被描绘得不大真切，那倒无关紧要。伯克试图在政见方面所表明的总体看法，或许不过是偶尔为之。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伯克对于1789-1790年法国发生的事情所作的描绘，与实际情况相去太远，这使他遭到了羞辱和反对。从来没有一本书会吸引如此广泛的读者并遭到如此广泛的轻蔑。本书就政治社会及其安排的综论被人们忽略不计，而许多针对《沉思录》做出反应的小册子，却大都在没完没了地絮叨它的细节失实和过分夸张的写作风格。
伯克立即遭到了来自不同政治立场的反对。像汤姆·潘恩和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那样的激进派，厌恶本书实属必然，而福克斯则认为它"极不得体"，皮特（William
Pitt）只是看到了"一些狂想，它们令人赞赏却又一无是处"。当时的人们都在竭力为两个问题寻找答案。首先，伯克究竟为什么反对那场革命？他毕竟支持过美国、爱尔兰、科西嘉和波兰的国民革命。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读了《沉思录》之后认为，"法国大革命并不像对伯克先生那样使我感到惊讶。"其次，为什么伯克执意不准确地描绘法国政治？
1789-1790年的事件广为人知，英国人的见证也并非少得可怜。到伯克动笔的时候，那场革命已经对旅游者产生了某种吸引力。各种消息和观点随处可得。因此，把税制和地方政府体制混为一谈，或者把1789年10月5-6日凡尔赛宫遭到攻击说成一场纯粹的传奇剧，这是不可原谅的。玛丽·安托瓦妮特卧室外面的那个值勤卫兵并没有被谋杀，而是在巴黎讲述自己的历险故事以取悦英国来访者。
严重的是许多人对这些问题仅仅是掉头不理。一位巴黎事件的目击者本杰明·沃恩（Benjamin Vaughan）断定，伯克根本就不值一驳，他这样做是"白白浪费了两周时光"。法国新闻界除了愤慨之外，更多的是傲慢。一两位编辑满足于说它是"无理的小册子"，大多数人则认定它是出于"作者的怪癖"。可以想象，英国人会更有兴趣追根究底：一个被公认为当代一流的有识之士，为什么会对他平生所看到的最为重大的政治事件进行如此严重的歪曲。
在有的人看来，原因不过是伯克为了从乔治三世那里得到一份养老金而改弦易辙，因为乔治三世是无保留地赞赏《沉思录》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其他人则认为，伯克是天主教的秘密支持者这一传闻肯定确凿无疑，因为他母亲是天主教徒。他始终不渝地赞同宗教宽容，而最意味深长的是，这种解释可以说明他在书中何以要对法国教会及其牧师进行那么非同寻常的辩护。在革命时期的漫画中，伯克经常被描绘成一个耶稣会士，身着黑长袍，头顶四角帽，对一个经久不衰的谰言顶礼膜拜：他在圣奥梅尔（Saint Omer）那个制度的温床上受过一定的培养。
然而，也有一批读者并非感情用事地断定，伯克终于发疯了。实实在在地说，伯克的头脑有时着实令人费思量，摸不准他是天才还是精神错乱。脾气暴躁，动辄指责人们对他视若无睹，总是超出合理的限度进行争论，这些早已成为伯克在公共生活中的明显特征。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伯克特色"一词，被人用来指称那些夸大其辞的主张。小册子批评家开始把他叫做"天才的疯子"。有些漫画则把他描绘成堂吉诃德，挺着长矛攻击想象中的风车，狂怒的脑袋上火花四溅。像福克斯那样的密友则开玩笑说，很高兴看到伯克反对革命，因为，假如他支持革命，他的苛求无度肯定会把他送上绞刑架。《沉思录》的某些内容措辞激烈，把国民议会的成员刻画成一群无能之辈，认为法国人食人成癖，这一切都表明了一种混乱的见解。
真知灼见掩藏在夸大其辞之中。书中的那些智慧有时也仅仅像是出自白痴之口。对伯克极为熟悉、也知道他的见解不近情理的人士有一个最终的解释：伯克写作《沉思录》抱有一个糟糕的意图，就是要把他的思想权威再次强加给辉格党。伯克的庇护人罗金厄姆侯爵1782年去世，此后伯克便日渐被人冷落。在七十年代，他已是公认的辉格党党义裁断人。到八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先是福克斯、接着是谢里丹（Richard Sheridan）向这一角色发出了挑战。伯克对此忧心忡忡，前者曾是他的门徒，勉强还能接受，而后者却是既无德又无才。因此，明显被视为一个政治影响不断衰落的人物，确实令人恼火。在对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进行弹劾的漫长岁月中，伯克辛酸地抱怨说，他是唯一尽心尽力定期出席审判并对此事给予应有关注的案件委员会成员。在1788-1789年的摄政危机期间，竟无一人征询过伯克的意见，即使他发表意见也无人倾听。对于受到这种"轻视"，他公开表示感到"厌恶"。有了这个背景，《沉思录》的写作原因这一问题也就不难解答了。本书不过是伯克用来重获他对辉格党党义的思想控制的个人宣言。它所做出的严肃评论，与其说是针对法国政治，不如说是针对英国政治。
说到《沉思录》的写作动机与英国政治而不是与法国政治有关，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却忽视了它。事实上，伯克是要教训一下英国人。说他主要想重建自己的事业，这并非实情。他有着远更重大的文章要做。从根本上说，伯克认为1789年法国所发生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在九十年代的英国。《沉思录》的目的就是动摇那些政治精英的自鸣得意。他要让他们相信，法国人决不是在重演有节制的1688年英国革命，而是为世人上演了全新的一幕。早在法国军队越过边界之前，伯克就已明白，革命的观念将会对外输出。革命表现出了以往在欧洲政治生活中从未见过的傲慢，使大陆文明的结构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威胁。英国人和其他人一样也处于危险之中。伯克对一位朋友坦言："我曾就这一想法说过，一种新型的、共和主义的法国式辉格党原则正在这个国家落地生根。"
伯克的命题依赖于这样一个假设：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因素，在1789年的英国也同样存在。《沉思录》用大量篇幅对此进行了证明。首先是那些宗教上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被拒绝给予公民权利，因而对整个政治制度心怀不满。法国的新教徒和犹太人满腔热情地支持革命，率先攻击天主教会，这并不值得奇怪。伯克在引用拉博·德·圣艾蒂安（Rabaut de St Etienne）语录时，很清楚自己是在使用一位新教牧师的语言。在英国也有类似的情形。持不同政见的牧师是八十年代改革运动的主要代言人。在"革命协会"--它的活动促使伯克采取行动--的聚会上，雷夫德·里查德·普赖斯（Revd Richard Price）在餐前布道中发出了挑衅。他和他的朋友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与拉博·德·圣艾蒂安和阿贝·西哀耶士（Abbe Sieyes）如出一辙。他们或者是作为不信国教的教士反对排斥异己，或者是作为国教内部的叛逆，打算从主教和寺院财富的重新分配中获益，他们全都处心积虑地传播有关人权的无稽之谈。在十八世纪末叶的英国，那些改革派社团--伯克称其为"公开的宪政之敌"--中的激进牧师，同二流的潜在革命派--"政治文人"--多有过从。伯克极为蔑视英国的业余哲学家和他们的楷模--更有名气的法国作家。在他看来，像卡佩尔·洛夫特（Capel Loftt ）、布鲁克·布思比（Brooke Boothby）爵士以及霍恩·图克（Horne Tooke）等等蹩脚文人，不过是在模仿更有名气但却同样误人视听的孔多塞和卢梭的思想。对于后者，伯克更是怀有特殊的敌意。这些人之所以气味相投，是因为他们全都决心推行"一种并不适用于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政治方案"。他们的思想有着根本性的缺陷。由于首先看重的是原则而不是经验研究，他们对于"人的权利学说如醉如痴，以至完全忘记了人的本性"。在这方面，英吉利海峡倒是没有什么屏障作用。这种哲学家既是一种法国现象，也是一种英国现象。革命前双方就有着不断的哲学交流，革命后那些激进社团则是弹冠相庆。伯克试图揭露一个使法英两国面临同样威胁的颠覆网。
除了激进的牧师和业余文人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阴险、更为凶暴的角色，用伯克的话说，可以称其为"投机商"或"经纪人"，整个这一阶层可以叫做该死的"资本家"。他们可能会支持一场革命，以便得到一份被重新分配的财富，而这样一场革命必定会导致财富的再分配。1789-1790年法国教会遭到的洗劫，就是他们所制造的恶例。他们把钱借给政府，就会在政治上无所不为以确保他们的投资安全。
公共利益会受制于私人目的。于是，国内民间社团--教会--的财产被掠夺去充当法国国债的备付资金，以保证向国家的债权人偿还债务。多少世纪以来证明弥足宝贵的各种制度，被那些投机商、食利者的急功近利毁于一旦，而这些人却毫无所失。由于英国国债的规模与偿付问题在九十年代成为令人深感忧虑的事情，英法两国的相似之处又有了一个确证。
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了伯克所说的"高贵而古老的地主阶层与新生的资本家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一种基于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制度。这是一种在英国运转良好的制度。拥有财产的权利会使一个人对于保护财产的社会的福祉怀有坚定不移的关切。它还保证他能得到必需的教养和闲暇去理性地从事政治活动，规范而明达地履行与财产状况相称的义务。另一方面，法国则任由提心吊胆的投资者与贪得无厌的投机商控制政治生活，他们大谈自然权利以掩盖其掠夺行为。
为了拿出足够的证据表明英国存在着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激进的持不同政见者、业余哲学家和投机商，伯克告诉读者，在威尔特郡的博伍德有一个得到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庇护的朋党。《沉思录》措辞最为严厉的内容就是讨论这些人的地方。兰斯多恩本人是在严重的财政危机中被革职的政客。因此，在伯克看来，他与多莱昂公爵（Duc d 'Orleans）或米拉波伯爵自然是同类。至于杰里米·边沁，则是一个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冥冥之想中摈弃了由来已久的习俗的反传统样版。而里查德·普赖斯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那样的宗教异端，已在法国表现出了颠覆性的作用。他们的相同之处就是代表了"一个反对财产的国家中那些野心勃勃的天才们的反叛"，这就是伯克对雅各宾主义的著名定义。J.G.A.波科克（Pocock）指出，伯克笔下的"恶棍并不是……一些本本分分的手艺人，而是一些文人墨客、公债投机商、官僚和技术专家"。他们在博伍德集团中恰好是应有尽有。这个集团的存在使这一说法很是令人信服：《沉思录》是一个既说给法国人、也说给英国人听的寓言。因此，从实际情况来看，本书的题目并不恰当，它把读者的注意力限制在一个国家的事件上，而伯克所关心的却是两种制度的问题。
然而，如果仅就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背景谈论《沉思录》，可能会给伯克大帮倒忙。引起争议的是法国的事件，为了对它们进行评说，伯克不得不触及政治的要害并提出这一核心问题：人们究竟为什么并根据什么条件生活在共同体之中？他的评说当然要涉及某些历史事件，但从中得出的论点却有可能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沉思录》的历史学内容使它的言说方式对于一个政治学文本来说有些不同寻常，但它无疑就是这样一个文本。在记录法国的罪行与错误时，伯克不得不反省一个政治社会如何保持稳定、如何达到公正、如何进行运转的问题。这反映了他注重实效的天性，他要从选择一个重大历史范例入手，进而得出总体性的主张，而不是相反。
伯克对革命行为所进行的批判，其关键在于他否认对政治的讨论应当从讨论人权开始。仿效与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作者的做法，法国人率先提出了像《人权宣言》那样的先入之见，然后便设法建设一个能够提供这些权利的国家。伯克认为这是南辕北辙。抽象权利不过是"一个将在一次大爆炸中毁掉所有古代先例的矿井"。即使人们能够在究竟什么是基本权利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而国民议会对此却没有共识，那么，它们如何在政治上得到尊崇和保护，就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比之下，伯克引以自豪的是"受到了与生俱来的自然情感的感召，而不是这种突如其来的一缕现代之光的照耀"。《沉思录》对卢梭的恶意攻击可以看作是伯克彻底摆脱启蒙运动思维方式的象征。热衷于这种思维方式的人们都是从理想出发，然后再去实践。
伯克坚信，思考政治的唯一可取的途径就是首先说明政治的原材料--人本身。这种复杂的生物被法国文人夸张地说成具有如此的哲学倾向--他知道应当从社会那里得到权利，但却避而不谈他对邻居负有义务。他有能力承当自由、平等、博爱的重担。在伯克看来，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甚至还不到一半。人当然能够是有理性的，但也能够有更多的其他什么东西。他可能性情激烈并且怀有偏见。他可能耽于迷信并且行为狂热。习俗和惯例对他的政治心理所产生的作用与广义的自由概念同样重要。因此，像法国人那样对人进行阐释，所展现的是一幅单向度的景象。可以预料，基于这种阐释的立法将会导致混乱和不稳定。伯克在1790年就预见到了1792-94年那样的恐怖，因为他确信，这场革命先天不足。
相比之下，伯克则认为，人们在政治特性方面的既定差异，任何现存制度都应给予尊重。凡是证明能够使人们在长期政治交流中结合起来的惯例，理所当然都应受到重视。正如他在《沉思录》中所说："任何人在冒险拆除眼前一座尚能长期符合社会共同意志的大厦或者不按具有公认效用的方法和样板进行重建时，都应万分谨慎"。如果政治制度和惯例由于相沿成习而得到确立，那就可以说，它们的效用已被证明历久而不衰。任何经历了这种考验的政治制度，都可以被认为概括了生活在其中的公民的政治特性。在政治学研究中，历史比哲学更重要。如果没有历史，制度就会任由每一种时髦的奇思怪想摆布，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安如磐石，"人们将会变得比夏天的苍蝇好不了多少"。
在这方面，差别之大莫过于英法两国对待政治问题的方法。英国人注重的是"实然"或"已然"，法国人注重的却是"应然"。伯克很清楚，他的国家在18世纪所获得的成功与稳定，部分原因就是它拥有一个已经延续了600年之久的议会制度。即使像霍恩·图克与卡佩尔·洛夫特那样的激进派，在力主扩大选举权的时候也并非以自然权利为根据，而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盎格鲁撒克逊祖先早就享有这种特权。换句话说，他们想要重申古老的自由，而不是发明新式的自由。当一批改革者采用"革命协会"的名称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强调历史的轮回，因为古老的价值将在一次循环运动中得到复苏。因此，不管是伯克那样生性保守的人士还是他的激进派批评家，都认为应当在历史而不是理论领域进行争论。
相比之下，法国人则对他们的政治历史所积累起来的全部智慧和证据表示了彻底的蔑视。伯克知道，旧制度下的法国有着种种弊端。他明确表示自己"对于被颠覆的法国政府的错误和缺陷并不陌生"。与《沉思录》截然不同，他在私人通信中曾对玛丽·安托瓦妮特和路易十四发出了强烈谴责。变革应当是对政治制度进行调适。修剪残枝必须是为了促生新芽。然而，法国人却走得更远。他们决意立刻进行全盘革新，对法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特性不屑一顾。君主政体甚至没有被改造成中立化的政体；最高法院遭到废除；教会被推翻。法国人不得不把十天当作一个工作周，不得不生活在统一的四方形省界里。对于孔多塞要把政治学变成数学分支的做法，伯克表示了极大的轻蔑。
不难预料，这场革命陷入了困境。法国人并没有那么哲学化，以至认为正方形和长方形要比不规则但却很熟悉的旧省界更优越。他们也没有那么理性化，以至乐于接受一批取代了旧神甫的新神甫，或者没有旧圣徒的保护也会泰然自得。他们抵制延长了的工作周概念，而且，得到选票后总是固执地拒绝使用。绝大多数法国人在历次革命选举中的反应就是弃权。按照伯克的说法，所有这一切使得像法国那样闻名于世的政治共同体的无论什么共识统统都会遭到破坏。革命党高谈阔论的是万象更新，是创造"一个新亚当"。然而他们却制造了使法国四分五裂的紧张与对抗。
伯克据此预言法国将出现内乱，而平息内乱的将是某种军事政变。伯克从经验角度出发，着重阐述了英国政治的稳定性和法国公共生活引人注目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比。英国人不仅生活在他们的历史中，而且还赞同这样的思想--一切政治都取决于财产所有权的原则。相反，法国人鄙视他们的过去，无情攻击对财产的占有。《沉思录》用了大段篇幅评论1789-90年时对待教会的做法，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教会财产一举被宣布"均由国家支配"。革命党否认以下主张有损于财产的神圣性：一个国家内部的法人社团--比如教会--所拥有的财产不同于个人所拥有的财产。伯克认为这完全是强词夺理。对任何财产的攻击都是对所有财产的攻击。英国人是值得赞扬的，因为他们"对教会财产和大量私人财产总是一视同仁，国家并不是私人财产的所有者，它既不能使用也不能支配它们，它不过是个保护者与调解人。"
在伯克看来，历史与传统已经消除了一切正当的疑惑，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正是财产使人们脱离了野蛮状态而步入政治国家并在其中安顿下来。财产可以说就是拥有某些物品、行使某些权利，或者说就是特定双手的劳动价值。所有这些财产都需要得到法律的界定和保障。没有这样的保障，人类就会重返野蛮。十八世纪末叶的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人类既可能进步也可能倒退。
从能够带来政治权利这一更为狭义的角度来说，财产意味着拥有私人财产，更具体地说就是拥有土地。与伯克深恶痛绝的有钱人不同，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乃是世代相传的社会生活单元，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繁荣与稳定有着最为深切的关心。在另一个场合，伯克曾把土地所有者称为政体的"崇高的橡树"，他们的杰出地位当之无愧，而且不应受到任何其他权利的挑战；只要不能集中体现一个国家的能力及其财产，任何事物都不能成为那个国家的恰当而适宜的代表。但是，由于能力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积极原则，并且由于财产是呆滞、迟钝和怯懦的，它就决不可能免遭能力的侵犯，除非它在这种代表中占据了超常的主导地位。
因此，看到法国人攻击教会的法人财产和逃亡贵族的个人财产，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有了法国人树立的这种榜样，还有什么样的财产能被认为安然无恙呢？
由于摆脱了历史传统的束缚并且绕开了矗立在财产原则周围的屏障，法国人变成了一些破坏分子。在巴士底狱陷落后的一年之内，法国以往的政治传统几乎被连根拔除。1789年的那一代人自称有权改造一切。伯克则认为哪一代人都没有这样的权利。他在《沉思录》中不惜笔墨抨击里查德·普赖斯的这一主张--1688年的英国人本应设法选择一位新国王。在伯克看来，任何一代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出这种选择。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代人只是从先辈那里把托管责任、观念和制度继承下来并传诸后代。伯克更喜欢把1688年的事件看作是一个必要的、但一度偏离了这一模式的现象，与其说它是一场革命，毋宁说是一次康复，它巩固了而不是损害了财产的历史法则。
伯克在1789年的法国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情。法国人无视历史与常识，从零开始着手建造一个社会。险恶的全国性破产和凡尔塞宫廷政治的混乱为这种尝试提供了机会。像罗伯斯庇尔那样的空想家和布里索（Jacques Pierre Brissot）那样拉拉遢遢的新闻记者，只有在这种环境里才能出人头地。令伯克揪心的是，他在英国也看到了类似的政治局面，而且类似的人物已在相机而动。严重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性质的深刻分歧。有人认为它是可以随意改造或捣毁的人造产物，有人则认为它是既比较神秘又比较依赖常识、既比较受历史限定也比较受经验限定，同时还与真实的人性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的事物。伯克在《沉思录》中的阐释则言简意赅：
国家不应当被认为只是就一些诸如胡椒和咖啡、布匹和烟草贸易或者某些其他浅陋的问题，为了无关紧要的暂时利益而缔结的、可以任由缔结者随意解除的合伙协定。我们应当怀着另外的敬意看待国家，因为它并不是在仅仅从属于低劣而短促的动物性生存那类事物上达成的合伙关系。它是一切科学领域中的合伙关系，是一切艺术领域中的合伙关系，是一切道德领域中的合伙关系，是一切完美事物的合伙关系。由于这种合伙关系是多少代人都难以达到的目标，因此国家就变成了不仅是活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和将生的人们之间的合伙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