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领域，他的论证没有真正的对手。这部极具感染力的作品就出自我们这个时代实力最为强大的理论头脑。”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人和他的一部著作得到的辉煌评议，发出这个评议的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利日法特（Arend Lijphart），评议对象是乔万尼·萨托利和他的《民主新论》（Giovanni Sartori，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这位当代民主理论大师度过了功德圆满的92年生命之旅，2017年4月4日仙逝。

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到今天，也许可以说，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团巨型乱麻，因为，要说“民主”已经缠住了当代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人，应该不算夸大其词，故可谓之巨，这是其一，其二，更突出的表现是，“民主”的字面意义不仅家喻户晓，而且超载到了几乎可以无所不指的程度，亦可谓之巨，虽然这让民主的实践意义变得似乎多姿多彩，但混乱与崩溃的可能性也总是挥之不去，不惟正在进行民主实验的地方，即便是高度成熟的民主实体，看上去也并不像是一劳永逸铁打的江山。

有个老话说，快刀斩乱麻，主要是指迅速果断地解决问题，尤其是用简单办法一揽子解决复杂问题。但是显然，在处理民主这个巨型乱麻的问题上，情况却始终没这么乐观，虽然曾有无数人使用无数大小不等、快慢不一的刀进行过这种尝试。

终于，我们等来了一把卓然不群的刀，从它的功能和效力来说，大体上也许可以称之为超级奥卡姆剃刀，这就是萨托利的《民主新论》。

以往，只要一提起“民主”（democracy）这个说辞，好像人人都会本能地认为，它当然意味着“人民”（demo）亲自进行的统治（cracy），或者换个文学化的说法，“人民当家做主”。这种情形大概至今也还没有根本变化，按照过去和现在的无数经验，似乎预示着未来并不一定就是美好的。正是出于这样的深刻忧虑，关键是，由于“人民”是这里的天然逻辑起点，因此，这把超级剃刀就直接冲着“人民”这位主人公下手了，意图当然非常明确——看看“人民”到底是谁，它的统治对象又是谁，重要的是，它曾经如何、它应该如何、它可能还会如何，实施统治。

不言而喻，这个论证路径，立即、直接，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仿佛是永恒的背景问题，一个折磨了全人类数十个世纪的核心问题，就是统治与被统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就此而言，民主也不例外，如果读懂了《民主新论》，恐怕就会真切意识到，时至今日，这个问题反而变得愈加复杂了，不过，把它复杂化了的力量，决不是萨托利和《民主新论》，而是民主本身。所幸，这本书并不难懂，甚至可以说，异乎寻常地平易近人。

萨托利差不多一开始就明言，“我所关心的是应用理论，是理论怎样同实践发生关系以及怎样变成实践。”这实际上也是他毕生的工作写照，意味着他从这个领域排除了形而上学的观念游戏，也没有兴致追求纯哲学的思辨乐趣，而是专注于经验世界的观察、解释和推论，尽管他对这个领域的规范性理论和理论的历史烂熟于心。

正因为如此，他在概念梳理上的完备与精确程度，在整个概念系统中建立起来的严谨的内在关联性，那种近乎冷酷无情的理性化论证过程，以及环环相扣、堪称无懈可击的逻辑说服力量，尤其是不论与宏观还是微观历史-现实的契合程度，大概足可以断言，如今要是撇开这部著作谈论民主，恐怕连资格都极为可疑，无论那是什么名义下的民主。当然，萨托利还有一个突出优势，或许并非无关紧要：他的文字风格之生动机敏、妙趣横生，即便在同类经典著作中也并不多见。

总起来说，萨托利是根据三条并行的理论线索进行交叉论证的，现代民主和古代民主，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自由主义民主和其他各种主义的民主。他深得马克斯·韦伯开创的规模宏大又细致入微的比较研究真髓，尽管他毫不懈怠地恪守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理想，但他的研究和叙事方法却始终遵循着工具理性的原则，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他根本不屑于卖弄秉性专横的意识形态说教，而是用坚不可摧的事实和找不到漏洞的逻辑，强有力地推动读者进入价值领域，在随处可见的理论与实践迷局中由读者自己做出判断与选择，无论你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也无论你喜不喜欢他和他的这部著作，其推动力似乎都是不可抗拒的。

在现当代政治学说史上，有三个非常醒目的比较研究成果，无疑都具有纲领性意义。首先是贡斯当对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区别论述。他最早明确认识到，现代的个体自由决不可与古代的共同体自由混为一谈，否则，由此产生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可能会使任何在地上建造天堂的努力，把人间变成地狱。这既是他亲历了法国大革命的直接经验，也是后来五花八门的革命一再重蹈的覆辙，导致现代性进程的成本极为高昂，殊可谓有目共睹。其次是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为古代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划出的清晰界限。他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的资本主义活动，几乎和人类一样古老，但作为一种文明现象的资本主义机制，却是毫无疑问的现代性产物，而新教伦理作为一个观念系统，则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众所周知，这个论断的震撼性影响已经持续至今。但更重要的是，由此，他为现代人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关切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推进路径——多元因果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路径。而一旦进入这个场域，就不难看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实际上已非新教伦理，而是以支配类型为核心的政治权力和权力政治，按照韦伯的论述，在庞大复杂的现代性系统中，这个子系统的杠杆作用比以往更为巨大，这是现代国家的性质所致，现代民主因此而根本有别于古代民主，当然，他说的仅仅是政治民主，或者，民主政治，而归根结底，所面临的还是那个一切政治都不得不正视的古老问题，即如何处理统治与被统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无可挽回的是，韦伯并未来得及对现代民主进行系统论述。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萨托利和他的《民主新论》对这个问题的全力思考。一定程度、甚至很大程度上说，萨托利的主要精力是用于驱散大体上由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左派、当然还有以往所谓庸俗马克思主义制造的种种话语迷雾，所以不足为奇，本书的大量篇幅都是在抽丝剥茧一般地仔细梳理那些已经变得高度模糊的核心概念，其精致、规范和无隙可乘的境界，要说足以令人惊心动魄，恐怕也不算溢美之词。由此，他第一次使政治自由主义同经济放任（自由）主义划清了界限，他的目的显而易见，就是从功能主义分析入手，无可争议地把政治民主与其他民主剥离开来，将其置于提纲挈领的主导地位，反映了他对表面上变化迅速的经验世界的深度洞察力。之后，他又是第一次，顺势提出了一对比较研究概念，统治的民主与被统治的民主，从而直抵民主政治的中枢地带——权力的性质、权力的游戏规则，特别是，权力在民主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因果趋势，因为，王权是权力，民权同样也是权力，除非你坚信与权力无关的民主也能存在。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说，人民已不再可能亲自决策并执行决策以直接进行统治，民主政治又是怎么实现的呢？这个问题真的已经不言自明了么？虽然，在这个特殊领域，萨托利与韦伯及熊彼得的渊源关系清晰可见，但他的专门论述却远更丰满和完备，以致这个书名都显得过度低调和谦逊了。

与贡斯当和韦伯不同，萨托利并没有他们那种高强度参与实际政治的个人经历，基本上是个纯学者。不过毋庸置疑，他的政治头脑在回应时代关切时的理论敏感和现实主义功力，却远非寻常意义上的学者所能企及，尽管这并不妨碍寻常票友式的浅薄、虚荣和自大随时成为时髦。

萨托利对民主政治的思考，想必还会继续影响世界各地广大不确定的读者群。韦伯曾经断定，由于现代社会的变化速度越来越快，即便最杰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恐怕最多五十年也就不得不宣告过时。韦伯的预言极少有失准的时候，但这一次确实出了大错，他本人的遗产历久常新即可作证。萨托利的《民主新论》，若是从初版算起，马上就到五十年了，现在看来，仍然毫无过时的迹象，因为本文开头的那个直接引语仍然无可辩驳。这样说起来，也许就有理由感慨一下，一是，尽管前路未卜，吉凶难料，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还远没有终结，当是确凿无疑；二是，如果连现代问题还没扯明白，就云里雾里侈谈后现代之类的话题，是高瞻远瞩呢还是有病呻吟？

之所以有这感慨，和一个往事也不无关系。1992年初，人民出版社陆世澄先生收到《民主新论》译稿后，很快便决定列入出版计划。但在那个余悸未消的时节，选题一报审就被主管部门否决了。陆先生做了一番有力说明，最终达成了一个妥协，略去了第十五章，以东方出版社名义于次年出版，“内部发行”，而且基本谈不上有封面设计。即便如此，在短短四年间也两次再版、多次重印。直到1998年，才终于补上这一章并删去“内部发行”字样，出了全本新版。记得这一版印出没几天，陆先生来电话告知，江办调去了二十本样书。与人民社的合同到期后，上海人民·世纪文景又签约继续出版，迄今也已两次再版、多次重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庶几，当是不负这位经典作家了。

曾发表于《凤凰周刊》总第613期,《凤凰周刊》作了删改，本文为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