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戏剧学院将在今年七月主办第20届“人类表演学国际大会”，去年我们一行七人去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参加第19届大会。除了在会上宣读论文、介绍下一届的上海大会，我们还特别关注他们是怎么组织会议的，想取点经回来。这个一年一度的研讨会不同于一般的学术会议，因为研究对象是表演，所以在常规的论文宣读之外，还有不少表演的项目。但五天看下来，我们的结论却有点始料未及：在表演节目方面我们基本上不必学他们。为什么呢？虽说都是人类表演学者，都在探索如何打通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可是他们做的主要是把艺术生活化，而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把生活艺术化。

具体地说，西方人可以给生活中无需技巧的普普通通的东西装个“框”，就称之为艺术。例如拿一块白布装上镜框，就变成抽象艺术了；走上台去在钢琴前静坐几分钟，美其名曰无声的音乐。这两个例子不但大获成功，还早就成了现代艺术的经典。那么，现在还能这么做吗？要是有人用镜框蒙起一块黑布，或者在一架竖琴前坐几分钟一动不动，还会有人来赞赏吗？估计是不会了，因为不够“原创”。但我们还真在斯坦福看到了一些大同小异的生活行为，也就是稍微更多地变了点形式：好几个大牌教授坐在地上给各自的宠物狗读小说，让“观众”来“欣赏”。我看到有几个读书人身旁并没有宠物，还以为是狗狗不爱听溜达去了；到了第二天才知道，原来那几位是在“给花读书”。这样的“艺术”会有人愿意买票来看？所以放在高档的大学里，由有钱有闲的志愿者来“表演”，不管有没有人看，不管有多少人看，也算丰富了学术会议的节目。这种“节目”到上海来肯定会让人笑话。在我们这里哪怕是最最草根的当众活动——公园或小区里的晨练——也多是认真学过的标准动作，如太极拳、木兰拳、秧歌腰鼓等等，都是在日常动作的基础上经过美化提高的动作。在斯坦福看到的美国人只要生活的常态，而我们这儿更喜欢艺术的美化。

为什么他们的趣味和我们会如此恰恰相反？这是横向的文化习俗的差异，还是纵向的发展阶段的区别？我想了好一阵，一直回答不好这个问题，后来去厦门参加“海峡两岸民间艺术节”，突然悟出了一点道理。把台湾的戏剧和大陆的一比，又发现一个类似的对照：他们也十分生活化——往往是讲创作者自己的真实故事，无需悬念，也不人为地强化冲突；而我们极其戏剧化——用乔装打扮、听壁脚等种种传统舞台手段来激化矛盾、加强悬念。在艺术节的研讨会上，多数专家发言谈作品的优劣和改进意见；我的主要兴趣不在褒贬具体作品，而是探究为什么两岸的戏剧风格会有那么明显的不同。两岸的文化基因应该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难道台湾的社会发展阶段比这边高了那么多吗？如果是的话，这难道意味着，艺术将会变得越来越像日常生活？

乍一听这两个问题似乎很不容易回答，后来却发现答案其实并不太复杂，关键在于，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量”的概念——人均戏剧/艺术量。这和人均GDP有关——台湾和整个大陆相较是高出很多，但和上海相比高得并不算太多，所以这也和文化习俗与导向有关。台湾的人口与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上海相当相近，但全台湾的戏剧活动要比上海多很多倍，如果和整个大陆相比，那人均戏剧量的倍数简直难以数计。台湾的中小学有“教育法”规定要开的表演艺术课，各类民营剧团不计其数，很多得到政府的补贴。演出类别也多，从最高票价的国际团队到免费的社区舞台，上座率大多很高——我在台北一个免费的庙会舞台前连着几天看到一两千观众领取塑料凳子看歌仔戏，有一天还看到了吴奇隆在台上演济公。戏剧在那里是一种大众文化产品，而在大陆的多数地方，还是一种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北京、上海以外，大多数城市都没有日常开放的票房，有不少演出只给领导和专家看，和老百姓完全无缘；有水准的社区免费演出很少，或者观看条件太差；普通学校里又完全没有普及的表演艺术课。久而久之，多数人几乎忘了还有戏剧这样一种本应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大众艺术样式。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戏剧显然要和生活很不一样。大多数观众难得看一次戏，所以不喜欢看平淡的日常生活的拷贝，而要看高度浓缩过的紧张激烈的“戏”。在这一点上台湾的戏曲观众还是很像我们的多数观众，歌仔戏里就充满了传奇式的奇妙剧情，和那里生活化的话剧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相比喜欢西式戏剧的大学生观众，歌仔戏观众一般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要低些，其传统是把看戏当成节令性的享受，这个观众群的人均戏剧量低于都市里的话剧观众群。受过西式大学教育的艺术爱好者不但戏看得多，自己还常常是参与者，甚至是创作者，所以他们的戏里出现自己的生活故事就很自然了。“自娱自乐”在大陆多半是贬义词，批评那些不考虑观众的艺术人，因为我们老百姓的艺术生活还很贫乏，艺术人还太少，不应过于自恋。但是，等到我们的人均戏剧量大大提高，搞艺术的多了很多以后，每个作品的观众自然会相对减少，那时候就必然会出现大量自娱自乐的作品，其中有很多将会是创作者自己的十分生活化的故事。

所以，在今年上戏的人类表演学国际大会上，我们推出的表演节目肯定还是要突出戏剧性艺术性；但是，如果若干年后我们再一次办这样的会，就可能会有较多生活化的艺术作品出现——那将意味着我们的人均戏剧量提高了很多。希望那时候多数中国老百姓也都能享受到戏剧的乐趣，不仅作为观众，还可以是参与者、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