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理论上有许多创新，政策上有许多突破，理论的创新为政策突破提供理论依据，政策突破是理论创新的体现，二者密切联系，相辅相成。这个《决定》还蕴含了一些理论问题，如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蕴含了丰富国家学说的要求，也引申出了一些理论问题，理论性很强，需要我们从基本理论的高度深入解读。本文仅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改革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讲一点认识。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引申出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决定》第三条说：“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此前的一些文件中，有时也提到一般规律，但改革开放以来，这样明确地讲“一般规律”，强调“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在我们党的文献中还是第一次。
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个重大的理论观点，也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决定》还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这同样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过去，针对“姓资姓社”的诘难，我们说，为什么社会主义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市场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计划与市场都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因素，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现在，《决定》明确讲，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从手段提升到“一般规律”，强调必须遵循。这一理论创新同样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引申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不仅是改革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里讲的一般规律，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包括规律性、国际惯例、文明国家通行的一些做法，等等。在这个《决定》中，涉及很多这样的问题。比如，产权保护制度、混合所有制、自由贸易区、宪法具有最高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顾问制度、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官员财产申报制、官邸制、建设法治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客观规律性，都有一个如何对待的问题。
从强调中国实际到既强调中国实际又强调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36年以来，在改革和建设实践中，我们经历了从强调中国实际，到既强调中国实际又强调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
邓小平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这一著名论断大家都很熟悉，但仍需我们作深入的理解。这里，邓小平强调的是：照搬外国模式（即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成功；中国应当抛弃苏联模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叫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照搬外国模式？邓小平的回答是：因为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所以，他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作了概括。他说：“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中国实际”与“中国特色”几乎是同义。
中国的实际是怎样的？党的十三大作出了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认定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最大的实际。
十三大对我们党制定的一系列重要方针，都是以初级阶段作依据加以论证和解释。为什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为什么要发展商品经济？这些，“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都是以中国实际，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解释的。
苏联模式当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但是，照搬苏联模式的那一套所以不成功，仅仅是因为不适合中国实际吗？计划经济模式、纯而纯的所有制，不仅在我国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它的母国苏联，在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行，都不能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不是单纯的适合不适合国情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一套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邓小平在1992年年初的南方谈话中说：“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在这里已经明确提到规律（“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的规律”），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突进（从强调中国实际到提出规律）。这一段话具有标志性意义，极为重要。
认识这个问题的方法论
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呢？从根本上说，就是这些文明成果具有共通的东西，也就是某种普遍性，即规律性。认识这个问题，有一个方法论问题。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名著作中，讲到研究战争的方法问题，对探讨这个问题很有启发意义。毛泽东说，研究战争，就是要掌握战争的规律。毛泽东认为，战争的规律是分层次的：“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将战争分为战争、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三个层次来研究。这三个层次的战争，各不相同，甚至是很不相同，但其中却有共通的东西。各个层次的战争都有自己的客观规律，指导战争的人都要了解和掌握。只有了解和掌握了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才能很好地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现在，我们是在建设一个新社会。但社会也有不同层次，各个层次都有自己的客观规律。我们可以将社会分为三个层次：社会，现代化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现代化社会）。
社会，包括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人类社会，就有共通的东西，都有某种普遍性。比如，以上这些社会形态都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都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
现代化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社会和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都是现代化社会，就必然有共通的东西，有某种普遍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中国这个独特的地域建设的现代化社会，当然有许多自己的特色。
既然现代化社会有许多共通的东西，我们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就应当吸取人家的成功经验和办法，即吸取他们的文明成果（实际是遵循一般规律），来加快我们自己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胆吸收借鉴了这个文明成果，在我们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有许多类似的例子。
经济领域有一般规律，政治、文化、军事等其他领域，当然也有一般规律。比如：在政治领域，权力不能过分集中、必须适当分解，权力必须受相应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等；在文化领域，文化多元发展、保护知识产权等。这些，都是客观规律性。我们都要遵循。
两重意义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这里，就有一个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重意义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第一重意义，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特殊性的统一；第二重意义，人类社会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统一。
从哲学原理上说，个别中包含着一般。不能离开普遍性讲特殊性，不能以狭隘的眼光理解“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中确有中国独有的东西。邓小平说，“一国两制”是重要的中国特色。但大量“中国特色”的东西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既是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特殊性的统一，又是人类社会普遍性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统一。把“中国特色”理解为“中国独有”“中国特殊”，是很片面的，会限制我们的眼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认识逐渐推进，但由于我们长期生活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对现代文明缺乏了解，又多年受“左”的影响，这种对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认识是相当艰难的，是在实践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中，思想不断解放的结果。比如，对于市场经济体制，过去长期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社会主义决不能采用，经过了市场与计划关系的曲折认识过程，才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搞了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认识，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又经历了很长时期（从1992年到2013年，整整20年），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失业现象。后来，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明显的失业现象，但我们称之为“待业”，以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现在，人们认识到，一定比例的失业者是市场经济下的必然现象，失业现象本身并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性质之分。现在，官方、媒体和学者，都以平常心看待和论述失业现象了。又如，过去长时期中，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竞赛，没有竞争（斯大林在他的著作中有论述）。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现在，我们已很自然地讲竞争了。《现代汉语词典》对“竞争”的解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别人争胜。”这是中性的解释，已不与社会性质挂钩了。又如，过去长时期中，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社会主义不能用，现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一轮又一轮的“姓资姓社”争论，是那么认真和尖锐。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当年的那些争论，显得那么可笑！当前围绕一些问题的“姓资姓社”激烈争论，过一些年后，人们也会觉得可笑。
解放思想无止境。在这样一些问题上，破解“姓资姓社”的责难和困惑，推进思想解放，任务还很重。
两个结合
前面讲到两重意义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相应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就要实行两个结合。一个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另一个是，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就是第一重意义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是基本的。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就是第二重意义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是新的历史特点，是适应全球化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是走人类文明大道的需要（社会主义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大道，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
进入历史新时期以来，我们党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坚持第一个结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我们依据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原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我们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原理，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理论；我们依据马克思关于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的分配原理，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的分配理论和制度，等等。总之，我们创立了一整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并形成了体系。
在第二个结合方面，我们也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最主要的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市场经济以及价值规律，在老祖宗那里，是被排斥的，更不是基本原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也不能说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要求和决定的。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来说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很牵强；如果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我国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来说明，就顺理成章。
邓小平正是在讲了市场和计划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之后说，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而且用了“总之”这个词，就是要求人们从个别到一般地思考问题，不要局限于停留于市场经济这一个问题，而是要举一反三。这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就蕴含在邓小平的著作之中。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显地体现了这个思想。明确这个思想，更自觉地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我国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将极大地推进思想解放，有力地推动全面改革的深化。
两个结合，是密切联系的。前面说了，第一个结合是基本的，掌控我们改革和建设的发展方向，第二个结合可以说是必要和重要的补充。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们将进一步融入世界，同国际社会的联系将会越来越多，第二个结合会越来越凸显。第二个结合取得的实践和理论的成果，自然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坚持把经济社会的一般规律同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将会进一步打开我们的眼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大道上更好地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