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8日的《人民日报》说，胡福明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的主要起草人”。（第10版）
2018年12月19日的《新京报》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代表人物”成为胡福明的官方标签。（A09版）
“官方标签”，四个字，很扎眼。
原来，提出的问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撰写者是谁。
现在，提出的问题已经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代表人物是谁。
这是一个关系如何准确记述重要历史事件的问题。对于这样重要而严肃的学术判断，有必要加以辨析。
一
首先要说一下的是：“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是不规范的名称。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提法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历史问题决议》的提法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成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规范提法。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都是用这个提法。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是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提法。
这样，在同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对同一历史事件就有两种提法。
二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代表人物”，这是一个新的提法，也是一个很严肃的学术判断。
周扬同志认为，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运动，第三次就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见1979年5月7日《人民日报》）周扬同志这个论断成为学术理论界的广泛共识。
要说代表人物，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陈独秀。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竟然是一位年轻的大学教师！这符合历史实际吗？
问题出在哪里呢？
一些具体办事人，把引发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撰写（仅仅是撰写），等同于历时三年半，普及全党全国的整个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等同于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他们把树木当成了森林。
1998年5月，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十周年。我在天安门宾馆的研讨会发言说，纵观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胡耀邦是发动者和推进者；
邓小平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正确引导者；
叶剑英、李先念、罗瑞卿、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关键时刻给以坚决有效的支持；
各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各大军区、各大单位主要领导人的支持和参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展为大讨论，取得完全的成功，是以上几个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
如果要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代表人物，应当是胡耀邦。
把一个仅仅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写作的人，作为整个大讨论的代表人物，离这一历史事实真是太远了。
三
胡耀邦作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即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当之无愧。
胡耀邦早在1977年5月7日，就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提出，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这是最早的拨乱反正口号。
胡耀邦1977年12月2日就在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明确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看实践。他排他性地提出了实践标准。吴江依据耀邦同志的思想，提出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撰写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本语言。现在，这句话已经被历史留下，成为流行语。
胡耀邦指导中央党校同志撰写学习文件，提出“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并组织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讨论，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奏和序曲。
胡耀邦两次审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拍板定稿。
胡耀邦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在《理论动态》刊登后，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并同意用“特约评论员”署名，这意味着由他承担此文的政治责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公开发表后，即遭到指责打压，有关负责人在会议上责问，“特约评论员”代表哪个中央，并点胡耀邦的名。胡耀邦独自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展后，胡耀邦分析形势，有针对性地指导理论动态组和有关人员撰写多篇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推进讨论的发展。
胡耀邦主持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深入揭露和剖析了“两个凡是”。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肯定：胡耀邦“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代表人物，非胡耀邦莫属。
四
最后还想说一下，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撰写的，不是一个人。在论功行赏时，也应当对各人所起的作用，作些具体分析，起码要把主要的情况搞清楚。
比如，南京大学胡福明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这个文稿究竟写了哪些内话？到现在为止，人们仅据撰写者和编者讲，并没有看到这个文稿。而撰写者自己讲的情况又前后不一。
作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说：“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产生的。”作者很具体地讲了自己揭批“四人帮”的发言，如何一再遭到指责，因而想到，“难道这就没有是非标准了吗？”作者从现实生活的激烈斗争中，从同事们的发人深思的议论中，越来越感觉到，林彪、“四人帮”在理论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使各条战线的许多问题不能分清是非，拨乱反正的任务十分艰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使他的思想开始升华，问题的关键终于明确了：鉴别任何思想、理论、法令的标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实践。于是就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稿。（见新华社记者采访胡福明的报道《实践之树常青》，《光明日报》1979年3月21日）这篇报道讲得很清楚，作者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悟出了实践标准，写这篇文稿是为了更好地揭批“四人帮”（他没有提到“两个凡是”。这时，讲“两个凡是”，已经没有任何风险）。应当说，作者当时就有这样的认识和自觉，是很可贵的。
但是，到了1996年，特别是2008年，作者对这篇文稿的撰写，讲法就同以前讲的很不一样了。他强调，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两个凡是”。
作者说：我当时看了（“两报一刊”的社论）很奇怪，很不理解。我觉得“两个凡是”的实质说到底就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不准平反冤假错案，不准拨乱反正（引者按：事实上，当时还没有“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的用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我没有发现“两个凡是”的错误，那不怪我，可我已经发现其错，不做斗争，不批判，就是失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理论工作者，我有义务去批判“两个凡是”。（《北京青年报》2008年4月24日C2版）
我当时这样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解放日报》2008年5月11日专1版）
经过反复考虑，即使有风险，也要批判“两个凡是”，扫除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共产党员，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于是我决心批判“两个凡是”。
（《广州日报》2008年5月12日第12版）
直到最近，他还是说：我发现“两个凡是”的错误了，如果再不去批判，我觉得我对不起党。（《新京报》2018年12月19日A09版）
作者拿不出这篇文稿的实物，自己的说法又前后不一。关于这篇文稿的撰写，我们究竟该信作者1979年讲的情况呢，还是该信作者1996年以后讲情况呢？这是论功行赏前该弄清楚的基本情况吧。
胡福明讲，他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而撰写这篇文稿。对此，《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就不认同。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一本《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的书，书中有王强华撰写的一篇文章。王强华在这篇文章中有如下一大段：
关于“两个凡是”问题
胡的原稿和历次改稿中没有出现批判“两个凡是”的字样，不仅没有两个“凡是”，连一个“凡是”也找不到。在我向他约稿时，在以后很长时间内多次当面交谈和信函往来中，我没有向他提出过此文的重点要放在批判“两个凡是”上，他也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现在有不少论著，介绍他写作此文时的思想和内心活动，说他如何如何酝酿批判“两个凡是”，如何如何力求文章中选择什么角度体现批判“两个凡是”，等等，对此我不好妄加评论，也许它们是真的；但我作为此文的约稿者、发排者和责任编辑，我得坦言，当时我感觉不出来，我不知道也从未与他说过。我当了40多年编辑、记者，现在仍在做编辑工作，我知道，当年约稿或最初修改稿件时，如果我能认识到批判“两个凡是”的极端重要性，我会把它列为文章写作的重点，明确告诉作者，否则就是失职了。同样，我也认为，如果当年作者能认识到批判“两个凡是”的极端重要性，一般情况下他也会把它列为文章的重点，并明确告诉我，以引起我和报社对它的重视。可是上述这两个情况都没有发生，这只能说明，当时我们并没有这种意识、这个观念。这一点从上引的我当年给他的两封信中，我当年写的那条新闻（这些都是历史记载），以及以后本文还要介绍的情况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王强华说：我们必须从当年的实际出发来认识和剖析这种现象。（该书第100—102页）
王强华在《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一文中说，他是在1978年4月13日晚，杨西光召集他们开会时（参加者有孙长江、胡福明、马沛文等），才第一次听到杨说“两个凡是”，感到很新鲜，于是随手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四个字。
王强华讲的情况与胡福明自己讲的情况，完全不同，究竟谁讲的合乎实际，在论功行赏前也是该弄清楚的吧。
人们迄今没有看到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稿。但《光明日报》编者对这个文稿作过介绍。
王强华说：1977年9月，胡福明给哲学专刊同时投寄两篇文稿，一篇题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另一篇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时王强华出差在外地。哲学组人员认为，第一篇没什么理论可言，决定不用，第二篇是“纯理论”文章，也决定弃置不用，但等组长回来最终决定。
1977年12月，王强华回京后，同意不用《女人也是生产力吗？》一篇。他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尽管理论色彩浓厚，引证马列原话及阐释较多，但毕竟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比较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和真理标准的问题，批判了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符合报社理论部和《哲学》专刊组稿的基本要求，只要把那些冗长枯燥的大段引证删去，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于是我自己动手删去了一些我认为重复的文字”。把它发排了。（见上第90、92、93-94页）
王强华还公布了在编稿过程中给胡福明的信（见第95页）。
从上述材料，可以略知胡福明文稿概貌。有几点是明显的：一是此文“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比较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和真理标准的问题”；二是此文稿是批判“四人帮”，没有涉及“两个凡是”；三是文稿“引证马列原话及阐释较多”，“冗长枯燥的大段引证”，需要加工补充联系实际的内容，才能达到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要求。
本人阅看了《光明日报》编者1978年1月14日的第一次修改稿（见沈宝祥编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第一分册第362-367页），这是人们能看到的最接近作者原稿原貌的文稿（删去了那些冗长枯燥的大段引证，增加了联系实际的内容）。
通读此稿（5100字），以很多篇幅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即于光远所说的“老生常谈”，只是在第三部分批判王明、林彪、“四人帮”，重点是批判“四人帮”，看不出有批判“两个凡是”的内容。
这样的文稿公开发表后，能成为一声“春雷”吗？人家会对这样的文章扣“砍旗”的帽子吗？
1978年4月，胡福明曾到光明日报社对文稿进行修改，但没有“把讨论的观点全部反映出来”，杨西光等人进行了两次较大的修改。（见沈宝祥编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第三分册第441、448页）
我将上述第一次修改稿同孙长江改写完成的稿对照，孙长江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富有新意的标题，文稿只用一小段简要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紧接着就讲，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接着又讲，实践也是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直指“两个凡是”。文稿最后说：“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正是这些尖锐的文句，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刺痛了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很明显，孙长江将文稿升华了，使文稿有了明确的针对性，上了一个层次。
五
综上所述，对于同一件事，有了三个判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胡福明”。（《光明日报》2013年11月26日第5版）
胡福明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主要起草人”。（201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第10版）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代表人物”成为胡福明的官方标签。（2018年12月19日《新京报》A09版）
三个判断，显然是不一样的，那么，究竟哪一个判断符合实际呢？
依据以上所述，我认为，光明日报社认定，胡福明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较为恰当，也足够了。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次作用巨大、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都是需要记载的。我相信，今后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对这一历史事件加以研究。他们会认真查考有关史实，依据经过审查的史实，作出客观的评价。当年的有关当事人，将成为被检验者。
（2019年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