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年，整整四十年了。当年，本人46岁，现在已是86岁高龄。像本人这样年龄的人，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立到现在的全过程，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文革”，更是四十年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对以上所述不平凡的历史，有着切身的感受。
对比四十年前后的中国，真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肯定“文革”到彻底否定“文革”，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到开放，可以列举很多变化，概括地说，就是从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四十年前，中国的历史车轮是怎样改变轨道的，中国的乾坤是怎样扭转的？
一场历时三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人有幸见证并参加了这一历史事件，在这个历史关节点，对此作一些回忆，与读者共享。
拨乱反正呼唤真理标准
“真理标准”，这本来是一个哲学范畴的概念，怎么会成为全党全民讨论的议题呢。不联系历史实际，是很难理解的。
在当时，实现历史转折并非易事，有两大障碍，一是政治障碍，二是思想观念障碍。特别是，又出来了“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名义（时称“两报一刊”），发表一篇社论。这篇社论的标题是《学好文件抓住纲》。在这篇社论的结尾处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句话中用了两个“凡是”，以后人们就称之为“两个凡是”。“两报一刊”，来头是很大的，人们视“两报一刊”文章为最高权威，几乎等同于党中央。
“两个凡是”有什么严重的意义呢？
胡耀邦说，“两个凡是”就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两个凡是”不仅是政治总方针，也是党内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在当时，又是影响很大的一种思潮。
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如何分辨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分清真理与谬误，就日益凸显出来。多年来，天天喊“句句是真理”，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人们终于意识到，需要认真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标准的问题。
提出真理标准问题，是推倒“两个凡是”，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迫切需要，从更深层次看，也是实现历史转折，开辟中国发展新路的要求。
在当时那样的形势下，议论真理问题、提出实践标准的文章便应运而生。
实践标准的提出
人们认识历史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一眼就能洞察历史的天才人物，即使有，也是极少的。提出实践标准，就是一些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在揭批“文革”的错误理论中逐步认识的结果。下面略加记述。
1977年8月25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第9期刊登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指出：他们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据这篇文章的撰写者王聚武讲，这是胡耀邦同志的话。
1977年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这是叶剑英的观点，也是胡耀邦的观点，因为这个讲话稿就是胡耀邦起草的。
1977年12月15日，《理论动态》第31期邵华泽《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明确地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978年1月9日，此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成《标准只有一个》一文，文章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真理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把理论也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1978年4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江《林彪、“四人帮”实用主义哲学批判》一文指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能在理论范围解决，而要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提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谁在台上，谁有权，谁就是正确路线，谁就有马克思主义。有多少权，就有多少真理，就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官越大，权力越大，路线的正确性就越大，马克思主义也越多，这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拜物教”。
从以上这些文章和讲话中提出实践标准，到撰写以实践标准为主题的文章，是认识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
由否定“两个凡是”到公开提出清理“左”的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这是胡耀邦指导撰写的《人民日报》清“左”社论。
据我了解，当时，有三个地方在撰写以真理标准为主题的文章。
先讲《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理论部，处在思想理论拨乱反正的前沿。他们发表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不断有人指责他们的文章批判了毛主席。这样的问题经常碰到。他们经过研究，写了一篇一千来字的小文章，题目叫《标准只有一个》。这篇文章发表后，又有人来信反对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部发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写小文章不行，应该写一篇大文章。他们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请他写一篇有份量的文章。邢贲思写了《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一文。
再说南京大学。该校哲学系有一位教师叫胡福明，当时40来岁，思想比较活跃。他独自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他是怎样撰写这篇文稿的呢？1979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张行端采访胡福明的长篇报道。这篇报道说，胡福明在南京的一些会上批判“四人帮”的谬论，却不断遭到指责，有人说他的发言违背过去上级指示的精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面对这种情况，胡福明想，“难道就没有是非标准了吗？”
胡福明和他的同事们联系这些现象，展开了讨论。大家摆出了许多问题，认为如果不从真理的标准问题上，把思想解放出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就寸步难行，拨乱反正就将是一句空话！胡福明决定立即动手写一篇文章，宣传这个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胡福明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大约于1977年9月，投寄给了《光明日报》。胡福明说，文章的主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产生的。这篇专访稿离胡福明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的时间较近，所讲情况，应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的。
下面讲中央党校的情况。
中央党校是党中央的思想理论阵地，处在拨乱反正的最前沿，也是制高点。
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以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叶剑英副主席在讲话中提出：“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开学典礼讲话中提出这个任务，意味着这是党中央交给中央党校的一项很重要的教学任务。
这个任务非常紧迫，也很复杂、敏感。怎么办？胡耀邦让党史党建教研室先拟一个教学方案。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党史党建教研室写了一个稿子，12月2日，胡耀邦召开中央党校党委会审议这个教学方案。这个教学方案的基本思路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揭露林彪、“四人帮”如何破坏“文革”。胡耀邦听完之后说，你们这个方案不行，要全部收回，立即销毁。
胡耀邦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的讲话，要看实践；一定要以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实践检验分析；如果按照哪个文件、哪个领导的讲话，那就不是科学研究。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问题。胡耀邦的话不多，但观点非常明确，就是要看实践，用实践标准来检验、总结“三次路线斗争”。胡耀邦提出由校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牵头，组建一个班子重新起草文件。
南京、北京三个地方，不约而同地提出实践标准，撰写以实践标准为主题的文章，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英雄所见略同，反映了事物的普遍性。
在胡耀邦的具体指导下，吴江主持，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征求意见稿）。这个文稿提出了进行研究的原则，一是要用完整准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二是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文件起草完之后，中央党校作为“征求意见稿”发给八百学员讨论，然后把学员的意见与“征求意见稿”一起上报中央。
吴江是哲学家，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发现，学员们的认识很模糊，比如有人说，你也在实践、我也在实践，那该根据谁的实践呢？这就需要进一步搞清楚。吴江（这时他又是理论研究室主任）找到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谈这个问题，他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让孙长江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唯一标准”这个提法，既符合认识论原理，也体现了胡耀邦的思想。吴江画龙点睛地用了“唯一”两个字，既有针对性地排除了别的什么标准，但又比较含蓄，显示出了一个哲学家的水平。
孙长江写出了一个初稿。我没看到过这一稿，据当时两位领导跟我说，他们看了这个初稿，觉得还不行，要再加工。
正在此时，《光明日报》送来《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要求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帮助修改。
《光明日报》于1978年5月11日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
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
原来，《光明日报》收到胡福明的文稿后，进行了多次修改，将文章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决定在“哲学”专刊发表。这已是1978年4月上旬了。这时，刚从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干部读书班结业的杨西光派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参加了关于“三次路线斗争”的学习讨论，他在审阅《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当即决定，这篇文稿要作为重点文章在第一版发表，文稿联系实际不够，要再加工提高。杨西光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联系，请帮助修改，并希望先在《理论动态》刊登，然后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理论研究室请示胡耀邦，他同意这样办。
吴江嘱孙长江，将他自己撰写的文稿与《光明日报》送来的文稿“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孙长江很快就在两篇文稿的基础上，写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
孙长江于4月27日完稿，吴江阅改后即送印厂排出清样，送耀邦同志审阅（约在4月29日或30日）。耀邦同志审阅后约在5月2日退回。
胡耀邦两次审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这是第一次审阅稿。
吴江又让孙长江征求校内外一些人的意见，再作修改。
5月6日（星期六）下午，耀邦同志在富强胡同6号家中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孙长江将再次修改后的文稿交我，让我给耀邦同志审阅。到耀邦同志家落座后，我即将文稿递给耀邦同志，他很快看完后说，我看可以了，有两个地方是否改一下，我迅速记下耀邦同志的修改意见。回校以后，将耀邦同志的修改意见整理抄写清楚，星期一上班后交给了孙长江。孙长江在这个文稿上写了“按此稿付印”五个字后，即送中央党校印厂。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最后定稿情况。
北京东城富强胡同6号，是胡耀邦的住宅。1978年5月6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此最后定稿。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这也是《光明日报》的第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
胡耀邦创办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1978年5月10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光明日报》于5月11日公开发表此文，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
大讨论局面的形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主题鲜明突出，题目就精确地概括了全文的基本观点。文章开门见山地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一下就扣住了读者的心弦，让人们思考。文章从理论上全面而透彻地阐明，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能是真理本身，而只能是实践，而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没有停留在理论问题的分析上，进而指出，检验路线的正确与否，标准也只有一个，就是实践。
“唯一标准”四个字，点准了当时人们思想症结所在，引人注目。知名学者于光远说：“我特别看重‘唯一’这两个字。我知道马克思讲‘实践标准’时，实际上就含有唯一的意思，但没有使用‘唯一’这两个字。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是这么写的：‘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这段表述真理标准的语句中也没有‘唯一’两字。”于光远认为，在1978年那场讨论中有针对性地排他地提出实践是“唯一”标准，有很强的现实性，有明确的对立面，问题提得突出、尖锐与彻底。于光远讲的“排他”是指，一些人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唯一”标准，就排除了其他标准。
正如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所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击中了那个思想体系的要害，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因而立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人民日报》于1978年5月12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当天晚上，就有权威人士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严厉指责这篇文章。《人民日报》负责人将这个电话的内容通报了胡耀邦。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人，通过批评指责，扣帽子，告黑状，下禁令等各种方式，反对和阻止这场讨论的展开，当时，阻力和压力都很大。正如胡耀邦所说，“那个时候的局面也确实不太明朗”。
但是，推倒“两个凡是”，这是历史的要求，是人民群众的愿望，实践标准得到广泛的支持，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谁也阻挡不了。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发表讲话，他着重讲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哲学原理，尖锐批评“照抄照转照搬”的态度，实际是批评“两个凡是”，鲜明地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有力地支持了刚刚兴起的这场讨论。对此，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却并不退让。
6月15日，有人召开会议，批评特约评论员，指名批评胡耀邦，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出“下不为例”的禁令，气势不小。
6月16日，《人民日报》就发表邢贲思撰写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
6月24日，在罗瑞卿的坚决支持和精心指导下，《解放军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长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日报》同时转载。由哲学家吴江撰写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有理有据地批驳了“凡是论”的错误观点，正如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所说，这篇文章“令‘凡是’论者不敢应战”（李庄著《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5页）。
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于1978年7月22日刊登了黑龙江省委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报道。《人民日报》于8月4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一个省委公开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是这场讨论的重要突破。
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新华社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电讯。这标志一个省委公开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具有突破性意义。
1978年8月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新华社电讯：黑龙江省委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这是这场讨论的重要突破。
此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连续报道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和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大单位负责人关于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新闻，“两个凡是”越来越陷入孤立的境地。
另一方面，各地的讨论蓬勃展开，报刊发表阐释实践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大量文章。各地纷纷召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研讨会。据统计，1978年，报纸报道各地举行的座谈会、研讨会有68次，报刊发表的文章有650多篇。
到1978年八九月间，就真正形成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局面。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场鏖战
1978年11月10日，党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12人，都是中央和及军队的主要负责人，他们中不少人结业于中央党校（在此之前，中央党校已培训高级干部1851人，其中中央委员19人，候补中央委员36人）。这时，正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局面，多数省、市、自治区以及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大单位主要负责人，都已表态支持实践标准，参与了大讨论。
1978年11月至12月，党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进行了一场鏖战，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定的议题，是研究经济工作问题。但会议刚开始，与会者就依据实践标准，提出了不少重大案件问题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实际上就是推倒“两个凡是”，进行拨乱反正。
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了各组同志提出的意见，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中央工作会议的许多与会者，都讲了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批评“两个凡是”，进一步阐述这一争论的实质和重大意义。
11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始讨论经济问题。就在这一天，一位坚持“两个凡是”的与会者却发言指责提出实践标准的人，说他们讲真理标准问题的重要意义，不过是“八股老调”，是搞“非毛化”，是“过于轻率”，影响不好。他们的表现引起与会者的愤怒。
通过与会者的揭露，通过争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也了解了“两个凡是”提出的经过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由来。大家对主张“两个凡是”、阻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同志，提出尖锐的批评。有关的几位同志，有关的中央领导人，作了自我批评。正如一位与会者所说，由于坚持“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几个同志在会上挑起了争论，大家认为收获很大。
会议最后，邓小平同志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并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这是对历时半年多(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在内)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作的最好的总结。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明确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性质，是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这绝不是“过于轻率”的话，也不是“八股老调”，而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很郑重的论断。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进行了一场鏖战，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随后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写了如下一段话：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公报的这一段话有力地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充分肯定了实践标准，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党中央接受叶剑英同志的提议，决定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进一步分清是非。
1979年1月，新任中宣部长胡耀邦主持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参加会议的有160多人，包括了中央理论宣传单位的负责人和首都理论宣传方面的有关人士。多年从事理论宣传领导工作和关心理论宣传工作的20位老同志，被特邀参加，各省、市、自治区也都有一人参加(多数是省、市、区委宣传部的)。
几位同志首先联合发言，深入揭露“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真相，揭露了“两个凡是”的政治涵义，大大提高了与会者对这场讨论的重要性的认识。几位坚持同志“两个凡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发言，达到了进一步分清是非的目的。
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就持反对态度，奉行所谓“不卷入”方针，引起国内国外的关注和议论。1978年8月，他们请老革命家谭震林撰写回忆井冈山斗争的文章，以纪念毛泽东逝世两周年。谭震林在文稿中写了实践标准，《红旗》负责人要求删去这些内容。谭在修改时反而增加了实践标准的份量。《红旗》负责人将谭文报送党中央。邓小平阅看谭文后写了如下批语：“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其他中央领导人也作了《红旗》应该刊登此文的批示。《红旗》在这年12月，作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刊登了谭震林的文章，从此终止了所谓“不卷入”的方针，“两个凡是”失去了最后一块阵地。
从1979年年中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真理标准问题党讨论补课。到1981年年中，大体完成。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进行得普遍，深入，成效很大。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广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
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哲学家吴江提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撰写文章，吴江也是这篇文章的主要修改者。这是吴江的题字。
思想解放的春天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次普遍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人说，实践标准“就像一把金钥匙，打开了人们思想解放的大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激活了人们的思想，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人们懂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论原理，掌握了实践标准，摈弃了多年束缚禁锢自己思想的权力标准、语录标准、最高指示标准，等等。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破除了多年禁锢人们头脑的个人迷信，打碎了精神枷锁。
人们不是泛泛地讨论实践标准，而是紧密结合实际，对“两个凡是”在各个领域的具体表现作具体的剖析，改变了曾经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物。
在山西省，把农业学大寨政治化，把大寨、昔阳的经验神圣化、绝对化，提出学习大寨不走样，要求各地一律照搬他们那一套。凡是按大寨、昔阳那一套办的，就认为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凡是没有照搬大寨、昔阳经验的，就认为是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寨、昔阳的经验当成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山西日报》发表了《大寨、昔阳的经验不是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的文章。文章阐明，大寨、昔阳经验是他们实践活动的总结，是属于主观的认识。而路线正确与否，不是凭主观认识如何判定的，辨别路线是非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山西日报》1979年10月19日）这篇文章以实践标准否定了那个土“凡是”。
在湖南，在韶山，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干部和群众澄清了把理论与实践颠倒，把理论当僵死的教条等糊涂观念，认识到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要热爱和尊重领袖，但决不能造神，不能把领袖神化。干部和群众弄清楚了坚持实践标准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关系。（见《湖南日报》1979年7月23日）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人们首先用实践标准检验“文革”。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断提出质疑，进而从质疑到否定。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历史问题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革命，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十一届六中全会这个的《决议》，用实践标准彻底否定了《文革》，取得最广泛的共识。
农民深感人民公社体制的先天弊端，他们自发地搞起了承包制。人们依据实践标准，理直气壮地给予支持。一些领导干部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政策、办法，就是正确的，就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村出现生机勃发的生动景象。
真是春风直度“玉门关”！
人们用实践标准推倒了“两个凡是”，彻底否定了“文革”，必然进一步用实践标准检验过去搞的社会主义，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解放思想。
1982年党召开十二大，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进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辉煌历史进程。
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实践标准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先后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1992年初，邓小平提出，判断改革开放，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很好地破解了姓“资”姓“社”的争论，有力地回击了“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对改革开放的责难。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历史的伟大转折作了思想准备，也为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准备。四十年来，每一项重大改革，都以思想解放为前导，都是思想解放的硕果。今天，全面深化改革，仍然要以思想解放为前导。
沈宝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本文节选自《一个人的四十年——共和国学人回忆录》，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