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亲历拨乱反正》一书。这是一本记述粉碎“四人帮”以后，推进拨乱反正史事的专著。全书收进了我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回忆文章37篇，加上一些历史资料，共40万字。本书原拟书名是《胡耀邦与拨乱反正――我的回忆》。因为全书都是记述胡耀邦推进拨乱反正的史事。最后用了现在这个书名。
这本书稿经送审批准后出版。审读者对本书的评语是：“几乎全部出自于作者本人的亲历与日记，可以算作第一手资料。”“对研究‘文化大革命’后党和国家进行拨乱反正这段历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本书政治导向正确。”这样的评价符合这本书的实际。
下面对这本书的有关情况作点介绍。
一
1987年，经过反复思考，我自己作了一个决定，要拿出一定时间和精力研究胡耀邦。
研究胡耀邦，我首先研究胡耀邦发动和具体领导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经过一再努力，在1991年，终于立了一个科研项目，“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回顾和总结”，作为中央党校校委托项目。到1997年初，完成了将近四十万字的书稿，于当年12月出版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以后，又回忆撰写有关拨乱反正其他史实的文章，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和其他刊物上连续发表，有几十篇，涉及胡耀邦推进拨乱反正的各个方面，以及改革开放初始的情况。这－些文章受到读者的欢迎。2008年，我决定将这些文章汇编成册出版。到2014年初，经过六七年时间，终于出版了现在这样一本书。
二
《亲历拨乱反正》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记录拨乱反正的历史。
现在，人们常常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如何如何。其实，历史新时期应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起点。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二年多时间，虽然短暂，却很重要。这一段历史的主要内容，就是揭批林彪、“四人帮”，推进拨乱反正。
什么叫拨乱反正？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第二卷第300页）胡耀邦的语言是“拨乱反正，扭转乾坤”。他强调，拨乱反正就是“扭转乾坤。”这个话的份量很重，却符合实际。
从1957年中期开始，中国的航船就逐渐向“左”偏离，越来越“左”，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极左。在中国，“左”的影响极深，危害极大，而且根深蒂固。要使整个国家的发展从“左”的轨道转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确是扭转乾坤，这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也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实现中国历史的转折，必然要经过一个艰难的过程。
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二年多时间中，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举措。主要有：揭批“四人帮”，摧垮“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工农业生产，调整或组建各级领导班子，外交的调整，等等。
胡耀邦是拨乱反正的先行者，也是战斗在拨乱反正前线的主将，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本书中的多篇文章，对此有具体的叙述。
（一）在粉碎“四人帮”几天后，胡耀邦就向党中央提出了三条治国建议。这三条治国建议是：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冤狱一理，人心大喜；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他强调，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三条，抓准了当时治国的关键问题，反映了民心和党心，被人们称之为新“隆中三策”，实际上这就是拨乱反正的纲领。以后的拨乱反正，基本上就是实践这三条，或者说是这三条的展开。胡耀邦提出的这三条，其基本精神，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阶级斗争为纲，集中力量抓发展生产力（见本书第28篇）。
（二）胡耀邦提出了全面拨乱反正的要求。1977年5月，胡耀邦就在中央党校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上提出，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从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上把被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这就是全面拨乱反正，以后才有“拨乱反正”这个用语。为了推进拨乱反正，1977年7月15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创办了一个小刊物，刊名叫《理论动态》，为便于领导干部阅看，每期只刊登一篇文章。胡耀邦办的这个小刊物，发表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头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就是胡耀邦起的），在拨乱反正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第9、7、18篇）。
（三）胡耀邦提出对“继续革命理论”的质疑。在《理论动态》创刊的第1期，就发表了《“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这篇文章对当时还奉为指导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提出了两点质疑，认为继续革命首先要抓好科学技术的革命；说继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实际情况是有 “左”也有右，应当是有什么反什么。胡耀邦说，发表这篇文章，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他将这篇文章送邓小平，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他强调，这是他和小平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第3篇）
（四）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有关政策。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对立，在平反冤假错案上反映特别尖锐。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不管”。他说：“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两个不管”的提出，推倒了在平反冤假错案上的“两个凡是”。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胡耀邦的胆和识都超人。（见第17篇）
（五）胡耀邦提出，要用实践标准检验总结十年“文化大革命”。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个最重大课题。胡耀邦首先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看实践。他指导中央党校的同志撰写供学员讨论的文件，明确提出，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并组织八百学员讨论。据笔者多年的考证和研究，作出一个判断：胡耀邦是我们党内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人。（第4、5篇）。
（六）胡耀邦发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审阅拍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批准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从而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个大讨论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准备。本书有多篇文章讲述这方面的内容（见第4、5、6、8、22、23等篇）。
（七）胡耀邦支持中央党校的同志揭露了康生的问题。康生是有名的“迫害狂”，从延安的“抢救运动”，到十年“文革”，他不择手段，捏造罪名，迫害好人，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大恶棍。但他善于投机钻营，摆出老革命和理论家的架势，骗取了某些人的信任，爬上了高位，直至党中央副主席。拨乱反正，如果不揭露康生，许多重大冤案就不能平反。康生长期主管中央高级党校。“文革”开始，康生就诬称中央高级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中央高级党校成为重灾区，康生是罪魁。康生虽于1975年去世，但悼词对他的评价很高，因此，在拨乱反正中，中央党校和全国的许多问题都难以解决。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后，通过整风会议，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党校的同志揭露了康生的问题，不但打开了中央党校揭批“四人帮”的局面，也有力地推进了全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见第1篇）。
（八）胡耀邦鲜明提出清理“左”的思想。对长期的“左”，领导者缺乏自觉，反而提出反极右，粉碎“四人帮”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然强调批极右。直到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才明确提出，建国以来的主体错误是“左”。胡耀邦抓住这个契机，让理论动态组撰写清“左”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大声疾呼反“左”，使拨乱反正有了一个突进（见第9、10篇）。
（九）胡耀邦发动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搞经济建设，关键是要端正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针对长期存在的为生产而生产，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和农业的问题。1979年月，胡耀邦发动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这个讨论持续了一年半之久，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经济调整，也是适应了历史转折的需要（见第11篇）。
（十）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的工作，轮训和培训了大批领导干部，成为拨乱反正的骨干力量。十年“文革”后，中央党校满目疮痍，已是一个烂摊子。从1977年3月起，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的工作，仅仅经过半年的时间，中央党校就成功地复校开学。9月25日开学上课，10月9日隆重举行开学典礼。复校后的中央党校，成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模范。在中央党校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国省级和各级党校陆续复校。大批干部进入党校学习，提高了思想和理论政策水平，为推进拨乱反正，实现历史伟大转折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党校办了高中级干部轮训班二期，共1851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5人。这些经过中央党校培训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其他一些领导干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毫无疑问，他们对这两个实现历史伟大转折的会议起了重要作用（见第1、5、19等篇）。
以上列举的十条，都是本书的主要内容。这些，既说明拨乱反正的丰富内容，也说明历史转折是一个艰苦斗争的渐进过程。在拨乱反正中，胡耀邦是主将，是领军人物，作出了重大的突出的贡献。
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二年多的时间里，矛盾错综复杂，斗争激烈尖锐。胡耀邦对拨乱反正有自己切身的感受。他用“惊心动魄的拨乱反正”，“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他对拨乱反正的感受。
在这二年中，有“两个凡是”的干扰，但“两个凡是”没有能够阻止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这二年。确是扭转乾坤的二年。
拨乱反正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本人所参与和见证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但收入本书的文章，也为这一段历史留下了有一定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三
《亲历拨乱反正》有些文章的记述表明，胡耀邦是我国改革大业的最早开拓者。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胡耀邦很早就抓农村和农业的拨乱反正，而且破中有立，农村和农业的拨乱反正与改革密切联系。
《理论动态》创办以后，胡耀邦就多次讲到中国农业和农村的问题。他指出：
我们现在的反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概念还是前几年的。什么堵资本主义的路，资本主义的路当然要堵，但你堵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二十几年来，基层干部，县委干部，怕得要死，不怕穷，就怕资本主义尾巴。经济问题很多，如农业，理论上没有搞清楚，把个体农民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是个很大的错误。
农村改革的关键是要废除人民公社。胡耀邦的这些话，针对人民公社的弊端，精辟尖锐，击中了农业和农村问题的要害。
在胡耀邦指导下，理论动态组撰写了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系列文章，如《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绝不能剥夺农民》、《正确认识和对待城镇集体所有制》、《谈谈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中的几个认识问题》，等等。这些文章公开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这些文章针对多年来农村和农业存在的问题，批判“左”的思想和政策，是农村和农业改革的重要舆论准备，也是我国农村和农业改革的起始（第10篇）。
1983年1月20日，“十二大”刚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就在全国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讲话。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都到会听讲，这实际上是一个全面改革的动员讲话。对于这次讲话，胡耀邦作了认真准备，写了一个9000多字的提纲，给中央书记处同志看过。
胡耀邦的这个讲话，以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思想为指导，站在全局的高度，结合当时的实际，第一次全面阐明了改革问题。他在讲话中阐明，搞四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改革要贯穿四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他提出，改革的总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全面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他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具有勇于改革的思想。
这个报告共八个问题、28节，全面地提出和阐明了改革问题。
邓小平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出，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实行改革，是十二大的重要精神。胡耀邦在十二大以后，适时作这样一个讲话，正是贯彻十二大精神。这也体现了他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总揽全局的工作思路和魄力。
胡耀邦的这个讲话，是历史新时期最早的改革宣言书，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也引起首都新闻界的重视。《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连续报道，并写社论和评论，势头很好。
但是，却有人认为，胡耀邦的这个讲话全文与十二大没有联系，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他们说，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贯串实践共产主义这条红线，学习宣传十二大文件，一定要突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贯彻十二大精神，不抓改革，而大讲共产主义思想，这是典型的左倾空谈）。这样，报纸对于胡耀邦这个改革讲话的报道和宣传，就嘎然而止（胡耀邦的这个讲话竟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本书第34篇，记述了这件事，但具体情节删掉了。中国的改革是在充满矛盾中进行和展开的，有曲折，有徘徊。改革的初始更是艰难。胡耀邦作为总书记作的这个改革讲话遭到的挫折，是发人深思的。胡耀邦的这个改革讲话，是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四
从一定意义上说，《亲历拨乱反正》这本书，也是胡耀邦作为历史人物的传记材料。这同样是有必要和有意义的。
已故的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的龚育之，就如何看待胡耀邦的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说：胡耀邦“从一九八〇年二月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有党的主席和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到一九八一年六月被选为党的主席，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在十二大上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没有党的主席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即党的最高领导人），到一九八七年一月辞去总书记，前后长达七年之久。辞去总书记后，仍任政治局常委。逝世时，仍任政治局委员。中央悼词对他在党的历史上的贡献，特别是在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中的重大贡献，作了充分的估计。这样一位党史人物，在党史研究中是不是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呢？是不是也应该像别的许多重要领导人那样，由正式的机构组织力量，为他编选集、写传记呢？”（引自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第340页）这位中共党史专家的意见很在理，也很中肯。
胡耀邦由于他在党内的崇高地位和巨大作用，他的活动成为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很精彩的一部分。那一段党史如果避开胡耀邦，就显得苍白，有些重要的事情就说不清楚，不可理解。本书所涉及的一些事情，就是这样。
一位哲学家给我的信讲到胡耀邦。他说：“胡耀邦是我们党的总书记中最得人心者之一。他不仅是我们党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而且是一大笔政治资产，公正地对待他，充分地肯定他的历史性功绩，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可以大大地增强和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的大事，是我们党的一种巨大的正能量。”我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一位在高层与胡耀邦共事的同志一再对我说，就胡耀邦的经历、能力、人品来说，他以后还没有第二人。这是他同胡耀邦合作共事、近距离接触多年得到的感受和认知。
仅从本书文章中所涉及的事，如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向党中央提出的三条治国建议，提出把被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揭露康生，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提出清理“左”的思想，发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作全面改革的讲话，等等，就足以说明胡耀邦总揽全局的能力和勇气、魄力。
收进本书的文章，不但反映了胡耀邦在这一重要历史段的功绩，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胡耀邦的思想、人品、情操、风格。
五
《亲历拨乱反正》是一本历史著作，在这里谈一下本人的治史态度和方法。
本人读过司马迁的《史记》，对司马迁的史德，对他严谨的治史态度和方法，十分赞赏和钦佩，并奉为圭臬。我在研究和撰写有关拨乱反正的回忆文章时，确定的方针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
我遵循的态度和方法，一是叙事准确。所记述的史事，一定查对原始资料，力求准确无误，并放在当时历史环境和语境下来叙述；二是秉笔直书。既不讳，也不无原则地颂，努力将理智与感情统一起来。
《亲历拨乱反正》这本书，不是从总体上研究拨乱反正史，而是记述本人亲历和见证的史事。
研究历史，要从真实的史事出发。真实的史事，除了历史文献资料，历史参与者、见证者，即参与历史进程的人所写的故事，人们称之为原生态的历史，具有独特的价值。可喜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克服种种困难，不受什么框框的限制，记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
秉笔直书写信史。这是本人努力的目标。应当坦率地承认，本书离这个目标还是有差距，这既有本人主观的原因，更有客观的原因。
